“我的方便和这件事无关。明儿早晨我就要长期离开这里；今天晚上我可以结清你的工钱。假如要顾到别人的方便，那么你还是考虑一下哈尔科姆小姐吧。吕贝尔夫人今天的护理工作期满，晚上她有事要去伦敦。如果你现在就走，这里就没一个人照护哈尔科姆小姐了。”
我想这情况不需要我多加解释：哈尔科姆小姐，像格莱德夫人一样，正处于危难之中，我不能把她一个人扔下了不管。我首先问清楚了珀西瓦尔爵士，知道我一接下吕贝尔夫人的工作，她肯定要立即离开这里；此外，我获得了他的同意，可以请道森先生前来继续调护他的病人。这样，我就同意留在黑水园府邸，一直等到哈尔科姆小姐不再需要我服侍时再走。我们最后谈妥：我应当在临走前一个星期里先通知珀西瓦尔爵士的律师，由他做出必要的安排，雇用接替我的人。这件事只用了简短几句话就商量定了。谈话刚结束，珀西瓦尔爵士突然转身就走，让我自己去找吕贝尔夫人。这个古怪的外国人一直心安理得地坐在门口台阶上，等着我跟她一起到哈尔科姆小姐的屋子里去。
我还没向边房走过去一半路，这时已经朝另一方向走开了的珀西瓦尔爵士突然止步，唤我回去。
“为什么你要辞去工作？”他问。
刚才我们谈了那样一席话，这会儿他又提出这样一个不寻常的问题，我一时简直不知道如何回答是好。
“你听着！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走，我想，等再找到一户人家的时候，你总需要说明因为什么离开我这儿。”他接着说，“那么，因为什么呢？因为主人家都走了，对吗？是这个原因吗？”
“对这样的解释，珀西瓦尔爵士，我不可能有其他不同的意见——”
“很好！我就是要知道这个。如果将来有人来向我了解你，这就是你亲口所说的原因。你是因为主人家走了，所以离开了这里。”
我还没来得及再说什么，他又转过身子，赶快走到外面去了。他的举动和言词同样奇怪。说真的，他使我感到惊讶。
我走到门口吕贝尔夫人跟前，这时连她都等候得不耐烦了。
“总算谈完啦！”她说话时耸了耸她那外国人瘦削的肩膀。然后，她引着路走进屋子里住人的一边，登上楼梯，在过道尽头用她的钥匙开了通向那些伊丽莎白时代的古老房间的一扇门。我在黑水园府邸里时，那扇门是从来不开的，但由于曾经多次从屋子的另一面进去，我对那些房间倒很熟悉。吕贝尔夫人在古老的回廊上第三个门前停下，把房门钥匙以及通过道门的钥匙，一起交给了我，说我进了那间屋子就可以看到哈尔科姆小姐了。走进去之前，我想到应当通知她，她的护理工作已经结束。于是我向她说明，此后将由我完全来接替她服侍这位生病的小姐。“这可好，大娘，我正急着要走。”吕贝尔夫人说。
“今儿就走吗？”我要问个明白。
“现在既然有你来接替我，大娘，那我半小时后就离开这儿。多蒙珀西瓦尔爵士照顾，我随时可以差遣花匠，还可以使用那辆马车。我再过半小时就叫他送我去火车站，我的行李事先早已打点好了，再见啦，大娘。”
她很灵活地行了个屈膝礼，然后沿着回廊走过去，一路上高兴地挥动手里的那束花，合着拍子哼一支小曲儿。谢天谢地，此后我总算再没见到吕贝尔夫人。
我走进屋子时，哈尔科姆小姐正在酣睡。我很焦虑地看了看她，只见她躺在一张阴惨惨的老式高床上。从各方面观察，她的情况的确不比我上次所见到的更糟。应当承认，我看不出有什么对她护理不周到的迹象。屋子里阴暗、凄凉、满是灰尘，但是窗子敞开着（它下面是那冷冷清清的后院），让新鲜空气流通，凡是可以把那地方收拾得更为舒适的办法都采用了。可怜的格莱德夫人被珀西瓦尔爵士的欺骗行为害苦了。至于他对不起哈尔科姆小姐的地方，按照我的看法，就是他或者吕贝尔夫人不应该把她隐藏起来。
我仍让病着的小姐沉沉酣睡，自己悄悄地退出来，吩咐花匠去请医生。我叫他把吕贝尔夫人送到火车站后，顺便到道森先生那里去一趟，替我捎个口信，请他来找我。我相信，他听到了我的邀请会来的；而且相信，只要知道福斯科伯爵已经离开，他就会留在这儿的。
过了一会儿，花匠回来，说他把吕贝尔夫人送到车站后，就顺路到道森先生家去了。医生传话给我，说他身体不爽，但是第二天早晨尽可能来。
花匠捎来口信后就打算走，但是我拦住了他，要他天黑之前再来，晚上在一间空卧室里守夜，万一我需要，可以听到我的呼唤。他立刻明白了我的意思，知道我不愿独个儿通宵待在荒凉的府邸里最冷落的地方，于是我们约好，他八九点钟来。
他准时来到，应当说幸亏我采取了这一预防措施。午夜前，珀西瓦尔爵士奇怪的火性子突然爆发，真把人给吓坏了，要不是花匠立刻在那里应他，我真不敢想象会有什么事故发生。
整个下午和傍晚，他几乎一直心神不定、神情紧张地在室内和户外走来走去，我猜想他很可能是午餐时独自喝了过量的酒吧。不管那是出于什么原因，反正那天晚上我临睡前沿着回廊来回走的时候，只听见他在新边房内愤怒地吆喝。花匠赶到他那里去，我关上了通过道的门，尽可能不让闹声惊动了哈尔科姆小姐。花匠整整过了半个小时才回来，他说主人已经完全神志不清——并不像我所猜想的是因为酒性发作，而是由于被一种无法理解的惊慌和狂怒控制住。花匠看见他一个人在门厅里一面来回地走，一面暴跳如雷地咒骂，说他不要独自在这囚牢似的家里再多待一分钟，说他半夜里要立刻起程。花匠刚要走近他身边，就被他咒骂和恫吓着撵出来，只好赶紧备好马车。过了一刻，珀西瓦尔爵士已经到了院子里，他跳上马车，用鞭子抽得那匹马飞奔了出去，就那样自己赶着车走了，只见他在月光下面如死灰。花匠听见他唤看门人起来开门，又是吆喝又是咒骂——大门开了，听见车轮又在寂静的黑夜里一路剧烈地震响着——此后的事就不知道了。
也许是第二天，也许是又过了一两天，我记不大清了，离府邸最近的诺尔斯伯里镇上那家老客栈里的马夫把车从那里赶了回来。马夫说，珀西瓦尔爵士曾经在那里留宿，然后乘火车走了——至于去往哪里，他就说不上来了。此后我再没从珀西瓦尔爵士那里，或者从其他人那里获得有关他行踪的消息；直到现在，我甚至不知道他仍在英国还是已经出国。他自从那一次像个逃犯似的从自己家里赶车上路以后，我就再没和他见过面；我虔诚地祈祷，但愿我再也别见到他了。
这家人的悲惨故事与我有关的部分，写到这里也就快完了。
按照要求，我这篇证明材料无须涉及那些细节，无须描写哈尔科姆小姐此后如何清醒过来，她发现我坐在她床边时又如何和我谈话等。这里我只需要说明：她不知道自己怎样被人从原来待的地方搬到了府邸内无人住的场所。当时她正昏昏沉沉地酣睡，也不知道这是自然入睡，还是被麻醉了过去。那天我已经去托尔奎，府邸内的其他仆人都已走光，只剩下玛格丽特·波切尔（她没干活的时候，除了吃喝就是睡大觉），要偷偷地把哈尔科姆小姐从宅内一个地方移到另一个地方，这当然是轻而易举的事。那几天里，吕贝尔夫人也和病人一起被隔离了，但是她备有食物，以及所有其他的必需品，这样就不必生火，照样可以把汤水等烧好（这是后来我去看那间屋子时发现的）。哈尔科姆小姐当然要向她打听，可是她不回答，但是，在其他方面，她并没冷落或疏忽了哈尔科姆小姐。我之所以毫不亏心地指责吕贝尔夫人行为可耻，只是因为她可耻地参与了一个卑鄙的骗局。
这里我用不着详细叙述（这样可以使我感到轻松一些）：当哈尔科姆小姐获悉格莱德夫人离开的消息，此后不久又在黑水园府邸内听到比这凄惨得多的噩耗时，她是如何反应的，在让她知道这两件事之前，我都尽可能体贴而小心地让她在思想上有所准备；尤其是第二件事情发生时，道森先生恰巧不大舒服，我去请他，他过了几天才来，但他给了我不少指导。那是一些悲惨的日子，这会儿我想起或写到它们时仍旧伤心不已。
我用一些宣扬神恩的宝贵教义宽慰哈尔科姆小姐，尽管她一时不能领会，但是我希望，并且相信她最后还是接受了我的好意。此后一直等到她体力已经恢复，我才离开了她。我和她离开了那悲惨的府邸，乘上同一班火车。我们在伦敦依依不舍地道了别。我留在艾斯林顿一个亲戚家里；她继续前进，到坎伯兰费尔利先生的庄园去了。
在结束这篇惨痛的证明材料之前，我还需要补充几行。而我之所以这样做，只是出于一种责任感。
首先我要补充的是：我本人深信，上述事件，完全不能责怪福斯科伯爵。据我所知，有人怀疑伯爵的为人，甚至在这方面做出惊人的解释。然而，我却始终深信伯爵是清白无辜的。假如说他曾经协同珀西瓦尔爵士派我去托尔奎，那只是因为他这个外国人对一切都很陌生，受了蒙蔽，这件事可不能怪他。假如说是他把吕贝尔夫人引荐到黑水园府邸，而这个外国人十分卑鄙，帮着这家主人实现了他设计的骗局，那么只能说这件事是伯爵的不幸，而不能说是他的错误。从道义观点出发，我要向那些对伯爵的行事妄加指责的人提出抗议。
其次，我应当为自己记不清楚格莱德夫人离开黑水园府邸去伦敦的日期一事表示遗憾。我听说，确定那次可悲的旅程的日期至关重要，而我也曾竭力回忆。但是，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了。现在我只记得那是在七月的下半月里。我们都知道，除非是早先就记下来，否则经过一段时期，再要确定某一个过去的日子，那是很困难的。在我的情况下，由于格莱德夫人临走的那段时期里有着种种纷乱扰人的事，我就更难回忆了。我真希望当时留下了记录，我真希望能够很清楚地记得那个日期，清楚得就像我记得可怜的夫人最后在车窗里露出的那张忧郁的脸一样。
几篇证明材料看故事的下文
故事的下文可以从几篇证明材料来看：
1.福斯科伯爵府内的厨娘赫斯特·平霍恩提供的证明材料（摘自她的口头陈述）
真对不起，我从来没学过读书写字。我这辈子一直就是个辛勤劳动的妇女，也是个品行端正的妇女。我知道说谎是有罪的，是不道德的；所以我这一次一点儿也不能含糊。凡是我知道的就说；我请记录这些话的先生写的时候可要把我说得不通顺的地方改正过来，要原谅我不是一个读书人。
今年夏天，我的事吹了（那可不是我的错儿）；我听说，圣约翰林区林苑路五号要雇一个普通厨娘，我就去试了。那家男主人姓福斯科。女主人是位英国太太，男的是伯爵，女的是伯爵夫人。我去上工，那儿已经有了一个打杂的女仆。她不大干净利落，可是人倒不坏。宅门里就我和她两个仆人。
我们的男主人和女主人来得比我们晚。他们一到，就在楼下吩咐我们，说有人要从乡下来了。
来的是女主人的侄女，二楼后面的卧室已经给她预备下了。女主人告诉我，烧菜的时候要当心点儿，因为格莱德夫人（这是她侄女的称呼）身体不好。我记得，她就在那天要到——可是，无论如何请别相信我这个记性呀。真对不起，要问我一个月里的哪一天，那可是白搭。除了星期天，其他的日子我都不去理会；我是劳动妇女，不是读书人嘛。我只知道格莱德夫人到了；她这一到呀，可把我们大伙儿吓坏啦。我不知道主人是怎样把她领来的，那时候我正忙着干活儿。但是我相信他是下午把她领来的，是女仆给他们开的门，把他们领进了客厅。女仆和我在厨房里待了没一会儿，就听见楼上一阵乱腾，客厅里的铃响得像发了疯，女主人喊我们去帮忙。
我们一起跑上楼；看见那位夫人正躺在沙发上，脸色煞白，手紧攥着，脑袋耷拉在一边。女主人说她是忽然受了惊；男主人告诉我们，说她是发了抽筋的毛病。我对附近地方比其他人稍微熟悉一些；就跑到最近的地方去找医生。最近的地方有古德赖克和加斯合开的诊所，我听说他们在圣约翰林区一带还挺红。古德赖克先生在诊所里，我陪着他马上来了。
刚来到的时候，他简直没办法。那位可怜的不幸的夫人，一阵又一阵地抽筋——这样连续发病，她到后来疲软极了，像个刚落地的孩子似的完全要由人家摆布了。我们这时候把她抱上了床。古德赖克先生回家去取药，过了不到一刻钟又来了。除了药品，他还带来了一个样子像喇叭似的红木空筒儿，他等了一会儿，把空筒的一头放在夫人的心口，另一头凑近自己的耳朵，留心地听起来。
他听完了，就去和那时候正在屋子里的女主人谈话。“病情非常严重，我建议您马上写信通知格莱德夫人的朋友。”他说。“是心脏病吗？”女主人问他。“是的，是一种极危险的心脏病。”他说。他详细说明他的看法，那些话我没法听懂。但是我知道他最后说的是：恐怕他和其他医生都不可能治好这毛病。
女主人听到这坏消息，反而比男主人显得镇定。男主人是一个大胖子，一个古里古怪的老头儿；他养了一些鸟儿和白老鼠，常常对着它们说话，就好像它们是许多乖巧的小孩儿似的。他看来对这件事十分伤心。他说：“哎呀！可怜的格莱德夫人呀！可怜的好格莱德夫人呀！”接着就摇摇摆摆地来回走着，一面使劲扭他那双胖手，他那模样哪里像是一个绅士，倒像是一个演戏的。
女主人刚问了医生一句话“可有希望把夫人治好”，男主人至少整整提出了五十个问题，老实说，他叫我们厌烦死了——最后等到安静下来了，他就走到后面小园子里，采了一些草花儿，叫我拿到楼上去，把病房里陈设得漂亮一些，好像这样就可以把病治好似的。我看他有时候准是有点儿傻气。但是，他并不是一个坏主人；他对人宽厚，说起话来特别客气，总是那样嘻嘻哈哈、油嘴滑舌的。我觉得他可要比女主人好多啦。女主人是一个刻薄的女人，从来没见过像她那样刻薄的女人。
夫人的精神快到夜里时好了点儿。经过多次抽筋，有一阵子她已经完全累坏，手脚都不能动了，一句话对人也说不出了。她这会儿又开始在床上动弹，四面瞧瞧屋子里我们这些人。她没生病的时候准是一位漂亮的夫人，她有着浅色的头发、蓝色的眼睛和其他可爱的地方。她整夜都睡不安稳——至少，我听到单独陪她的太太是这样说的。我只临睡前有一次走进屋子，恐怕有什么事要使唤我，那时候看见她正在自言自语，七颠八倒地说胡话。好像她很想和一个什么人说话，可是那个人不知道哪儿去了。起初我听不出那个人的姓，接着，我正在听的时候，男主人来敲门，又送来了他那些草花儿，免不了又那样啰里啰唆、没完没了地问了许多话。
第二天一早我走进屋子，夫人又只剩下一丝气息，像昏迷一般睡熟了。古德赖克先生陪着他的合伙人加斯先生来会诊。他们都说她休息的时候绝对不能被打扰。他们在屋子里的另一头向女主人问了许多话，探听病人以前的健康情况：是谁看护她的病的，她是不是长期在精神上受到很大刺激。我记得女主人对最后一个问题回答“是的”。这时候古德赖克先生就望了望加斯先生，摇了摇头；加斯先生也望了望古德赖克先生，摇了摇头。他们好像都认为这种刺激可能和夫人的心脏病有关。看上去她非常虚弱，可怜的人呀！已经只剩下一丝气息了，说真的，已经只剩下一丝气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