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住了道森先生的嘱咐，在此后三四天里不时严密地监视着吕贝尔夫人。我一再突然地悄悄走进房间，但是从未发现她有什么可疑的举动。格莱德夫人和我一样留心注视着她，也没发现什么差错。我从没有发觉药瓶有被调换的迹象；我从没有看到吕贝尔夫人和伯爵谈话，也不曾看到伯爵和她谈话。她总是小心谨慎地、无微不至地看护着哈尔科姆小姐。
这位可怜的小姐，一阵子倦怠无力，昏昏沉沉地睡着，一阵子热度上升，几乎神志昏迷。在上述情况下，吕贝尔夫人从来不突然走近床前冒冒失失地去惊动她。荣誉应当归于有功者（不论她是外国人还是英国人），所以这里我要公公道道地夸奖吕贝尔夫人几句。但是，她过分拘谨，她太沉默寡言，从不请教熟悉护理工作的人：除了以上的缺点，她的确是一位很好的看护，格莱德夫人和道森先生都找不出一点可以对她表示不满的碴儿。
府内发生的第二件大事，是伯爵暂时出门，有事到伦敦去了。他是（我记得是）吕贝尔夫人来后的第四天早晨走的；临行之前，他当着我的面十分严肃地向格莱德夫人谈到哈尔科姆小姐的事。
“您可以再让道森先生治疗几天，但是，假如这几天里情况仍旧不见好转，”他说，“您还是去请教伦敦的医生吧，到了那时候，这个倔强的医生也不能不同意另请高明了。宁愿开罪道森先生，可得保住哈尔科姆小姐。我是很严肃地说这番话的，我以我的名誉担保，而且是发自我内心的。”
伯爵说这话时显得十分激动和恳切。但是可怜的格莱德夫人已经完全精神恍惚，好像很害怕他。她浑身哆嗦着让他自行道别，一句话也没对他说。伯爵走了以后，她才转过身来对我说：“哦，为了我姐姐，迈克尔森太太，我心都碎了，没有一个朋友能够给我出主意啊！您认为道森先生的医法不对吗？他今儿早晨还对我说，用不着害怕，用不着另请大夫。”
“虽然我敬重道森先生，但是，”我回答，“假如处于您的地位，我可要记住伯爵的忠告。”
格莱德夫人突然避开了我，露出了绝望的神情，我真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
“他的忠告！”她自言自语，“我的天哪——他的忠告！”
根据我的回忆，伯爵离开黑水园府邸将近一个星期。
伯爵走后，在许多场合珀西瓦尔爵士都显得心情不好，再加上病人未愈，家宅不宁，我觉得他愁得好像变了一个人。有时候，连我都看得出，他好像坐立不安：一会儿走出一会儿走进，在园地里到处踱来踱去。他来探听哈尔科姆小姐和他太太（他分明对他太太日益衰弱的身体十分焦急）的情况时，关怀到了极点。我相信，他比以前变得心慈多了。这时候如果他身边有一位好心肠的牧师朋友——像我已故的好丈夫那样的人——那他在道德品行方面的进步也许会是令人鼓舞的。因为我在幸福的婚后岁月中有过切身的体验，所以有关这一类的事情是不会说错的。
现在楼下只有伯爵夫人可以和珀西瓦尔爵士做伴，但是我觉得伯爵夫人不大理会珀西瓦尔爵士。或者，也许是珀西瓦尔爵士不大理会她。外人甚至会怀疑，这是因为只剩下了他们俩，所以他们故意回避彼此。这当然是不可能的。然而，再看当时的情况又是怎样呢，虽然护理的责任已全部交给了吕贝尔夫人，但是伯爵夫人总是很早就吃了晚饭，不等天黑就到楼上去了。珀西瓦尔爵士独自进晚餐，我有一次听到威廉（男仆）说，他主人的饭量减少了一半，但酒量却增加了一倍。我对仆人说出这样无礼的话并未加以重视。我当时只训斥了他几句，但是这里我要声明，下次如果再听他这样说，那么我可要责罚他了。
此后几天里，我们都觉得哈尔科姆小姐的病情的确像是好转了一些。我们又恢复了对道森先生的信心。道森先生似乎对他的疗法很有把握；格莱德夫人和他谈到这件事时，他向夫人保证，只要自己有一点不放心，他就会去请一位医生来会诊。
我们几个人当中，好像只有伯爵夫人听了这话仍旧不能宽慰。她背后对我说道森先生的话并不可靠，她仍旧为哈尔科姆小姐的病情焦虑，正在急切盼望她丈夫回来，好听听他的意见。根据伯爵来信，他三天后就要回来。他在出门的这些日子里，跟伯爵夫人每天早晨都有信札往返。不但在这方面，即便是在所有其他方面，我们都可以看出他们俩是一对模范夫妻。
第三天傍晚，我感到十分忧虑，因为注意到哈尔科姆小姐的病情发生了变化。吕贝尔夫人也注意到了。当时格莱德夫人疲劳过度，正在起居室里的沙发上酣睡，我们没向她提到这事。
那天傍晚道森先生来得比平时稍迟。我注意到，他一看见病人，脸色就变了，他试图掩饰他的心情，然而我看出他是惊慌了。他派人到家里取来了他的药箱，在屋子里做了消毒工作，亲自招呼我们在府邸内给他备下了床铺。“寒热是不是转成传染病了？”我悄声问他。“恐怕是的，”他回答，“我们明天早晨就可以知道得更确切了。”
按照道森先生的吩咐，我们没让格莱德夫人知道病情恶化的事。为了格莱德夫人的身体着想，那天夜里道森先生断然禁止她和我们一起待在病人的卧室里。她不答应——那情景怪可怜的——但是医师有权做主，结果还是依了道森先生。
第二天早晨，十一点钟，一名男仆被派往伦敦捎信给首都的一位医生，并奉命由他陪着这位新请的医生搭乘最早的一班车回来。送信人走后刚半小时，伯爵就回到了黑水园府邸。
伯爵夫人立即自己带领伯爵去探望病人。我认为她这种做法并不违礼。伯爵是一位已有家室的人，岁数已经那么大，足以充当哈尔科姆小姐的父亲；再说，他探望哈尔科姆小姐的时候，又有格莱德夫人的姑母这位女眷在跟前。道森先生虽然仍旧反对他进屋子，但是，我冷眼旁观，医生这一次由于自己慌乱无主，并未认真加以阻拦。
这位可怜的小姐病势很重，已经认不出身边的人。她好像把自己的朋友错当作了敌人。伯爵走近她床前时，她那双以前一直不停地向屋子里茫然四顾的眼睛，这会儿直勾勾地紧盯着他的脸，恐怖地呆瞪着，那模样到死我也不会忘记。伯爵坐在她身边，诊了诊她的脉，摸了摸她的太阳穴，向她仔细地端详了一阵，然后朝医生转过身去，露出一副又是恼怒又是轻蔑的神情，这一来道森先生激动得连话都说不出，气愤和惊慌使得脸色煞白，可不是，一时间他就那样脸色煞白，站在那里一言不发。
接着，伯爵朝我看来。
“病是什么时候转变的？”他问。
我把时刻告诉了他。
“后来，格莱德夫人还留在屋子里吗？”
我回答说她不在。前一天晚上医生就绝对禁止她进入病房，今天早晨也吩咐过。
“您和吕贝尔夫人都明白这病的严重性了吗？”他接着问。
我回答说我们都明白了，听说这病是传染性的。他不等我往下说，就打断了我的话。
“这是伤寒。”他说。
就在我们这样一问一答的一会儿工夫里，道森先生恢复了镇静，又像他习惯的那样口气很坚定地对伯爵说话。
“这不是伤寒，我抗议你来干涉，先生。”他斩钉截铁地说，“这里，除了我以外，谁也无权提问题。我已经尽了一切力量，已经尽了我的责任——”
伯爵不说什么话，只向床上指了指，这样一来就打断了道森先生的抗议。仿佛道森先生觉得这是对他自我表白能力的一种无言的驳斥，于是更加愤怒了。
“对你说，我已经尽了我的责任，”他重复了一句，“现在已经去伦敦请一位医生。我要和他诊断这种寒热的性质，但是我不和别人商量。我坚持你应当离开这间屋子。”
“我走进这间屋子，先生，是为了神圣的人道主义，而且，假如请的这位医生来迟了，”伯爵说，“为了同样的缘故，我还要再走进这间屋子。我再一次警告你，寒热已经转变成伤寒，对病情这次不幸的恶化，应当归罪于你的医疗方法。这位小姐如果不幸死了，我要出庭做证，证明是由于你的无知和固执造成了死亡事件。”
还没来得及道森先生回答，伯爵还没离开我们，这时候通往起居室的门开了，只见格莱德夫人站在门口。
“我要进来，我一定要进来，”格莱德夫人说，口气异常坚决。
伯爵并不去阻拦格莱德夫人，却自己到起居室去，让她走了进来。在一般情况下，他绝对不会忘记伤寒有传染的危险，绝对需要迫使格莱德夫人当心自己的身体，然而，在当时那一阵惊慌中，他显然忽略了这一点。
令我感到惊奇的是，道森先生这时候反而更加镇定了。格莱德夫人刚朝着床那面走去，道森先生就拦住了她。“我实在感到遗憾，感到难过，病人的寒热恐怕是传染性的。”他说，“在我还没能诊断之前，请您仍旧别走进这间屋子。”
格莱德夫人勉强支持了一会儿，后来突然垂下手臂，向前仆倒。她晕过去了。伯爵夫人和我把她从医生身边搀起，扶她到自己的屋子里。伯爵在我们之前走，一直等到我出来告诉他，说我们已经把她救醒了，这之间都在过道里等候。
我回到医生那里，说格莱德夫人有话立刻要对他说。他于是就去宽慰她，说新请的医生再过几小时就会来到。那几个小时过得很慢。珀西瓦尔爵士和伯爵都在楼下等候着，不时派人来探听消息。最后，五六点钟的时候，我们总算放下心来，医生到了。
他是一位比道森先生年轻的人，神情严肃，而且显得很果断。我不知道他对以前的治疗有什么看法，但是令我感到奇怪的是，他向我和吕贝尔夫人提了许多问题，却很少去问道森先生，而且在检查道森先生的病人时，好像也不太留心去听他的话。按照这方面的观察，我开始怀疑，伯爵对这病的诊断从一开始就是正确的；道森先生等了一会儿，最后才问到请这位伦敦医生前来判断的那个重要问题，当然，他这一问更证实了我的想法。
“您认为这是什么热病？”他问。
“是伤寒，毫无疑问，”医生回答，“这是伤寒。”
那个冷静的外国人，吕贝尔夫人，这时把两只瘦削的棕色的手交叉在胸口，朝我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笑。当时伯爵如果在屋子里，听到自己的看法被认为是正确的，他那满意的表情大概也不过如此吧。
医生嘱咐我们看护病人时应注意的事项，说他五天后再来诊视，然后离开了我们，去和道森先生单独商量。他对哈尔科姆小姐的病是否有痊愈的希望一事不肯发表意见，他只说，在这个阶段，还无法判断是不是可以把病治好。
大家都提心吊胆地度过了那五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