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斯科伯爵夫人和我轮流接替吕贝尔夫人值班；哈尔科姆小姐的情况越来越坏，需要我们悉心看护。那些日子真难过。格莱德夫人一反常态地打起了精神（道森先生说得对，她只是由于对她姐姐担心焦急、经常紧张而勉强硬撑着），显出了坚强的意志与决心，这是我绝对没有料到的。她每天一定要到病房里来亲眼看哈尔科姆小姐两三次；说医生如果同意她这样做，她可以保证不太靠近病床。道森先生不得已，勉强答应了她的这一要求：我想，这是因为他知道和她争论是无济于事的。于是，格莱德夫人每天都来，总是以克制的精神严守自己的诺言，我见她这样受着痛苦煎熬，就感到非常伤心（因为这情景使我想起了我丈夫一病不起时我所体验到的那种惨痛），所以，无论如何，请别叫我多去描写这方面的情况了。我更高兴叙述的是，道森先生和伯爵再没有发生争吵。伯爵总是派人来探问，他本人则始终和珀西瓦尔爵士留在楼下。
医生第五天又来了，他给了我们一线希望。他说，从病情开始转变为伤寒后的第十天，也许是决定病人生死的关键日子，约定那一天他将第三次前来诊视。这段时期仍像以前一样度过了——只是伯爵有一天早晨又去伦敦，但当天夜里就回来了。
第十天，多谢上苍慈悲保佑，从此我们宅门里的人可以不必再焦急和惊慌了。医生很有把握地向我们保证，说哈尔科姆小姐已脱离险境。“她现在不再需要医生，只要有人当心看护她一段时期就行了，而据我看来，这些条件是具备的。”以上这些话是他亲口说的。那天晚上，我读了我丈夫那篇感人最深的讲道词《论病体的康复》，记得（在心灵方面）我以前读时从来不曾像这一次获得这么多的快乐和教益。
听到了这样的好消息，说来也够惨的，可怜的格莱德夫人竟然无法支持。她那过分虚弱的身体已经经受不住强烈的刺激；一两天后，她已衰弱得不能走出房间。道森先生只能劝她好好地静息调养，以后再调换一下环境。幸而她的情况并未变得更严重，就在她躺在屋子里的第二天，伯爵和医生之间又发生了冲突，这一次他们吵得很厉害，最后是道森先生不辞而别。
当时我不在场，但是后来听说，那次是为了要使高烧后身体虚弱的哈尔科姆小姐早日恢复健康，谈到应该让她进多少营养的问题时起了争执。现在病人既然已经脱离险境，道森先生就更加不愿意听一个外行人出主意，而伯爵（我猜不出这是什么缘故）也不像以前那样心平气和地克制自己，反而一再嘲笑医生，说就是因为他的误诊，所以热病才会转变为伤寒。这件不幸的事闹到最后，道森先生就告到了珀西瓦尔爵士面前，提出了警告（好在即使他现在离开，也不会给哈尔科姆小姐带来危险了）：假使不立即阻止伯爵的干涉，他就不能再留在黑水园府邸里诊视病人。珀西瓦尔爵士答复的话（虽然不是故意地不客气），只能使事情闹得更僵，于是，受到福斯科伯爵无礼对待的道森先生，在极端愤怒之下，当时就离开了府邸，第二天早晨就送来了诊费账单。
这样一来，我们现在就没医生照看病人了。虽然实际上并无必要再请医生（因为医生已经说过，哈尔科姆小姐只需要有人照料护理就行了），但是，当时如果有人来征求我的意见，我认为仍需要另请一位医生，哪怕是为了做做形式也是好的。
有关这件事，珀西瓦尔爵士好像持有不同的看法。他说，哈尔科姆小姐的病万一有复发的现象，到那时候再去请医生也不迟。暂时，假如出现了什么小问题，我们尽可以和伯爵商量；哈尔科姆小姐现在仍旧身体虚弱，神经过敏，我们不必让生人到病床前打扰她。不用说，他这方面的考虑也颇有道理，然而我总有点儿担心。同时，因为我们把医生不来的事瞒过了格莱德夫人，这种做法是不妥当的，所以我还感到很不安。我承认这种欺骗行为是出自善意，因为她现在不能再为了另一些事烦心，然而，这毕竟是一种欺骗行为。既然如此，对我这样一个坚持原则的人，无论怎么说，这件事总不是正大光明的吧。
就在那一天，又有一件令人困惑不解的事发生了，这件事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已经忐忑不安的心情变得更加沉重了。
我被唤到书房里去见珀西瓦尔爵士。走进去的时候，我看见伯爵和珀西瓦尔爵士在一起，但伯爵立刻站起身来走开，只留下我和珀西瓦尔爵士我们两个人。珀西瓦尔爵士很客气地叫我坐下，接着，我大为惊讶，他对我说出了这样一席话：“我要和你谈一件事，迈克尔森太太，我前些日子里就已经决定这件事，要不是因为家里有病人和那些烦恼的事，我早就要和你谈了。说得简单些，由于许多原因，我要立刻遣散家里所有的仆人——当然，你仍旧留下来管事。一旦格莱德夫人和哈尔科姆小姐能够上路，她们都需要改变一下环境。在这之前，我的朋友福斯科伯爵和伯爵夫人就要先离开我们，搬到伦敦郊区去住。为了尽量节省开支，当然我不再接待其他客人。我并不是在责怪你，但是我家里的费用实在太大。简单地说，我要把马卖了，立即遣散所有的仆人。你知道，我做事是从来不拖泥带水的，明天这时候我就要把在宅里一伙无用的人全都打发走。”
听了他这些话，我完全吓呆了。
“您的意思是，珀西瓦尔爵士：不必让我早一个月发出通知，现在就把我管的上房里的仆人全部给辞了吗？”我问。
“当然是这个意思。也许再过不到一个月我们就都要离开这儿了；既然没主人可以服侍，我不能把一些仆人留在这儿闲待着。”
“那么，你们还没离开这儿的时候，珀西瓦尔爵士，谁来烧饭呢？”
“玛格丽特·波切尔会烧烧煮煮的，就把她留下吧。我又不准备办宴会请客，还要厨子干吗？”
“您提到的这个仆人，是宅门里最笨的，珀西瓦尔爵士——”
“就用她，我关照你；此外再从村里找来一个女人，让她做清洁工作，干完了活回去。每星期我的费用要减少，必须立刻减少。我找你来，不是要你提什么反对意见，迈克尔森太太——我找你来，是要你执行我的节约计划。明天就把上房里所有懒惰的仆人都打发走，只留下波切尔，她力气大得像匹马，我们就让她像马一样干活吧。”
“请原谅我提醒您一句，珀西瓦尔爵士，明天仆人们走，既然他们不是早一个月得到通知，就得多领一个月工钱。”
“就让他们多领一些工钱吧！多发一个月工钱，可以省了下房里那些人一个月的浪费和吃喝。”
最后这句话，对我的管理家务是一种极大的诬蔑。然而我有强烈的自尊心，所以也就不屑于在这种粗暴的指责下为自己辩护。只是因为我心地忠厚，考虑到了哈尔科姆小姐和格莱德夫人没人照应，现在我撒手一走会给她们带来极大不便，所以当时没有辞去。我立即站了起来。假如让谈话再延长一会儿，连我自己也要觉得那太有失身份了。
“既然您这样吩咐，珀西瓦尔爵士，那我就没什么可再说的了，一定按照您的指示去办。”我一面说，一面敬而远之地向他鞠一躬，然后走出了屋子。
第二天，仆人们全都散了。珀西瓦尔爵士自己去辞掉了马夫和管马房的，他们只留下一匹马，把其余的都带到伦敦去了。宅门内所有当差的，屋里的和屋外的，现在只剩下了我、玛格丽特·波切尔和一个花匠；花匠住在他自己的村舍里，现在还需要他照管马房里留下的一匹马。
整个府邸里出现了这样奇怪和冷落的场面，女主人在她屋子里病着，哈尔科姆小姐仍像一个需要人照看的小孩儿，医生一怒之下走了：面对着这种情形，难怪我会精神不振，再也不能像往常那样保持镇静了。我的情绪很坏。我只希望可怜的太太小姐恢复健康；我只希望离开黑水园府邸。
接着又有一件事发生了，这件事性质十分离奇，要不是因为我坚持原则，最恨异教徒这方面的恶习，那我当时不但会感到惊讶，而且会变得迷信。说也奇怪，我总感到心神不定，觉得这家人有什么不大对头的地方，我刚想到要离开黑水园，接着就真的离开了那儿。虽然那只是暂时的离开，但是，在我看来，那种偶然的巧合也是很不寻常的。
我是在下述的情况下离开那里的。
仆人们都走了以后，过了一两天，珀西瓦尔爵士又唤我去见他。令人欣慰的是，虽然我在管理家务方面遭到无辜的诬蔑，但我还是能尽力以德报怨，仍旧毫不怠慢地、恭恭敬敬地应了他的召唤。我对一般人通常具有的那种劣根性进行了思想斗争，终于克服了私人的感情。我是习惯于严格克制自己的，这一次我又做出了自我牺牲。
我又看到珀西瓦尔爵士和福斯科伯爵坐在一起。这一次谈话时，伯爵一直留在旁边，帮着珀西瓦尔爵士发表意见。
原来这一次唤我去就是为了谈让哈尔科姆小姐和格莱德夫人改变一下环境，希望可以早日恢复健康。珀西瓦尔爵士说，夫人和小姐也许要去坎伯兰的利默里奇庄园过秋天（弗雷德里克·费尔利先生接她们去）。
但是，他主张她们去那里之前先在托尔奎住一晌，那儿的气候温暖，对她们有好处，而福斯科伯爵也赞成这个办法（此后就由伯爵一个人谈了下去）。所以，现在最要紧的是给她们在那里租一所很舒适和方便的住宅，而最困难的是找不到一个有经验的人去为她们挑选需要的房子。在这迫切的情况下，伯爵就代表珀西瓦尔爵士问我肯不肯为了她们亲自到托尔奎去一趟。
凡是处于我那种地位的人，当然不能对以上的提议断然加以拒绝。
我只能坦率地向他们提出，现在除了玛格丽特·波切尔之外，上房里再没有其他仆人，我如果离开黑水园府邸，将会对大家很不方便。但是珀西瓦尔爵士和伯爵说，为了病人着想，他们都情愿受点儿委屈。我接着又赔着小心给他们出主意，问是不是可以去信找托尔奎当地的房纤子，但是他们提醒我，如果不先看房子就把它租下，那是不妥当的。他们还告诉我，考虑到目前格莱德夫人的情况，伯爵夫人不能离开她侄女（否则她会自己去德文郡），而珀西瓦尔爵士和伯爵又需要共同处理一些事务，因此只好留在黑水园。总而言之，他们给我把困难分析得很清楚，我如果不去办这件事，就更无其他人可托。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回答珀西瓦尔爵士说，我情愿为哈尔科姆小姐和格莱德夫人效劳。
我于是安排好，第二天早晨动身，准备花一两天时间去看托尔奎当地所有最合适的房屋，然后尽快赶回来复命。伯爵给我写了一份摘要，列举了我去找的房子必须具备的条件，珀西瓦尔爵士又给我写了一张条子，说明最多能出到什么价钱。
看了这些指示，我心想无论去哪个英格兰温泉地也找不到一所符合这些条件的房子。再说，即便是碰巧能够找到，不论赁期长短，人家也决不肯按照我出的价将其出租。我委婉地向两位先生指出了这些困难，但是珀西瓦尔爵士（这次是他回答我）似乎并没有加以理会。我不是来讨论问题的。我不能多说什么，但是我深信，这次我要办的事困难重重，一开始就知道它是没希望成功的。
动身之前，我先去看看哈尔科姆小姐的情况可好。
一看到她脸上那副焦急不安的痛苦表情，我就担心她刚开始恢复时心情仍然很乱。但是她肯定是比我意料得更迅速地强壮起来，她已经能向格莱德夫人问好，说她正在很快地复原，请夫人不要因为急于起来而又累倒了。我托付吕贝尔夫人好好地照看她，吕贝尔夫人仍旧那样静悄悄的，从来不理会宅内其他的人。临行前我去叩格莱德夫人的房门，当时伯爵夫人正在屋内陪她，出来对我说，夫人仍旧很虚弱，精神也不好。我的马车在珀西瓦尔爵士和伯爵身旁驶过，他们正在通往大门口的路上散步。我向他们鞠了一躬，离开了府邸，那时下房里冷冷清清，只剩下玛格丽特·波切尔一个人。
打那时起，大概无论什么人都会像我那样感觉到：上述的情况不仅是不正常的，几乎是可疑的。然而，这里我还要声明一句：处于必须听人家支配的地位，除了那样去做，我是别无他法的。
我去托尔奎办这件事，结果完全不出我所预料。我走遍了整个市区，都找不到要租的那种房子；就算我发现了那种房子，但允许我出的租价又太低了。因此我回到黑水园，向当时正在门口接我的珀西瓦尔爵士回话，说我白跑了一趟。他好像心事重重，正在考虑什么别的事情，并不注意我这次出差的失败，而我一听到他开头的几句话，就已经心中有数：就在我出门的短短一段时间里，府内又发生了一个很不寻常的变化。
福斯科伯爵和夫人已经离开黑水园府邸，住到他们圣约翰林的新房子里去了。
珀西瓦尔爵士没让我知道他们为什么突然离开，他只告诉我，伯爵曾经特意嘱咐代他向我道别。我问珀西瓦尔爵士，伯爵夫人走后可有人照顾格莱德夫人，他说有玛格丽特侍候，他还说，已经去村里雇来了一个女人，在楼下打杂。
珀西瓦尔爵士让一个打杂的仆人充当格莱德夫人的贴身女仆，他竟然做出了这样公然违反礼数的事情，这真使我吃惊。我立即跑上楼，在卧室门口碰上了玛格丽特。她没什么事可做（这还用说吗）；她的女主人今天早晨精神很好，已经可以起床。我接着就向她打听哈尔科姆小姐的情况，但是她爱理不理地、粗声恶气地回答我，最后我仍旧没听明白她的意思。我也不愿意再往下问，因为那样只会被她顶撞上几句。处于我那种地位，我当时最好还是立刻到格莱德夫人的屋子里去。
我看到夫人最近几天的确是在逐渐复原。虽然格莱德夫人仍旧显得很虚弱和紧张，但是她已经可以不用人扶着自己起来在屋子里缓缓行走，除了轻微的疲劳，并没有其他不适的感觉。因为没人谈起哈尔科姆小姐的情况，格莱德夫人那天早晨有点儿不放心她。我认为这好像应当怪吕贝尔夫人过于疏忽，但是我什么也没说，只顾留下来帮着夫人穿好衣服。等她装扮好了，我们就一起走出屋子，去探望哈尔科姆小姐。
我们看见珀西瓦尔爵士在过道里，于是立即停了下来。好像他是故意在那里等候我们。
“你们到哪儿去？”他问格莱德夫人。
“到玛丽安屋子里去。”她回答。
“你们不必白跑这一趟了，我这就告诉你们，”珀西瓦尔爵士说，“她不在那儿了。”
“她不在那儿了？”
“不在那儿了，昨天早晨她就由福斯科和他太太一起陪同走了。”
格莱德夫人身体还不大健壮，经不住这句意想不到的话给她带来的震惊。她脸色变得惨白可怕，背靠着墙，哑口无言地瞪着她丈夫。
我也十分吃惊，不知道该说什么是好。我问珀西瓦尔爵士：哈尔科姆小姐是否真的已经离开黑水园了。
“当然是真的。”他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