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莱札·迈克尔森太太，黑水园府邸的女管家，继续叙述事情经过。
有人要求我，按照我所知道的一切，将哈尔科姆小姐患病的经过，以及格莱德夫人离开黑水园府邸的情形，写出一份简明的材料。
据说是要我证明一件事实，才请我写这份材料。身为英国教会的一位牧师的遗孀（由于不幸的遭遇，无奈只得外出帮人家了），我一向学会把事实与真理放在首位来考虑问题。所以我同意了这一要求，否则，由于不愿与不愉快的家庭纠纷发生牵连，这件事我是不会轻易接受的。
我不能一天不差地把日期说得很准，因为事情发生的时候我没做记录。但是我相信，假如说哈尔科姆小姐是六月的下半月或者最后十天里得了重病，那准没错。在黑水园府邸，早餐一向开得很迟——有时候要迟到十点，从来不会早于九点半。现在我要谈的那一天早晨，哈尔科姆小姐（她平时总是第一个下楼）没来用早餐。主人等候了一刻钟，就派女仆的头儿去看，可是女仆头儿却吓得丧魂落魄地从房间里跑了出来。我在楼梯上撞见了她，就立刻赶到哈尔科姆小姐屋子里，打听出了什么事故。可怜的小姐已不能向我说话。她神志不清，四肢火热，手里握着一支笔，正在屋子里来回走动。
格莱德夫人（我如今已经不在珀西瓦尔爵士府上当管家，因此现在对我以前的女主人称呼某某夫人，而不再管她叫“我的太太”，我想这总不算失礼吧）第一个从自己卧室里走进来。她十分惊慌烦躁，什么事都不会照料。福斯科伯爵和他夫人随后也立刻赶上了楼，他们俩不但态度亲切，而且也很能出力。伯爵夫人帮着我把哈尔科姆小姐送上床安睡。伯爵留在起居室里，把我的药箱要了去，给哈尔科姆小姐调配了药，还给她制了冷敷头部的清凉剂，这样就不至于在医生没到之前耽误了时间。他打发马夫骑马到最近的橡树山庄去请行医的道森先生。
道森先生一小时内就到了。这位医生已经上了年纪、相当有地位的，附近一带人家都知道他。他一说病情十分严重，就把我们都吓慌了。
伯爵大人跟道森先生谈话很和气，坦率而得体地说出了自己的看法。道森先生可不大客气，他问伯爵这是不是一位医生的意见，当他听到发表意见的并不是一位专业医生而仅仅是一个研究医学的人时，他就说他不习惯和业余医学家商量问题。性情十分温和文雅的伯爵，笑嘻嘻地离开了屋子。临出门之前他对我说，如果这一天里有事要找他，可以到湖边的船库里去找。我不知道他上那儿去干什么。然而他确实是去了，并且整天留在那里，直到下午七点，也就是开晚饭的时候才回来。他也许是要自己做一个榜样，叫大家都尽可能让屋子里保持清静吧。他的性格就是这样。他是一位最体贴人家的贵族。
那天夜里，哈尔科姆小姐的情况很不好；她的体温一会儿升高一会儿又降低，凌晨病情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更坏了。无法在附近找到一个合适的看护来照应病人，所以伯爵夫人和我就负起了责任，轮流守着她。格莱德夫人很不懂事，硬要和我们一起熬夜。她情绪太紧张，身体又虚弱，为了哈尔科姆小姐的病一味地烦躁，不能镇静下来。这样她只会急坏了自己的身体，而并不能给人家一点儿切实的帮助。虽然你找不出第二个像她这样温和可亲的太太，但是她会哭，又害怕，而基于这两个缺点，她就完全不适合于担任护理工作。
珀西瓦尔爵士和伯爵早晨来探望病人。
珀西瓦尔爵士（据我猜想，那是因为看到哈尔科姆小姐生病，知道他太太伤心，所以为此感到烦恼吧）显得神情恍惚，心神不定。相反，伯爵仍旧那样镇静，而且兴致很好。他一手拿着一顶草帽，一手拿着一本书，我听见他对珀西瓦尔爵士说，这会儿又要出去，到湖边去用功看书。“咱们还是让屋子里保持安静吧，现在哈尔科姆小姐不舒服，”他说，“我的朋友，让咱们各走各的路。我喜欢用功看书的时候一个人静静的。再见啦，迈克尔森太太。”
珀西瓦尔爵士离开我的时候，可不像这样殷勤有礼，他对人不大客气——也许应当说遇事不大冷静。他把我当作落了难的上等妇女看待，整个宅门里就只有伯爵一个人。他的一举一动都显出了地道的贵族气质；他对每一个人都体贴入微。就连那个侍候格莱德夫人的女仆（名叫范妮），也没被他忘了。珀西瓦尔爵士赶走了她，伯爵（当时正在给我看他那些可爱的小鸟儿）就表示十分同情，急于知道：她后来怎样了，那天离开了黑水园府邸准备上哪儿去等等。单是对这些细节的关注，就可以看出一个出身贵族的人的种种优点。
我认为应当让大伙知道这些可以如实反映伯爵为人的细节，因为，据我知道，有些人对他的人品批评得过分严厉了。一位贵族能尊重一个落难的上等人家妇女，能像慈父般关心一个卑微的女仆的遭遇，这就说明他高尚的原则和感情是不容怀疑的。这不是我在发表什么意见，我只是提供了一些事实。我生平的为人处世之道是：不去批评他人，以免他人批评我。我亲爱的丈夫发表过一篇讨论这个题目的讲道词就十分精彩。我经常读它——那篇讲道词载录在我新寡时教友捐款刊印的一本集子里——每次把它重读一遍，我总会在精神上获得更多的教益和启发。
哈尔科姆小姐的病情并未好转；第二天晚上比头一天晚上更糟糕了。道森先生一直在给她诊断。仍由伯爵夫人和我两人分担护理的责任；我们俩虽然都劝格莱德夫人去休息，但她坚持要和我们一起熬夜。“我无论如何要守在玛丽安的床前，不管我病倒也好，不病倒也好，”她老是这样回答，“反正我的眼睛不能离开她。”
将近晌午，我到楼下去处理一些日常事务。一小时后，回病房时，我看见伯爵（他第三次一早就出了门）喜形于色，走进了门厅。就在这当儿，珀西瓦尔爵士从书房门里探出头来，急忙对他高贵的朋友说了这么一句：“找到她了吗？”
伯爵恬静的笑容堆满了肥大的脸上，但是他并不答话。这时珀西瓦尔回过头来，注意到我正走向楼梯口，就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进来，把事情经过说给我听听，瞧，只要家里有女人，”他对伯爵说，“就少不了总有她们一会儿上楼一会儿下楼。”
“我的好珀西瓦尔，迈克尔森太太有事情要料理嘛。”伯爵和蔼地说，“你应当像我一样衷心地赞扬她任务完成得出色才是！病人的情形怎么样了，迈克尔森太太？”
“没有好转，爵爷，我真着急。”
“多么糟心——真叫人糟心啊！您好像很疲劳了，迈克尔森太太。”伯爵说，“现在必须找一个人来帮助您和我太太做护理工作。也许我在这方面有办法出点儿力。福斯科夫人明后天有事去伦敦。她准备一早动身，当天夜里赶回来；她可以带一位能力和品性都极为可靠的看护来，现在这位看护正闲着没事，可以来接替您。我太太知道这个人是可以信任的。在她没来之前，请您别在大夫面前提到她，因为，凡是我推荐来的人，他都会歧视。等她到了这儿，她会凭自己的表现来证明一切；那时候道森先生没有理由可以推托，少不得只好雇用她了。格莱德夫人也会谅解的。请代我向格莱德夫人问候。”
我对伯爵这种无微不至的关怀表示感谢。珀西瓦尔爵士打断了我的话，他唤他的贵友（我很不好意思说，他在这里用了一个很粗俗的词儿）赶快到书房里去，别叫他老在那儿等候。
我向楼上走去。瞧我们都是一些容易犯错误的可怜人啊；一个妇女，不论怎样坚持原则，她总不能永远提高警惕，抵抗无聊的好奇心的引诱。说来也惭愧，我的原则这一次竟然被无聊的好奇心战胜了：我很想打听清楚珀西瓦尔爵士在书房门口向他高贵的朋友所提的问题。那天早晨伯爵在黑水园是出去用功看书吗？他会找到了什么人呢？从珀西瓦尔爵士的问话中，可以听出那是一个女的。我十分了解伯爵的为人，所以我倒不是怀疑他会有什么不规矩的行为。我只是向自己提出了这个问题：他找到那个女人了吗？
再说，那天夜里一切照常，哈尔科姆小姐并没有一点儿好转的迹象。第二天她好像稍许好了一点儿。第三天，据我所知，伯爵夫人没向任何人提起她为什么出门，就搭早车到伦敦去了，她高贵的丈夫仍像往常那样殷勤周到，亲自送她去到火车站。
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看护哈尔科姆小姐，而由于她妹妹坚决不肯离开病床，看来我很可能接着就要看护这位格莱德夫人了。
那天只有一件事情相当重要，那就是医生和伯爵很不愉快地又一次发生了冲突。
伯爵从车站回来后，就到哈尔科姆小姐的起居室里去探问情况。当时道森先生和格莱德夫人都在病人身旁，我从卧室里出来回话。伯爵向我提出了许多有关疗法和症状的问题。我告诉他，医生采用的是所谓“生理盐水”的疗法；而症状则是：寒热间歇的时候，病人明明显得更加虚弱。我刚谈到最后这几点，道森先生就从卧室里走出来了。
“早晨好，先生，”伯爵态度十分谦恭，高贵的气派中透露出令人无法抗拒的坚决神情，他走过去拦住了医生，“我很担心，您大概发现今天病情并没有什么好转吧？”
“我发现病情已有显著的好转。”道森先生回答。
“您仍旧要用您那退热的疗法吗？”伯爵接着问。
“我仍旧要用被我的医疗经验证明是正确的疗法。”道森先生说。
“既然谈到医疗经验这个大题目，请允许我向您提一个问题，我不敢妄自发表意见，我只冒昧地请问一下。”伯爵说，“您住的地方，先生，离伦敦和巴黎那些巨大的科学活动中心很远。您可曾听说，要减轻寒热的消耗作用，可以合理和适当地让病人服用白兰地、葡萄酒、阿摩尼亚、奎宁，使虚弱的病人增强体力吗？这种疗法您听说过吗？这种最高医学权威的新学说您听说过吗——到底是听说过还是没听说过？”
“一位专业医生如果问我这些话，我会很高兴地回答他，因为您不是一位专业医生，”医生一面说，一面开门准备走出去，“所以我谢绝回答您。”
伯爵真像一位虔诚的基督徒，被人粗暴无礼地一巴掌打在脸上，会立刻把另一边的脸送上去，他极其和气地说了句：“再见，道森先生。”
先夫如果生前有幸，结识了这位伯爵，他们俩会多么相互敬重啊！
那天夜里伯爵夫人乘最后一班车回来，她带来了在伦敦请的一位看护。她告诉我这人是吕贝尔夫人。我很容易知道吕贝尔夫人是一个外国人，因为她是那样一副外表，说着那一口不纯粹的英语。
我早已养成对外国人宽容的一种态度。他们不像咱们得天独厚，没咱们福气，他们多数是在天主教谬误的信念下培养长大的。再说，我待人接物的准则和以前我亲爱的丈夫相同，一向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我按照这两点来考虑一切，就不愿意说出吕贝尔夫人给我的印象：她矮小精瘦，神情狡猾，年纪在五十上下，有着黑白混血儿那种深棕色皮肤，以及一双警惕的浅灰色眼睛。同时，基于以上所举的原因，我也不愿意提到我对她的服装的看法：虽然它们是最素净的黑绸制的，却是用的昂贵得很不相称的料子，而对她这样年龄和地位的人来说，那种花哨的样式也是不必要的。
我不喜欢人家用这些话批评我，所以我也不应当用这些话批评吕贝尔夫人。这里我只要提一句：也许她的态度并不是冷淡得让人讨厌，而只是异常地安静和腼腆；她很多时候留心窥探别人，和别人说话的时候极少，也许这不但是因为生性谦虚谨慎，而且是因为自己在黑水园府邸的地位还不大明确吧。尽管我很客气地邀她到我屋子里去吃夜宵，但是她坚决不肯。（这种举动也许显得古怪，但是，总还不致使人怀疑她吧？）
因为伯爵已经特意提出（瞧他多么宽宏大量），所以一定要等到第二天早晨医生看过和同意后，吕贝尔夫人才可以担任护理工作。那天晚上仍由我陪夜。看来格莱德夫人很不高兴雇用这位新的看护来服侍哈尔科姆小姐。像她这样有教养的太太，竟会对外国人十分小器，这让我感到很惊奇。我于是大着胆子说：“咱们应当记得，太太，不要轻易判断地位比咱们低的人，尤其是那些外国人。”格莱德夫人好像没理会我的话。她只叹了口气，吻了吻被单上哈尔科姆小姐的一只手。这种举动是很不妥当的，在病房中，你最好别去刺激病人。然而可怜的格莱德夫人不懂得怎样看护病人——我遗憾地说，她什么事都不懂。
第二天清晨，吕贝尔夫人被唤到起居室里，以便医生经过那里进卧室的时候看了她可以表示同意。
离开了格莱德夫人和当时正睡熟的哈尔科姆小姐后，我怀着一片好意，走到吕贝尔夫人那儿去，叫她不用担心她的地位，不必感到紧张不安。但是，看来她并没存有这种想法。她好像胸有成竹，已相信道森先生会同意用她；她很安静地坐在那里向窗外眺望，那模样分明是在享受乡间的新鲜空气。有人也许认为这种举动表示了她的自大和自信。然而我可要说一句更公平的话，我认为这说明她具有特别坚强的意志。
这次医生没来找我们，反而唤我去看他。我觉得这种违反常规的做法很奇怪，但是吕贝尔夫人好像对此并不介意。我走开的时候，她仍旧很安闲地望着窗外，在那里静悄悄地享受乡间的新鲜空气。
道森先生独自在早餐室里等候我。
“有关这个新来的看护呀，迈克尔森太太，”医生说，“怎么样，先生？”
“我知道她是那个外国胖老头儿的老婆从伦敦带来的，那个外国胖老头儿一直和我纠缠不清。迈克尔森太太，那个外国胖老头儿是个骗子。”
她这话说得太不礼貌了。我听了当然大为震惊。“您是否知道，先生，”我说，“您现在谈到的是位贵族吗？”
“呸！有爵位的骗子又不止他一个。他们都是一些伯爵——去他们的！”
“他如果不是一位很有地位的贵族（当然，我不是指英国贵族），先生，他就不会做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的朋友了。”
“好吧，迈克尔森太太，您对他爱怎样称呼就怎样称呼吧；还是让咱们现在来谈谈那个看护吧。我已经表示反对雇用她。”
“连见都没见过她，先生？”
“是呀，见都没见过。她可能是所有看护中最好的，但她不是我推荐的。我已经向这家主人珀西瓦尔爵士表示反对。他不以为然。他说我所能推荐的也是从伦敦来的陌生人；他认为，既然他太太的姑母已经费了不少事从伦敦带来这女人，就应当让她试一试。他这话也有几分道理，我不能一口回绝了他。但是我定下了这样的条件：我如果有对她表示不满的理由，她就得立刻离开这里。作为一位医生，我多少有权提出这项意见，而珀西瓦尔爵士也接受了它。现在，迈克尔森太太，我知道您是可靠的；头两天里，您要密切注意这个看护，除了我开的药，当心别让她给哈尔科姆小姐服其他的药。您的那一位贵族，他一心要让我的病人尝试那些江湖医生的疗法（其中包括催眠术）；他老婆带来的这个看护，也许很乐意帮助他。您明白了吗？那么，很好，咱们现在可以上楼去了。看护在那儿吗？她进入病房之前，我要关照她几句话。”
我们发现吕贝尔夫人仍旧那样闲情逸致地坐在窗口。我把她介绍给道森先生的时候，不论医生怀疑的目光，还是犀利的问话，看来一点儿也没使她发慌。她说着结结巴巴的英语，但是从容不迫地回答了他的问题；尽管他想竭力难倒她，但是她对一切与她职责有关的事并没有不清楚的。毫无疑问，正像我上面所说的，这根本不是因为什么自大和自信，而是因为她具有坚强的意志力。
我们一起走进卧室。
吕贝尔夫人很留心地望了望病人，向格莱德夫人行了个屈膝礼，把屋子里的一两件小东西摆好，然后静悄悄地坐在一个角落里听候差遣。夫人看见来了这样一个陌生看护，神气显得吃惊和烦恼。大家什么也没说，唯恐把仍旧睡熟的哈尔科姆小姐惊动了，只有医生悄声问了一句昨天夜里的情况。我轻轻地回答：“大致和以前一样。”接着道森先生就走了出去。格莱德夫人跟了出去，我猜那是去谈有关吕贝尔夫人的事。我这时主意已定，认为这个不声不响的外国人是能胜任的。她头脑很灵活，并且肯定熟悉自己的工作。到现在为止，看来我服侍病人并不一定能比她服侍得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