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俊少年》里少年海因切出门的时候回身吹灭桌上蜡烛的小小动作让我感慨万千，这样一个小小的细节是德意志这个民族骨髓里渗透出来的东西，这骨髓里的严谨可以将它扩展到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所有领域，包括那让人激情四射的足球运动，看那激情的球场上开动起来的德国战车你都能感受到那份严谨，更不要说其他的领域了。
每当在家里做着家务活的时候，几乎无一例外地遭到我们自己这种对什么东西都泛泛的随意态度的侵犯，生活让这些物品经常搞得烦不胜烦，你不得不不断地找人来维修这样，维修那样，新装修的一切也过不了两年便问题百出，那种我们骨子里散发出来的散漫和随意，时时刻刻让我有着切肤之痛，恨不能将这些产品制造商一个一个地掐死。
我的父亲曾经做过十分危险的技术工作，稍不留意的一丝差错就会导致生命的毁灭，父亲也经历过太多这样的生命瞬间消失的场面了，大概因着这个原因我接受了父亲身上的这种事事小心的态度，所以在选择家里用品的时候都是格外精心和注意安全性能和质量的，而并不太去注重价格的问题，因为这些东西并不是短时间就消耗掉的东西，价格相对于安全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也正因为如此先生常常批评我生活上的大手大脚，其实如果是一件衣服的话，30块钱和300块钱对我来说差别并不大，但对于家用电器那差别就肯定大了，但就是这样，这些东西总是让我失望，非常失望。
我常想，我们的产品质量为什么总是这样差？是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做好吗？不是，中华民族从智商上来讲是个十分聪明的民族，但从小的教育就不注重对做事情的细节的要求，对所做的事情对环境对他人的影响也不注重。纵观中国历史发展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那就是我们这个民族对宏观理论的把握非常到位，比如《易经》，比如孔孟，比如老庄等都是在一个大的原则和前提下去教育人，包括佛教和道教对人性的引导和教化也是如此，但当人们具体到每天每时每刻的身体力行的时候却没有一个具体的标准，靠的是一种所谓的“悟性”。当然我在这里谈的是纯粹的孔孟老庄的思想精髓，而不是封建统治者从这里演化出去的一套行为准则，这些行为准则里其实有很多是违背了这些思想的原意的。
从宏观层面上来看，我们祖先的这些东西很多都是相当有用的，甚至是精辟的，因为它没有落在微观细节上，因而真是有容乃大，你说这里面仿佛什么都有又仿佛什么都没有。而西方比较有意思，每个东西都会一代接着这一代深入、深刻、不断完善地发展下去，而且每一次的发展和进步都是在纠正前人错误的基础上前进的，比如西方人崇尚的亚里士多德，虽然亚里士多德的东西几乎都被推翻和否定了，可是他仍然不失其伟大，而在中国你敢说圣人的东西错了那简直是要了这个民族的命，就是到了今天也是如此，如果有谁展开对孔孟的全面批判估计国人有一半都会和你拼命，这就是东西方的区别，这就是人家为什么进步神速而我们进步缓慢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之一。再比如我们祖先提出的“勾股定理”在西方称作是“毕达哥拉斯定理”，我们的“勾股定理”其实只描述了“毕达哥拉斯定理”的特例“勾3股4玄5”而已，对于勾2、勾4、勾5……是个什么便再没有下文了，在数学这个领域里我们所谓的“勾股定理”根本不具有普遍性，不能称之为定理，我们的数学探究也基本上停止在了这个水平上，这是和我们的民族文化只着眼于宏观理论相适应的一个结果，因为我们没有层层往下探根追底细节根基的思维训练习惯和外部生长环境。探根追底细节根基的唯一发展就是谋术，玩人玩权谋那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但终究挡不住西方的船坚炮利，难道我们还要这样继续下去么？
我们在商品时代来临的今天自然也将这种民族文化的特性始终贯穿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里去，这产品质量么也自然就顺应了这种民族文化特性的思维习惯再加上外部环境的宽松：管理者不认真追究细节，消费者也不认真追究细节，自然生产者与设计者也不必要去费这个心思，花这个成本，得过且过，钞票落袋那还管什么质量不质量，这边做死了那边换个牌子炒陈饭照样赚你的钱，大家彼此彼此嘛。从管理者到消费者再到设计生产者都在一个完全统一的思维习惯下，所以这是一个民族骨子里透出来的统一性，而不在于执政的是谁，只要是这个民族的就是具有统一性的。当我们骂管理者，骂生产者的时候，我们不也在各自所在的不同的领域里干着同样的事情吗？就好比骂城管、骂贪污腐败，这些人难道不是我们的亲戚朋友同学同事？
对孩子的教育我是更找不到方向了，因为我没有目标，我既不愿意灌输应试教育下的东西给她，但又找不到出路，只好顺其自然，如果逆着这个社会主流而动，将来我的孩子可能在主流社会上无法生存，如果顺着这个明显教条和把人变成行尸走肉的教育又让我无法接受，和先生的分歧就产生在这个问题上，是顺主流而动还是逆主流而动，先生的目标和意见是肯定的，而我是飘忽不定的，我想最多我用自己做行尸走肉换来的生活费去支撑孩子的未来，让她不至于流落街头吃不上饭，就算是能做到这样，又能怎样呢？更可能的结果是先生盛怒之下连我也扫地出门，这就是主流的可怕之处，很多时候你不得不为五斗米折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