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承志，这位祖籍山东的回族作家，在十年动乱的年代里，作为下乡知青，曾“在蒙古草原的纵深处生活了很久”。蒙古族人民的哺育之恩，使他一度将目光投向了那片古老、广袤的土地，写出了一部又一部驰誉文坛的佳作。然而，苑园园万本民族同胞以及他们那漫长的孤独奋斗的历史，毕竟是不容忽视的。民族感情的纽带不能不将他拉向西北的黄土高原——回族代代生存、斗争的最大聚居区域，先后写出了以回族生活为题材的《黄泥小屋》《终旅》《残月》《湟水无声地流》等小说，以及《心火》《背影》等散文，为自己饱经忧患的民族献出了一份赤子的心肠。
在现今及以后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内，由于民族的现实存在，任何一个作家，总是隶属于一定的民族。他们首先是民族的，然后才有可能是世界的。因而，“他们的真正的作品中总是充满民族性的”。民族性的表现是衡量他们反映民族生活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之一。
文学的民族性，主要在于表现出独特的民族精神、心理素质。果戈理就说：“真正的民族性不在于描写农妇穿的无袖长衫，而在表现民族精神本身。”张承志回族题材作品的可贵与成功之处，首先就在于它们真实地刻画出了回族的心理素质，活画出了民族的灵魂，表现出了民族的精神，具有鲜明、深刻、内在的民族性。
在祖国各民族的大家庭中，回族可谓是一个“特殊”的民族。从外表上看，她似乎没有什么“特征”：在居住上非常分散，分布全国，没有一个共同的地域；长期使用汉语、汉文，没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在经济生活上也与所在地的其他民族大致结为一体。但是，她又是一个具有鲜明个性特征的民族。这个特征，不在她的外部，而主要表现于她的内部，表现为她那独特的心理素质。这种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不但成为团结本民族成员的重要精神纽带，有力地维系着本民族的存在，而且有效地对本民族的生存、发展起着卫护作用，使他民族的心理、精神影响难以渗入。这种心理特质，实际上成为了保存民族界限的最后一道屏障和藩篱。能否准确地把握、反映出回族的这种特质，是表现回族精神、刻画回族人物的最基本的方面。
天然的民族情感与历史研究者的深邃目光，使张承志对于回族的心理素质有比较准确、深入的把握。他在散文《心火》中对自己的民族深情地写道：“她没有一种特殊的母语，但她具有最特殊的心理素质。”“她得天独厚的长处和财富，就是那心之火。那心火使她不狂妄、不冷漠、不屈服，在自己神秘的内心世界里暗自体味着那自儿时以来就有了的、他人无法理解的深沉感受。这感受是尊重人、理解人、正视自己和发愤努力的基础，是一种生命般的力量。”
对于自己民族心理的内在把握，使张承志回族题材的作品没有流入表层的民族风俗和习惯、民族服饰、外貌的反映，也没有停留于外在的行为特征和气质风度的描写，而是潜入人物的内心深处，多层次、多角度地刻画出了回族人民心中那永远不熄的“心火”——鲜明而独特的心理素质。
回族的心理素质，首先表现为强烈的民族认同感。
张承志笔下的回族人物，无一不鲜明地表现出了这一特点。在《金积堡》中，当席卷西北的同治年间回民起义的大潮退去之后，百年时光淘尽了一切，昔日斗争的中心金积堡这片平川里蔓延如火的回民，如今只剩下一家了。这家的男主人郭成禄，在那动乱的年代里，尽管背负着巨大的政治压力，但仍牢记着自己是回族的一分子，不肯背叛自己的民族，不肯背叛民族的历史，冒着身家性命的危险，给为了回民而惨死在清政府屠刀下的当年回民起义领袖修了座“拱北”——一座青砖小墓。墓是简陋的，但却寄托了这位普通回族人对自己的民族以及自己作为民族的一员应尽的责任和深厚的感情。
如果说，《金积堡》表现了单个的回族人物的民族意识的话，那么，《背影》则生动有力地表现了民族集体的属性觉悟。在陇山脚下，在黄河岸边，为了参加追悼英勇地牺牲在反动统治阶级屠刀下的亡人的集会，成万的农民自发地从四面八方汇聚成一个波澜壮阔的雄伟场面，“人头攒动的海洋上尘土弥漫。无畏的农民掀起了直入云霄的呼啸，为说谎的历史修订。当那两万人挤拥成的大海在我眼前喧嚣沸腾，当我真切地看见我面前晃闪着两万个终日躬耕荒山的背影时，我体味到了一种属于自己的威武雄壮”。这是一个具有高度内聚力的民族才会发生的举动，是一个有着强烈自觉意识的民族的人民才能造成的壮美的场面。作品还告诉我们：个体构成了整体，整体寓于个体之中。只有这样的民族整体，才会造就郭成禄这样的回族人物；而没有无数个郭成禄这样的具有强烈民族认同感的单个人，也就没有这样一个内聚力异常强大、富于团结精神的民族整体的。
回族的心理素质，也表现在高度的民族自尊感上。
强烈的民族意识和严酷的生活环境，使回族人民对自己的民族怀有特殊亲切的感情，激发了回族人民高度敏感、强烈的民族自尊感。个人的生死可以置之度外，民族的尊严绝不容受到践踏，在《残月》《终旅》中，张承志称之为“气”。为了“这口气”，“这沙山是给血浸红的”“河滩里的石头蛋都被血腻住了”。在《黄泥小屋》中，这叫心里头怕碰的“软肉”。为了“护住自己心里那块怕人糟辱的地方”，老阿訇坐了一辈子的牢，被官家打得“肋骨条条碎成块块了，长成扇板子般两大块”。苏尕三“举起镰刀，朝那官的脖颈上割了一下，家就毁啦，家成为两股左右绕着团冒的黑烟”。甚至于连“贼娃子”，这个为了填饱肚子几乎不顾一切的回族少年，当他偷东家的白面馍被发现，东家边追他，边“嘎、嘎、嘎”地阴笑着，举着那块猪骨头，“给，给呀，你这个贼种，给你吃个够，今黑夜叫你吃个够”地羞辱他时，他感到有柄尖刀一下子挑开了他的袄褂，挑开了他的皮肉，毫不留情地揭开了他的躯壳。他觉得自己霎时间鲜血淋漓地给剥开了，那残酷的刀尖还在往深处扎，准准地对着心底下的一块柔软的地方。他早忘了自己的肉身子里还有这么个地方，可他又知道打他小时候就似乎是一直护着掩着这个地方。若是毁了这个地方，世上就没有贼娃子了，只有一摊臭肉，太惨啦，他睁大了眼睛想，还有这么糟辱人的事么。“活了十五岁，浪了三四省，他没想到有这么场肮脏羞辱等他呢。”“他从来没有这么伤心过。他全身哆嗦起来，脸上淌下了两道泪水。”“一扭头跳进了那黑洞洞的水窖，暗夜里的窖水溅起一个高高的浪头，沉重地响起咕咚的一声巨响。”
“贼娃子”的死，在有些人看来也许是难以理解的，但在回族人看来，却是非常典型而具有逻辑性的。别林斯基认为，每一个民族的本质，“而且也是由于风俗、习惯、概念、关系等等构成的”“习俗是一种神圣的，不可侵犯的，除环境和文化进步之外不屈服于任何权力的东西！”回族是禁食猪肉的。但在旧中国，几乎每一件辱回案、辱教案，都是针对回族的这一特殊风俗习惯而挑起的。维护这一民族习俗的不受侵犯和亵渎，就历史地成为了回族人民维护民族自尊的一个重要标志。“贼娃子”的死，就真切地反映出了在那特定年代回族人民的这种民族感情。
回族的心理素质，还表现于坚忍的追求和无畏的斗争精神。
在过去，反动统治阶级由于民族的偏见，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将回族人民诬为“匪”“乱”，不仅在官方文书中大量使用对回族人民侮辱性的加犬傍的“回”字，而且大肆推行“痛剿以服其心”的血腥政策，使回族成为近代最受压迫的民族之一。然而，这种“欺回、压回、灭回”的手段，不但未能将回族人民制服，反而激起了他们更大的反抗，在长期的斗争中，锤炼出了回族人民坚忍、执著、在逆境中求生存的民族性格和不怕牺牲的无畏斗争精神。孙中山先生曾说：“回族在中国历代所受压迫最甚，痛苦最多，而革命性亦最强。”“回族向以勇敢而不怕牺牲著称于世，苟能唤起回民之觉悟，将使革命前途得一绝大之保障。”张承志回族题材的作品深入地揭示并表现了回族人民的这种心理素质。
《黄泥小屋》的“引子”，就是表现回族人民在逆境中求生存的坚忍精神的一篇精彩的散文。在那“旱裂的秃秃黄土峁子转绕”的“石渣渣、黄胶泥”的荒凉的“三边小道”上，无论是何种敢作敢为、争强好胜的硬汉子，走在这路上，也会由满不在乎而逐渐“心慌”“害怕”，甚至“垮掉”，“破天荒地哭开了，哭得又丑又难听”。然而，这却是三边穷回回的路，“那些小道上仍然是旅人如线，不断如缕。在茫茫荡荡的黄土山地，在密密的沟壑梁峁之间，在纷扬的大雪和疯魔的狂风中，在爆烤般的夏日酷暑和冻硬的阴沉长冬，总是能够看见一些头戴白布帽的人，他们沉默着，在那些小道上一步一陷，他们远远地避开喧嚣的世界，走得匆匆忙忙”。
这是一首深情的民族精神的颂歌，是回族人民坚忍不拔的意志和执著的追求精神的生动写照。正是这样的精神，才使他们能够克服常人难以克服的困难，在逆境中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发展壮大起来。
《终旅》《残月》则揭示了回族人民的勇敢斗争精神。在严酷的斗争中，主人公的“太爷和爷爷都是为了沙家堡那座青砖的寺，就让血染红了脖子”。“只要是为了沙家堡，他从来是提上斧头就走，连块干粮也不掖。”“从清朝数下来，已经数不清了，沟里人的血就那么一腔一腔地顺着沟沟壑壑浇在这片荒山野岭上。”“沙家堡是什么？沙家堡是一口气。你能灭了男男女女的庄户人，你能灭了条条山沟的庄院窑洞，你就是灭不了这口气。”为了自己的民族，为了民族的追求，回族人民从来是前仆后继，义无反顾的。“回回打架不要命”，《湟水无声地流》中的这句话，倒正反映了在那特定时代回族人民的这种顽强斗争精神。
就这样，张承志回族题材的作品，通过对民族心理素质的深刻洞察和真实表现，形象地反映出了回族人民的“心火”——特有的民族精神，并且令人信服地告诉了我们，一个饱经忧患的民族，何以能够自强不息，发展壮大起来的。
张承志回族题材的作品，不仅写出了回族人民的“心火”，民族的心理素质，而且形象地写出了他们的“心史”——民族的心灵历程。
张承志曾经说过：“历史过程影响着人的心灵，现在人们对自己心灵历程的兴趣或许多于对自己政治经济历程的关心。所以，心史——人类历史中成为精神文化的底层基础的情感、情绪、伦理模式和思维习惯等等，应当是更重大的历史研究课题。”这话实际上也是他小说创作的宗旨。张承志回族题材的小说如同他的其他作品一样，不满足于一般小说的呆板叙述方法，主观心理的时空形式往往取代了客观自然的时空形式，甚至于不惜打破故事情节的完整框架和模糊人物的外部特征，而浓缩笔墨，通过人物的内心自省和意识流动，来最大限度、最大容量地展示回族人民的情感世界、心灵历程。
《终旅》是以清末同治年间回民起义为背景的。这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黑暗的年代，也是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前夜。作品表现了一个回族青年在奔赴决死战场途中的悲壮而不无惆怅的内心思绪，通过人物情感活动的叙述方式，将主人公的主观世界与客观的外在世界有机地结合了起来，既揭露、控诉了封建统治阶级“要把这搭的人斩尽杀绝”“所有的村子都成了焦士”“浪头里游着血丝，妇人家睡在河水里”的野蛮罪恶行径，更集中地展示了回族人民“上山刨石头，下山啃洋芋”的苦难生活和他们“要让官军的血也染红河水”“三十岁就走沙家堡，三十岁就染成血脖子”的不屈意志和殊死的斗争决心，从而以悲壮、雄浑的笔调表现出了那时代回族人民的心灵轨迹。
《黄泥小屋》深刻地写出了更后一些年代回族人民的心态。这是一个封建反动统治相对稳固的年代。太平天国、捻军、西南苗族人民的大起义先后归于失败，波澜壮阔的回民起义军也被镇压下去。青壮被屠戮，妇孺被迁入不毛之地，回族人民处于更加深重的民族压迫、阶级压迫之中。植根于这样的时代，作品写出了在黑暗的社会和残酷的自然环境的双重压迫下，不同年龄、不同经历、不同性格的五个回族人物的不同痛苦和内心渴求。
老阿訇：尽管追寻了一生，几乎坐了大半辈子的牢，但在屡次失败之后，也只得承认自己的命运，认为：“你寻的那东西，真主没预备给你呢。”韩二个：虽然正当壮年，但已经异化成了一个麻木的活人，无欲无求的劳动工具，“他不觉得累乏，也不觉得干渴”，只是“喜欢在太阳烤晒下的荒山头上，有板有眼地使镢头。”丁拐子：始终处于性饥渴中，“总觉得这世界上还欠他一个媳妇。”贼娃子：“一天就想着个饿”“十年偷遍了山边边水边边”“饿得慌么，不偷又干甚呢！”而苏尕三，这个作品中的主人公，苦苦追寻着一间烟熏火燎的黄泥小屋，好“能蹲在那低低的泥屋里护住自己，护住自己心里那块怕人糟辱的地方”，然而不但这个念想没有指望，而且：“回回心里就这一处长的是软肉，你们就偏偏喜欢拣着这搭糟踩”“你求的是舍条命护住心，它偏要毁了你的心留下你的命。留你一条命受这熬不住的苦。”这是一种多么深重的苦难，是多么卑鄙、残忍的心灵折磨呀！但作品同时也有力地暗示：“心”，是不能侮，也是不能忍的，仇恨在凝聚，地火在运行，回族人民的斗争意志不会被摧毁，一场更大的心灵风暴即将来临！
《湟水无声地流》是张承志创作早期写的以十年动乱为背景的小说，它揭示了“这些吃喝上戒规最严的少数民族讨口吃”“有计划地集体逃荒”给一部分回族农民带来的心灵上的屈辱，控诉了林彪、“四人帮”一伙祸国殃民的罪行，反映了回族人民在这一时期遭受的苦难和他们在逆境中表现出来的美好心灵。
《残月》则展示的是社会主义新时期普通回族劳动人民的心灵感受。当作品中的主人公杨三老汉上夜寺时，走在这熟悉的山路上，他追抚今昔，内心感慨良多。从重新修建的“整座贴着半面绿瓷砖的大寺”，想到过去“三间破屋顶上也插着一柄铁铸的弯月亮”的小寺；从“为了那三间破屋和那缺了一块的铁月牙毁了命”的父辈、亲人，想到自己从12岁起心中就有了的“念想”；从“眼看快绝了后的户，数数又有四五十口子人，洋芋换成了麦子，坡地退耕再养牛养羊”的新生活，想到过去“日子是亡人舍下的一半，心是碎了一半的心。连寺上的弯月也缺着一块”的艰辛……当这些思绪杂乱地缠绕在他的脑海里时，他心中不无伤感，“莫名其妙地鼻酸”“不觉得眼里又落下两颗泪水”。
然而，当他揉着酸痛的双腿，走到大寺门前时，“这时，那座暗夜中的大寺突然敞开了一扇门。一块方方的、灿烂耀眼的灯光一下子涌了出来，深沉的黑夜无声地打开了一个辉煌的入口。黄黄的、温暖柔和的灯火在那扇方方的门里满盛洋溢，把那茫茫的黑夜点缀得活泼可亲了”。这灿烂的夜寺、温暖的灯光，顿时慰藉了他的心灵，使他得到了心灵的宁静、幸福、满足。
在这里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张承志回族题材的作品里总是反复出现着清真寺的形象。从《终旅》中沙家堡那座青砖的寺，到《残月》中“缺了一块的铁月牙的寺”，和新修的“绿瓷砖、铜月亮”的寺，他们在作品中都占据着突出的位置，有着很深的寓意。
首先，它是那时候回族宗教信仰的象征。回族无论是在民族形成时期还是在发展时期，伊斯兰教都是他们重要的精神纽带和支柱，清真寺是他们活动的中心。而在回族人民历次的争取民族平等，维护民族生存的斗争中，伊斯兰教都是一面旗帜，发挥着不同寻常的作用。《终旅》中，当“听说沙家堡大寺被官军围了，听说寺里已经放出来舍命保教的口唤”“十几条山沟里活着的男人，都流水般奔向沙家堡”，即真实地反映了这一情况。
伊斯兰教不仅是回族人民的精神纽带，而且是苦难的回族人民的精神慰藉。马克思说：“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在那黑暗的年代里，回族人民面对无穷尽的苦难，只能将希望寄托于真主、寄托于来世、寄托于宗教。正如《残月》中杨三老汉所说的：“心里还有主的念想，再苦也能寻个安慰。”“一夜夜地，心里就剩下个真主能唤上一唤。人受着那样的屈苦，若是心里没有一个念想，谁能熬得住呢？”在《终旅》中，这种作用更显著。主人公明明知道到沙家堡难免一死，但他仍认为：“主把那辉煌的事情放在了沙家堡，腿上泥土成渣，肠子比牛胃还粗的庄稼人也就盼着能走沙家堡。不是别人呀，是咱这些受苦的种，居然蒙着混着还有那么光灿灿的报答。有谁能不感动呢？”他们为什么将去“沙家堡”作为“光灿灿的报答”呢？这里既有对现实苦难的摆脱，更有对来世的希冀。回族是既重今世又重来世的。伊斯兰教认为，为宗教而死是光荣的，可提着血衣进天堂。作品中的主人公认为“沙家堡是男人们走向天堂的地方”就是这种思想的表露。
然而，张承志作品中清真寺的寓意，似乎又不尽如此。正如杨三老汉面对辉煌的夜寺，在欣慰之后又感到的：“他一直盼望的是什么呢？是眼前这灿烂的夜寺吗？他费力地想着，不知怎么心里感到一片茫然。”其实，他在与那个外国女子的谈话中，已经流露出了他的深层意识，不自觉地解答了这个问题。她问：“为什么你们有修这样的寺的诚心？”他说：“丫头，慢慢地你就明白啦，人得有个念想。”“念想，就是希望吗？”他答道：“说不清。这个念想，人可是能为了它舍命呐。”再联系张承志的其他一些作品，那么，我们就会看得更清楚一些了。在他的笔下，清真寺是一个双重的象征。它不只象征着回族人民的宗教信仰，而且还象征着他们心中珍贵的“念想”，一种朦胧然而又有着某种确定性的希冀，一种心灵的追寻。而《残月》中对杨三老汉“他没有想到自己此生还能看到如此辉煌的景色”“不管怎么样，总算是看见啦”的描写，不也寓示出了新时期回族人民心灵所得的归宿吗？
从《终旅》到《残月》，正好构成了一个从近代到当代的完整系列。张承志精心撷取了一个个典型的历史画面，深入人物的内心深处，在大起大落的斗争风浪中，写出了回族人民这一阶段的“心史”——心灵的历程。
然而，真实地反映民族的生活，忠实地表现民族的精神，这是文学的一般要求，还不是它的极致。要使自己的作品达到极致的境界，就必须将民族性与时代性、历史性结合起来，如同别林斯基所说的：“个别民族生活的形式就非包含有全人类、世界性的内容不可。”“一个民族越是通过自己的生活来表现人类，对人类越是发生强烈的影响，它的文学就越符合一般文学的意义，它就越高尚，越是重要。”
张承志虽然自小生活在不是大量回族聚居的区域，但血统的因素和家庭的影响使他很早就产生了朦胧的民族意识。他在《心火》中说：“像我家那顽强地舐着熏得黑黑的锅底的锯末火一样，这一苗微火也不熄地在我心里留存下来了。我长久地不能理解它和记住它，但我已经意识到了。”这种“心火”的渐渐燃烧和蔓延，尤其是他在回族地区的感性认识，使他具有了自觉的民族属性觉悟，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民族使命感。他说：“我要寻找这表达和诉说的形式。”正是这种高度的民族意识和强烈的民族感情，使他写出了这些富于民族性的回族题材的作品，并且在当代回族作家中，他涉猎回族题材起步虽晚，但却达到了一般人难以企及的高度，这是难能可贵的。
恩格斯讲：“忘掉自己的民族性和处境……这就不是国际主义。”每一个民族的人民都对自己的民族有着特殊亲切的感情。正如不爱自己的母亲就不会有深广的人类之爱一样，不爱自己的民族，也是不会真正热爱自己的祖国的。因而，张承志对自己民族的感情，不但是无可厚非的，而且是值得赞赏的。
但是，如果一个作家完全沉溺于民族的感情，没有更宽广的胸怀和更深远的眼光，他的创作是难以产生更大的思想和艺术力量的。张承志热爱自己的民族，但他热爱的不止是自己的民族。他具有民族的思想，但又不局限于民族性的思想。他的历史研究者的素质、丰厚的历史知识、独特而敏锐的历史眼光，使他在观察民族的社会生活时，总是有意识地自觉地将它放在时代的长河中、放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上去思考，并在个人情感的跳荡里，融入了相当分量的社会历史内容，因而使他的作品既是民族的，又是超越于民族之上的，蕴含着社会、历史、人生的丰富内容，具有高度的历史哲理涵义。
当我们再次回顾他的回族题材作品时，便会看到：首先，其中所表现的斗争，不仅仅是民族的斗争，而是包含了更多的社会意蕴。《终旅》所表现的，是回族人民的一场殊死斗争，它同时还是清末全国农民起义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这一时期中华各族人民奋起反抗腐朽的封建统治阶级斗争的一个缩影。《黄泥小屋》则有着更大的蕴含。作品虽然主要写的是五个回族人物的痛苦和追寻，但这种痛苦却集中了生理的和心理的人类生存的最基本的痛苦。他们的追寻，也代表了物质的与精神的人类生存的最基本的需求。因而作品具有更大的涵盖面，其主题无疑是有着广泛的普遍性和深刻性的。
其次，这些作品中所反映出的敌对力量，也不是什么“异族”，而是“朝廷”“官家”“东家”，还有回族中的“丁善人”。他们无影无形，无处不在，可又异常凶残、强大。作品中的主人公们，谁都没有见过他们的样子，而且“怎么也想不出来”，甚至连报复、拼命都找不到明确的对象。很显然，他们——应该说是“它们”，是一个神秘的象征，象征着那个时代的封建反动势力。“它们”不仅是回族人民的“克星”，而且也是汉族人民的克星，是笼罩在中国各族人民头上的魔影。
再次，作品中的斗争主体也不单纯是回族人民本身。《黄泥小屋》中苏尕三的憧憬和追求，是与那个“蓬着头”的汉族女子结为一体的。在共同反抗东家的凶残迫害后，他俩大胆结合，双双奔走天涯，又一起寻找自己的“黄泥小屋”。《湟水无声地流》中那个受“四人帮”迫害下了台的汉族干部的命运，是与逃难在外的回族农民联结在一起的，他的苦难与他们的苦难是一致的。因而，当他不由自主地、借用连他自己都想不到的回族的语言，发出“主啊——给我再次工作的机会吧”的祈求时，实际上喊出了那个时代各民族人民的共同心声，表达了包括回族人民在内的全国人民的普遍心愿。
总之，张承志回族题材的作品，在反映回族人民的生活，表现民族的精神时，有一种统摄全局的历史意识。这就使得他的这些作品既表现了对民族前途、命运的深层思索，又折射出了时代的历史走向；既反映了回族人民的心灵历程，又闪烁着人道主义的理想的光辉。具有一种特殊的历史高度、哲学深度和现实力度，达到了民族性与历史性的统一。
载《民族文学》1989年第3期
1987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