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灿烂文化的伟大民族。回族文学也源远流长，佳作迭出，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但从文化学的意义上来说，过去的回族作家文学由于种种历史的、社会的原因，基本上处于“自在”的状况，缺乏系统理论与认同意识的“自觉”的发展。因而，过去回族作家的民族归属感很不明确，他们的作品也大多缺乏鲜明的民族风格与特点。这种状况的根本改变，大概可以说是始于1978年以来的社会主义新时期。这一时期，回族文学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细究起来，大致可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起步阶段，也是文化上初步认同的阶段，时间大致在20世纪苑园年代末至愿园年代初。文化认同，表现为人们对于某种文化的倾向性共识和认可，这种共识和认可是对创作实践理性认识的升华，并形成为回族作家稳定的思维定势和共同的审美追求。过去，回族作家们零散分布在全国各地，民族经济、政治地位的低下和大民族主义的压迫，使他们有时候连自己的身份都不敢暴露，只能自生自灭地进行一些文学创作，根本没有条件也没有可能形成这种审美上的共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民族的政治、经济地位得到了根本的改变，一些回族作家开始有了文学上的民族自觉意识，并出现了一些“回回写回回”的作品，但在随后而来的“文化大革命”中又遭到无情的摧残和残暴的压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时，随着党的民族、文化政策的落实，长期以来在“左”的思潮打击下噤若寒蝉的“回族文学”的口号响亮地提了出来，并在回族聚居的宁夏回族自治区举行了一系列实际的、推动回族文学事业的工作，如搜集、编选并出版回族文学作品，组织编写回族文学史，召开回族文学座谈会、讨论会，创办回族文学刊物，展开关于回族文学范围、特点的讨论等等。现在看来，当时的一些讨论虽显得幼稚和缺乏理论色彩，却有力地张扬了回族文学的口号，唤醒了回族作家的民族意识。一些回族作家的作品在各地报刊上发表出来，它们有的形象地反映了回族的生活，塑造了回族人物；有的大胆地突破了所谓的“禁区”，在艺术题材的表现上有了新的开拓和挖掘。这些作品有些尚不很成熟，为数不少的作品在对民族生活的反映上尚处于表面化的层次，但它们标志着新时期回族文学的新的觉醒。
第二阶段，发展阶段，也即文化整合时期，时间大致在20世纪愿园年代中期。文化认同对于人们的文化创作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经过了短短几年理论上的提倡和创作上的实践，回族文学如决堤之水，进入到了一个自由发展的新天地，并在全国涌现出了一大批具有民族认同感的回族作家，产生出了许多有影响的回族文学作品，在回族聚居的宁夏、甘肃等地，还形成了多层次、多门类、多品种的回族作家群。他们中，既有宝刀不老、笔力雄健的文坛宿将，也有年富力强、才华横溢的中年骨干，更多的是勇于创新、锐气十足的文学新秀。他们创作的作品，以其鲜明的民族个性和独特的色彩，丰富了新时期中国文学的百花园。
第三阶段，走向突破的阶段，也即超越阶段，时间大致在20世纪愿园年代末至90年代初。经过了近十年的积蓄和发展，回族文学的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一些回族文学作品不仅赢得了本民族人民的喜爱和接受，而且获得了可喜的突破和超越，大踏步地走向了全国文坛乃至世界文坛。突出的标志就是回族长篇小说的崛起。长篇小说往往是衡量一个民族文学发展程度的标准。回族古代文学目前还没有发现有小说作品，近现代以来，回族的小说作品也不多，长篇小说更为鲜见。而从愿园年代下半期，回族的长篇小说有了迅猛的发展，仅回族老作家沙陆墟就出版了十多部。查舜的《穆斯林的儿女们》、马步斗的《大梁沟传奇》《李家铺外传》、马明康的《十二寡妇》、马瑞芳的《蓝眼睛·黑眼睛》，张承志的《金牧场》……都各擅其长，各尽其致，在反映生活的深度和艺术表现的力度上获得了人们的好评。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张承志的《心灵史》和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的出版。前者饱蘸激情抒写了回族人民的“心史”，深刻地表现了回族的民族精神，从而在当代文学史上罕见地、最深入地走入了民间，成为了西北回民“自己的书”，甚至为不识字的该教派的农民所珍藏；后者以横溢的才情，生动感人地描写了京城回族“玉器世家”的命运和生活，具有浓厚的民族文化色彩，从而步入了中国最高的文学殿堂，获得了国家级的“茅盾文学奖”，为回族赢得了荣誉。这两部长篇小说的出版，极大地提高了回族文学的品位，使回族的文学进入了一个新的更高的发展阶段。
新时期的回族文学尽管已经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它也存在着许多不足。主要是：回族文学的发展还不平衡，回族文学的整体推进还不够理想；回族文学的理论还比较薄弱，不能对创作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回族文学的阵地还有待于巩固、壮大；各地回族文学工作者的联系、协作还需进一步加强。特别值得我们警觉的是，在回族文学发展的大好形势下，一些回族作家产生了松劲、滑坡的现象，并产生了一些否定回族作家审美追求和努力的言论。
在当前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继续推进回族文学的自觉发展，促进回族文学的进一步繁荣？在工作上，我们应该努力加强与各地回族文学工作者的联系，积极筹集回族文学发展基金，壮大回族文学阵地，创造条件举办回族文学作品评奖。在理论上，我们应很好地总结新时期回族文学发展的经验，消除对于回族作家创作上不利的错误言论的影响，充分肯定回族作家民族文化认同和审美追求上的正确努力，大力呼唤创作主体意识更为自觉，民族风格更为鲜明、成熟，作品数量和质量都能上到一个新的、更高台阶的回族文学。
回族文学，是回族人民精神生活的花朵和果实。从回族文学创作的历史情况来看，回族文学作品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表现本民族生活的，一类是表现别民族生活的。这两类作品，虽有主次之分，但都是回族文学的组成部分，都反映了回族人民在创作上的智慧和文化上的贡献。对此，我们都应该予以肯定。但是，对于一个有条件反映民族生活的回族作家来说，对于一个有着民族认同感和创作自觉意识的回族作家来说，他应该以表现回族人民的生活为主，他应该努力使自己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因为这不仅是他的民族责任感之所在，也是他的创作优势之所在。也正因为各民族作家在文学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鲜明的民族个性，才是文学苑囿百花盛开、争奇斗妍的原因之所在。那么，作为一个回族作家，如何使自己的创作意识走向自觉呢？如何使自己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特点呢？总结新时期回族文学创作的成功经验，主要为如下几点：
首先，应该真实地反映民族的现实生活。文学作品的艺术风格是审美主体与客体相互交融的产物，即意味着通过特有标志在外部表现中显示出自身的内在特征。正如德国美学家威克纳格所说：“风格是语言的表现形态，一部分被表现者的心理特征所决定，一部分则被表现的内容和意图所决定……倘用更简明的话来说，就是风格具有主观的方面和客观的方面……双方都必须存在。双方都处在正确的有机关系中：有时这一方面比较突出，有时另一方面比较突出，但在任何情况下，这两方面孰轻孰重都取决于内容，根据内容较多主观因素或较多客观因素的性质而定。”由威克纳格所提出的风格的二因素说，我们可以认识到，民族风格的主观方面，即民族作家的“个人风格”，也就是“我们从作家身上剥去所有那些不属于他本人的东西，所有那些为他和别人所共有的东西之后所获得的剩余和内核”。而风格的客观方面，则是民族作家所表现的题材对象，即民族的社会生活。从总的方面来说，民族作家所表现出来的东西，是受着所表现的内容的客观制约的，生活的美也往往影响着作家所表现出来的风格的美。例如，你表现北方草原民族，那他们所生活的辽阔的大草原自会使你的笔调具有舒缓、深沉的韵味。而假如你硬要背离所表现的客观对象，用南方一些民族俏丽、活泼的特征去描写北方草原民族，是注定要失败的。因此，民族作家应该抓住自己文化的“根”，在真实地反映民族社会生活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自己的创作主观能动性，将民族题材的客观性和自己创作个性方面的主观性很好的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写出既带有鲜明民族风格，又具有作家创作个性，真正具有美学意义的民族文学作品。
在表现民族社会生活时，我们特别提倡民族作家反映当前现实生活。当前，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民族的现实生活纷繁复杂，气象万千。我们的民族生活中既出现了许多可喜的新人、新事物，也发生了一些值得深思、反省的问题。文学是民族生活能动的反映。发挥民族作家所应有的超前意识和反思精神，推动民族生活的现代化进程，这是对回族作家的一个新的要求，也是发展回族文学的新的机遇。为此，我们回族作家应很好地深入民族的社会生活，加强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认识水平，创作出更多以现代意识照射民族现实生活的好作品来，从而在民族生活中发挥积极的影响和作用。
其次，应很好地表现民族的美好风情。回族作家在表现民族现实生活的时候，对构成民族文化重要层面的民族风俗和培育、熏陶民族气质的自然和人文环境也应很好地研究、把握和表现。民族风俗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传统和心理素质的具体表现，包含风土人情、道德观念、宗教信仰、节庆礼仪、服饰饮食等多方面的内容，是民族个性色彩长期发展的结果，也是民族识别的重要特征。它虽在民族文化、民族心理素质方面处于直观、表层的地位，却往往集中、深刻地反映了一个民族最本质的东西，甚至是反映了一个民族最稳定、最敏感、最隐秘的东西。别林斯基就曾称民族风俗为一个民族的“脸面”，即能代表某一个民族的东西。出色地描写一个民族的美好风情，不仅十分有利于这个民族形象的塑造，而且对于消除民族间的隔阂和距离，促进民族间的相互了解，扩大民族文化交流，加强民族间的大团结，有着现实的十分重要的意义。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文艺工作者在这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刘三姐》《五朵金花》《阿诗玛》等文艺作品在宣传边疆少数民族美好形象方面至今仍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响。而我们回族文学工作者鲜有这方面的作品，联系到近年来发生的几起在回族风俗习惯上出问题的事件，实在是应该引起我们的警醒。回族作家们理应补上这一课，拿出有影响、表现民族美好风情的作品来宣传自己的民族。
当然，不能说回族作家们在这方面没有做一点工作，过去，我们一些回族文学作家也注意描写回族风俗，但它们大多停留在民族风俗的浅层方面，即民族服饰和民族人物的外貌特征上，而在描写民族风俗的深层方面，民族的传统文化、宗教信仰、礼仪制度等方面则十分不够。不久，就连这种浅层的描写也在“不要单纯地描写回族的风俗习惯”等“理论”的引导下而放弃了。这是我们应该引以为训的。事实上，开拓这方面的处女地，往往是一部作品成功的重要因素。北京回族作家霍达所著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虽有人对它在穆斯林精神的总的理解、表现上存有不同看法，但它出色地描写、表现了京城穆斯林的文化礼俗，其中特别是关于穆斯林葬礼的大段描写，既详尽传神，又充满深情，将回族的葬礼描写得十分生动感人。正因为如此，这部作品可说是打开了一扇神奇的文学之门，向广大读者展示了一个新鲜而动人的回族穆斯林的生活世界，因而深深地打动了无数的读者，特别是对回族生活习俗较为陌生的读者，从而获得了文学上的成功。可惜，目前我们出色地表现民族美好风情的作品并不是很多。我们回族文学工作者应该从《穆斯林的葬礼》中得到有益的启示，创作出更多真正受回族人民和全国人民欢迎的好作品来。
再次，应注重塑造鲜明的民族性格。文学是人学，从某种角度来说，是一种深入人的内心塑造人、刻画人的性格的艺术。在当今世界上，人是以民族来划分的。各个民族的人有着不同的民族性格特点，从他们观察生活、理解事物的方式，到言谈举止、表情达意的气质风度，无一不表现出他们的民族独特性。诚如鲁迅所言：“法人善于机锋，俄人善于讽刺，英美人善于幽默。”回回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在民族社会生活和民族文化传统的影响和制约下，也形成了自己鲜明、独特的民族性格。准确、生动地刻画民族的典型性格，塑造多样的回族典型人物，这是回族文学面临的一个重要的任务，也是回族文学作品创作成功与否的关键。
什么是回族的民族性格呢？关于此，目前还没有公认的、权威的阐述。埃及学者艾哈迈德·艾敏的巨著《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中，引述古代阿拉伯人的民族性，说“阿拉伯人好高骛远，桀骜不驯，意见分歧，争为首领，意志很少一致”，“但是，阿拉伯人却容易接受真理和正义，因为他们的性格，没有染上恶劣的习气”。“阿拉伯人勇敢尚武，他们要保护自身，不依赖别人，也不信任别人；随时身佩武器，行路之时，左顾右盼，以防不测。他们似乎‘好战’成癖，‘勇武’简直是他们的天性。”“阿拉伯人口才锋利，擅长辞令，自古至今见称于各民族……”云南大学江应梁教授在《滇南沙甸回族农村调查》中所介绍的沙甸回族人所具有的性格特点为：员援能吃苦耐劳；圆援勇敢；3援冒险性强；源援个人独立生活性强，没有依赖家庭生活的坏风气。并指出：“这些性格多少是由于宗教习惯所养成的。”这些论述，或许对我们研究回族的民族性格有所帮助。但归根结底，准确地把握、表现回族的民族性格，还需要我们回族作家独到的观察和刻画。我们不可能在一部作品中穷尽回族的民族性格的全部，但是，若每部作品能成功地揭示其某一个侧面，塑造出一个成功的回族人物，那许多成功的文学作品综合起来，或许可能会得出准确、立体的回族民族性格的全貌。当然，每一个民族的人员有着其民族的共性，但同时又因个人的出身、居处、经历、禀赋、教育的不同而呈现出独特的个性。回族文学作品只有成功地刻画出具有民族共性的个性人物和具有人物个性的民族共性，这样才能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从而丰富回族文学和世界文学的人物画廊。
再其次，应表现出回族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中的核心和高级层面，是民族生活中的奋发、向上的方面，是民族性格中核心、主流的部分，是推动民族凝聚、发展、进步的思想火花。因而，把握民族精神，表现民族精神，从而弘扬民族精神，不仅有着巨大的历史意义，而且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在这方面，回族作家张承志的《心灵史》，可谓是表现回族民族精神的成功之作。《心灵史》是作家以巨大的民族责任感，放弃自己在京城的优越生活和事业上已取得的巨大成功，深入回族聚居的偏僻山乡，依据自己的切身感受和回族群众中秘不示人的宗教秘籍，毕其心力而写作的一部蕴含丰富，突破小说章法，充满激情和哲理思辨色彩，在国内外具有广泛影响同时又褒贬不一的著作。在这部著作中，作家以“血管切开般”喷涌的激情，描写了在生活上困苦到了极点，政治上压迫达到了极致的西北回族群众在过去最黑暗的年代里，以死来追求“心灵的自由”，以死来维护自己的信仰的卓绝斗争，从而深刻地揭示并感人地表现了回族人民勇敢无畏、不怕牺牲，对于“自由”“信仰”“理想”的殊死追求精神。正是这种民族精神，才使得回族在过去艰苦的环境和无助的斗争中，不仅没能被打垮、被消灭，反而顽强生存并日益发展壮大起来。
当然，在今天，如何很好的揭示民族精神，表现民族精神，发扬民族精神，从而推动民族的团结和进步，这无疑是回族作家面临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新的课题。
发展社会主义回族文学，还要很好地处理认同与超越的关系。认同有着强大的内聚力。一个民族的文化认同不仅对于这个民族的形成、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而且对于这个民族文学的推动力是无可估量的。新时期回族文学发展的成绩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强调过分认同也会走向自己的反面，导致自我设限，导致狭隘的民族情绪和僵化、保守、封闭的思维模式。一个处于自觉、自立发展状况的民族，应该是宽容的、理智的、开放的。一个民族的文学也应是这样。因此，回族作家既要有认同意识，又要有超越意识，应将这两者很好的结合起来，做到认同而力求超越，超越而不背弃认同。《心灵史》就是很好的处理这方面关系的成功的例子。《心灵史》是作家认清了自己的民族责任感后，倾尽心力为自己的民族所写的一部长篇小说，但是，它所表现的主题却具有普遍性的意义。作品通过对于回族民族精神的揭示、歌颂，同时表现的是人类对于理想、信仰的不懈追求精神，热烈地歌颂了一切坚持信仰、追求理想的人们。正如张承志在作品的结尾处所写的：“我借大西北一抹黄色，我靠着大西北一块黄土。我讲述着一种回族和各种异族的故事。但是，人们，我更关心你们，我渴望与你们一块寻找人道。我终于描写自己的母族了，但是你们应当作证，这里毫无狭隘，我厌恶狭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心灵史》所表现的主题思想，是超越了教派，超越了民族，甚至是超越了时空的。
别林斯基曾经指出：真正民族性的作品“个别民族生活的形式就非包含有全人类、世界性的内容不可”。并强调说：“只有那种既是民族性的同时又是一般人类的文学，才是真正民族性的；只有那种既是一般人类的同时又是民族性的文学，才是真正人类的。”他甚至于称这样的文学为民族文学的“极致”。我们的回族文学作品应该按照这样的要求，将认同与超越、民族性与人类性很好、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我们回族作家“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自觉努力，从而获得回族文学更自觉的发展，使社会主义回族文学能以更鲜艳的色彩和独特的芬芳而傲立于世界民族文学之林！
1994年9月19日于临夏第五届回族文学笔会
载《朔方》1994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