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全世界50多亿人口中，约有源园亿人信奉宗教。我国各个少数民族更与宗教有着密切的联系。宗教真有这么大的影响人们心灵的力量吗？这些信仰宗教的民族的人们，他们的心路历程、情感世界、思想观点，不仅是社会学家所要研究的课题，而且也是需要文学家们探索和表现的领域。
不能说，我国新时期的文学创作，没有这方面的成功尝试，但它们展现的大都是宗教的负面性价值，正面地表现宗教的，又往往停留在仪式、制度之类的浅表层面上。至于那掩藏在西北黄土高原重重山峦和沟壑中的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穆斯林，他们的宗教感情、精神世界和生活经历，则更是乏人问津了。
这不仅仅是缺乏创作胆略和勇气的问题，实际上是存在着一个理解和对话的困难的问题。“首先作为一个前提应当提醒注意的是，中国回族是在分散于东方文化中心——汉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的情况下坚持他们的神性世界的。因此，和犹太人相似，中国回族信仰的伊斯兰教极具宗教的本义性、沉默性以及神秘性。”“其次，宗教的人是一些努力在‘圣’的空间中求存活的人，他们的生活体验和心路历程对于不拥有宗教感情的人、对于生活在失去神圣的空间里的人来说，是难以理解和缺乏真实的。”再加上历代反动统治阶级造成的民族压迫和偏见，使得回族穆斯林更深地陷在黄土高原之下。在那绵远广袤、纵横重叠的山峦沟壑里，有谁知道，埋藏着多少血泪、多少机密、多少故事、多少活着的历史呢？你如果没有谦恭的学习态度，没有坚韧的吃苦精神，没有将这里的人民当作自己的父老兄弟的真挚感情，没有同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同感觉，你是无法走进这沉默的大山，掌握开启这扇厚重的心灵之扉的钥匙，获取这些沉睡的珍藏的。
几乎从张承志开始文学创作的同时，他便对这片土地寄予了深情，称之为自己心灵的“绿洲”和“圣地”。多年来，他孤独而不知疲倦地奔波在这块浸着民族血泪的土地上，与普通的回族农民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认真地向他们学习，创作发表了许多表现民族生活，富于回族色彩的作品。近年来，他又大胆地深入到中国回族群众信仰的伊斯兰教之中，创作发表了《西省暗杀考》（《文汇月刊》1989年第6期）、《错开的花》（《中国作家》1989年4期）、《海骚》（《收获》1988年4期）、《金牧场》（《昆仑》1987年2期）等中长篇小说，从而为我们展示了一个鲜为人知的伊斯兰教的神性世界。
一
张承志笔下的伊斯兰教心灵世界，是动人心弦、充满神奇力量的。《金牧场》中的主人公“他”，在“面如重枣”的杨阿訇的引导下，跪在了那座被掩藏了200年的蒿草丛中的青砖小墓前。这座青砖墓的主人，曾经胸腹上面插着四把尖刀。四把尖刀剜着他的四肢，同时卸着他的四肢。清真寺在烈焰中熊熊燃烧着，黑油烟像一股旋风滚滚上升。官兵问道：你还要你的真主么？老人高声喊道：阿拉乎艾克别尔！……官兵把老人卸成一截肉柱，可是那鲜血淋漓的肉柱上面，那颗头还在高声呼唤着：阿拉乎艾克别尔！……作为人类的一种精神文化现象，宗教本身就具有忘我、狂热、撼人心灵、动人心魄的特征。作品中对于那个老人的动人描写，正是那个时代回族群众在统治阶级的压迫面前，以身殉教、宁死不屈精神的真实写照。
张承志笔下的这个世界，也是神秘而沉默的。《错开的花》中的“我”，苦苦探讨着做人的几种极境，追求着生命的几种极致：立志征服险恶的探险者，安于温柔、和谐的牧羊人，冲在反叛义军前哨的猛将，无论是开创、和谐、激烈，都不能使他沉醉，都为他所漠然。在“一连三次大败之后”，他投身于宗教，便立即感受到了它那沉默、神奇的力量。在那个临着“万丈深渊般的崖壁”旁的土窑洞里，面对着那个像大山一样的沉默的铁阿訇，在坐静中，“我的履历，我的隐秘，在寂静中涌涌地传向了他”，“他沉默中一一接收又一一放过”后，指给了“我”那个雕在窗棂上的“神秘的花”：“这是花，不是草。这是字，不是图。这是最玄秘艰深的，这是最简单朴素的。知道了么？这是一个字，和这个字的倒影。这字在右边：真主。倒影在左边：真主的影子、追随者、你。”“我”面对这“花”坐静默思了源园天，并经过铁阿訇种种无言的启示，终于获得了“彻悟”，达到了人生的极致。
“沉默是宗教的第一层属性和外壳”，“神秘在其彻底的本质中是最朴素的”。中国的佛教，曾经有“面壁十年”的佳话。伊斯兰教的至圣穆罕默德，也是在希拉山洞的静祷默思中，接受了真主的启示。黄土高原的回族农民，他们除聚礼、会礼日外，也是独自面向西方诵祷的。《错开的花》中“我”彻悟的过程，正是回族信仰的伊斯兰教的这种属性的形象表现。
张承志笔下的这个世界，更是独特而富有地方色彩的。中国回族信仰的伊斯兰教，不仅与汉族信仰的宗教有极大的区别，而且与信仰同一宗教的其他少数民族也有着不同之处。如《西省暗杀考》中伊斯儿等人独特的宗教“功干”，他们那隐秘的斗争活动，特别是作品中关于“血布衫”的描写：少年时的伊斯儿在与“官家”的血战中，“一把甩了那件滑腻腻的血布衫”时，黑暗中立即有人叫他：“那血衣裳，拾上。”他穿着血衣血帽参加“贵大的尔麦里”；穿着它立下了以死殉教的“尊贵举意”；穿着这件血布衫与竹笔老阿訇、喊叫水马夫参加了殊死的斗争。后来因没能以身殉教，临亡前，仍在慨叹“我没有血衣的口唤”。他亡后，送的人把他葬入先他殉教而亡的他夫人的墓穴，“见那妇人脸色新鲜栩栩如生。一件血衣，上面淋漓湿透”。这种传教活动和思想观念，正是中国伊斯兰教苏非派穆斯林的一个鲜明特点。这个神秘主义的教派，不仅强调个人的主观直觉和内心体验，还在激烈严酷的斗争中，提出了“舍西德”的思想，即认为殉教而死是最可贵的，可“提着血衣撒手进天堂”。正如小说中伊斯儿的师傅亡前所嘱托的：“血是殉教人的记号。不用裹尸布，只穿血衣。这都是前辈就定了的。”张承志从这种历史的真实出发，准确地描写和表现出了西北回族群众信仰的伊斯兰教的不为人知的特点。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作家宗教知识的丰富和对中国伊斯兰教的深入了解。
张承志并不是为宗教而表现宗教的，更不是借小说以展示自己的宗教知识。他作品中的伊斯兰教的描写，是为其塑造回族人物、刻画民族性格、反映民族历史、表现民族生存状况的目的服务的。
张承志曾经愤慨地指出：“清季陕西起义、云南大理起义、苗族大小金川起义、甘肃金积堡起义等等反叛，清朝廷各制一部《方略》，尽收一切奏折上谕等军情敌报，鸿篇巨制，而战时烧红数省而败时悄无一息的老百姓留下了什么史料了呢？已经任人宰杀又何必管人家议论！”但“中国回族和伊斯兰教研究的可能性仅仅在于这一点，那就是人民活着。上述种种学科的困难，有可能因人民数百年如一日的坚守伊玛尼（信仰）和古典干办，在某种条件下被突破”。因此，只有深入到回族人民过去全民信仰今天仍在他们心目中享有神圣地位的伊斯兰教中去，才能跳出官方史书的空白，拂去历史的尘埃，读到他们的“心史”，深入到他们的精神世界，从而真实地反映出回族人民的历史苦难和斗争经历，成功地刻画出回族的典型性格。如，通过《金牧场》中“血河”的描写和杨阿訇自割头皮以减轻内心悲痛的不寻常举动，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回族人民的深重苦难；通过《错开的花》中四个绝美的女子守住四角花楼，宁可被浓烟烈火吞没也决不低头投降的故事，我们可以增进对回族人民斗争历史的认识；通过《西省暗杀考》中“一棵杨、四座圣墓”的考证，我们不仅可以感受到回族人民特有的顽强斗争精神，而且可以看到鲜明的民族典型性格。这些圣墓中的亡者，生前虽然是虔诚的伊斯兰教民，是被人崇敬的“圣徒”，但他们那神性的心灵世界谁说不是当时回族人民内心情感和精神形态的真实反映呢！他们那顽强坚韧、以身殉教的壮举谁说不是回族宁折不弯、刚烈不屈的民族精神的生动写照呢！正是“这些努力在‘圣’的空间中存活的人”，体现了西北回族农民那“黄土碱水所喂养出来的血性”。张承志通过对他们的描写，更深入地表现了中国回族农民的精神世界。
二
在动人而多彩地描写、表现中国回族群众信仰的伊斯兰教，深入探索并展示回族群众的心灵世界时，张承志不仅从生活的真实和历史的真实出发，予以了正面的价值判定和艺术反映，而且还融入了自己浓烈的主观色彩，表现出了鲜明的爱憎态度。
张承志是个感情色彩很重，具有浓烈诗人气质的回族作家，在他近期发表的描写伊斯兰教的小说作品中，仍然保持着这种鲜明的特征。在《金牧场》中，他借作品中的人物“我”，热情地写道：“于是我匆匆上路，毫无选择地来到了这里，伊斯兰的黄土高原。当我穿行在这贫瘠得难以想象的荒山里时，我应当感到忧心忡忡和陌生的恐惧。但是我没有。我曾经感到忐忑不安。但我更满怀着希望。希望，还有热烈的活力。我忘了我在这里不识一人，似乎我已经断定我只要到达，就会‘举目皆亲’。我走向那座土寺时步伐坚定，像一条鱼正游向它住惯的大海。难道这不是因为有一个暗中的召唤么？难道这不是因为血液在魔性地催动么？我遇见的第一个人就是枣红脸膛的杨阿訇。”他更在作品中大段地抒情道：“朝圣的故事才是人类的奇迹。”“通过河东河西的荒瘠石岭，沿着白骨斑驳的古道，穿过不毛的瀚海大漠，最后登上帕米尔万刃壁立的高峰，戴一顶白布号帽的回回农民在不言不语的跋涉。此一去途径几国，此一去不知归日。”“他五时举礼，终日风尘，到天房去呵，完成一生的念愿！到麦加去呵，达到哈智（哈吉）的境界！他对自己的这件功课感情深重，他已经走上了道路，他自己清楚：前方纵有千难万险他也决不可能回头。”通过这些深情的文字，我们不难发觉作家深厚的宗教感情。对于他的这种情感，也许有人会不理解，也许有人会不以为然，也许有人会扼腕叹息，也许有人会予以指责。但是，如果我们把张承志的这种感情放到他作品中所据以表现的历史环境中来看，放到回族所具有的历史特殊性上来看，就不仅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是令人肃然起敬的。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宗教没有历史。也就是说，宗教没有同社会的历史相脱离的独立的历史，“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在人们头脑中采取了超人间力量的形式”。因此，宗教的根源不在天上，而在人间。对于宗教的感情也应从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寻找解释。
伊斯兰教既是一种世界宗教，也可谓是回族的民族宗教。它不仅在民族的形成中起到了重要的纽带作用，而且在民族的血与火的生存发展中发挥了非同一般的作用。因此，张承志对于伊斯兰教的感情，不是出于宗教徒的盲目崇拜，也不是超社会、超阶级的抽象意绪，而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和历史原因的。这是他强烈的民族感情的必然生发，是他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的自然结果。正是基于这样的出发点，他对那在苦难的年代曾给回族人民以支持和力量、以斗争勇气和胆略的伊斯兰教给予了深厚的感情，并在自己的作品中予以了深刻的揭示和大胆的表现。
首先，他表现了伊斯兰教在回族农民斗争中的号召作用。如同国内外的农民起义大都借助于宗教的外衣，以宗教为其神圣的旗帜一样，中国回族人民的反封建、反压迫的农民起义，也往往是以伊斯兰教为号召、为旗帜的。“学者们明白，中国回族伊斯兰教本身与激烈严酷的农民起义难分难解，人民拥有宗教理想同时更拥有光荣英勇的革命史”。如《海骚》中的那个来自西省的回族水兵，他“赌一口气独子当兵，求的是再寻回阿爷撇了的红军枪杆，求的是不许人再敢糟辱西省山里的人心”。他父亲在“沟沟的清真寺一座座地毁了”的时候，为了保住清真寺，在与邪恶势力的斗争中，是高喊着“天堂的门开了”而高举着斧子，率领众人冲上去的。他爷爷为维护民族的尊严，“使把月牙斧子劈了个国民军团长”“手捏着国民军团长的血糊头，汹汹地踩着寺门的黑焦土”，以“口唤到了”说服众人而去投奔了红军。在这个西省农民的家族史里，“天堂的门开了”成为了殊死斗争的同义语；保寺、维护神圣的信仰与投身革命、参加红军构成有机的因果联系。这正是那个时代历史的必然。作家这样描写，就客观地表现了那个时代回族人民的真实心态。
其次，他表现了伊斯兰教在回族人民生存斗争中的凝聚力。在那过去的年代，回族人民没有自己的政治组织，又分散生活在大民族的包围之中，只有依赖宗教的纽带才能使自己的力量集中、凝聚起来，在民族危亡关头共度难关。如《西省暗杀考》中，当义军首领马化龙被绑上凌迟大架时，湘军刽子手提着剜心肝用的尖刀，笑着问他：“今天灭你八门三百口，以后谁是你的后人？”马化龙说：“以后凡是大地上念赞‘俩依俩罕印兰拉乎’的人都是我的后人。”刽子手又问：“可是有谁能给你报仇？”马化龙预言：“四十年后，有人出来为我报仇。”“俩依俩罕印兰拉乎”是伊斯兰教清真言的首句“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的意思。马化龙的预言，表现了在那斗争的年代，全体回族人民在伊斯兰教的旗帜下同仇敌忾，必将凝聚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正如作品中的伊斯儿等人，他们在那场血腥的屠杀后走到了一起，共同的宗教信仰和民族感情使他们凝聚为一个坚强的集体，“仿佛一个隐秘的教派”，前仆后继、义无反顾地与侩子手进行着殊死的斗争。这鲜明地反映出了回族特有的民族精神。
再次，他表现了伊斯兰教在回族人民精神生活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西方学者杜尔克姆把宗教理解为：“一种共同体的自我崇拜，一种在集体的强力和德行中保持自己个体生存的宽慰手段。”张承志也认为：“回回自华化以来又在清季被逼入社会最底层和赤贫绝地，因为精神生活于神圣之中民族才苟存至今。”这是符合实际的，因为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才只好转向圣域。面对着艰苦的生存环境和无边的苦难与满腔的悲愤，回族劳动人民只能“以宗教为精神慰藉”。这些“黄土高原穷乡僻壤的农民在深夜和清晨进行着自我磨炼，他们沿岖崎山径挑来清净的水，再唯恐玷污地把井盖锁上；他们跪在泥屋炕上，面对黄土崖壁遍遍诵祷，忍受寒苦，节减腹食；他们用古典调的波斯—阿拉伯语开始动情的吟诵，配以调节有法的呼吸。在高潮降临时他们获得了无上的愉悦，他们激动的老泪纵横。然后他们回到村庄，日复一日地苦苦思索着当时的感觉。没有人具备与他们对话的水平，因为他们沉醉的是一切哲学最深奥最古老的概念”。如《西省暗杀考》中，伊斯儿在师傅、竹笔老阿訇先后殉教之后，斗争大业尚未完成，阶级仇、民族9又无时不在煎熬着心灵，便“每天就干些功干”。他“先是把气运到头上的伤痕，黑暗之中，凝视着全黑里一星红亮，伤疤立即热了。后来，那头疤烫得头痛，伊斯儿暗想，这是位份不对。是伊斯儿试着变换，在念‘俩以俩罕’时，他试着全身的血脉”，这样，“陶醉经常发生”。在陶醉中，他眼前出现了奇妙的幻景：“清泉滴下黄土，枯崖一分分润了。透过引路人的迷蒙血色，金积平川的尽头立起一座绿琉璃宫殿，入夜时穹顶环绕着璀璨彩灯。伊斯儿觉得到处嘈杂，唯恐那禁寺神宫失去宁静，于是便四下建城。左手升起来，伴着撕裂的”默罕麦斯“，右手沉下蓄积，紧跟”曼丹夜合“的顿挫。师傅在红色透明中缓缓行进着，相跟着一群又一群的穷人富汉。伊斯儿觉得双足轻盈，跪坐着也能飞升了，他心里欢喜，他想喜悦地追上师傅说一说这些……师傅在雾里慢慢停住了，伊斯儿心里欢喜，等着搭救的奇迹。此时金积平川里猛然立起千千万万的人来，破开的黄土像一片起风的海。”
马克思曾经指出：“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伊斯儿潜心从事的宗教功干，他在陶醉中出现的这些使他“欢喜”“喜悦”的幻景，正是那个时代回族人民不满既定的社会现实的共同心理所产生的一种虚构的欲望，是现实生活过程在他们“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是他们精神极端苦闷和焦渴的宣泄和抒发。从这生动而传神的描写中，我们可以形象地了解到“苦难社会中的人怎样趋向宗教，再走入异端，甚至向疯痴的神秘主义迷醉的过程”。这可谓是中国伊斯兰教出世的苏非主义哲学的一个新鲜、活泼的例子，也是一个旧中国人民精神史的深刻、生动的例子。
因此，张承志对于伊斯兰教的深厚感情，是源于他对自己民族的强烈感情。他的这种感情，对于那些不了解张承志的人来说，以及对于那些没有从血泊中走来，在绝境中生存的民族的读者来说，也许是无法理解的，或感到是不真实的，但对于回族作家张承志来说，对于他的民族的读者乃至那些虽非回族但富有正义的人们来说，就不但是真实的，而且是动情的，并能够引起强烈共鸣的。
三
一般而言，民族感情也可能导向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观点。而张承志的这种对于自己的民族、自己的民族宗教的感情，不是那种狭隘的民族情绪的表露，也不是那种缺乏理性的情感宣泄，而是他的人民性思想的引申和发挥，是他人道主义精神的抒发和升华。
回族人民信仰的伊斯兰教，作为人们对于理想世界的折光反映，其中不乏对于人的存在、人的价值、人的权利的肯定和尊重，因而，在伊斯兰教中有着浓厚的人道主义的色彩。这种思想虽还属于宗教道德的范畴，但它作为人类道德发展中的一项特殊的形式和成果，可以升华出积极的、进步的因素。这对于生活在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下的回族农民群众是十分需要的。张承志从历史的具体情况出发，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观点，是重视并肯定这种人道主义的精神的。他认为：“理解宗教型人类的状况及其精神，意识着人性和人道的成熟和进步。”并说：“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的人文社会科学有什么光辉的话，人民性即阶级的人道立场就是它成为科学的原因。”所以，在他作品的神性世界里，他着力捕捉并突出地予以表现的，正是这种思想、这种精神。如，在《错开的花》中，主人公“我”看到：“每当农户们湿淋淋头上戴着白帽，舍着命，从危险的陡崖深底一步步攀着，成一串爬上来时，我知道他们惦着个影像，这就是铁阿訇雕下的那个双形字。人们洗净之后便痴醉了，都迷着那半个字影；盼着进入，盼着那里有自己，盼着能用‘爱’这个词形容的地步。”这点明了中国回族农民虔诚信仰的核心和实质，即他们所失去而又极其焦渴地需要的爱，平等的纯洁的爱。而当“我”在这个影像前坐静源园天，所获得的彻悟也是：“一切都逝去了，一切都烧毁了，一切都变成了——原初的那个起点……肉身已经轻若鸿毛，心事已经倾诉净尽，我能找到这样的通途正道，全仗了我奇异的血性。我满足至极而自豪无比，我虽孤独一人但只有我获得了拯救。我体味了‘爱’，我要在静窑中秘密地说话，此刻我需要的，该是一支赞歌。”他所体会到的，不仅仅是宗教的“限界”和“前定”，而是“爱”，是中国回族信仰的伊斯兰教所特有的那种伟大的人性境界，一种壮阔的人生体验和情感体验。这种“爱”，不是抽象的、空洞的爱，而是中国回族农民心底的神圣感情，是他们那高尚人格的具体体现。也是作家理性思想的闪光。
即使是在描写那宗教气氛很浓的教仪活动时，张承志也没有停留在表面的如实表现上，而是渗透进了自己鲜明的感情，投射了浓厚的人性光彩。如《西省暗杀考》中对过“尔麦里”的描写。在农民起义失败，“平原上的活人都灭了”，“金积的地里红颜色红了一年”之后，伊斯儿跟师傅在一棵杨树下，过悼念众亡魂的第一个“尔麦里”时，伊斯儿觉得“灰沉沉的云坠得挨了地，憋得喘不上气”。在换大水时，“意念刚至，去年正月十三的大血战已然显现在眼前”，阿大和老哥惨死的情景又泛上脑海，“觉得周身血在烧，筋要爆”。“尔麦里”念开后，“伊斯儿终于止住了神经的窜逃，他开始乘上节拍调子，念得进入了感激”。在开始接“杜哇”的时候，“伊斯儿觉得这一阵自家另换了个别人，跪着的两腿间，挤鼓出粗壮的犍肉，平摊开的两手，仿佛承托着一座黄土峁。清廉的尔麦里，机密的尔麦里，他把这感慨也化了意念，专心等着都哇尔（杜哇）的灵验。”“骤然间，灵验了：大块子大块子的雪片，纷纷洒洒，从头顶天上，从四野远近，飘落下来了。顿时间灰沉沉憋闷着的阳世豁亮快畅，堵着胸口的气一下子通开了。山染白了。天上也染白了。发怒的雪，陶醉的雪，颠覆的雪，暴乱的雪，围着金积四野周年的英魂，随着这正月十三沉重的尔麦里，倾泻般的下开了……”
在这虔诚、恭敬的宗教仪式里，在这肃穆、庄严的宗教气氛中，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其中寄托着对于被反动统治阶级屠戮的回族群众的多少同情！其中蕴涵着被压迫民族的多少悲愤！特别是作家巧妙地借助宗教的虚幻、神奇、超出常理的力量，使天地人合为一体，相互感应，不但增强了作品的抒情气质、象征意味和浪漫主义的色彩，而且创造了一种悲凉、浑厚的艺术氛围，使原本枯燥、沉闷的神性世界，充盈着人性的熠熠光辉，升腾着人道主义的精神力量。由于宗教在今天的社会中仍有着一定的协调性和相容性，因而，这种人道主义的思想，对于我们仍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由此，我们完全可以有理由认为，张承志小说近作中关于伊斯兰教的描写，他所艺术地建构的那个神性的世界，是成功的，并且是富有启示的。它不仅能够给予我们以新鲜的认识和独特的感受，而且为我们提供了一条挣脱民族的、民俗的偏见，“叙述历史中真实的、活着的梗脉”新的创作途径。这应该是新时期文学创作中的一个有益的收获和成功的经验。
载《宁夏社会科学》1990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