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 实践背景
经过创业和创新，一点一点发展起来的大企业很难跨越新的突破性技术创新所带来的鸿沟，当新进入者利用新技术武器不断侵蚀大企业的地盘时，大企业的地位和利润、竞争优势可能转瞬间不复存在。自熊彼特以“创造性毁灭”描述这一现象之后，众多的创新学者追随他的足迹，针对不同的产业观察，深入刻画了这一被上演了无数次的历史情境。Abernathy和Utterback在《把握创新》（1999）一书中详述了很多不同的产业在创新浪潮涌动下的兴衰成败。早在1825年，美国采冰业大王图多尔利用威利发明的冰犁专利技术使冰能切割成便于运输和储存的形状。冰犁发明后，又有很多的采冰工具出现如锯、雪铲等，这些工具改善了采冰的过程，使冰的运输成本降低了1/3，图多尔利用这些创新把冰运到了遥远的印度。从1820～1860年的40年间，美国采冰业的产量由不足1万吨/年激增至15万吨/年，采冰业成为19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势头一直持续到19世纪80年代。1834年一个叫皮克金斯的英格兰人发明了一种机械制冰的装置。1868年新奥尔良出现了一种法国人设计的制冰机，以每吨35美元的价格售冰，大大低于自然冰的价格。19世纪60年代后的40年间，机制冰生产厂商的数量增加到5000家，机制冰在南方迅速普及。尽管采冰业者仍然在努力降低成本和改进产品，但是市场还是被工厂制冰取代，大多数采冰业者随着采冰业这条大船沉没了。若干年后，新的制冰技术又被家庭使用的电冰箱技术所取代，它的冰价格更便宜、更容易获取，伴随着产品的市场替代，新一轮的产业替代和新旧企业之间的替代又重新上演。Abernathy和Utterback分析了众多产业如计算机产业、煤气照明产业、影像产业的技术变化所带来的产品以及在位企业和新企业市场地位的交替。Henderson和Clark（1990）揭示了产品架构创新所导致的大企业的失败现象，他们列举了许多产业实例，如施乐的大型复印机被日本佳能公司的小型复印机替代从而导致施乐公司在复印机产业的领先地位被颠覆、RCA的收音机被索尼的便携式收音机替代、波音的喷气飞机替代传统飞机、平版印刷产业的新技术替代。在这些产品替代中，大公司发明了新的技术或者明显意识到新技术的发展潜力，但是由于轻视新技术的潜力或者忽视新产品之间的交互性而导致许多大企业的失败。
Foster（1996）描述了半导体产业由于技术变化所导致的企业的更替。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RCA、西尔瓦尼亚、雷声、西屋等公司借助于真空管技术的日臻完善而发展成真空管产业的领先企业，但是由于不连续技术——晶体管技术的出现，从1955～1995年，行业中的领先企业的地位被颠覆。一批新兴企业如摩托罗拉、德州仪器、仙童变成了领先者，RCA、西尔瓦尼亚逐渐衰落下去。在接下来的20年，英特尔公司、东芝公司、日立公司纷纷成为产业的领先者，而RCA、西尔瓦尼亚在新技术产品的更新换代中已销声匿迹。Christenson（1997）通过磁盘驱动器产业的技术变化分析了企业的更替规律。磁盘驱动器产业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四次技术的变迁：14～8英寸磁盘技术，8～5.25英寸磁盘技术，5.25～3.5英寸磁盘技术，3.5～2.5英寸磁盘技术。其中前三次技术创新中，新进入者成功地替代了领先的在位公司。Christenson把这样的技术创新概念化为破坏性创新，并分析了破坏性创新在机械挖掘机产业所引发的新旧企业的地位变化。Tripsas和Gavett（2000）揭示了影像产业的宝丽来公司从模拟影像技术转向数字影像技术的过程中被新技术淘汰的细节。至今，虽然我们已经对破坏性创新现象有一定的了解，但是现实中的企业被新技术淘汰的故事仍然在持续不断地被重复上演着，如柯达公司在面临数字技术的挑战时，仍然不能够有效地跨越新技术的陷阱；索尼公司在MP3技术出现之后对新技术的威胁毫无察觉等。
技术是企业经营环境的核心因素，基础性技术的变化会引起企业群落的起伏，这种影响不仅针对某些企业，而且会波及那些与技术相关的许多企业（Tushman和Andenson，1986）。随着技术创新速度的加快和技术竞争的加剧，企业在一定的时间内所经历的环境中的不连续技术的频率比过去高很多，企业持续成长的风险大大增加，与以往相比，企业的寿命周期已经大大缩短。Audrecht（1997）计算了《财富》世界500强的1/3企业被替代的时间，20世纪五六十年代需要20年，70年代需要10年，到了80年代只有不到5年。可见，应对不连续技术的冲击，技术管理必须转变为企业的一种常态管理。在21世纪的今天，技术所带来的环境动荡更加突出和迅猛，信息和通信技术革命正以前所未有的发展态势，渗透到几乎所有的商业领域和非商业领域，极大地改变着我们的生产和工作的效率（Tapscott和Williams，2007）以及消费生活的品质。可以肯定，不久的将来，任何没有利用新的信息通信技术进行发展的企业，就会被蓬勃发展的新技术浪潮所湮灭。因此，企业在这样一个技术范式转变的大背景下如何抓住机遇，谋求新的更大的发展，是目前管理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对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来说，新技术更是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新技术使得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能够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而且后发国家屡屡超越发达国家的经典案例也多是发生在新技术产业领域的。以德国为例，当地的小企业通过多种手段在新技术领域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在短短的20年间就成为市场的大企业，而从事渐进性创新的纺织产业，没有一家企业能成功地超越英国的企业。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三次工业革命的成功都是凭借新技术的突破性创新实现了后发国家对发达国家的经济超越（麦格劳，2000）。
1.1.2 理论背景
1.1.2.1 战略过程研究的兴起
在战略管理的理论研究中，学者们普遍关心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企业的绩效差异的来源。很多研究都提出了解释企业间绩效差异的理论依据。最早的理论是波特的S-C-P理论，该理论认为企业间的绩效之所以不同，是由于企业所处的产业和在产业中的相对位置不同。绩效好的企业是那些占据了有吸引力的产业，而且相对于竞争对手处于非常有利的市场位置，为此，波特提出了分析行业吸引力大小的五力模型。波特对企业间绩效差异的解释是企业的外部因素——行业吸引力不同造成的。随后进一步的实证研究发现，行业内的企业间绩效差异远远大于不同行业的企业间的绩效差异，波特的理论开始受到研究者的普遍质疑。后来，Wernerfelt（1984）、Barney（1991）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企业的资源基础观，解释企业间的绩效差异，他们认为是企业的独特资源和能力位置使它们能够创新和进行差别化经营，并最终带来不同的绩效的源泉。尽管资源基础观的企业理论把企业的竞争优势归纳为企业的内部因素和企业的异质性，对企业间绩效差异的认识有了很大的飞跃，但是这些研究仍属于战略内容研究的范畴。战略内容研究无一例外地关注“在稳定变化的环境条件下，企业的战略位置包括市场位置、资源位置等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它解决了企业的范围问题，即企业在细分市场的组合中怎样经营，在单个市场中采取什么竞争方式。战略内容研究更多地关心企业相对于环境所处的有利位置，但是，它没有描述企业如何通过计划和试图达到并保持有利的战略位置，学者们把战略内容研究形容为对企业战略的静态的、黑白的反映。在研究方法上，战略内容研究采用了某一时点截面数据的相关性分析论证所提出的理论假设，有时甚至采用某一时点的个别案例进行论证，这样的研究证据充其量只是一种理论的测试，或者至多是一种理论逻辑的说明。在这种研究方法下，研究的逻辑依据只是集中在特定的时间发生了什么，但是并没有明确说明这些理论所预测的结果是如何发生的。正像一些学者所观察到的那样，这种思考是隐含地建立在“历史有效”的假设基础上的，在这种假设条件下，理论逻辑中的因果关系可能会由于发展过程中的某些细节的变化而失效。因此，以这种研究方法建立的资源基础观被批评为从成功企业中所抽象出来的标准，具有明显的事后追溯特征，缺少客观的经验依据。
由于战略内容研究的局限性，战略过程研究范式迅速地兴起。与战略内容关注“是什么”相比，战略过程关注的是“如何形成、执行和改变”的问题。战略过程研究至少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Chakravarthy和Doz，1992）：一是企业的管理系统和决策过程与企业的竞争位置和资源位置的关系；二是企业是如何实现和保持上述关系的有效性的；三是企业如何修改它的管理系统和决策过程以适应变化的环境和采取主动的行动。
战略过程研究与战略内容研究在学科基础、研究方法和研究主题方面有很大的不同（Maritan，2007）。战略内容研究与战略过程研究都是以多学科为基础的，但是两者所采用的学科以及侧重点不尽相同。战略内容研究大多源自经济学（Remalt、Schendel和Teece，1991）。尽管近年来，组织社会学和组织心理学等其他学科的研究，如社会网络理论、管理者的认知能力理论不断融入到战略内容的研究中，大大丰富了其研究内容，但是其学科基础仍是非常狭窄的。而战略过程研究由于涉及的变量复杂性和动态性更高，融汇了更广泛的学科作为其理论基础，如演化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组织生态学、决策科学和政治学。由于采用多学科角度认识战略过程及其机制，与动态能力相关的过程问题如资源配置、变革管理和其他的管理过程都得到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并引发了这些过程中的能力研究。如March（1991）的利用性搜寻和探索性搜寻的区分提出了识别变化所带来机会的能力的研究；Bower（1970）的资源配置过程提出了对机会进行回应的能力的研究；Pool、Van De Ven、Dooley和Holmes（2000）的变革过程模型提出了对执行一系列行动的能力的研究。尽管这些模型不是直接研究动态能力的，但是，对这些动态能力履行过程的模型化和抽象化能够提高我们对动态能力的理解。
在研究方法上，战略内容研究与战略过程研究也有不同之处。战略内容研究经常利用一些与经济学相关的实证研究工具，采用大样本的历史数据，而战略过程研究采用访谈、调查的方式搜集原始的、定性的数据。战略内容研究采用演绎推理的方法，而战略过程研究使用总结归纳的方法，在过程研究中较为普遍地采用案例研究的方法以及组织内部现象的纵向实地研究的方法。
从动态能力本身的研究来看，战略内容研究充分地阐释了动态能力“是什么”的问题，如动态能力的定义、动态能力与其他能力的区别、动态能力对企业的经营成果的影响等，但是动态能力的“如何……”问题只是最近才获得了研究者的青睐和重视。动态能力研究涉及的基本问题包括随时间的变化，组织能力是如何出现、发展、成长、变化、衰落、复兴等，过程研究的时间和事件序列的解释将有助于动态能力的研究。因此，对动态能力“如何……”问题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建立更加完整的动态能力理论，像放映彩色电影那样更加真实地阐释动态能力。实际上，在动态能力的研究中，战略的内容研究和过程研究是相互补充的，把两者结合起来才能为我们提供对战略问题的更为全面的理解。
1.1.2.2 战略管理与技术创新管理的研究相互融合
技术是企业能力中最核心的因素，同时技术也是企业非常重要的环境因素，因此技术不可避免地成为决定企业战略的基本要素。随着战略过程研究的兴起以及创新活动日益成为企业的常规性活动，战略研究和技术创新研究呈现出相互借鉴和融合的趋势。
首先，传统的战略管理研究虽然讨论战略和技术的关系问题，但是它是以一种静态甚至狭窄的方式处理两者的关系的。在多数情况下，技术是企业所面临的机会选择的限制性影响因素，企业所要执行的战略受制于行动的技术可行性，否则企业就要在非常广泛的技术上进行投资。这种技术与战略之间的关系是单向的，即技术决定了战略选择。给定的技术决定了给定的战略，技术必须是事先获得的，这种理论观点是静态、死板地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在企业实践中，技术与战略的关系更为复杂，有时战略也决定了企业的技术需要。以发展和动态的眼光，技术和战略之间的交互是非常复杂和动态的。两者之间的关系至少包括目前的战略和目前技术之间的关系、目前的战略和未来的技术之间的关系、未来战略和目前技术之间的关系（Itami和Numagami，1992）、未来战略和未来技术之间的关系。与过去的研究比较，战略和技术之间的动态交互成为战略研究的新的热点。
其次，创新管理的一些重大的、核心性的研究成果被越来越多地引入到战略管理的研究中，带给战略管理研究新的研究角度和启发。例如产业创新过程中对产品主导设计形成的机理——变异、选择、保留的研究是创新研究中最重要的理论成果，而企业的经营者要制定全面的商业战略必须详尽地了解产品类的演变、发展以及产品主导设计是如何出现的。一些主要的战略管理理论，如资源基础观和战略位置观尽管认同技术战略是企业整体战略的一部分，但仍然遗留了许多问题没有解决。资源基础观提示管理者把技术作为手段能够获得独特的价值，强化了技术决策在企业所有技能中的核心重要性，但是它没有提出有关的理论来帮助战略家作出独特的技术配置决策。市场吸引力理论提供了技术被运用于特定领域以支持战略的方法，但是这种方法没有解决企业在不稳定、不可预测、技术发展领先于竞争者的战略情形下战略决策需要解决的问题。在这种情形下，企业需要不同的理论框架去思考技术，而市场吸引力方法没有论及技术，尤其是不连续技术的引进与扩散对市场力的影响。
近期，研究者开始纷纷借鉴创新领域的研究成果，弥补现有战略研究的空白，如Mcgrath、Macmillan和Tushman（1992）在借鉴（Anderson和Tushman，1900）对技术变化特征的间续性平衡的描述基础上，把产品主导设计的出现视为企业与企业之间进行战略决策驱动的一个过程。在这种动力驱动的产业进化过程中，企业的战略制定者所面临的关键的问题是如何使公司成为主导设计的创造者，因为只有那些抓住和分享主导设计所带来的利润的公司才能在产业中获得战略优势。因此，融合新的研究流之后，一些新的战略问题被提出来，如高层管理者如何在技术进化过程中形成战略决策？高层管理者应该如何选择技术路径？目前这一领域的研究仍在持续深化和拓展之中。
Chritenson、Anthony和Roth（2007）已经开始运用破坏性创新的理论分析预测行业的变化，进而为企业的战略性决策提供理论指导。相关的研究还有Dougherty（1992）的“通过产品创新进行战略更新”的研究。把产品创新融入到战略更新的研究中，为企业的战略管理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过去的研究者经常把产品开发看做是由个别勇敢者发动的、由看不见的力量驱动的、最终由公司政治力量所决定的一件复杂事情。所以以往的组织更新和设计的理论很少能够与企业复杂、不明确的创新实践联系起来。但是理论要对实践具有指导意义必须面对企业的现实，因此把对组织更新的理解建立在产品创新的基础上为组织变革理论提供了充分的现实基础。借鉴最新的理论把产品创新看成是一个连接市场和技术可能性的知识创造和利用过程，研究者提出了新的组织原则，如根据要实际完成的整个任务，重新定义个人的作用和责任；把工作看成是一个社会合作过程；把战略更新看成是一个不断的明确清晰目标、在组织中陈述目标、修改目标的进行过程。这种融合研究更详细、更深入地呈现出创新、战略和组织更新之间的复杂关系。
近期比较突出的系统研究有斯坦福教授Burgelman（2004）的技术与创新的战略管理、欧洲技术与创新管理研究院的企业战略与技术创新决策的研究。通过文献研究可以观察到，创新管理中的很多研究成果如新产品开发的模糊前端的研究、补充性资产的研究、架构创新的研究对企业战略的方向决策、时机决策以及战略风险管理都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目前，我国的许多学者也在尝试进行技术与战略的结合研究，如邓龙安和许玖平（2007）所做的技术范式转变与企业边界变动的研究，吴晓波、刘雪峰和吴冠南（2006）所做的技术范式转变与动态能力的匹配研究等。
创新管理和战略管理的结合不是单向的，反过来，战略管理的研究也在加深对创新过程和问题的抽象、本质认识。C。K。Prahalad 和G。Hamel（1990）认为在企业生产的各种产品中，根植其中的独特的专门资源（如某种核心技术知识）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源泉，公司层次的战略任务是建立各种独特的资源和能力并把它们配置在各种业务单位之中，企业多角化业务的相关性实质上是一种战略性资产的相关性，而不是单纯的市场和行业的相关性。企业的经济租金来自其独特资源使用的规模经济性。Verona（1999）从资源基础观的角度进一步总结了企业在新产品开发过程中所运用的各种能力，包括技术能力（如研究开发、工艺创新、设计、技术配套），外部集成能力（如管理过程、管理系统、外部吸收网络）以及它的文化和价值观，内部集成能力（如管理过程、管理系统、集成结构）以及企业的文化和价值观，市场能力（如市场研究、战略市场管理能力、市场组合策略、市场配套）。他认为这些能力是企业不同产品在市场上取得竞争优势的源泉。这些战略管理的洞见加深了人们对企业创新过程中的各种资源和能力以及它们作为企业竞争优势的认识，并激发企业自觉地利用和创造资源与能力的意识。在创新管理中这种意识已经转变为创新管理的多个研究领域，如智力资本管理的研究、知识产权战略研究、知识创造的研究，等等。
1.1.2.3 以创新过程为背景的企业组织行为研究的拓展和深化
组织行为学家Argyris从组织行为角度解释企业在创新中存在的问题，其中最著名的是关于“创新者的困境”问题的研究。他提出，在现实生活中，许多组织都显示出强有力的“防卫性习惯”——阻止员工正视组织中现实问题的行动和政策，这些行动和政策同时也使员工很难找到产生问题的原因以及很难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防卫性习惯是组织过分自我保护和反学习的形态，在一定条件下的防卫性习惯也最具有反创造性。令人遗憾的是，在产生防卫性习惯的组织中，恰恰是因为员工相信他们自己和组织为了生存，必须具有防卫性习惯，从而造成了一种普遍存在的盲目性，使得防卫性习惯掩盖了组织中存在的问题和错误，有悖于组织的管理效率和保持竞争优势的能力。组织为什么会产生“防卫性习惯”？产生这些行为的基本原因是每个人在生命早期就学会了有效的行动理论，这些理论在组织中的实施产生了防卫性习惯。此外，Argyris和Schon 从组织学习的角度把渐进性创新和突破性创新抽象为单环学习和双环学习。当组织的知识变动和流程变动都相对较小时，可以认为这时的组织学习是以渐进性积累为主的单环学习过程；当一个组织所拥有的知识发生了较大变动，同时需要组织的流程做出较大调整或更改时，这时的组织学习是以打破原有路径（Path）和惯例（Routine）为主的双环学习。Argyris和Schon认为组织学习是有效地处理、解释、反映组织内部的各种信息，进而改进组织行为的过程。以Argyris为代表的组织行为学家对创新问题的这些洞见令人耳目一新，使我们能够从行为角度更深刻地理解创新的一般性本质和行为过程，为动态能力研究走向战略过程范式提供了新的手段、奠定了新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