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到鲁院，方知来到了天堂，一人一间屋，每周三个半天上课，其他时间自由安排，读书写作或到处乱走，无牵无挂。
那年恰逢非典，我去报到的时候是三月初，很快北京城里风声越来越紧，鲁院的同班朋友们，很多人命比我金贵，马上乱起来，忧心忡忡。我不以为然，无视满北京城的生死议论，守在鲁院哪里也不去，每天关起宿舍的门，趴在桌上写小说。要知道我已经好多年没有享受过一天接一天写小说的畅快日子了，就算写出来的全是狗屎，写和再写本身，已足够让我感到无上幸福。
忽一日，才发现鲁院彻底封门，该走的都走了，剩下我和另外十几个同学，留在宿舍楼里独自快活。
真是快活，课也不上，除了吃饭和睡觉，想买什么东西，说一声鲁院后勤的车子会出去买，不准自己出去，以防带来病毒。为预防超级病菌的感染，还要增强免疫力，于是发牛奶和水果，鲁院发的，不要钱，只管吃，想得太周到。
世上没有这种日子，起码我没有过。
从前在故乡昆明，我整天瞎操心，为工作，编什么稿子开什么会，为家，父母弟妹、老婆娃娃，自以为离了我地球不会转。现在知道，昆明离了我，单位上离了我，家里离了我，各方面更好。儿子打来电话，很轻松，成绩越来越好。我从前在故乡昆明，其实很多余，佛说人因偶然的因缘来到世界，不要以为自己很重要，真对。
于是就干自己喜欢的事，写作，写和再写。读书，读和再读。
留在鲁院的同班朋友中，有一个女人原来跟我最熟，叫王曼玲，她原来在昆明工作，爱好文学到《滇池》投稿，接受过我的谆谆教导，算作者也算学生，后来三转两不转，从部队医院的护士，变成军艺学生，再变成成都军区的文学杂志编辑，又变成了我的鲁院同班同学。是她进步快还是我在退步？记得我来北京鲁院前，接到她的电话，她告诉我自己将成为我在鲁院的同学，一下子让我既惊讶又略感丧气。我说你倒是胆子大啊，敢做我的同学？
当然是玩笑，很高兴她成为我的同学，他乡遇故知，古人早说过这是人生快事之一，何况还是一个美人，何况她确实进步神速，发很多小说还出几本长篇了，让我吓一跳。再说还有别的新朋友，比如刁斗，早读过他的小说，名气大得很。比如董立勃，来之前刚读过他的小说《白豆》，印象极深。比如傅小红，《钟山》杂志名编，早有耳闻，《钟山》是我最喜欢的杂志之一，苏童做编辑的时候，我就投过稿，可惜小说没发成，发到《花城》去了。我一直不服气，现在能跟傅小红女士成为同学，实在荣幸，将来发稿子恐怕有希望。再就是程绍武，《人民文学》的编辑，更不得了，上《人民文学》是天大的事。还有方文，《中国作家》编辑，多大的牌子，人又很好相处。还有王雁翎，《天涯》的编辑。《天涯》这本杂志我一直很关注，经常买来看。雁翎美人也来了，端庄文雅，幸会啊。我在《天涯》发过两篇稿，很遗憾没能写得更好，现在赶紧写，真正写好，写不好不敢出手，出不了手就白来北京的鲁院一场了。
还有更多，2003年的那个班叫主编班，全中国的文学杂志来了大半，都是好朋友，会编能写，一个个艺高人胆大。比如刘俊，手上长了很长的毛，大侠一样吓得死人。据说吃过晚饭七点钟就睡觉，凌晨三点起床，提笔就写，哗哗写到天亮，一篇小说就完了，谁见过这种奇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