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之所以发展缓慢，应该说有一个理论上的误区，那就是按照传统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来衡量，中国既没有微观主流学派所认为的对外投资应同时具备的三种优势中的任何一种优势，又没有发达国家的“双溢出”条件（资本溢出、技术溢出）的绝对优势，反而是一个钱纳里所认为的“双缺口”（资金缺口、技术缺口）的落后大国，总之，不具备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条件。如果按照这一理论逻辑和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模式，发展中国家都不该发展对外直接投资。
但在第一章第三节的论述中已讲到，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正在迅速发展，这一现实迫使人们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质进行理论反思。目前，有些学者认为，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质是一个利用、保持、发挥、发展优势和寻求优势的过程。（毛蕴诗1997）对外直接投资可分为两种表现：一是发达国家或具有某种特定优势的跨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是利用其已有优势来保持、发挥和发展优势的过程。二是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是为了寻求某种优势的过程，或被称为是“学习型”投资。据此分析和划分，可以得出结论：跨国经营企业的优势是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
同时，任何优势也都是相对的、多层次和多方面的。差别即构成优势，与特定的投资对象国相比较，形成的差别条件就构成优势。
那么，根据上述新的解释，可以认为，一方面，任何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不一定都要具备微观主流学派的绝对优势或三种优势，换言之，这些优势并非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条件、充分条件。另一方面，优势是相对的，是多方面、多层次的，技术、资本不是衡量的惟一标准。有些国家具有某些方面的突出优势，而有些国家各方面条件都不突出，但都有，可以说具有综合优势。
就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条件或优势而言，作者认为中国所具有的是大国综合优势。这种综合优势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投资动机的多极化；二是差别优势的多元化；三是发展空间的多角化。
第一节 投资动机的多极化
从第一章所述中可见，发达国家的大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小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都相对单一，一般发达国家主要为追逐高额利润、占领全球市场、分散风险三种。一般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动机，威尔斯总结为保护出口市场、寻求先进技术、谋求低成本、分散资产四种。
中国是一个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发展中大国，兼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特征，因而在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方面，也几乎具有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所有动机，呈现为多极化和综合型。概括起来有：
一、资源获取型投资
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经济的发展对各种资源有大量而迫切的需求，而我国又是一个人均资源贫困国，不但人均少，而且结构不合理、分布不均衡，国内不同地区间争夺原材料的矛盾日益严重，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把需求逐步转向国际市场，可从境外资源国获取价格低廉、质量优良的原材料的稳定而充分的供应。目前，资源获取型投资占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1/3以上。
二、技术寻求型投资
对先进技术的寻求型投资是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重要动机。由于发达国家为保持其所有权优势，总是通过各种手段来封锁其先进技术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和扩散，因而通过技术贸易渠道和引进外资途径都难以获取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一般来说，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特别是在西方发达国家中购并拥有某一领域先进技术的企业，在发达国家高新技术研究领域合资、合作，可直接寻求到这些企业拥有的先进技术、设备及相应的整套科学的经营方法，来为国内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服务。我国对发达国家进行了大量的技术寻求型投资，占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10%左右，取得了一定成就。
三、效益导向型投资
也就是追逐利润型投资。因为资本总是向利润率最高的地区流动，并同那里的其他生产要素形成最佳配置。进入9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都为国际资本的进入提供了税费优惠政策和良好的投资环境，在这种投资利益推动下，我国也积极稳妥地开展了向发展中国家经济效益最高的地区的投资。
四、利用外资型投资
利用外资有两条途径：一是引进外资在国内利用；二是对外投资在国外利用。在国外利用外资方面，对外投资好比“钓鱼”，国内资金是“诱饵”，国外资金是“大鱼”，即以少量国内资金吸附大量国外资金。从各国对外投资实践看，自有资金在对外投资总额中的比重已经不占主导地位。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中，90年代以前，在投资的股权安排上以多数股权为主，90年代以后以少数股权安排为主，也就是自有资金所占份额越来越少，利用外资的份额越来越多。
五、扩大出口型投资
对外投资举办海外企业，一方面，可以以成套设备等作为投资，从而带动国内商品、技术和原材料或半成品的出口。另一方面可以绕开进口国设置的各种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保护和扩大原有出口份额。对我国来讲，近年来出口贸易条件不断恶化，出口对象国不断设置种种非关税壁垒，并加之以反倾销措施，使出口贸易额出现下滑趋势。因而在贸易对象国进行扩大出口型投资，就地生产，就地销售，以保护原有产品市场，扩大出口份额尤为重要。目前，国内出口企业的扩大出口型投资正在蓬勃兴起。
六、产业转移型投资
根据日本学者小岛清的边际产业扩张理论，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实行工业结构性转移。由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技术结构存在很大的差异性，因而发展中国家之间也存在工业结构性转移问题。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三资企业，引进国外技术发展近20年后，在新的技术革命推动下，正面临和进行着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近年来已开始按国际化经营的渐进模式，向越南等周边低技术档次发展中国家进行“产业梯度转移”型直接投资，且有向非洲、拉美和东欧蔓延之势。
七、集团市场进入型投资
随着“北美经济圈”、“欧洲经济圈”和“东亚经济圈”的逐步形成，我国同圈内国家的经济往来受到了严格限制。然而，它们又是世界的三个“增长极”，国际上富裕资金、先进技术主要集中在这三大区域集团内部。在三个区域经济集团形成封口之前，我国一些大型企业集团加速了对这三大区域经济集团内部各国家的投资，以抢占一定的市场份额，并把此作为一项重要的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目标和发展动机。
八、战略防御型投资
为了适应全球经济的发展趋势，防御竞争者垄断全球市场。从战略竞争的角度出发，应在全球五大洲各地区安排防御性投资，以防对手独占市场。目前，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已遍布五大洲139个国家和地区，为下个世纪跨入经济发展大国所需抢占全球市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投资动机实际上反映的是一种投资需求，也就是要通过投资得到什么。我国是一个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政治、经济大国，政治、军事、经济上的地位要求导致了投资动机亦即投资需求结构的多极化和综合型。这种综合需求又会对其他国家产生投资动机，吸引着外国资本对我国的直接投资或在国外与我国的合资合作。我们要利用外国资本对我国市场的这种需求，来推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实践表明，两个国家之间需求点越多越吻合，相互之间的贸易与投资就越发展。可见，我国这种巨大的综合需求本身就是一种无可替代的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要充分利用它。
第二节 差别优势的多元化
发达国家的对外投资理论中借用了国际化经营理论的比较优势概念，使这一概念有了两种含义，一是指某一国家的某一行业产品，是通过产品出口方式还是对外直接投资方式来从事国际化经营，对二者进行比较选择，看具备有哪种方式的优势。二是指对外投资的前提条件，与其他投资国及投资对象国相比较所具有的优势。作者认为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优势来讲，用比较优势概念不太准确，容易混淆，采用差别优势较准确些。差别优势就是指与确定的投资对象国相比较，投资国所具有的优势。
根据这一概念界定，可概括出我们这一经济发展不平衡大国所具有的对外直接投资多层次、综合性的差别优势。
一、政治稳定，综合国力强
我国虽是一个大国，但改革开放20年来基本上保持了政局稳定，在国际竞争中政治地位也不断提高，树立了良好的大国形象。我国的综合国力在全球排前几名，从而奠定了在国际上的实力地位，不仅成为发展中国家政治上依靠的领头雁、经济上依赖的合作伙伴，而且也成为发达国家所需依赖的战略伙伴。这一政治地位已成为我国发展国际经济合作不可或缺的有利条件、政治资本或差别优势。
二、经济持续高速增长
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平均增长速度在10%左右。这一经济增长状况在全球也很少有。一方面，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稳定发展产生了巨大的要素需求，极大地吸引着国际流动资本的活跃投入及众多国家投资者的经济合作。另一方面，极大地增强了我国的经济实力。这种经济实力在这场亚洲金融危机中已经显现，经济增长基本稳定，人民币坚挺，国际信誉度不断提高。
三、经济环境良好
我国经济持续高速的增长，创造了良好的经济环境。“两高”就是其突出表现：即吸引外国直接投资额高，进出口贸易额高，均为3000亿美元左右，在发展中国家排名首位。吸引外资强化了国内企业体制的转轨及与国际的接轨。对外贸易在国际上建立了广泛的营销网络，对外援助也为在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进一步投资奠定了基础。
四、资本实力和融资能力强
从发展经济学理论的角度讲，处在经济起飞阶段的中国应该是一个“两缺口”国家（资金短缺、外汇短缺），但现实发展阶段的我国状况则不是如此，可以说是相反的“双溢出”国家。即国内资金大量闲置，我国国民总储蓄率一般年份维持在35%左右，最高年份超过了40%，截止1998年底，城乡居民储蓄额高达5.2万亿元人民币，按8.3：1的汇率折算，相当于6300多亿美元，再加上800亿美元的个人外币存款，储蓄额已达7100多亿美元。二是外汇储备剧增，截止1998年底，我国外汇储备达1450亿美元，为世界第二大外汇储备国。三是我国还有1200多亿美元的向国外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的各种借、贷款。三项之和近1万亿美元，相当于世界各国外汇储蓄总额。但从近年的国内投资来看，从1992年开始连年出现存差，也就是国内储蓄额大于国内投资额，且存差不断上升，1992年为420亿元，1993年为956亿元，1994年为4052亿元，1995年为2909亿元，1996年为7439亿元，1997年为4700亿元。以上数字均反映出我国目前的资金和外汇是“溢出”而非为短缺。
目前我国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融资能力较强。因为中国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国际融资信誉度高，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许多银行受不良资产的影响而倒闭，日本、韩国等经济发达和较发达国家的金融信誉度也受到很大影响，而中国的人民币不贬值，国际信誉度不断提高。在国际资本市场不断发展、金融手段不断创新的今天，拥有高信誉度就拥有了高的融资能力，这一点是连一些发达国家都不可比的优势。
五、具有一定的规模优势
90年代中期，国家批准的100个试点企业集团和近几年出现的各种经济联合，尤其是强强联合，已经形成了一批有一定企业规模和社会化规模经营能力的企业集团。如工贸一体化企业：青岛海尔集团、深圳赛格集团、首钢集团、中化公司等；交通运输型企业：拥有160家企业的中国远洋运输集团等；金融投资型企业：拥有1200亿元资产的中信集团等。一方面，这些大规模的企业集团具有着与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的企业竞争投资的能力；另一方面，这些规模性企业集团对中小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有一定的带动效应。
六、经营发展进入了扩大对外直接投资的国际化发展阶段
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经济国际化发展的轨迹看，它们的经济国际化发展过程体现了这样一个规律：起初都是从国际化经营的低级形式——国际贸易开始，体现了对外贸易依存度的提高，当对外贸易发展到一定阶段，其依存度开始下降，而对外资的依存度开始上升，再当利用外资发展到一定阶段，对外资的依存度开始下降，而对外直接投资依存度开始上升。目前，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均超过了其利用外资，也就是资本流出>；资本流入。简言之，这一国际化发展规律可表述为：对外贸易→利用外资→对外直接投资。
我国经济国际化发展过程的现阶段表现为，截止1998年底，利用外资额（直接+间接）约为3800亿美元，而对外贸易额2800多亿美元，可见已完成了对外贸易→利用外资阶段的转变。再从利用外资的情况看，1999年第一季度利用外资额同比下降了近1/3，除去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因素外，也开始体现为利用外资下降到对外直接投资上升的转变。也就是开始进入利用外资→对外直接投资阶段的转变过程。因而说，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扩大对外直接投资的国际化发展阶段。
七、宏观调控能力强的制度优势
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庞大而健全的国营企业体系，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强，可集中调动、安排人、财、物来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可统一规划制定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和产业安排。这是以私人资本为投资主体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无法做到的。
上述这些概括就是我国所具有的对外直接投资各方面的有利条件，或者说是多元化的差别优势。
第三节 发展空间的多角化
一、不同发展阶段的并存性
国际化经营理论认为，任何国家或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一般要经历从低级到高级的四个阶段：产品出口阶段（国内生产阶段）→跨国生产阶段→国际企业阶段→全球经营阶段。各阶段之间既有联系性，又具有阶段性或相对独立性。也就是说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有先后顺序性。
由于我国是一个经济大国，行业间、地区间经济发展具有不平衡性，企业的技术水平和实力以及所处条件的不同，使得不同企业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我国改革开放、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进行了20多年，企业的国际化经营水平和实力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同时具有了四个阶段的并存特征，一些起步早、规模大、实力强、技术高的大型企业和中国传统工艺技术的企业国际化经营已进入国际企业阶段或全球经营阶段，而绝大多数中小企业则刚进入跨国生产阶段。发展阶段间具有交叉性。这一特征打破了企业整体阶段性顺序进入的模式制约，不同企业的发展空间具有了一定的灵活性、适应性和多角化的选择。
二、技术结构的多层次性
从技术结构层次看，外资的进入改变了我国的技术结构层次，加上我国的自有技术创新。目前，我国的技术结构层次为：技术密集型、中间技术、传统工艺的传统技术和劳动密集型的下游技术。而技术水平的提高程度，可通过我国出口产品的结构来反映。1980年时，我国出口产品中，初级产品和原材料占出口额的60%以上，中间产品和工业制成品只占出口额的20%左右。到1997年时则相反，中间产品和工业制成品占出口额的60%以上，初级产品和原材料占出口额下降到20%以下。
我国所拥有的上述多层次结构和不断提高的技术水平，使我国具有了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广阔空间，可同时向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和经济发展不同层次的发展中国家投资。如我国的制造业跨国企业在进入发展程度更低的发展中国家时，其密集使用劳动和规模较小的设备和技术就可能比发达国家先进，但密集使用资金技术更受欢迎、更有优势。
三、投资主体的多元性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投资主体呈现为多元化格局。从规模上讲，大、中、小企业齐全；从行政隶属关系讲，有强大的国家队，也有众多的地方队；从所有制成分讲，有国营企业，也有外资企业，还有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这种多元化的投资主体格局可适应不同所有制性质和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具有其独特优势。
四、投资空间的全方位性
上面的三个特征就决定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空间选择的全方位性。
（一）可对发达国家投资
拥有较先进技术的大型企业可投资发达国家，兼并中小企业进行技术寻求型投资。拥有传统工艺技术的企业可到有市场的发达国家去投资。拥有中间成熟技术的企业和劳动密集型技术企业也可到发达国家投资生产市场空位产品。
（二）可对一般发展中国家投资
拥有中间成熟技术的大、中型企业投资一般发展中国家有广阔的市场和较大的低成本竞争优势。一是这种技术产品与发展中国家市场需求相吻合，市场广阔。二是与发达国家的相同技术企业投资相比，我们的成本低，有竞争优势。
（三）可对技术水平低一档次的落后国家投资
如非洲等落后国家，拥有劳动密集型技术的中小企业可去投资占领低技术档次的市场。这一市场是技术结构已高级化的发达国家不愿去投资，而技术落后国家也不欢迎它去“拔高式”投资的空当市场。
同时，还有一些原实行计划体制的、国有企业占主体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中国家，由于体制不接轨，市场体制的国家不愿去投资，而我国与之则有制度和体制的吻合性，独具投资的优势。
第四节 经济发展不平衡大国的
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综上三节所述，我国是一个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大国，又是一个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发展中大国，这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确定前提，在这一前提下，具有多极化的投资目标（动机）、多元化的差别优势、多角化的发展空间。它们之间相互激励、相互促动，产生因素间的倍增效应，从而形成对外直接投资的综合优势，取得综合效益。
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综合优势理论”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概括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综合优势理论”的基本内容由一个前提和三个要素及其关系构成。
（一）多发展目标之间的互相激励
如本章第一节所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目标是多方面、多极化的，既有国家利益目标的追求，又有企业利益目标的追求，而且两者之间是互相激励的。
一般而言，在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中，国家所获得的利益是宏观的间接利益。从国家利益角度看，中国作为一个已拥有一定工业基础的发展中大国，在大量吸收外来投资的同时，逐步扩大对外投资，将获得资本双向流动所具有的双重利益。按照麦克杜格尔的资本国际移动利益分配模型，当我们引进外资时，将会使国内资源得到充分利用从而获得国内就业扩大、产出及收入增加的利益；当我们对外投资时，又可能获得转移国内资金技术到某些收益更好的环境中使用的净增利益。按照威尔逊改进后的增长模型，引进外资可以弥补国内储蓄的不足；而对外投资则有利于建立资源储备；适当安排和调节这两方面的活动则有利于调节国内经济增长对资源的吸收过程，避免或减少经济发展的周期波动。
对外直接投资不仅使投资者保持着资本的所有权，从而取得由收益率差异引起的资本收入，更重要的还在于使投资者保持着对资本运行和使用的控制权，从而获得远比货币收益更广泛的综合效益。这在投资者是国有制企业从而国家和企业利益有着更紧密联系的情况下尤为如此。它可能给我国经济带来的综合利益有如下几方面：（1）资源转移的效益。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一是直接地从国外取得低成本的自然资源供给。二是间接享受东道国当地资源供给和基础服务。三是吸取和传播国外先进的技术成果和管理知识。（2）产业结构调整效益。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一方面，可从发达国家获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改造国内企业；另一方面，又可向后进国家转移国内成熟的过剩产业，从而优化和调整我国的产业结构。（3）扩大出口效益。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绕开了各种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回避了反倾销和假冒低劣产品的影响，维持和扩大了出口份额，保持了国家进出口贸易的平衡。（4）国际收支效益。对外直接投资，从短期看，意味着资金的外流。但从长期看，则对于投资国的国际收支有积极的作用和效益。一是直接创收、增加外汇利润。二是带动和扩大产品出口，间接地增加了国家外汇收入。三是带动和扩大劳务出口，增加和扩大非贸易外汇收入。（5）集团市场进入和战略防御型投资的长远利益。这种战略型对外直接投资，从短期看，无多大收益甚至是亏本负效益，但从国家的长远利益看，则是有利的和必须的。
对外直接投资的投资主体是企业，企业所获得的利益是微观具体的。即使在我国社会主义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的条件下，国家的利益获得也是为企业的发展提供和创造必要的条件，企业本身的利益追求和实现才是目的。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目标中，效益导向型投资、利用外资型投资和产业转移型投资等主要体现的是企业利益目标的追求。企业在现有资产利用和国内市场限制双向约束下，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能够扩大企业能力和规模，可以利用到国外资本，可以扩展国外市场，可以谋求高利润，可以转移并发挥其闲置设备等。企业的这种直接利益追求，首先对国家是有利的，企业的跨国直接投资，使资产获得充分利用，取得用外汇货币形态表现的企业销售收益，无论是否利润最大化，都为国家增加了外汇收入。其次，对企业经营者有利，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产品市场的扩大和企业资产的充分利用及不断增值，使企业获得多方面收益。再次，对企业职工有利，企业市场的扩展和销售规模的扩大，意味着职工工作机会的增多和收入的增加，企业职工可从中获得直接利益。
综上分析，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可为国家、企业和职工三方主体都带来利益，从而构成了企业发展跨国经营的内在动力机制。在这个动力机制中，各方利益目标之间是互相激励的，可以说是产生了相互激励的动力机制。
（二）多差别优势要素之间的倍增效应
如本章第二节所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所具有的差别优势是综合性的，多层面、多元化的。各种差别优势要素之间是互为条件，相互补充，从而产生着倍增效应。
国家政治局势的稳定、综合国力的增强、国际政治地位的不断提高，争得了发达国家与我国作为政治、经济上战略伙伴的合作，赢得了众多发展中国家的信赖和依靠，这都为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迅速扩展等产生着聚集效应。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创造了良好的经济环境，吸引了更多的外资投入和众多国家的合作伙伴在国外的合作。还可使我们利用吸引的外资和技术，进行合理组合和适应性改良后再发展对外投资，产生着倍增效应。同时，良好的经济环境、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资本实力的不断增强、人民币不贬值等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声誉和经济信誉，使我国在国际资本市场上能够融到更多的资本，进一步增强扩大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实力，从而也进一步提高了我国的国际政治地位，增强了综合国力。
同时，有一定规模的大型企业集团的国外投资对中小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有带动效应。中小企业可利用大型企业集团的市场信息、市场渠道，还可为大型企业集团在国外生产配套产品，以促进大、中、小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相互发展，产生效益倍增的整体发展效应。
以上各优势要素之间及各要素内部各因素之间的相互促进、相互补充所产生的倍增效应，有力地推进着我国国际化发展阶段的转变，即由对外资的依赖度下降向对外直接投资依赖度上升的转变。
最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所决定的国家宏观调控能力强，能够保证我国制定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的到位和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又能够使各要素之间互相促进、互相补充的潜在效能变为现实。
（三）多阶段并存之间的促动机制
如本章第三节所述，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我国跨国经营的企业同时具有了国际化经营的四阶段特征。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之间在对外直接投资经营过程中能够形成一种促动机制。我国绝大多数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处于跨国生产阶段，其特征是只在国外设立一两个生产点，国内外企业之间尚未形成跨国公司的母子公司间的分工体系。有一部分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处在国际企业阶段，其特征是在多国进行生产和销售，以垂直型分工为主。一少部分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处于全球经营阶段，其特征是经营实施全球多角化战略，不仅生产经营市场全球多角化，而且产品多角化，如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以石油化工产品为主营产品，以粮食、钢材、五金、油脂、汽车、服装等为辅助产品，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多角化，在海外设立了47家直属二级机构和68家子公司，遍及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形成了全球化的生产经营网络。
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跨国企业之间，可以形成相互促动的机制。一方面，处于全球经营阶段的企业可为处于跨国生产阶段和国际企业阶段的企业提供国外市场各方面信息和销售渠道等，后者可利用前者提供的各种信息和市场网络来获得发展；另一方面，处在前两个阶段的企业又可为处于国际企业阶段的企业提供多元化、多角化产品拓展的吸收对象。因为国际企业除主营产品外，为了分散风险，其经营范围还要向其他行业实施产品多元化、多角化的拓展，而处于前两个发展阶段的、众多的我国跨国企业正可成为其吸纳的对象，通过购并、合作或联合等方式将一些有一定跨国经营经验的不同行业的跨国企业纳入其内，可促使双方都获得同步发展。因此说，多阶段并存之间可形成一种相互促动机制。
多层次的技术结构间也是互相促动的。首先是中国成熟技术和劳动密集型下游技术的对外直接投资，从国外获取外汇形式的利润，可以用做我国向发达国家先进技术和管理知识寻求型或学习型投资。当获取到先进技术和管理知识等后又可返回用于改造国内中间技术和劳动密集型技术，提高其技术结构档次和产业结构水平，进而又在新的技术结构档次上用于对外直接投资，又使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水平产生递进式促动效应。
多元化的投资主体间是互相补充互相促进的。强大的国家队，其主体是大型国有企业，它的优势是结构齐全、体系完整、基础和实力雄厚，但体制不与国际接轨。外资、乡镇、私营等主体队伍有着灵活和与国际接轨的经营体制和管理方法的优势，但经济实力和规模不如国家队。这些不同的主体之间可在市场体制的基础上组建联合型跨国公司，优势互补，劣势互避，可起到1+1>；2的主体效益促动效应。
二、经济发展不平衡国家综合优势理论一般化模型
通过对中国这个经济发展不平衡大国对外直接投资综合优势各要素的分析，可以将主要要素抽象出自变量，推导其一般化模型：
1.确定自变量：将三个要素确定为三个自变量：
（1）经济增长速度→S；
（2）国家大小、经济体系的健全度→Q；
（3）经济内在的平衡性→E。
2.“综合优势理论”中三种优势的函数表示：
（1）多目标优势：P1f1（S、Q、E）；
（2）多差别优势：P2f2（S、Q、E）；
（3）多空间优势：P3f3（S、Q、E）。
3.综合优势：PF（S、Q、E）
4.根据上面公式，可得出三个结论：
（1）αPαS>；0：经济增长速度越高，综合优势越强；
（2）αPαQ>；0：经济体系越健全、基础越强，综合优势越强；
（3）αPαE>；0：经济多样化程度越高，综合优势越强。
结论一：经济增长速度越高，对外直接投资的综合优势越强。这一结论不仅在前述对中国跨国投资理论分析中作了具体分析，还可通过后面的第三、四章对日本及亚洲“四小龙”对外直接投资特征中得到验证。日本及亚洲“四小龙”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均是在六七十年代国内（岛内）经济经过一段高速增长之后，其潜在的对外投资各项优势得以显化和强化，从而推动其对外直接投资开始迅速发展的。
结论二：经济体系越健全、基础越强，综合优势越强。这一点在中国大陆、韩国和我国台湾的对外直接投资中表现明显。中国在近50年的经济建设中，建立起了门类齐全、体系完整的工业体系，特别是传统的制造业部门，具有雄厚的基础和实力，不论是向发展中国家还是向发达国家制造业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都显现出很强的综合优势。韩国和台湾地区在“四小龙”对外直接投资比较中，其投资产业结构比较合理，原因在于国内（岛内）的工业体系健全、制造业基础强，所以对外直接投资首先从制造业开始，与亚洲周边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需求相吻合。这一优势又可以促进和补充其他优势的发挥，从而表现出很强的综合优势。
结论三：经济多样化程度越高，综合优势越强。这一结论除在中国表现明显外，还可从日本、韩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主体层次多，有利于国际化阶段的拥有先进技术的大型跨国公司，也有利于低发展阶段的普通中小企业的发展上表现出来。而这两个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显著特征之一是跨国公司大企业对中、小企业的带动作用，大企业带动了中、小企业的迅速发展，即不同发展阶段企业间的促动作用强。这种并存交叉性越强，互相促动、带动的综合优势就越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