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霸主，常在晋楚”，晋楚两国数代争霸，发生了两场大型战争——城濮大战和邲之战，小战更是家常便饭，这给中原各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特别是像宋国这种不大不小的国家，夹在两个大国之间，靠近晋国，挨楚国的打，靠近楚国，挨晋国的打。在邲之战后，楚国围攻宋国国都，将其包围了九个月之久，城里弹尽粮绝，最后发生了“易子而食、析骸而炊”的惨剧。没有一个国家像宋国这样迫切盼望和平。
因此，在宋国的百般周旋之下，晋国和楚国领导人坐到了一起，先后召开了两场以和平为目的的“弭兵之盟”。
和平使者华元
第一次“弭兵之盟”能够得以顺利召开，一个叫华元的宋国人是关键。
华元是一个有趣的人——说他有趣，是因为他常常成为各种笑话中的主人公。
华元是宋国军队主帅。在一次与楚郑联军的作战中，因为忘了把羊肉分给车夫羊斟，羊斟怀恨在心，到了交战时，一马当先冲到敌营，让这个马虎的主帅做了俘虏。宋国人打算用一百辆兵车、四百辆战马去赎回华元，正在走交割程序时，他又逃了回来。
华元回到宋国，在都城门外等待报名进去，见到了羊斟。华元居然安慰他说：“那件事情（被俘）不怪你，是你的马出了问题吧？”
羊斟似乎是要故意气华元，实话实说：“不是马的问题，是我故意这样做的。”
羊斟说完就溜走了，后来他逃到了鲁国。
华元回到宋国后还是任原来的职位。他主持全城防御工作，加固城墙，防止楚国再次入侵。一天，他在巡视加固工程时，筑城的民工唱起歌来：“睅其目，皤其腹，弃甲而复。于思（音sai），于思，弃甲复来。”什么意思呢？“瞪着眼睛，挺起肚子，丢盔弃甲挺神气；满腮胡子，胡子满腮，丢盔弃甲逃回来。”民工们是在讥笑华元长须飘飘，打了败仗还这样神气。
华元指示随从答复道：“牛则有皮，犀兕（音sì）尚多，弃甲则那。”为自己辩解，意思是说：“牛的身上都有皮，犀牛兕牛还很多，丢些盔甲算什么？”
民工们又唱：“从其有皮，丹漆若何！”意思是说就算你有皮，又到哪里找油漆？
华元见势不妙，对随从说：“他们人多，咱只有一张嘴，还是走吧。”
现在来看华元，他生活在丛林法则盛行、以求胜为唯一价值观的春秋时代是多么不合时宜。他这人善良、宽容、作战勇敢、遵守作战法则、凡事给人留有余地……他就像一个举止优雅的贵族，却不幸投胎投错了国家和时代。其实，从大里讲，整个宋国也跟华元一样，保留着“酸腐可笑”的贵族做派，打仗时“不鼓不成列”，“不重伤，不禽二毛（老人）”。
所以，不难想象，宋国人会为了一个不以争霸为目的的“弭兵之盟”奔走不停。
不过，为什么是华元呢？
这是因为，华元不但与晋国执政官栾武子是多年的老朋友，而且与楚国令尹子重交好。正是他在晋国与楚国之间穿针引线，“如楚，遂如晋，合晋、楚之成。”才最终使得争斗了几代的敌人坐在了一起。
这一年，是公元前579年。
第一次“弭兵之盟”
其实，在华元进行撮合之前，晋国与楚国就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接触。
公元前582年，据《左传·成公九年》记载，晋景公秘密会见了楚国战俘钟仪，进行了一番友好而亲切的交谈。大将范文子趁机建议把钟仪释放回国，也借此向楚国释放善意的信号。晋景公同意了，“重为之礼，使归求成”。
晋国伸来橄榄枝，楚国人也积极应对。就在这一年冬天，楚庄王的继任者楚共王也派遣大宰公子辰到晋国去，“报钟仪之使，请修好、结成”。第二年春天，晋景公再次派使臣回访楚国，以“报大宰子商（公子辰）之使也”。两个曾经杀红了眼睛的敌人居然如此眉来眼去，渐人佳境，为什么呢？
这里有着复杂的国际大环境与国内小环境。
国际大环境：以宋国为代表的和平主义思潮开始出现，反战成为一时主流。从晋国方面看，虽然自楚庄王死后，晋国稍占上风，但其在中原盟国里威信不再，其他国家也貌合神离，秦国与狄国趁火打劫，让晋国人伤透了脑筋。从楚国这方看，楚共王接班时尚还年幼，导致楚国霸势转衰，原中原附庸国又纷纷倒向晋一边。虽然有子重等一班旧臣竭力维持，但与晋国争夺时往往处于被动，对于争霸力不从心，已经在事实上退出了中原争霸。
国内小环境：晋国晋景公宠信佞臣，听信谗言，无辜杀了赵盾的后代赵朔、赵同、赵括全族，造成晋国政局严重不稳，实力大减。楚国呢，权臣子重等人居功自傲，面对强敌时不是考虑如何克敌制胜，而是以此挟持楚共王，伸手要钱要粮要土地，最终酿成内乱。楚国自身难保，就更谈不上争霸的事情了。
公元前579年五月，在华元的斡旋下，晋国派出大夫士燮，楚国派出公子罢和许偃，双方在宋国都城的西门外开展和平谈判，并且达成了草案协议，草案内容如下：
“凡晋、楚无相加戎，好恶同之，同恤灾危，备救凶患。若有害楚，则晋伐之；在晋，楚亦如之。交贽往来，道路无壅；谋其不协，而讨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坠其师，无克胙国。”
大意是，今后晋楚两国要和平，不要战争，遇到困难互相帮助。如果有人侵略楚国，晋国出兵讨伐；有人进攻晋国，楚国出兵讨伐。两国人民友好往来，不得在道路上设置收费站。发生了争议，应该协商解决。如果有谁违背了此协议，则神仙都会帮忙讨伐他，还要毁掉他的军队，灭掉他的国家。
这个协议草案的最大意义在于，确立了如果国家之间发生争议，应当用谈判协商，而不是用拳头来解决的机制。据我所知，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的第一份和平协议——虽然它没保持多久即被弃置，形同虚设。
原因很简单，晋楚两国缺乏最基本的互信。
草案定下之后，还得签订正式协议才能生效。就在这一年秋季，晋国派使者郤至到楚国，对楚国执行合约的情况进行考察。这晚，楚共王设宴招待，郤至正要赴宴，突听钟鼓齐鸣，乐队演奏的是招待国君的乐曲。郤至赶紧退了出去。
这时楚国司马子反过来拉他，说：“太晚了，快进去吃饭吧，酒都凉了。”
郤至正色说：“你们用这么隆重的乐曲来欢迎我，我受之有愧；再说了，如果我们国君前来赴宴，你们又用什么乐曲迎接呢？”
子反半开玩笑地说：“国君相见还奏什么乐曲呢？互相赠一支箭就行了。”
郤至是个老实人，他一本正经地说：“如果真要这样做，那就是礼崩乐坏、天下大乱的迹象了。”
不过邰至最后还是人乡随俗，接受了楚国这种高规格待遇。
回到晋国后，郤至把所见所闻向士燮做了汇报，士燮说：“不遵守礼节的人，也不会讲什么信用。我想这次合约保持不了多长时间。”
其实，“大哥莫笑二哥，麻子点点一样多”。晋国人在“诚信”两字上也是劣迹斑斑。
士燮不幸言中。虽然两国合约正式生效，但他们之间的摩擦并未消弭，中原战事也从未真正停止过。这即使不能把账算到他们头上，也与他们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是以，仅仅过了三年多时间，公元前575年春，晋楚两国就爆发了更大规模的鄢陵之战。
第二次“弭兵之盟”
鄢陵之战，晋国全胜，楚国全败。
“弭兵”又一次提上了议事日程。但是，比较起来，晋国似乎比楚国更迫不及待。
晋国虽然打败了楚国，但多年积累下来的六卿（赵氏、魏氏、韩氏、智氏、范氏、中行氏）专权，到了集中爆发的时刻，终于引发了一场严重的内乱——栾盈之乱。栾盈最后被镇压下去了，然而晋国卿族势力日重，架空了国君权力，国力进一步衰退。
当然，楚国也好不到哪里去。楚共王死了以后，王权也开始削弱。另外，楚国还出现了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因为王族与世族之间争权夺利，不少世族逃亡海外，形成一支庞大的海外兵团，为别国效劳。大夫蔡声子（推举伍举做官的那位伯乐）跟令尹屈建谈话时曾经告诫他：“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于四方，而为之谋主，以害楚国……”他指出楚国不要滥刑，以免大夫们外逃。他的话深深刺痛了屈建和当时的楚国老板楚康王，使得他们也开始考虑“弭兵”的问题。
这一次“弭兵之盟”的得力干将是向戌，还是宋国人。
向戌与晋国执政官赵文子（历史上有名的赵氏孤儿）、楚国令尹屈建是好朋友，就想利用这种方式举行第二次“弭兵之盟”。赵文子是坚定不移的和平主义者，虽然他是一位出色的将军，但一贯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他在执政后，提出“令薄诸侯之币，而重其礼”的政策，为弭兵制造了良好的氛围。屈建在向戌的游说之下，强硬的立场也有所松动。“楚亦许之”，答应了弭兵意向。
与第一次弭兵会盟相比，第二次弭兵会盟最大的不同，就是参与者多了。第一次只有晋、楚、宋三家，第二次则扩展到几乎所有中原国家。除了晋、楚、宋三家外，向戌还征求了齐、鲁等多个国家的意见，争取到他们出席。
于是，在公元前546年秋天，晋、楚、宋、齐、鲁、卫、陈、蔡、郑、曹、许十一国大夫，加上宋国附庸国滕、邾两国的首脑齐齐抵达宋国都城，出席“弭兵之盟”。
从表面上看，各国大夫们把酒言欢，其乐融融。而且带来的军队驻地用篱笆作为隔离，也没有挖坑设壑，象征着友好和睦。但是，从会议第一天开始，各国之间就明争暗斗，场面紧张。屈建等一干楚国使者甚至内穿盔甲，暗带兵器，大有一种稍有不对就开打的意思。
在歃血为盟的时候，晋国和楚国都要争先。赵文子的副手叔向委婉地劝告他，“子务德，无争先”，叫他让着楚国人。于是，楚国令尹屈建第一个歃血盟誓。
会议最终达成了一项协议，“晋、楚之从，交相见”，即晋的盟国要向楚国交保护费，楚的盟国要向晋国交保护费。会议还通过了一项补充协议：齐国和秦国是大国，不缴纳任何保护费；而滕、邾是宋国的属国，不参加盟约。
可以看得出，这份协议是妥协加抗争的产物，大体反映了当时世界各国的实力。晋楚为第一世界，坐享保护费。齐秦是第二世界，保持独立地位。其余各国是第三世界，以付给晋楚保护费换取和平。
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对于小国来说，也没有免费的和平。
第二年夏天，齐、陈、蔡、北燕、杞、胡、沈、白狄等国国君朝晋。冬天，鲁、宋、陈、郑、许等国国君朝楚，第二次弭兵之盟得到各国的认真贯彻执行。在这之后，中原地区在很长时间内没有发生大的战争，这对于中原人民休养生息，对于社会经济发展是有着积极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