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回顾30年来对外开放的历程，对外开放不仅满足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而且也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的规律和趋势。作为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对外开放推动了我国外经贸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完善，为我国经济增长注入了活力和动力，加快了我国融入全球经济的步伐，从而带动了我国工业国际竞争力以及国际分工地位的全面提升。目前，我国已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有重点的对外开放新格局。面对国内外发展环境的新变化，我国应在坚持奉行“互利共赢”对外开放战略的基础上，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协调扩大开放与加快产业升级、维护产业安全的战略目标，不断探索对外开放的新思路、新模式，拓宽对外开放领域，积极推进利用外资、对外投资和对外经济合作方式的创新，提高开放型经济的总体水平，建立完善更加开放的工业体系，促使我国工业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形成全面参与国际合作、具有可持续性的竞争优势。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实行了独立自主发展对外经贸关系的方针政策，突破西方国家的封锁，与友好国家开展技术经济合作。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迎来了对外开放的重大历史机遇，具备了对外开放的内在动力和外部条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根据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国际形势的变化，我国逐步把对外开放确立为一项长期的国策。对外开放战略的确立和实施使我国工业发展加速迈向现代化和市场化的目标，成为带动我国工业国际竞争力提升的最重要的制度因素之一。
一、我国对外开放的历程
“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这是邓小平同志对当今世界发展特征的高度理论概括，同时也指出了我国对外开放的必然性和必要性。30年来，我国对外开放的政策体系不断完善，对外贸易、利用外资、对外经济合作等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对外开放进程不断加快，对外开放的整体水平大大提高。
1978年，我国对外贸易额为206.4亿美元，2007年达到了21738.3亿美元，30年间对外贸易总量增长了约104倍，年均增长16.8%，同期GDP增长了67倍，年均增长率为9.7%。随着进出口规模的不断扩大，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大幅提高，世界排名由1978年的第32位上升到2007年的第3位，其中出口居世界第2位，对外贸易额占全球贸易总额的比重由1978年的2.9%上升到2007年的8.0%。同时，利用外商投资成效卓著。据商务部统计，自1980年我国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成立以来，截至2007年，全国累计批准外商投资企业632298家，实际使用外商投资金额7666.65亿美元，连续15年成为FDI流入量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短短20多年的时间内，中国已成为亚太地区FDI存量规模最大的国家。另外，作为对外开放的重要渠道，我国对外经济合作蓬勃发展。截至2007年，我国对外承包工程、对外劳务输出和对外设计咨询共完成营业额2564.2亿美元。随着我国整体经济实力以及国内企业竞争力的提高，我国境外投资迅速增长。截至2007年，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到了920.5亿美元，成为对外开放的新领域。
回顾1978以来我国对外开放的历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并呈现一些突出的阶段性特征：
（1）1978～1991年：探索推进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同世界各国的经济合作，大力引进先进技术装备。这标志着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由内向型向外向型的重大转变。1980年，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正式批准建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并给予特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优惠政策。1984年，国家决定进一步开放上海、天津、大连、秦皇岛、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和北海14个沿海港口城市，对这些沿海港口城市实行仅次于经济特区的优惠政策。1988年，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决议，批准将海南建成最大的经济特区。在利用外资方面，1979年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1980年批准第一批3家外商投资企业，拉开了直接利用国外资本的序幕。1986年，国务院成立了外国投资工作领导小组，公布了《国务院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即“二十二条”），使利用外资和对外开放纳入了法制化轨道。1987年，成立了全国外商投资协会，并在外资项目审批、税收优惠等方面更加宽松，投资环境逐步改善。海外的华人资本是这一阶段外商投资的主要来源，投资领域以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加工项目以及宾馆、餐饮等服务业为主，投资区位集中分布在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中央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极大地推动了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的经济增长与体制变革，产生了良好的窗口示范效应，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已形成了“点开放”的格局。
（2）1992～2001年：加快开放阶段。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为我国加快对外开放注入了强心剂。以浦东开发为契机，抓住国际产业转移的机遇，我国制造业的对外开放程度显著提高。通过引进外资、大力发展加工贸易，我国轻纺、机电等工业制成品的出口规模迅速扩张，国际市场份额不断扩大。为适应进出口规模迅速扩张和外经贸领域市场化改革的需要，1994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正式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对外贸易管理与经营进入了法制化阶段，加快了我国外经贸管理体制与国际接轨。经过20年的实践，以特区建设为核心的对外开放政策使珠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环渤海地区等东部沿海地区的区位优势充分释放，带动了东部地区外向型经济的壮大成熟，但也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我国对外开放格局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失衡。为推进内陆地区的开放进程，缓解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地区性矛盾，1999年中央做出了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同时，这一阶段也是我国积极争取“复关”和“入世”的重要时期。我国不仅通过艰苦谈判先后与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和主要贸易伙伴达成了“入世”协议，而且为配合“入世”谈判，我国加快了进出口管理体制的改革，包括调整机构、清理法规、下放权力等。可以说，“入世”谈判及各项准备工作成了这一阶段我国对外开放强有力的助推器，促使我国外经贸管理水平上了一个大台阶。
（3）2002年至今：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有重点的对外开放新阶段。2001年12月，我国正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加入WTO使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由渐进式、局部性的开放转为大推进式的、全方位的开放。为适应对外开放的新形势，在加入WTO过渡期期间，我国进一步深化金融、外贸、外汇体制改革，采取了各种积极而富有成效的应对措施。加入WTO后，我国对外开放的重点领域由工业部门转向服务业部门，开放的区域从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推进。同时，国家实施了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振兴、开发开放天津滨海新区等战略措施，促使对外开放的地区格局不断完善。特别是对天津滨海新区的开发开放，中央采取了有别于以往特区的政策。2006年，国务院批准滨海新区进行综合改革配套试点，提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将滨海新区打造成依托京津冀、服务环渤海、辐射“三北”、面向东北亚的我国北方对外开放的门户，并着力将滨海新区建设成为现代制造业和研发转化基地、北方的国际航运中心和现代国际物流中心以及经济繁荣、社会和谐、环境优美的宜居生态型新城区。这些战略目标的确定是我国推行经济特区政策的经验总结和提升，表明我国区域对外开放不再单纯依靠优惠措施，而逐步进入了立体化、综合性和联动性强、充分调动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积极性的新阶段。
在加速与国际接轨的进程中，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的互动关系逐步增强。一方面，跨国公司的大规模进入使我国资源配置的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中国经济增长对外部资源和国际市场的倚重增强；另一方面，全球经济增长中的“中国因素”进一步凸显，高速增长和日益开放的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和影响持续扩大。随着综合国力的提高，我国对外开放面临的内部条件与外部环境发生了一系列变化。面对国内结构升级、转变增长方式的新目标以及加入WTO过渡期结束后的新情况，国家提出了在坚持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战略的基础上，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努力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战略思路。在继续大力开拓国际市场、利用外部资源的同时，积极扩大内需，充分释放国内市场的潜力。2007年3月，《企业所得税法》出台，向“两税并轨”迈出了关键一步，意味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政策手段逐步由实行优惠措施转向完善市场规范、营造公平环境。针对国内外汇储备和贸易顺差增加、人民币升值、劳动力及能源原材料价格上涨、节能和环保压力增大、贸易摩擦加剧等一系列新问题，我国的贸易政策导向开始由鼓励出口创汇逐步转向平衡贸易、优化结构。通过对资源性产品出口征收出口税、下调部分产品出口退税税率、限制低水平加工贸易扩张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将转变贸易增长方式纳入产业升级的总体目标中，从而很好地契合了实现国民经济平衡稳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从对外开放的阶段性发展可以看出，1978年开始的对外开放是中国历史上真正意义的主动对外开放，是“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战略指导思想的集中体现。中国开放历程是一个渐进式、由点到面、梯度推进的加速过程，从沿海地区和开放城市逐步辐射到全国，从制造业到服务业再到国际经济的主要领域，从对外贸易、利用外资再到各个层面的国际经济合作。短短30年时间，中国经济从高度封闭转向高度开放，对外开放的总体水平甚至超过了一些发达国家，这在人类发展史上很少见，而促成这一重大转变的主导因素，正是我国坚定不移奉行的对外开放战略及适时调整的开放政策措施。在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共同推动下，中国经济迅速崛起，逐步成为国际社会中举足轻重的一员。
二、开放条件下中国工业国际竞争力的变化
工业部门是我国对外开放程度最高的领域，也是利用外部资源最集中的部门。在对外开放进程中，顺应世界范围内产业转移的潮流，我国积极改革对外贸易管理体制以及要素利用方式，主动融入全球分工体系，工业制成品的生产能力和出口规模迅速扩大，工业国际竞争力不断提高。
1.贸易政策与进出口管理体制的调整及对工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
1978年以前，作为经济发展的补充手段，我国开展对外贸易的主要目的在于“调剂余缺、出口换汇”。为此，国家长期实行高度统一的外贸计划体制，由国家直接控制进出口经营管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贸易政策和进出口管理体制发生了重大变革，这些变革突出了市场化的主线。30年来，我国外贸体制改革经历了以下5个主要阶段：
1979～1987年外贸体制改革的关键词是“放权”。这一阶段开始突破高度集中的经营体制，逐步下放外贸经营权，改革单一的指令性计划管理体制，重新启用进出口许可证制度，建立外贸经营权审批制，实行出口退税制等。虽然这一时期的外经贸工作实现了中央和省分级管理，但仍未从根本上改变中央统一领导、统一政策、统一规划的管理模式。
1988～1990年改革的重点是激活外经贸的微观经营机制。通过在全行业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各专业外贸进出口总公司与大部分省市的外贸专业分公司脱钩，出口收汇、上缴外汇等经济效益指标成为考核外贸公司经营绩效的主要手段，国家也开始运用价格、汇率、利率、退税、出口信贷等政策工具调控对外贸易。
1991～1993年是外经贸体制改革继续深化的阶段。从1991年1月1日起，国家采取了调整和改革汇率机制、统一外汇留成、取消出口财政补贴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彻底打破外贸企业的“大锅饭”，促使外贸企业走上自负盈亏、自主经营、自我发展的道路。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首次提出发展开放型经济，提升了对外开放的高度，拓展了对外开放的层面。
1994～2001年，围绕着党的十四大确定综合配套改革方针，制定实施了《对外贸易法》和《反倾销法》等一系列法规，开始实行贸易促进与贸易救济相结合的管理体制，并通过推行外贸代理制，进一步完善外贸企业的市场化经营机制，逐步建立健全了外经贸的协调服务体系。为促进高技术产品出口以及利用高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优化出口结构，1999年原外经贸部等八个部委共同组织实施了科技兴贸战略，将外经贸管理的重点转向了提高出口质量、附加值和竞争力。
2002年至今，加入WTO对我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和管理体制提出了新的要求。从严格履行“入世”承诺入手，我国逐步降低关税水平，减少非关税措施，放宽市场准入条件，相继清理了3000多项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废止了700多项与WTO相背的法规，从而使我国的经贸管理框架逐步与WTO规则接轨，“公平、透明、非歧视”等WTO原则成为我国外经贸立法和执法的依据。同时，充分利用WTO规则，冷静、理性地处理各类贸易摩擦与争端，加大了贸易救济力度，开启了与多个WTO成员国的双边自由贸易协议（FTA）谈判，为我国外经贸发展营造了更广阔的空间和良好的外部环境。
我国外经贸政策调整和体制改革的实际效果和阶段性特征集中反映在出口竞争力的变化上，出口规模持续扩大、结构逐步优化与竞争力的不断提升无疑是我国工业领域对外开放取得的最显著的成效之一。
（1）出口增长与结构优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了加速工业化的历史阶段。制造业领域大量利用外部资源，带动了我国工业制成品生产和出口的快速增长，使中国制造业的国际分工地位不断提高，逐步成为“世界制造中心”。总体来看，我国工业制成品出口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1981～2007年间，工业制成品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18.7%，远远超过了1981～2006年世界制成品出口6.4%的年平均增长速度。特别是加入WTO后的6年内，我国工业制成品出口年均增长率高达29.7%。在工业制成品内部，机电产品的出口增长速度最快。1986～2007年间，我国机电产品出口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32.0%。
工业制成品特别是机电产品出口的高速增长直接带动了我国出口结构的升级优化。30年来，我国工业制成品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比重大幅上升。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我国出口以农产品、矿产品等初级产品为主。1980年，我国初级产品的出口比重为50.3%，超过工业制成品的出口比重。2007年，初级产品的出口仅占我国出口总额的5.0%，而工业制成品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比重则上升到95.0%，比1985年提高45.5个百分点，高出世界制成品出口比重（2006年）21.6个百分点。随着我国对外开放进程的加快，我国工业发展的外向程度不断提高。1980年，我国工业对外贸易依存度（工业制成品出口额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仅为18.8%，工业制成品出口额占当年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仅为7.7%。2007年，我国工业对外贸易依存度达到了140.4%，工业制成品出口额占当年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上升到78.8%，高于同年我国外贸总依存度64.4%和出口占GDP比重36.1%的水平。
随着工业技术进步和工业内部的优化，纺织、服装、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比重不断下降，而机电产品、高技术产品的出口规模持续扩大。1995年，机电产品取代纺织品成为我国第一大出口产品，标志着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2007年，机电产品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比重达到了57.6%，而1978年这一比重仅为6.7%。到2007年，机电产品已经连续13年成为我国第一大出口产品。2006年，我国机电产品进出口额跃居世界第3位，其中出口居世界第2位，进口居世界第2位。同时，国内技术创新实力的增强以及外商投资企业技术转让的加快直接带动了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快速增长，高技术产品的出口比重由1995年的6.8%上升到2007年的28.6%。目前，中国已成为规模庞大、门类齐全的工业制成品出口大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仍保持一定竞争优势的同时，我国机电产品特别是自主设计、研发、制造的机械装备的国际市场份额迅速扩大，逐步成为国际市场上的重要竞争者。
（2）出口竞争力的提升。从国际市场占有率、贸易竞争指数（净出口指数）和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三项衡量出口竞争力的主要指标的变动情况来看，30年来，我国工业制成品的国际竞争力总体上呈上升的趋势。
再从主要工业行业的出口竞争力来看，我国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和办公与通信设备等加工贸易集中的行业出口竞争力较强，钢铁、交通设备等行业的出口竞争力则提升较快。2000～2006年间，钢铁、化学制品、办公与通信设备、交通设备、纺织、服装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均呈上升趋势，其中，2006年办公与通信设备、纺织、服装的国际市场占有率达到或接近20%。2006年与2000年相比，这些行业的贸易竞争指数也都有所提高，而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的变化则不尽相同，办公与通信设备行业的RCA指数大幅度上升，化学制品、纺织、服装则有所下降，这也反映出我国出口结构的变化。
2.技术引进、外商投资对我国工业竞争力的影响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着技术和资金的巨大缺口。1977～1978年间，国家及有关部委领导人多次出国考察，既看到了国内经济发展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也初步了解到世界范围内出现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转移的趋势以及国际上各类资本意欲进入中国的迫切需求。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中央适时提出了“借钱搞建设”的思路。这一思路有别于20世纪50年代单纯引进苏联技术和资金的做法，而是要通过长期、大规模地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资金和管理经验，使中国经济增长真正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并以开放的姿态和较快的速度，追赶世界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步伐。
1978年末，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采取减少粮食、化肥进口；增加原油、原煤和有色金属出口；发展旅游业、手工业和来料加工业；积极吸收侨汇等措施，解决技术引进的资金问题。然而，以当时我国的外汇储备水平和出口创汇能力，根本无法满足国内技术及大型成套设备引进的需要。针对当时的国情国力，邓小平同志主张通过建立中外合资企业的方式，加快技术引进，解决资本缺口，减少利用国外借款带来的还本付息压力。他指出：“搞补偿贸易，我们得不到先进的东西。搞合资经营，对方就要经济核算，它要拿出先进的技术来。尽管它对某些技术有保留权和拥有权，但不管怎么样，总在这里用了，用了我们总会学会一点。”他的这种观点很好地契合了理论界对国际直接投资性质的界定，相对于国外借款，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技术转让及各种溢出效应无疑更有利于加快我国产业技术进步和结构升级。
然而，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政策以及国内市场环境的限制，外商投资并未大量进入制造业领域，而是主要以华人资本的形式在国内从事旅游、宾馆、饭店等传统服务业。这一时期我国仍利用国外借款引进了大量成套设备和生产线，尽管当时一些技术和设备引进有一定的盲目性，但仍是我国利用外部技术资源、扩大生产能力的重要手段。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进一步肯定了利用外资的积极意义，极大地调动了外商对华投资的热情。以南方谈话为契机，我国吸收外商投资掀起了高潮。为配合外商投资发展的新形势，国家对外商投资企业的政策优惠明显增多，并提出了“以市场换技术”的原则。投资领域进一步拓宽，允许外资进入金融、商业等服务业领域，开放地区也向内地全面延伸。1995年，我国颁布了《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和《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将外商投资项目划分为鼓励、允许、限制和禁止四大类，在外资政策与产业政策综合运用方面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外商投资在我国经济生活中的角色日益重要。在“以市场换技术”原则的推动下，外商大规模进入我国工业领域，并开始由参股外销转向控股控市。面对外商投资中出现的新问题、国内企业的困境以及外商投资引发的广泛争议，我国政府坚持了比较客观的态度。为规范外商投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自1997年1月1日起，由原外经贸部、国家工商管理局、国家经贸委、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外汇管理局、海关总署七个部门开始对外商投资企业进行联合年检。1998年，国家对《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进行了进一步调整。这一系列政策使外商投资企业基本保持了平稳发展，外商投资领域继续扩大。除少数涉及国家安全的部门外，这一时期我国对外商投资已鲜有禁区。金融、保险、国内零售、外贸、商检、会计和律师事务所等行业相继对外资开放或开始试点。为配合加入WTO，2001年九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对《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和《外资企业法》的修订，进一步放宽了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出口要求和限制。
加入WTO后，为适应对外开放的新形势，我国相关部门调整、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法规，为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提供了更加宽松、透明的政策环境。这些政策变化主要体现在：放宽了外商投资企业的内销比例，取消了其外汇平衡要求；再次修改了《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出台了包括《利用外资改组国有企业暂行规定》、《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暂行条例》在内的多项涉及外资并购的法规，进一步规范了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上的并购活动，促进了我国利用外资方式的多元化；金融、电信、铁路等行业相继颁布实施了行业利用外资的新政策，为服务业领域扩大利用外资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些新政策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管理规定》、《外商投资铁路货物运输业审批与暂行办法》等。同时，为配合跨国公司制造业向中国转移、迎接“中国制造”时代的到来，各地引资优惠政策的比拼也出现了逐步升级的态势。
随着我国劳动力、能源和原材料成本上升，在产业升级和节能环保指标的压力下，2004年以来东部沿海地区对待外商投资的态度开始发生转变，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政府由招商引资转为“招商选资”，对外资项目的技术含量、环保标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在土地和用工等方面进行了限制。同时，围绕着“两税并轨”和对“自主创新”回归以及外资并购的新趋势，国内对“中国吸收的外资是否过多了”、“外资并购危及产业安全”等问题产生了争论，中央也明确提出了我国利用外资要由注重数量转向提升质量。这一系列政策信号昭示了中国投资环境的变化，中国已不再是那些追求低成本和优惠政策、无视环境保护和劳工权益的投资者的天堂。一些技术含量较低、投资规模较小的外商体味到“由座上宾”到被下“逐客令”的巨大心理落差，开始酝酿向内陆地区转移，甚至从中国撤资，把投资转移到越南、印度等周边国家和地区。而由于服务业开放进程的滞后，服务业利用外资的进展相对迟缓，这些因素直接造成了中国在全球直接资本流动中地位的相对下降。2006年，我国尽管仍是吸收FDI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但FDI流入量占当年全球FDI流入总量的比重由2002年最高时期的15%下降到了5%，FDI流入量排名也由2002年最高时期的世界第2位下降到了第5位。毋庸置疑，投资环境总体上不断改善，我国吸收外商投资仍有一定的空间，但如何在保持外商投资稳定增长的前提下，提高利用外资质量、优化利用外资结构，迫切需要新的思路和新政策。
回顾30年的发展历程，工业是我国引进国外技术和利用外资最多的领域。2007年，我国技术引进前10位的行业集中在工业领域。2003～2007年间，我国共签订技术引进合同45948项，技术引进金额938.0亿美元。其中，外商投资企业成为我国技术引进的主力军。2007年，外资企业引进技术金额为120.5亿美元，同比占全国技术引进总额的47.4%，居各类企业的首位。
同时，工业部门吸收外商投资占全国外商投资的比重超过了70%。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世界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下，全球制造业大量向我国转移。因而，我国工业生产能力的提高、出口规模的扩大以及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很大程度上是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和利用外商投资的结果。随着利用外资规模扩大，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工业经济中的地位不断增强，对我国工业国际竞争力的变化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外商投资企业对我国工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既有积极作用，也有负面效应。外商投资的积极影响主要表现在：首先，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使我国工业生产能力得以大幅度提高，工业生产规模持续扩大，带动了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及工业经济效益的改善。其次，跨国公司技术转移及其产生的各种技术溢出效应加快了我国技术进步的步伐，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我国制造业的整体技术水平。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大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研发中心和地区总部，中国逐步成为跨国公司最青睐的海外研发目的地，从而提高了我国创新体系的对外开放程度。再次，外商投资对出口的贡献尤为明显。在我国出口规模迅速扩大过程中，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出口贸易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额由1983年的3.3亿美元增至2007年的6955亿美元，同期外商投资企业出口额在我国出口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由1.49%上升到57.1%。在我国贸易结构优化过程中，外商投资企业同样扮演了重要角色。目前，跨国公司已经成为推动我国高新技术产业迅速扩张的主要力量。2006年“三资”企业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占当年全国高技术产品出口总额的比重高达83.2%，也就是说我国八成以上的高技术产品出口是由外商投资企业完成的。此外，外商投资企业的大量进入使我国市场竞争主体日益多元化，产生了积极的市场示范效应和竞争效应，加快了我国工业发展的市场化进程，刺激了产业组织结构的调整与优化。
尽管外商投资对我国工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跨国公司对我国的产业转移具有特定的局限性，并对我国产业成长和经济安全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由于外商投资大量投向了我国的加工工业，因而，加剧了我国加工工业的膨胀，一定程度上造成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路径偏差和外部依赖。从跨国公司的技术转让来看，部分行业“以市场换技术”的效果并不理想，外商投资的技术溢出范围有限，外商投资企业挤占了国内有限的创新资源和人才。同时，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中的盲目性和过度优惠政策不仅引入了一些低水平的外商投资项目，而且由于外商投资企业出口主要采取加工贸易方式，造成我国对外贸易增长主要采取“量”的扩张的方式。目前，我国接近八成的高技术产品出口是加工贸易出口，致使一些高技术行业的发展长期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资源消耗多，环境成本高，出口附加值低。另外，凭借技术和管理等方面的优势，跨国公司对部分行业的市场控制力不断增强，一些外资企业采取不正当竞争行为，干扰了我国正常的市场秩序，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国内企业的成长。
3.境外投资及对外经济合作的进展
对外经济合作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渠道，工程承包和劳务输出曾为我国开展外援、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交往发挥了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冷战”时期，我国曾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向亚非拉等第三世界国家提供了大量援助。当时的对外经济合作政策主要出于政治和外交需要，更多强调了道义原则。在这种指导思想下，我国的对外经济合作和外援活动超过了国家正常的承载能力，造成了沉重的经济和道义负担。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与美国、日本、欧盟等发达国家经贸交往的快速发展，我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以及外经贸发展的战略重点逐步转向了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经贸关系越来越密切，而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则相对弱化。这不仅引起了一些与中国有着长期友好关系的发展中国家的怀疑和不满，而且个别国家受敌对势力的蛊惑或利诱，利用联合国等国际平台，在中国台湾、西藏、人权等问题上站在了中国的对立面，给我国制造了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和障碍。近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面对发展中大国的国际责任以及开辟市场的现实需要，我国加强了对非洲等传统市场的开拓，把商品、劳务、技术和资本输出有机结合起来，一方面为国内经济发展寻求多元化的能源、矿产等战略资源的支持；另一方面，提高了中国产品和中国企业的国际影响力，为国内产业升级与转移开辟新的通道。
随着综合国力的提高，我国纺织服装、家电、通信设备制造等行业以及能源、原材料等领域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国际竞争力或从事海外生产的能力，一些大企业开始在海外设立投资项目，加入了国际产业转移的行列。200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明确提出“实施走出去战略”后，国家连续出台了鼓励企业境外投资的政策，包括境外直接投资的统计、境外投资企业年检以及境外设立商会等政策法规，各行业和地方也相继制定了鼓励企业海外发展的政策措施。在这一系列政策的扶持下，近年来，我国境外直接投资快速增长。2007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非金融类）达到了187.2亿美元，是1990年的23倍，境外投资成为对外开放领域的新亮点。
境外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使我国在国际产业转移中的角色发生了变化，由单纯的产业转移承接国逐步转向资本双向流动的国家。2006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分别相当于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出）流量、存量的2.72%和0.85%，同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位于全球国家（地区）排名的第13位。截至2006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出存量）仅次于俄罗斯和新加坡，居发展中国家第3位。2007年，我国已成为FDI流出量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截至2006年底，中国5000多家投资主体在境外设立了近万家直接投资企业，分布在全球172个国家和地区。从投资动机来看，我国海外投资项目以市场寻求型和资源寻求型为主。一方面，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通过在海外建立商业窗口或加工厂，可以绕过贸易壁垒、开拓市场、减轻国内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上升以及税负的压力；另一方面，国内能源、矿产供求关系趋紧使国内企业寻找海外资源供给的主动性和迫切性大大提高。这些投资动机直接决定了我国境外投资的行业结构和地区分布，2006年，以石油和天然气开采、黑色金属矿采选等为主的采矿业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比重达40.4%。截至2006年，商务服务业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21.5%，其他行业所占的比重依次为采矿业19.8%、批发零售业14.3%、交通运输仓储业8.4%、制造业8.8%。亚洲和拉美地区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最主要的目的地。截至2006年，亚洲地区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比重超过9成，中国香港、开曼群岛、维尔京群岛等传统避税地共吸纳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82%。
现阶段，我国对外投资的主体仍然以国有企业和有限责任公司等大企业为主。随着对外投资规模扩大，我国大企业的国际化经营进程加快，海外投资的运作模式逐步与国际接轨。2006年，海外并购占我国对外投资流量的比重达到了53%。然而，我国对外投资的时间毕竟较短，现阶段我国企业普遍缺乏对外投资和国际化经营的战略与技术支撑，大多数企业在海外仍主要以低廉的价格塑造竞争力，单纯为了走出去而走出去，随意性较强，投资区位选择不当，对国外的投资环境、政治风险、经济风险、市场风险以及技术适用性认识不够、准备不足；合作伙伴和并购对象选择不合理，国内业务与国际业务缺乏衔接，往往是顾此失彼；缺乏对海外投资项目的有效监控，决策效率低下，海外项目运营不规范，财务报告和分析制度不健全，审计不能及时跟进；更严重的还有一些企业置当地法律法规、商业习惯于不顾，违规投标、自相倾轧，影响了中国企业的形象，个别海外投资项目的劳资关系紧张，甚至对双边关系造成了负面影响。
三、提升工业国际竞争力的新思路与政策建议
1.对外开放的新阶段及开放战略调整的思路
近30年对外开放的实践表明，我国工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是在开放条件下实现的，对外开放是工业增长、竞争力提升最重要的助推力之一。作为我国一项长期基本国策，对外开放既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也顺应了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际分工深化、国际竞争加剧、国际经济合作日益紧密的历史潮流。我国对外开放采取了渐进式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我国各领域和各地区的开放程度并不均衡，导致政策运用能力参差不齐。其中，外贸政策和外资政策相对比较成熟，而汇率政策、资本市场开放、竞争政策以及国际协调策略则存在不同程度的滞后，东部地区外向型经济比较成熟，而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仍主要靠优惠政策。
随着中国国际分工地位的提高以及国际竞争日趋激烈，我国经济发展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对外开放领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首先，在对外贸易领域，大规模、低水平的加工贸易导致出口产品的附加值低、资源和环境压力增大；国内通货膨胀加剧、人民币升值以及新劳动法的实施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我国出口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国内出口企业过度竞争导致出口秩序混乱、贸易摩擦明显增加；国际能源、粮食以及原材料等价格在高位持续波动，使我国石油、铁矿石等能源和原材料的进口成本不断攀升。其次，在利用外资方面，优惠政策的减少以及各地利用外资的政策导向不一致增加了外商预期的不确定性，一些单纯利用我国低成本劳动力的劳动密集型外商投资企业出现了撤资和转移的迹象；服务业对外开放和市场化进程的滞后阻碍了外商投资结构优化；外资并购势头增强，跨国公司对我国部分产业的控制力增大。再次，我国面临的外部宏观利益冲突凸显。随着中国贸易顺差扩大以及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商品贸易摩擦和资源领域的竞争开始向宏观层面渗透，国际上“中国威胁论”泛滥，并开始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扩散，由贸易领域向经济、政治、军事领域扩散，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和产业安全面临的外部环境更趋复杂化。
针对这些新情况、新问题，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从而进一步明确了我国经济发展中对外开放的政策导向。这既是中国和平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应对全球化挑战的理性选择。应该看到，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对外开放将延续渐进式、有重点的模式，因而，不可能要求各领域、各地区的开放齐头并进。但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来看，目前结构调整和体制变革所面临的新矛盾、新问题都需要在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中寻找解决途径。为此，我国应在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的基础上，协调扩大开放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战略目标，加快对外开放中的制度创新，积极探索对外开放的新模式，拓宽对外开放领域，提高对外开放的整体水平，从而满足对外开放不同层次及其阶段性变化的政策需求，建立完善全面参与全球经济、更加开放、更具竞争力的产业发展体系。
2.提升工业国际竞争力的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战略思路，针对国内经济发展和国际环境的变化，充分考虑和预判对外开放新形势下的各种风险和不确定因素，应采取以下政策措施，加快“中国制造”的升级转型，全面提升我国工业国际竞争力。
（1）逐步确立对外贸易均衡发展的政策目标，完善对外贸易管理体制。随着我国贸易顺差存量以及外汇储备的增加，我国贸易政策的目标应由单纯追求出口规模扩大和贸易盈余增加，转变为优化对外贸易结构与效益，并由现行的非均衡发展逐步向均衡发展过渡。这不仅有利于增加国内消费者福利，而且还可以一定程度上减轻外部经济压力，缓和与主要贸易伙伴的摩擦。实现对外贸易集约、均衡发展，仅对现行贸易政策进出口体制做局部或临时性的修补是远远不够的，而必须对我国的进出口制度进行全面整合，构建与WTO规则相吻合的新型外贸体制，以适应经济全球化时代国际竞争发展的新形势。为此，应着眼于形成动态比较优势和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将低调合理的产业保护、灵活规范的进口限制、温和的出口鼓励政策以及及时适度的贸易救济相结合，综合运用WTO允许的关税、反倾销与反补贴、保障机制、政府采购、合理补贴、国内竞争法规等一系列政策手段，使我国贸易制度的总体定位趋向中性化，具体政策手段趋向弹性化、柔性化，从而带动产业成长和竞争力的提升。
（2）积极引导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2004年以来，国家对加工贸易采取了稳定、控制、适度收缩的政策，政府每年都要发布加工贸易禁止类商品目录，以限制低层次加工贸易的发展。2007年4月，商务部、海关总署和环保总局联合发布了《2007年加工贸易禁止类商品目录》，又有990种加工贸易类产品被列入禁止名单。尽管存在诸多问题，但不应全盘否定加工贸易对出口增长、吸纳就业、促进地方经济增长的贡献，更不能指望通过抑制加工贸易在短时间内达到减少顺差的目的。因而，对加工贸易不宜采取简单化的处理方式，而是要在提高监管水平和效率的前提下，积极引导加工贸易的升级转型。一是要继续采取法律和行政手段，严控高耗能、高污染的加工贸易项目，控制低水平的项目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防止中西部地区出口产业发展重复东部的老路；二是鼓励高端加工贸易的发展，增强国内配套能力，扩大国内采购范围，提高加工贸易的技术水平和附加值，增强加工环节向产业上下游辐射的能力；三是引导加工贸易企业加强采购、订单、库存、交货等环节的管理，向管理要效益，改善加工贸易发展的微观环境。
（3）加快自主创新，进一步优化贸易结构。从长远来看，一国产业竞争力的形成和提升归根结底要依靠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掌握产业发展的关键和核心技术。在研发创新活动日益全球化的条件下，我国应实行开放、集成的创新模式，充分利用科技要素全球流动的机遇，促进科技领域的对外开放与国际合作，有效吸纳、利用、整合国际创新资源，逐步增强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和系统集成创新能力。为此，应依据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加强自主技术创新和自主品牌的培育，改进完善技术标准体系，提高出口产品的质量水平和国际竞争力，改善出口效益。同时，综合运用出口退税、进出口信贷、信用担保等政策工具，在WTO允许的范围内，加大对自主创新产品出口的政策和资金支持力度，继续严格控制出口行业的资源消耗和环境影响，加快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在此基础上，积极推进服务业的全面开放，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掘对外贸易新的增长点，增加我国与全球产业链的接点，巩固提升我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
（4）创新利用外资方式，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今后，应以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为首要目标，顺应国际直接投资方式的变化，继续优化环境，改善利用外资的结构。①加强对外资并购的监管，规范外资并购活动，引导外资并购向优化企业治理结构、促进产业升级的方向发展。②以承接国际服务业转移为契机，发挥我国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大力发展服务外包，鼓励企业积极开展软件、电信、金融、设计等外包业务，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服务外包企业，形成一批外包产业基地。③“两税并轨”后，在对外商企业实行国民待遇的前提下，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参照国际通行做法，对于落后地区和重点产业，给予国内外企业统一的适度倾斜政策。鼓励国内企业与外资开展多种形式的联合开发，在合作中改善创新机制，提升国内企业创新能力。④根据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合理确定外资项目的进入条件。地方政府要根据经济发展的环境、土地、能源指标，制定合理的“招商选资”标准。对有意转移和撤资的外资企业做好法律咨询、资产清理维护、区域间政策协调等善后服务工作。国家应完善《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并购法》，加强《商标法》、《专利法》、《知识产权保护法》的执法力度，维护外商投资的合法权益，有效遏止跨国公司在中国的违规并购和不正当竞争活动，督促跨国公司实践其应尽的社会责任。
（5）加快对外投资和国际合作方式创新，积极支持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尽管我国境外投资规模迅速扩大，但我国企业的国际化经营仍处于起步阶段，对外投资存在诸多的风险和障碍。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鼓励企业走出去的政策措施，但在宏观层面上，特别是利用外交手段为中国企业铺路方面，政府的一些做法还缺乏针对性和灵活性。在境外投资项目管理方面，重审批，轻服务和监管，主管部门的事后监管普遍缺位。今后，政府要充分利用经济、政治和外交手段为中国企业海外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帮助企业预判和扫除国际关系中的不确定因素，降低企业的游说成本，加快促进资本的双向流动，全面提升国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以及我国在国际产业转移中的地位，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一是加快制造业和资源性企业“走出去”的步伐，促进产品原产地和原材料供应地的多元化，从而减少贸易摩擦，保障资源供给。二是在通过外援等方式巩固传统市场的基础上，加强市场开拓力度，提高劳务输出和对外承包工程的质量和水平。三是实行品牌战略，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开展跨国并购，参与全球资源和价值链的整合，加快培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真正意义上的中国跨国公司。四是积极推进外经贸主管部门、地方政府、行业协会和我驻外使（领）馆经商机构的联动，建立完善支持企业国际化经营的社会服务体系。
（6）加快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的进程，完善对外开放的地区格局。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国家为平衡我国对外开放的地区格局做了种种积极努力，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并未从根本上扭转对外开放的地区性矛盾。诚然，我国中西部地区的自然条件和地理位置决定了其在对外开放中处于劣势，但这些先天性的区位劣势恰恰需要有效的政策弥补。国家应完善促进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以及环渤海开发的配套政策体系，从而进一步拓展我国对外开放的空间，协调地区之间的对外开放进程，缩小对外开放成果分配的差距，缓解我国经济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矛盾。在加快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过程中，要总结东部对外开放的经验教训，因地制宜，有的放矢，激发地方政策制度创新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扫除资源跨地区流动的障碍。
（7）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全面参与国际经济协调。近年来，世界范围内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明显加快，各个国家和地区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FTA）、推进区域经贸整合的热情十分高涨。东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十分迅速，逐渐步入了良性循环的轨迹，成为世界范围内区域经济合作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建立自由贸易区有利于拓展我国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从目前的进展状况来看，东亚的区域经济合作具有显著的多元性和广泛性特征，合作格局复杂，话语权和主导权的争夺十分激烈。面对复杂多变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形势，我国应坚持积极推进地区合作的战略方针，着手构建区域全面合作的制度框架，增强地缘经济的协同效应和塑造能力。首先，保障“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和“CEPA”的顺利实施，以巩固区域合作的初步成果。在此基础上，从建立更广泛的FTA入手，合理确定FTA谈判的战略次序，以双边FTA带动区域一体化。同时，实行有别于其他区域一体化组织的渐进、叠加的模式，稳步推进合作进程，实现地区资源整合和利益共享。推进区域经济经贸整合不仅将增强我国的地区影响力，而且有助于我国进一步加入国际经济规则制定以及国际事务的议程设计，从而为我国全面参与各种形式、各个层面的国际经济协调积累经验，进而为我国对外开放营造更有利的外部环境。
专栏10—1
中国改革开放增加了全球福利
中国30年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30年的对外开放不仅对中国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对整个世界经济和国际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改革开放及其带来的发展增加了全球福利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稳定增长，中国日益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中国经济增长对全球经济增长率的贡献率已多年居世界第1位。根据英国《经济学家》（2005年7月30日）的估计，从2000年以来中国对全球GDP增长的贡献相当于印度、巴西和俄罗斯三大新兴经济体总和的两倍。
中国对促进全球自由贸易和投资发挥了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2004年，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就已高达70%，而同年俄罗斯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为55%，欧盟为26%，日本为25%，美国为24%。到2007年，中国吸收外资已连续15年居发展中国家首位；2007年，进出口总额居世界第3位，其中出口居世界第2位，外贸占全球比重达8%；对外投资预计200亿美元，排名世界第13位，居发展中国家首位。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中国加入WTO后使全球福利每年增加740亿美元。从2001年12月至2005年9月，中国平均每年进口近5000亿美元的商品，为相关国家创造了约1000万个就业岗位。中国制造的低成本产品出口，为全世界消费者提供了大量的消费者剩余。1997年以来，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使美国消费者每年至少节约数百亿美元的支出。1995～2004年，中国产品为美国消费者节省了6000多亿美元，仅2004年就节省了近1000亿美元。然而，中国廉价商品在成为美国消费经济支柱的同时，却也成为中美贸易失衡的“替罪羊”。
中国对外开放的经验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借鉴
30年来，中国对外开放走出的是一条“相机变革”的渐进式道路。中国对外开放的经验既对曾经实行过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具有借鉴意义，又对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特别是对发展中大国和文明古国具有借鉴意义。虽然其他转轨国家也取得了程度不同和经验各异的改革成效，但总体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效更引人瞩目。事实上，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原来实行计划体制的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学习和借鉴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同时，中国不仅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且是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大国和文明古国。发展中大国往往面临着人口多、民族多、地区差异大、发展不平衡、文化多元、历史包袱重等诸多难题。然而，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克服了这些难题，用短短30年时间大步迈上了经济和民族的复兴之路，这无疑为发展中大国提供了难得的经验和启示。
中国对外开放为理论创新搭建了宽阔的平台
作为具有代表性的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中国通过30年的改革开放实现了由传统封闭社会向现代开放社会的转型，这一转型具有经典意义。中国改革开放及其所带来的变化蕴涵了后起国家现代化的新特征，无论是对政治经济学、西方主流经济学、开放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过渡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还是对其他各种社会科学，都构筑了难得的分析素材、实证检验机会和应用平台。同时，中国改革开放所具有的综合性和复杂性特征，为各种理论的创新和整合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中国这一综合性极强的案例，非常有利于各种开放理论融合起来进行解释和应用，有利于促进各种理论的综合发展。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经济网相关文章整理改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