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全面融入全球体系，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次质的全面发展。“入世”对中国国民经济和工业发展的影响，非但没有像预期的冲击那样严重，而且其竞争力大为提升。“入世”6年以来，中国国民经济保持持续快速增长，并对全球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其间，中国工业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加快，工业产值构成重工业化突出，工业对GDP的贡献作用上升，“三资”工业在全国工业经济中约占1/3份额。然而，与“入世”前相比较，“入世”以来下列问题亟须引起高度重视，包括：知识产权问题、贸易顺差问题、加工贸易问题、贸易摩擦问题、社会责任问题、低端锁定问题、资源环境问题、降耗减排问题、“走出去”的问题和经济安全问题。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正式一员。“入世”以来，中国经济开放实现了由政策性开放向体制性开放、区域性开放向全方位开放、商品贸易开放向服务贸易开放的转变。2001年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中国平均关税水平为15.3%，2005年降为9.9%。其中，工业品平均关税由“入世”时的14.8%降低到2005年的9.0%；农产品平均关税由“入世”时的23.2%降低到2005年的15.3%。在世界贸易组织分类的160多个服务贸易部门中，中国已经开放了104个，约占62.5%，接近发达成员的开放水平（108个）。加入WTO 6年来，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快速增长，尤其是工业经济增长更快，这对全球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同期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13.0%。
一、中国加入WTO的重大意义和具体承诺
1.中国加入WTO的重大意义
（1）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有利于促进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成熟。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实质上是市场经济规则在世界范围内的运用和发展。因此，遵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如最惠国待遇原则、国民待遇原则、透明度原则、政企分开原则等承诺，都是能促进中国市场经济尽快完善的非常重要的一些国际承诺，这些国际承诺与我们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是一致的。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中国市场经济改革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中国经济改革中一直未能解决的深层矛盾，如企业经营机制转换、产业结构政策调整、价格改革和重复建设等一系列矛盾将在强大外力的推动下加速得到解决。
（2）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有利于推进中国更广泛、更深入地融入国际经济体系。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中国对外经济开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中国需要寻求稳定、透明、可预见的多边贸易机制的保障，在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更好地趋利避害，保护和壮大自己。加入WTO，中国与其他成员方均须严格按照国际规则办事，相互开放市场，即中国的市场将更加开放，同时其他国家的市场也相应地对中国更加开放。它有利于中国企业在世界上“走出去”，到其他国家设厂办企业。同时，“入世”将为中国更好地利用外资和外国技术、利用国外的便宜原材料提供机会。“入世”之后，中国的经济体制与世界贸易组织的原则接轨，这将大大增强外商在中国投资的信心和热情，大大增强中国的吸引力，有利于中国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3）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有利于提升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所具有的国际地位。过去，中国在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中都是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活动的，有发言权，但没有表决权。在许多情况下，即使为了维护自身合法的贸易利益，也只能依靠成员中的友好国家来替自己说话。加入WTO以后，中国拥有了参与“游戏规则”的制定权和修改权，一并利用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公平、客观、合理地解决与其他国家的经贸摩擦。不仅如此，拥有世界1/5人口的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将使该组织成为真正的全球性组织，将使经济全球化进程更加有效和更加有序。在世界贸易组织中，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占3/4.多边贸易谈判必须考虑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间的利益均衡，尊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目标和开放模式。世界贸易组织的决策体制将因中国加入而发生很大变化，中国将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努力改变贸易规则有利于富国的偏向。
2.中国加入WTO的具体承诺
（1）总体承诺。①中国将给予世界贸易组织所有成员以无歧视待遇，所有外来的个人或企业包括以前没有在中国投资或注册过的企业，都应能享受到与中国企业同等的优惠。②中国将取消双重价格标准，以及取消同等产品在国内销售和出口销售所享受到的不同待遇。③取消用价格控制的方法来保护本国的工业和服务业。④修改目前中国的有关法规中与世界贸易组织规定不相符的部分，以与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相一致。⑤在中国“入世”后3年之内，所有企业都将有进出口经营权，除了少数例外，进出口的所有货物将能在中国的所有的海关管辖区通过。⑥中国将不再保留和采用任何新的农产品出口补贴。但是，中国仍将保留以下一些产品的国家垄断经营权：水泥、烟草、燃料和矿产品；并保留对国内的运输业和货物分配上的一些限制。目前在中国的外资企业所受到的限制将在3年内取消或大大减少。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将会全面履行知识产权保护协议。
（2）在货物贸易方面的承诺。中国“入世”后，将逐步取消关税壁垒和对外国产品开放国内市场，并停止增加所有产品的进口关税。农产品的平均关税将下降到15%，其中谷物类产品进口关税最高，为65%；工业品的平均进口关税将下降到8.9%，从零到47%不等，其中关税最高的有胶卷、汽车和相关零部件。某些产品的进口关税将会被完全取消，其他一些工业品的进口关税大部分将在2004年作进一步的削减，最迟不超过2010年。①纺织品。中国“入世”后将成为纺织品和服装协议的正式成员，具有该成员的权利和义务。所有世界贸易组织成员的纺织品配额将于2004年12月31日取消，但到2008年底，如果从中国进口的纺织品扰乱世界贸易组织其他成员的市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政府将会采取限制进口措施。②农产品。中国同意把农产品补贴限制在农产品出口总额的8.5%之内（根据“农产品协议”第六条第4款），并且同意削减在“农产品协议”第六条第2款中列出的补贴。
（3）在服务贸易方面的承诺。①通信业。中国“入世”之初，将在若干城市开放通信服务贸易市场，将在没有数量限制的基础上，允许外商在中国的若干城市建立中外合资企业，但外资股份在中外合资企业所占份额将不超过25%。“入世”后1年内，再开放另外一些城市的通信服务贸易市场，并允许外资股份的份额不超过35%。“入世”后3年内，外资股份份额将允许最高达到49%。“入世”后5年内，外资在中国通信市场上的投资将没有地域上的限制。②银行业。中国“入世”后，外来金融机构将被允许从事外币金融服务，并且没有服务对象上的限制。“入世”后2年内，将允许外来金融机构对中国企业从事人民币业务。“入世”后5年，中国将允许外来金融机构对中国所有客户提供金融服务。③保险业。中国“入世”后，非寿险的外来保险机构将被允许在中国建立分支机构或合资企业，外资在合资企业的份额将不超过51%；“入世”后2年内，外来非寿险保险业将被允许在中国建立独资分支机构。中国“入世”后，将允许外来寿险保险机构在中国选择合作伙伴，外资在所建立的中外合资寿险保险机构中所占的份额将不超过50%；对于一些具有较大商业风险的保险业，如国际海事保险、航运保险和再保险，外资在中外合资保险机构所占的份额将被允许不超过50%；“入世”后3年内，外资比例将允许提高到51%；“入世”后5年内，将允许外来保险机构在中国建立独资企业。
二、加入WTO对中国工业发展总体影响的判断
总的来讲，“入世”对中国工业发展乃至企业的影响，根据当时的总判断，远期看来，正面效应大于负面效应；近期看来，则是负面效应大于正面效应。
1.“概念性”冲击大于“实质性”冲击
“入世”意味着中国将大大放松进口产品管制和投资领域限制，在贸易和投资两方面给外部提供最大限度市场准入。但是，外来产品和投资是否进入中国，进入程度多高，是经过全球范围内能否赚取最大利润比较后的选择。不仅如此，它的进入还要受到准入国集团利益、社俗习惯、民族意识等“自然障碍”制约，在实际运行中不可能像理论预期那样畅通。何况，中国市场开放是渐进性的，而非一步到位，缓冲时间较长。当时，国人对“入世”存在恐惧心态，心理压力过重。
2.由投资造成的冲击大于由贸易带来的冲击
不可否认，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将导致进口产品大量增加以至冲击国内市场。但是，“入世”前夕，中国实际关税水平远远低于名义关税水平。如世界银行专家认为，当时中国实际关税率大约只有5%；国内也有专家认为，中国实际关税率不到10%，为7%左右。如果此说成立，那么，当时中国的关税整体水平已经接近甚至低于WTO的要求。这里，问题的关键则在于降低非关税壁垒上。所以，与投资相比较，由贸易造成的对中国国内市场的冲击显然要小得多。
3.对第一产业的冲击大于对第二产业的冲击
对外开放20年来，中国第一产业的开放力度远远低于第二产业。以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合同金额为例，据统计，1980～2000年，第一产业约占2%以内，第二产业接近60%。不仅如此，大部分农产品包括大米、小麦、玉米等，不仅国内市场价格高于国际市场价格，而且品种问题尤其严重，中国的农产品可以说是有数量无质量。近期看来，中国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低、规模经济效益差、改善提高优质品种的问题不可能在短期内解决，加入WTO后其痛苦自然更重一些、更长一些。
4.对第三产业的冲击大于对第二产业的冲击
对外开放20年来，中国第三产业无论开放力度还是改革力度都较第二产业为低。就开放言，以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合同金额为例，据统计，1980～2000年，第二产业接近60%；第三产业约占38%，其中房地产公用服务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占第三产业一半以上。就改革言，第三产业中的银行、证券、保险、电信等，带有国家自然垄断性质，计划经济色彩一直较浓，其收费高、品种少、服务差的问题仍然普遍存在。目前，经济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0%以上，中国这一数字仅为30%稍多。因此，中国要与发达国家成熟、规范的第三产业相对接，不仅差距太大，而且难度更大。
5.对高新技术产业的冲击大于对传统产业的冲击
与第一、第三产业相比较，加入WTO对第二产业的冲击相对小些，但是仍然不可低估。一是对技术密集型、资金密集型产品的冲击大于对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冲击；二是对高档、优质产品的冲击大于对中、低档产品的冲击；三是对规模经济水平高的产品的冲击大于对规模经济水平低的产品的冲击；四是对自有知识产权低的产品的冲击大于对自有知识产权高的产品的冲击。整体看来，高新技术产业是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导和方向，而这些产业在加入WTO后竞争优势较小，所受冲击最大；传统产业在中国国民经济发展中亟须调整、升级，某些甚至需要压缩、淘汰，而这些在加入WTO后还有一定比较优势，冲击相对小些。
6.失业扩大，就业更加扩大，结构性失业严重
“入世”对中国就业问题的影响是双重的，它既会扩大失业，也会增加就业。当时，据美国一家调查机构测算，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每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将提高近3个百分点，而国内生产总值每提高1个百分点，则会带来400万个就业机会，总计约1200万个就业岗位；而据华盛顿一家研究机构的经济学家的分析表明，中国在将过去保护程度比较高的行业市场开放以后，会使相关领域的产出减少1/3，将会产生1000多万失业工人。而问题是，这1000多万失业工人，其大部分不可能适应新创造的1200万个就业岗位，即一方面，高素质的劳动者供不应求，知识型员工严重短缺；另一方面，低素质的劳动者供大于求，非知识型员工严重过剩。
7.对政府的冲击大于对企业的冲击
“入世”只是一个程序问题，其实质是如何应对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格局，建立一整套与国际惯例相适应的“游戏规则”。当时，就改革和开放比较看，中国对外开放超前，体制改革滞后；就政府改革和企业改革比较看，企业改革超前，政府改革滞后。党政不分、政企不分、企社不分的状况仍然没有从根本上得以解决。加入WTO后，亟须在政府和企业之间构造包括商会、协会等在内的若干中介组织，由它们来维护中国企业国际化运作的权益，而不是由政府直接出面。“入世”可以说是以最到位的开放来倒逼国内经济运行机制尤其是政府机构作出按照国际惯例取向的改革。
8.对国有企业的冲击大于对非国有企业的冲击
“入世”之前，中国实际上走的是一条体制外改革的道路，即通过大量发展非国有经济而使国民经济总量急剧扩张，或者说是以牺牲国有经济为代价换取了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入世”前夕，中国开始步入体制内改革之路，实现政企、企社分离，解除“三座大山”重压（债务负担、冗员负担和社会负担）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而这恰逢加入WTO之际，在大量国有企业发展能力甚至生存能力尚不具备的情形下，这无疑是雪上加霜。
三、“入世”前后中国政府体制和政策变化的走向
1.体制改革
（1）加快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制定、修改和废止工作。对中国的经济法律、法规、规章，凡是违反世界贸易组织和中国对外承诺的都要废止。例如，“入世”前夕，国务院部门开展了大规模的规章的立、改、废工作，其中外经贸部对外公布了第一批废止的249件规章，第二批废止的100件规章和第三批废止的7件规章；凡是与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和中国对外承诺不一致的，都要经过修改，使其一致。例如，根据“入世”要求，中国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已经全国人大修改公布，删除了“外汇平衡”、“当地含量”、“出口实绩”等方面的条款；凡是没有相关法规的，都要根据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和中国的对外承诺，制定新的法规。例如，为了应对“入世”，国家经贸委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障措施条例》和《反倾销条例》、《反补贴条例》等。
（2）加快转变政府职能，这是“入世”后趋利避害的重要工作。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其实质是如何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格局，建立一整套与国际惯例相适应的“游戏规则”。“入世”以后，中国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将更多的是与国际经济相融合以及按照国际惯例运行。其中，按照国际惯例运行，既包括国际惯例的微观运行基础，也包括国际惯例的宏观调控方式。然而，中国政府的某些职能与企业的行为还没有完全区分开来，政府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的现象还相当多。而WTO的规则，本来就是针对政府的；从WTO规则的内容看，也只有政府才能履行它；从中国的现实看，最不适应的也是政府。适应“入世”要求，政府职能转变和体制创新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一方面，在实践中，已注重充分而有效地运用技术标准、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和原产地规则等国际通行做法；另一方面，在实践中尽快形成了公平竞争的市场准入环境，建立健全有效抵御国际经济波动冲击的宏观调控体系，形成一套操作有效、符合国际规范的宏观调控机制。
（3）运用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保护、发展自己，维护产业安全和国家经济安全。认真研究世界贸易组织有关条款，研究国际市场的竞争对手，洞察与制定国际市场竞争策略，保护中国幼稚工业和企业的权益。许多发展中国家经常利用总协定第18条关于“保护幼稚工业”、“保障国际收支平衡”以及第19条“保障条款”，合理地保护民族工业。中国是以发展中国家的名义加入WTO的，同样也可以利用世界贸易组织对发展中国家的保障条款来保护中国的民族工业。但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所能采取的保护是一种有限制的合法条款，这是“入世”后必须履行的义务，世界贸易组织关于如何进行保护和如何防止滥用保护都有严格的规定。如果中国采取的保护措施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原则，其他成员方就会加以报复。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的对外开放是一个逐步的过程，而不是一步到位式的彻底的开放，这里有3～5年的过渡期。为此，政府充分利用过渡期，抓紧做好各项准备和调整工作，注重在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中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同时，建立对各国经济贸易政策的年度评议和监督制度，密切跟踪世界贸易组织成员的贸易政策变化，为中国开展多边磋商与交涉提供依据，防止个别成员违反世界贸易组织原则对我采取歧视性做法。
（4）以提高国际竞争力为核心，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重组。外资进入给中国一些产业、企业带来严重冲击，利用国际惯例进行适度保护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但是，提升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是最大保障。“入世”前夕，各个行业根据不同情况，已制定出带有本行业特点的有针对性的具体对策和措施。比如，银行业当务之急是利用市场机制引入市场竞争，提高企业服务质量，加强金融创新；汽车、钢铁业加强联合或兼并，实现规模经济；农业注重调整产业结构；电信业彻底解决政企不分、过分垄断的严重问题；石化行业解决产品结构性矛盾；加快计算机软件的开发；医药行业加快自主知识产权产品研发，加速中成药的国际化；等等。国家计委公布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提高国际竞争力重点专项规划》，对农业、工业、部分服务业的结构调整以及改革方向、重点和主要政策措施提出了指导意见。为了提高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企业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尽快建立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企业制度，增强市场竞争能力、技术创新能力和抵御风险能力。从长远看，要更有力地开展国际竞争，我们必须形成一批具有国际竞争能力的大型企业和跨国公司。
2.政策调整
“入世”以后，中国将基本放弃保护贸易政策，转而采取以贸易自由化为主的自由贸易政策和保护贸易政策相结合的管理贸易政策，这是由具体国情和国际贸易形势所决定的。放弃保护贸易政策并非意味着放弃保护。如果放弃保护，中国的国内市场仍有被洋货占领的可能，民族工业仍有被跨国公司挤垮的可能，而这种状况是中国人民所不愿意看到的。问题的实质是，“入世”之后，保护的性质、时间和范围都将发生根本改变。
（1）保护的性质变了。“入世”之前的保护可以说是一种基本无限制的随意保护，采取的各种保护手段，无论是关税手段还是非关税限制措施，都是根据中国国情和国内需要而采用的，不受世界贸易组织的有关法律条款的限制，也不必担心遭受其他国家的报复。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所能采取的保护是一种有限制的合法条款，这是“入世”后必须履行的义务，世界贸易组织关于如何进行保护和如何防止滥用保护都有严格的规定。如果中国采取的保护措施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原则，其他缔约方就会加以报复。
（2）保护的时间变了。过去中国所进行的保护并无具体的时间限制，但是，“入世”以后的保护多数都有时间限制。一些保护是暂时的，一些保护是过渡性的，一些保护是有阶段性的。例如，如果中国利用保护幼稚产业条款对某个行业进行保护，按规定一般是3～4年的时间。如果中国援引保护国际收支条款采取保护措施，时间也不会太长。一旦国际收支状况得到改善，为此而采取的保护措施就必须停止。
（3）保护的范围变了。中国“入世”以后保护范围无疑将会明显地缩小。再像过去那样什么都保护肯定是不行了，只能有保有舍。这就是中国政府要进行产业排队的原因，而且保护的范围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小。为了更有效地对中国的民族工业实施必要保护，政府进行产业排队，分清轻重缓急，决定取舍，以便确定被保护行业和被保护产品的名单。这样做，实质上就是一次产业政策的调整。“入世”以后，中国逐步把过去的地区倾斜政策适度转变为产业倾斜政策。
四、中国加入WTO以来经济发展的重大变化
1.总体变化
（1）增长速度。“入世”以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不仅大大高于发达国家，而且大大高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可以说，加入WTO是中国6年来经济发展最大的外部推动力。
（2）国际排位。总量排位。“入世”以来，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升。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全球排位2001年为第6位，2007年则提升到第4位；中国对外贸易总额全球排位，2001年为第6位，2007年为第3位。竞争力的排位。根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各年度《世界竞争力报告》，中国在其中的排名，2001年为第33位，2007年则提升到第15位。
（3）就业结构。“入世”以来，中国三次产业就业结构大大改善，即第一产业就业比重大大下降，第二、三产业就业比重不断上升。
（4）对外贸易。根据统计，中国进出口贸易额，2001年为5096.5亿美元，2007年高达21738.3亿美元，为2001年的4.27倍，中国出口大大高于进口，贸易顺差急剧增长，截至2007年底，中国外汇储备余额高达1.52万亿美元，成为全球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
（5）制造业的产量。目前，中国制造业总量居世界第4位，有172类产品的产量居世界第1位，是名副其实的“制造大国”。中国主要工业产品产量的世界位次，2.工业变化
（1）工业发展总况。①工业增长速度。根据统计，全国工业增加值，2001年为28329亿元，2006年高达84170亿元，为2001年的2.97倍；全国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6年期间均在16%以上，高于国内生产总值6个百分点以上。不仅如此，14类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增长速度看，除个别年份某些数据偏低外，整体看来，“入世”6年期间，其普遍处于高速增长状态，即大大高于全国工业增加值的年增长速度。②工业产值结构。根据统计，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轻工业的比重由2001年的39.4%下降到2006年的30.0%，重工业的比重则由2001年的60.6%提高到2006年的70.0%。整体看来，“入世”6年期间，中国工业重工业化的倾向明显提升。
（2）工业发展贡献。①工业对国内生产总值构成的贡献。根据统计，“入世”6年期间，工业在国内生产总值构成中的比重一直稳步上升，2001年为39.7%，2007年提高到43.0%。②工业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拉动的贡献。产业拉动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与各产业贡献率之乘积，而产业贡献率指各产业增加值增量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量之比。工业贡献率，2001年为42.1%，2007年则提高到48.2%。工业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拉动，2001年为3.5%，2007年则提高到5.8%。也就是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的一半是由工业经济增长带动的。
（3）“三资”工业份额。2001年11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使中国工业经济发展完全融入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之中。因此，在中国工业经济中，“三资”企业份额占全部工业经济的比重一般为1/3左右。除利润总额指标外，2006年与2001年相比较，其他指标均有不同程度提高。
在“三资”企业中，除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外，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工业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份额上升显著。例如，外商投资企业机电产品出口占全国机电产品出口总额的比重，2001年为64.5%，2005年则提高到74.3%；外商投资企业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全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总额的比重，2001年为81.5%，2005年则提高到88.0%。
另据统计，中国技术引进合同数量由2001年的3900项增加到2006年的10538项，合同金额由2001年的90.9亿美元增加到2006年的220.0亿美元。其中，外商投资企业技术引进合同金额占全国技术引进合同金额的比重，2006年为51.4%，居各类企业之首位。
五、加入WTO以来中国工业发展中值得重视的若干问题
实践表明，“入世”对中国工业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是重大的。但是，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产生了。与“入世”前相比较，“入世”以来下列问题日益突出起来，亟须引起高度重视。
1.知识产权问题
长期以来，中国的绝大多数产业始终没有摆脱依靠技术引进和模仿创新的发展模式，没有形成自己的知识产权体系。实践表明，当今时代，利润的核心环节不在制造而在研发。目前，发达国家利用知识产权获取巨额经济利益，一并限制与打压竞争对手。因此，中国工业发展受国外知识产权的制约问题日益严重，加大自主创新力度在工业领域尤为迫切。
2.贸易顺差问题
长期以来，在中国外贸中实际上存在着一种“贸易顺差崇拜症”，即出口必须大于进口，而且越大越好。中国传统出口，表面上表现为大量制造产品的对外输出，而实际上则反映为中国大量的淡水资源、能源、矿产资源、土地，以及清新空气在以产品为载体的形式向国外大量输出。这里，我们收取了少量美元，但加剧了资源紧张和生态恶化。因此，必须充分认识传统出口的实质，不能把一味扩大出口作为政绩大肆宣扬。而扩大进口，则意味着将国外更多的淡水资源、能源、矿产资源、土地，以及清新空气以产品为载体的形式输入国内。
3.加工贸易问题
传统加工贸易具有“四高”特点，即高耗水、高耗能、高耗物（原材料）和高污染；而现代加工贸易一般是指资源节约型加工贸易和环境友好型加工贸易。这里，政府有关部门应当提高加工贸易进入门槛，完善评估加工贸易水耗、能耗、物耗、污染状况的制度安排，坚决抵制对经济、社会、生态和环境有长期负面影响的加工贸易投资。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而中国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加工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变。
4.贸易摩擦问题
国际上制造业大规模向中国的转移，客观上导致中国对外贸易在世界贸易总额中的比重急剧扩大。因此，针对中国的各种保护主义行为的“贸易战”愈演愈烈，贸易摩擦显现高发态势。然而，这种大规模国际产业转移背景下的中国对外贸易具有“虚”的一面，即“好处”让外国人拿了，而“板子”则让中国人挨了。目前，包括反倾销、反补贴、反垄断在内花样翻新的贸易壁垒让中国企业应接不暇。就整个出口看，“中国制造”在全球正面临“四面楚歌、处处挨打”的局面。
5.社会责任问题
当今社会，市场经济越来越多地被赋予“人道主义”成分。即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规范企业的行为，从对产品质量关注发展到对环境影响关注，再进一步发展到对人的权利关注。总之，倡导企业发展的“社会性”，要求企业重视“人权公平”和兼顾“社会责任”。不仅如此，而且还要关心动物福利问题。例如，发达国家动物福利规定：养猪户每天至少花20秒钟跟每头猪相处，猪应有2～3个玩具供其消遣，猪拥有拱食泥土的权力。猪在屠宰前要在屠宰车间听轻音乐，然后洗澡，进入二氧化碳室使其昏迷，或者用快速电击方式使其昏迷。总之，在屠宰时应尽量将动物的痛苦降到最低程度。若不符合以上有关规定，出口到发达国家的禽畜产品将遭受到道德壁垒的限制。
6.低端锁定问题
根据“微笑曲线”的概念，全球化生产的模式可比喻为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在抛物线的左侧，即价值链上游，新理念、新技术让产品价值提升；在抛物线的右侧，即价值链下游，品牌运作、销售渠道也使产品价值提升；而作为劳动密集型的中间制造环节、装配环节，则处于抛物线的最低端，即利润微薄之处。目前，中国制造业所处的正是“微笑曲线”中低端的位置。这里，依靠“卖苦力”获取“血汗钱”的中国制造业，其利润空间已走到了“极限”。必须指出的是，“中国制造”不仅存在价值链条低端锁定问题，而且存在价值网络低端锁定问题。也就是说，在全球价值网络中，中国企业实际上是一个模块供应商的角色，而发达国家的企业则起着系统集成商和规则设计商的作用。因此，存在“两个低端锁定”问题。长期看来，中国企业必须逐步转向价值链条升级和价值网络升级。
7.资源环境问题
中国经济连续4年达到或略高于10%的增长，但如此的高速发展是以传统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来带动产出为代价的。中国每年创造世界4%的国内生产总值，却消耗着世界上15%的淡水，25%的氧化铝，50%的水泥，28%的钢材……中国的传统制造业在创造巨大财富的同时，也已成为能源消耗的大户。与此同时，中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却仅为3.8万元/人·年，是美国和日本的4%、德国的5.5%。因此，资源环境问题必须提到“基本国策”这一战略高度加以认识。
8.降耗减排问题
2006年3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在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界定量化指标属性，即将量化指标分为预期性和约束性两类。在全部22项主要经济社会量化指标中，其中约束性指标8项，预期性指标14项。在约束性指标中，节能降耗、污染减排成为重中之重。2006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1.2%，化学需氧量减为增长1.2%，二氧化碳排放量减为增长1.8%，全国没有实现年初确定的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4%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2%的目标。2007年情况有所好转，但是降耗减排任务仍是重中之重。鉴于此，要把工作重点放到优化结构、提高效益、节能降耗和污染减排上来，防止片面追求和盲目攀比增长速度。
9.“走出去”的问题
本着共赢原则，从单纯的国内制造然后出口转变为与东道国合资、联营，一则促进当地的税收和就业；二则避开贸易壁垒和贸易摩擦；三则节省母国资源和能源消耗。总之，有利于建设“和谐外贸”。因此，应当加大政策力度，引导制造企业将国内市场已经饱和、技术档次相对较低、资源消耗相对较高、环境压力相对较大的制造环节通过对外投资方式向外转移。这里，构建“走出中国发展中国”的新理念，从“中国经济”转向“中国人经济”。形象地讲就是“地瓜经济”，即瓜秧在别人的地盘上吸收阳光、水分，但果实结在自家的田埂上。
10.经济安全问题
随着对外经济开放的不断扩展，外商投资企业在股权控制、品牌控制、技术控制、市场控制诸方面的影响将会越来越深远。因此，亟须深化研究在扩大对外开放中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有关问题。而且，还要高度关注因对外经济开放而引致的非经济层面的安全问题。例如，在中国，可口可乐不仅代表了一种产品，还代表了一种美国强势文化。其他包括好莱坞的大片、音像制品、NBA联赛、文化特色产品（麦当劳、肯德基、必胜客等）的引入，其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将渗透到非经济层面。
专栏11—1
引资从重数量到重质量
2006年11月9日，国家发改委正式发布《利用外资“十一五”规划》（下称《规划》），确定了未来5年我国利用外资方面的政策框架。这是我国首次对外公布利用外资5年规划。
以2001年11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标志，整个“十五”期间恰恰是我国全面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5年，国家首次公布该《规划》也正好和中国“入世”5年承诺对接。
针对“十五”期间利用外资“重数量轻质量”的问题，《规划》表明了未来5年利用外资的战略目标变化，中国利用外资的重点将从弥补资金、外汇不足转向引进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高素质人才上，将引导外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作为新重点，强调实现利用外资方式的多元化，并加强对风险的管理。
国家发改委负责人表示，根据经济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动态调整《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节约资源、保护环境、遏制部分行业盲目投资和产能过剩。同时，制定有关规范加工贸易发展的规定，健全加工贸易投资准入机制，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
资料来源：赵桂芹：《中国新外资观》，《招商周刊》，2006（25）。
专栏11—2
本土企业如何应对反倾销
自2002年以来，我国约有71%的企业和39%的产品不同程度地受到国际技术贸易壁垒的影响。本土企业遭受反倾销案逐年递增。
遗憾的是，挺身应诉的本土企业不是很多。根源在于横亘在本土企业面前的“三重门”。一是“认识门”。诸多本土企业在认识上依然没能摆脱“政府依赖症”，总以为应对反倾销是政府的事。其实，企业才是直接参与的主体，是“主角”，政府是“配角”，只能采取配合、引导等间接措施来辅助企业走出困境。二是“规则门”。很多企业不熟悉国际规则，而且传统地认为价格低就是优势。规则不清，直接导致在遭遇反倾销时绝大多数企业采取回避和退让的做法。三是“能力门”。有分析说，许多遭遇反倾销纠纷的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的利润空间比较小。一旦出现纠纷，在意识不足、诉讼成本过高，加上行业协会缺乏专业人才和相关经验的情况下，不少中国企业“不诉而败”。
中国本土企业要实现“纵身跳过”反倾销纠纷这道坎，一是企业与政府合力。政府应该加强对企业进行相关培训和教育，促进同行业内相关企业之间的合作，引导他们的行动。同时，政府还应主动与相关国家沟通、交流，促进双方的理解和信任，为解决双方贸易纠纷创造良好条件。二是企业与企业联手。国外对本土企业展开的反倾销调查及相关诉讼，目的并非针对某一企业，而是针对一个产品类别的“倾销”行为。如果败诉，遭受损失的将是整个生产同类产品的所有企业。既然案件胜败和生产同类产品的每一家企业息息相关、命运相连，企业之间只有联合应诉，才能获得最大收益。三是行业组织带领企业应对。企业要建立一个自己的、有效的、一致对外的行业组织或机构，以“集团军”的形式应对国外之诉。政府不能发挥作用的地方，需要行业协会来保护同行业的利益。
资料来源：孔徙、徐寿松：《沉默还是应战？这是个问题》，《国际商报》，2007年1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