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楚辞》研究，以注释型研究为主。以每篇作品为研究单位、以章句训释和解题为中心任务的研究模式，从王逸《〈楚辞〉章句》、朱熹《〈楚辞〉集注》到蒋骥《山带阁注〈楚辞〉》。这种研究模式目的在于解读，是了解字句、篇章和题旨所必需的。但其文化精神、思想内涵、历史价值以及艺术成就等诸多内在品质皆不能顾及，因而极大地限制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进入20世纪以后，分析型研究开始兴起并逐渐成为一种主要的研究模式。分析型研究以每篇作品或某一类作品为研究单位，注重作品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时代特征，而以分析和揭示作品的思想内容、社会意义以及艺术成就和形式特点为主要任务。分析型研究是在解读作品的基础上对作品的分析，分析是中心，一般说来，包括思想分析和艺术分析两个方面。思想分析主要是密切结合社会历史背景，特别是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具体形势，揭示作品与现实的联系和所表达的思想感情，重点在分析其人民性和历史进步性以及对于后代的思想影响。艺术分析主要是结合作品内容对于艺术形象和艺术形式（如结构、语言）的分析，重点在于总结作品的艺术成就和如何做到形式与内在的完美统一。这种研究模式在70年代以前，特别是40年代至60年代相当流行，如郭沫若《屈原研究》、詹安泰《屈原》以及为数众多的论文。综合型研究是以把握作品的文化内涵和特征及其与各种意识形态的联系，以及这种联系的社会历史和文化根源为中心任务的研究。一般说来，综合型研究把作品放置在十分广阔的大文化背景下加以审视，既考虑政治历史环境，也考虑宗教、民俗背景以及其他各种传统的和现实的文化因素，而不是像分析型研究那样仅仅局限于背景和作品中的政治思想因素。这就是说，综合型研究是从文学与各种意识形态的复杂网络关系中来把握它，因而必然是多层面、多角度的立体交叉研究，必然涉及到多学科，如历史、哲学、宗教、民俗、美学等等。它可以提出很多以前难于想象的新课题，从而极大地推动《楚辞》研究的发展。
有了以上历史的关照，新世纪《楚辞》研究走向就自然显现出来：第一，全方位、多角度研究《楚辞》的格局和走向将不会改变，而在各个研究途径上仍将大力引进新的知识、新的理论，这些新的知识、新的理论不会全是西方的，也将包括许多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用文学文献学的方法研究《楚辞》将重新盛行，甚至朴学研究《楚辞》的方法也将重新崛起。但它们不会是简单的历史的重复，将引进新的语言学成果和新的历史科学理论。第二，将更加注意从艺术、文学、诗歌本身来研究《楚辞》，注意其艺术特色、审美特质以及在文学史上的流变及影响。第三，《楚辞》研究史、研究的研究将受到重视，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第四，《楚辞》将以鲜明的民族特色在全世界不断扩大影响，《楚辞》的研究将对此起极大的推动作用。
在研究主体方面，新一代的年轻《楚辞》学者，不可能具有清初《楚辞》学者那样的经历，也不可能具有今天中、老年《楚辞》学者坎坷的人生经历，因而很难从社会和人生方面理解屈原和感受他的作品，单纯的书本经历很容易使他们产生对屈原的误解。因而，了解《楚辞》研究史应为21世纪《楚辞》学者的基本功。新世纪中的《楚辞》研究条件，肯定比20世纪要优越得多，但这也会带来负面影响，即忽视对文本的独立的、直接的把握。因此，文字、音韵、训诂也仍应是研究者的基本功。
在外部环境方面，在21世纪的上半叶，《楚辞》研究将面临两方面的压力：一是经济和金钱的压力，二是西方文化的压力。而整个21世纪都是东西方文化碰撞、交流、交融的世纪。
一、综合整理与通俗普及相结合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游国恩先生就着手“楚辞注疏长编”的工作。其中《离骚纂义》《天问纂义》已于1980年和1982年分别出版。可惜其所收资料以清季为限，现当代研究成果未及收入；而且其《九歌纂义》《九章纂义》等，至今未版。1986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马茂元先生主编的《〈楚辞〉研究集成》，内分《〈楚辞〉注释》、《〈楚辞〉要籍解题》、《〈楚辞〉评论资料选》、《〈楚辞〉研究论文选》、《〈楚辞〉资料海外编》五大册，可谓体例完备、气魄宏大。然而，这也仅仅是选编性质，未能概全。我们希望将来能在政府支持和学者们的共同努力下，建立《楚辞》资料库。首先是集中两千年来各种版本的《楚辞》研究专著，按规划分类出版；其次是编纂“楚辞论文集成”、“楚辞评论集成”；第三是编“楚辞考古集成”，将历代有关的考古资料分类整理出版；最后编一个完整的资料索引。我们还希望这些资料能全部进入电脑，建立全国联机，以达到随时随地都能共享资料的目的。
同时，我们应该将《楚辞》通俗化、普及化。我们希望将来有更多的《楚辞》专家来写“屈原的故事”，“读《骚》入门”，“《天问》解读”，“楚辞讲座”之类的书籍。同时也希望影视歌坛的参与，从而使《楚辞》从研究室走向民众，使二千年前的屈原与21世纪的后人进行思想交流、发生感情共鸣。
二、《楚辞》研究与古史研究相结合
如前所述，封建时代的《楚辞》研究，基本局限在作品内部的文字训诂和思想评判两端。现当代《楚辞》研究，由于采用了新方法、新理论，开始从广阔的文化背景下来研究《楚辞》，解决了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使《楚辞》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然而，所有这些研究的立足点仍然是在《楚辞》本身，他们所采取的是“以史证楚”的方法。如姜亮夫的《屈子所传古史考》，目的是为了“以说屈赋”；萧兵先生作《〈楚辞〉的文化破译》，目的也是“希望从文化史角度，……破译《楚辞》的整体秘密”。
《楚辞》的史料价值已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如，孙作云先生说：“《天问》对于上古历史研究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史料，研究上古史的人绝对不能忽视这篇作品。”郭沫若先生说：“（《天问》）是一篇很重要的作品。……凡在《天问》中有其梗概的，我们便可以安心相信是先秦的真实资料，而非秦汉以后人所杜撰。这对于中国的古代，也就提出了很丰富的史料。”由此可见，未来《楚辞》研究的重要一环，便是通过《楚辞》去研究上古历史文化，其立足点应该是历史，而非《楚辞》本身，这是“以楚证史”，而非“以史证楚”。《楚辞》研究与历史研究的结合，这无论是对于《楚辞》学还是对于历史学来说，都将意味着开拓出一个崭新的广阔天地。其研究过程，大致可分如下四步进行：
第一，用越来越多的考古资料来印证《楚辞》，以确认《楚辞》古史资料的真实可靠性。如，以长沙马王堆所出帛画《太一图》及其文字印证《九歌·东皇太一》；以长沙子弹库所出楚帛书《四时》篇印证《天问》宇宙生成神话；以甲骨卜辞证明《天问》所记殷族世系及殷先公王亥、王恒兄弟为王之不诬；以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出土的用蚌壳摆塑的龙虎图案、长沙子弹库出土《人物驭龙帛画》和长沙陈家山出土的《人物龙凤帛画》来印证《楚辞》里的驾龙乘风习俗以及楚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关系，等等。
第二，以《楚辞》为线索，重新整理出一份真实的古史资料系统。姜亮夫指出：“盖屈子所陈，乃齐楚所习闻，与《老》《庄》《山经》相近，……故不与儒墨之言应也。……鲁与三晋史料，大半经过儒家一派人的整理，其实，真相埋没的很多。南楚所传古史，未经过任何学派整理，亦自存其特有之真。所以研究古史，我一向主张当分别地域以求其异，不当混一东西南北以求其同。”根据学者们研究，与《楚辞》属于同一系统的文献有《老子》、《庄子》、《山海经》、《列子》，长沙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古本《易经》，长沙子弹库楚帛书《四时篇》、《天象篇》、《月忌篇》，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日书》，山东临沂银雀山所出《尉缭子》，西晋汲郡所出古本《竹书纪年》、古本《穆天子传》，等。这些资料受儒家影响较少，反映古史面貌较真。以《楚辞》为定位坐标，贯穿整理这部分资料，有利于古史研究的深入。
第三，通过《楚辞》，重新勾勒上古历史文化的真实图景。因为《楚辞》所反映的古史为别一系统，通过《楚辞》及其相关资料如《老子》、《庄子》、《山海经》之类，我们大致可以重新建立完整的古史发展概貌。如，通过《楚辞》一系的资料，我们发现，中国的宇宙生成神话，从太阳崇拜开始；夏族的起源与黑夜太阳运行地泉观念有关，即所谓鱼龙太阳图腾；殷族的起源则与白天太阳运行天空有关，有所谓凤鸟太阳图腾；夏族在由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时有“图腾授孕”与“产翁习俗”之争；殷族先公世系仍保留了兄终弟及母系社会之孑遗；中国的巫风习俗起源于太阳循环观念，并成为中国文明和国家起源以及整个中国文化的重要因素。如此等等，均与传统史书所描述的古代社会情景不一样。
第四，我们认为，《楚辞》一系所反映的古史系统更接近于事实真相；因此，我们可以据此重新审视传统正史与古书记载之真伪，从而为当今的古史研究提供参考。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不语怪力乱神”，对于上古历史文化进行了许多人为的改造。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文化便对史官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即以司马迁的《史记》为例，其《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三篇，即据《尚书》、《论语》、《孟子》、《世本》等儒系材料改编而成，因此，其于上古历史文化的叙述，便有许多失实成分。我们依据《楚辞》系统的材料，对此即可作出大致的辨别和鉴定。
三、宏观考察与微观剖析密切结合
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各有自己的对象、特点和优长，从一门学科的整体看，只有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才能促使其发展，忽略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会显得不完整，同时也影响另一个方面。比如，现当代很多学者都不是把《楚辞》作为一种孤立的现象，而是作为文化长期发展的结果。因此，在很多论著中，除了考察它与当时的经济、政治、哲学、宗教、艺术的横向联系外，还特别注意它与楚文化发展的纵向联系以及与上古各民族文化、历史、诸子百家的复杂关系，力求在历史发展和与各种文化的复杂联系中去把握它，从而揭示它的本来面貌和源流变化。这样的宏观历史概括不是通过简单的理论推演，也不是通过空洞的抽象说明，而是通过对微细事项的缜密分析，深入底里，广泛联系，发现规律来达到宏观历史的概括。有的学者通过祭祀、丧葬、灵魂归宿等具体现象来看齐楚文化的关系，并以此考察屈原作品特别是《九歌》文化性质的复杂性，使许多难以解释的问题得出新的答案。其中不少具有重要意义的宏观概括正是从文化基因的微观层次上推证出来。宏观考察和微观剖析的结合还表现在具体文化事项分析与大文化背景的结合上。在这方面，对《天问》的研究表现尤为突出。有关《天问》内容和价值的很多问题都是通过这种方法解决的。
四、多学科交叉，多种手段并用
文学作为以形象方式反映人的生活、感情、精神和思想的特殊文化形态，其本身在内容上就有一定的综合性。而《楚辞》由于受到不同地域、不同民族文化系属的影响（除楚文化之外，《楚辞》还受到齐文化、吴越文化的影响），跨越了不同的社会历史形态（《楚辞》反映的生活除屈原所生活的春秋战国时代之外，还有原始氏族社会），反映了不同的社会现实生活（如楚国的社会状况、文化状况、政治和战争形态以及人的感情、心志和精神），涉及到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如哲学、宗教、政治、历史、科学、美学等），因而这种综合性也就显得更加突出和强烈，《楚辞》的这一特点使多学科交叉、多种手段并用的研究方法不仅有了可能，而且也成为必要。
近年来的研究实践表明，多学科交叉、多种手段并用经常涉及的学科主要有训诂学、音韵学、文字学、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宗教学、历史学、文艺学、美学等等。由于多学科互补，多种手段并用，所以，在论证的力度上较之一种方法和手段的孤军深入，有极大的增强和提高，其结论也更加可靠和可信。上述诸多学科和方法，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逻辑推理的方法，如常见的几种逻辑论证方法；一是非逻辑方法，也可称之为考据法，如印证、阐释、说明等等。二者结合起来，既有逻辑推理方法的严谨，又有考据法的细密；既有推理，又有说明；既有前提，又有旁证；既吸取传统方法论的精华，又包括新方法论的先进成果，充分体现其先进性和当代性。
五、交叉文化分析方法
交叉文化分析方法又叫比较分析方法，是文化人类学研究中经常运用的一种基本方法。作为人类学分支之一的文化人类学，是一门特殊的社会科学，它有自己特殊的研究对象：人类行为和人类思维的各个方面。“描述不同的风俗习惯、礼仪以及世界各个不同群体的生活方式是一般人类学中这一分支学科的一项基本任务”。文化人类学的性质特征和基本任务决定了它必须要采用通过野外调查取得资料进行文化比较研究的方法。由于历史环境和社会条件的相似以及人类心理和思维的趋同性，使得不同民族的文化中具有相同的文化因子，而这正是对不同民族文化展开比较研究的前提条件。缺少这个前提条件，异质文化之间的比较研究无从谈起。特别应当指出的是，比较研究离不开背景研究，因为只有背景相同的文化之间才有可比性，其比较的结论也才有科学性。可惜在《离骚》研究中，这一点常常被忽略，从而影响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文化人类学普遍运用的比较分析方法在方法分类上属于类比法。类比法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基本方法之一，广泛地运用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中，特别是在社会科学的某些领域有其独特的优势。它的推理是由个别到个别，带有偶然性，因而可靠性较小，但是正是由于可以不受已知的一般原理和事物数量的限制，因而可能使认识产生创造性的飞跃。在科学方法论发展史上，比较法的出现促进了新学科的诞生，加速了科学发展的速度。比较的观念和方法展示了人类文化在空间上横向的类通性和渗透性，有利于加强人们的世界观念，而这对于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对于进一步探索人类及其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是很有意义的。
19世纪初期出现的比较解剖学、比较文学、比较神话学、比较民俗学、比较人类学、比较语言学以及比较文化史，都促进了各有关学科的发展。同样，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也必将促进《楚辞》研究的深入发展。
《楚辞》是中国文化的宝库，未来《楚辞》研究的前景是十分广阔的。以上所述，仅仅是我们认为应该首先从事的课题而已。随着研究的深入、学科的发展，我们还将去迎接更多的新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