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文化国学精品中，《史记》是无与伦比的“百科全书”。司马迁的思想、精神、人格，对中国知识阶层、对中华民族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史记》问世两千多年来，历代对它的续补、校勘、注释、评议、考证等多方面的研究，形成一个庞大的规模，使它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始终发挥着优秀文化的重要作用。由古及今，每一个时代都有一长串的名流学者涉足这一领域。“据统计，历代研究《史记》的作者留下的论文总字数一亿一千多万字，这是其他古籍研究不可比拟的”。后世对《史记》的研究，依时间划分，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一、唐代以前
司马迁把《史记》这样一部大书完成之后，“藏之名山，副在京师”，并不为外人所知。到汉宣帝时，才由他的外孙杨恽加以宣布。《汉书·司马迁传》记载：“迁既死后，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史记》流布后第一项较为广泛的活动，就是对它的续补。《汉书》的出现，在学术上可以视为是受《史记》影响而产生的直接结果。然而，《汉书》的问世，同时也是对《史记》进行评论的正式开始。班固批评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此其所弊也。”这就是所谓的不合于“义”的“史公三失”。在汉代，《汉书》的影响远远超过《史记》。在东汉随着儒学的神秘化，在统治集团，《史记》受到严厉的非难，东汉末王允竟直斥《史记》为“谤书”。《史记》至东汉末仅有延笃《音义》和无名氏《音隐》两家为之作注，所以两汉是《史记》的困厄时期，流布不广。到魏晋，注释《史记》者仍寥寥数家，到南北朝刘宋时裴马因汇合徐广、臣瓒等的《音义》撰为《集解》，才逐渐改变了这一面貌。魏晋南北朝，是《史记》研究的奠基时期。至唐中叶，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和张守节的《史记正义》与裴马因的《史记集解》一起形成《史记》的“三家注”。“三家注”是汉唐时代“史记学”集大成之作，是我们今天能看到的最早的、也是最重要的《史记》注本，至今仍有重要的学术地位，是研究《史记》的必读参考书。
唐代把《史记》、《汉书》、《后汉书》列为科举考试科目，通过科举选拔治史人才，这对于学习《史记》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刘知几的《史通》是我国史学史上第一部历史方法论的理论巨著，刘知几对《史记》的评论有许多精到的见解，他打破了东汉以来班固对《史记》评论所设置的模式，将人们的认识，开始引导到一种整理思考的高度，从而将《史记》研究推上了第一个高峰。韩愈、柳宗元倡导古文运动，以《史记》为旗帜，反对六朝骈俪遗风，才真正发现了《史记》的文学价值，从而奠定了《史记》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二、宋元明时期
对《史记》的研究，唐及唐以前主要是在注释方面，而唐是个高峰，宋、元、明在《史记》研究上的主要贡献是评论、评点。宋人始开评论《史记》的风气，评论者之多，评论的文字之多，均前无古人。如宋代的郑樵、罗大经、刘辰翁、欧阳修、曾巩、王安石、黄震、洪迈、王应麟等，都是在这方面有突出成绩的。评论最突出的问题，有“史公三失”、“马班异同”、《史记》文章风格、《史记》人物等。倪思的《班马异同》、刘辰翁的《班马异同评》、黄震的《黄氏日钞·史记》是这方面的突出成果。
元代由于政治的原因，整体社会学术空气不浓，《史记》研究成绩不大。但元代用戏曲形式大量扮演《史记》中的人物故事，开创了用戏曲形式宣传《史记》的新途径，在普及方面取得了空前的成就。承袭宋人的评论余风，明人研究《史记》，蔚为壮观。明人以恢弘气度对《史记》全书评点，出现了形式多样的评点专著。除综合性评论外，大部分是逐篇评点批注，即“评点”、“评钞”，这种著作在明代多达30余种。如杨慎的《史记题评》、唐顺之的《荆川先生精选批点史记》、茅坤的《史记钞》、归有光的《归震川评点史记》、陈仁锡的《史记评林》等，是其中有代表性的。明代从文学角度评论《史记》取得的成就最大，对于《史记》的创作目的、审美价值、刻画人物形象的方法、多样化的艺术风格，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由于小说的繁荣，明人开始探讨《史记》与小说的关系，这是前所未有的新成就。李开先、李贽、金圣叹、冯梦龙等人，都发表过精彩的见解。特别是金圣叹把《史记》同《水浒传》、《西厢记》进行比较，寻找它们的共同点，许多见解发前人之未发，令人耳目一新，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三、清及近现代
清代是《史记》研究的高峰期，研究者之多与成绩之丰，都是前所未有的。据粗略统计，清代大约有300多位学者研读《史记》而留下文章著述，著名的专著有几十部，这个规模是空前的。与明代学者夸夸其谈的风气相反，清代《史记》研究的风气大变。明代偏重于文，清代偏重于史；明代学者流于虚，清代学者立于实。受清代乾嘉考据学风的影响，清人对《史记》研究的贡献，主要不在于开拓新的领域，而是全面继承、深入和总结前代的研究成果，因而呈现了硕果累累而以考证为主流的新局面。清人的《史记》考证，通过训诂、笺释、校勘、辨伪等方法和手段，对《史记》作了全面系统的整理研究。有名之作，如杭世骏的《史记考证》，王鸣盛的《史记商榷》，赵翼的《史记考异》，钱大昕的《史记札记》、王念孙的《史记杂志》，王元启的《史记三书正讹》和《史记三书释疑》等等。在这些人之后，梁玉绳花费了19年的功夫，作成《史记志疑》，可代表清人《史记》研究的水平。桐城派古文大家，如方苞、刘大櫆、姚鼐、林纾等人对《史记》艺术美的研究与抉发，理论的深入超过了明人的评点。清人的考证亦不废评论，考中有评，评中有考，这是清人研究《史记》的一大特点。清代所有评论中，最杰出的当推章学诚。章学诚虽不是专评《史记》，但《文史通义》涉及评论《史记》的有几十处之多，且独树一帜，有创新意义。不过，清人《史记》研究的主流是考证，他们用力之勤，贡献之大，是任何一个时期无可比拟的。
近现代注家仍然寥落，30年代日本学术界出版了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是继《史记》三家注之后近代的一部集成著作，其价值不能低估。近半个世纪《史记》研究的总成果相当可观，重要的学术论文有228篇，专著31部。朱东润的《史记考索》、崔适的《史记探源》、刘咸炘的《太史公书知意》、李景星的《史记评议》、李长之的《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郑鹤声的《司马迁年谱》、王国维的《太史公行年考》等等，都是各具特色的专著。一大批著名学者如章炳麟、梁启超、罗振玉、钱钟书、顾颉刚、翦伯赞、郑振铎等，也在他们的著作或论文中程度不等地评述了《史记》。这一时期创立的史学史、文学史大都给予《史记》以专章、专节的论述，使《史记》在我国史学史和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得到了更牢固的确立。
四、当代
当代《史记》研究，在唯物史观指导下，把司马迁的写作活动与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紧密地联系起来，以历史的研究为主导，把《史记》从“史料学”的研究水平提高到“史记学”的研究高度上来，把司马迁和《史记》放到中国文化、中国思想文化史的大背景中进行评述，走上了科学化的轨道。《史记》研究的领域不断得到扩展，研究课题不断深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史记》研究者，对司马迁思想和《史记》文、史、哲、经的内涵展开了全面的研究，提出了不少引人注目的新观点。此外，司马迁的美学、法学、民族学、人才学、天文学、地理学、军事学、伦理学、人才学、宗教学、音乐学、农学、礼学、医学、教育学、经学、《史记》与档案资料、《史记》与地方志等课题，不断被开发。研究队伍日益壮大，研究阵地得到扩充。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了更为可喜的形势，学术交流扩大，横向联系加强，全国性的《史记》学术研讨会从1987年以来已举办了10次。1993年陕西省成立了司马迁研究会，促进了总结性工程的开展。1995年7月由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大型丛书《司马迁与华夏文化丛书》共28册，600多万字，包罗天、地、人、物系统知识，从《史记》百科全书这一广阔的领域内揭示出了司马迁与中华文化的密切关系，这是史无前例的壮举。2001年中国《史记》研究会成立，这是当代《史记》研究步入黄金时代的一个标志，它极大地促进了全国各地学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推动了《史记》研究向纵深发展。自研究会成立以来，共举办了5次学术讨论会，出版了学术交流论文集三集，协作公关推出了教材《史记教程》。2005年1月由华文出版社出版了大型学术工程《史记研究集成》14卷，共498万字。《史记研究集成》工程于1994年启动，历经十年完成。它集研究之大成，研究内容融贯古今，囊括中外，突出当代，所选皆精粹，一编在手，既可了解司马迁其人其书，又可了解两千多年来“史记学”发展的历程以及概况，融学术性、工具性、资料性于一编。2006年8月，在河南荥阳召开的中国《史记》研究会第五届年会上，正式启动了《史记疏证》工程，计划三年基本完成，预计全书1500多万字。它将凝聚我们这个时代学人的智慧，成为《史记》研究的又一座里程碑，为承传中国传统文化做出新的贡献。
当代《史记》研究的发展趋势，是提高与普及双向发展，前者总结，后者开拓，普及工作将是今后一个时期的方向。随着强化精神文明建设，《史记》不再是少数文人墨客的案头物，而将成为广大人民所共享、共识的文化艺术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