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心境或境界类似于人间虔诚的宗教信仰。我想起杨振宁的体验：“一个科学家做研究工作的时候，当他发现有一些非常之奇妙的自然现象，当他发现，有许多可以说是不可思议的美丽的自然结构，应该描述的方法是，他会有一种触及灵魂的震动。因为当他认识到，自然结构有这么多的不可思议的奥妙，这时候的感觉，我想是和最真诚的宗教信仰很接近的。所以你问：相信不相信在不可知的宇宙中有造物主在创造一切？这个问题，我想我很难正面回答是或不是。我只能说，当我们越来越多地了解自然界一些美妙的不可思议的结构后，不管我们是正面还是不正面回答这个问题，都确实有你所问的这个问题存在……我想，这也是一个永远不能有最后回答的问题。”
这也是一切健康的、有创造力的“穷思竭虑”的最后结局：根本的惆怅根本的茫然。
这样的造物主也是爱因斯坦和普朗克心目中的造物主或“宇宙宗教感”。这样的造物主与人间事务(善恶)无关，不会为人类祝福，所以同亚当·斯密的上帝有所区别。斯密的宗教是世俗的道德宗教，爱因斯坦等大科学家的宗教是宇宙宗教感(The Cosmic Religious Feelings)。
科学、艺术和哲学创造活动的本质都在“向上帝走去”。
今天的经济学家大多是就事论事，既不把上帝作为出发点，也不把上帝看成是终极的最高目标，所以他们的“穷思竭虑”便缺少一种神性，也少有崇高性和庄严性。我不喜欢。
这恰恰是作为一位伟大的古典经济学家的亚当·斯密的优点和过人之处。他的经济哲学体系自始至终有上帝一以贯之，所以有种英雄、壮丽和人文主义的气象，有一种“以宇宙万物为友、人间哀乐为怀”的仁慈和博爱。这样，他才拥有这种气魄、心胸和胆识：
人不敢道，我则道之；人不肯为，我则为之。
在本质上，斯密是一位道德哲学家。他的体系包括四部分：自然神学、伦理学(道德情操论)、法学、政治经济学。
就是说，他的经济同神学、伦理学和法学的关系非常密切。今天的经济学同神学一刀两断，我看不是进步，而是退步。也许，当今世界危机重重，全球生态平衡遭破坏，根源就在于：在我们的经济学中，上帝已经死了！试问，在今天的经济学论著中，你能看见上帝的身影吗？
为醒目起见我想就上述三层关系分下面三段来论述：
第一，经济学和神学。
斯密确信，宇宙是上帝设计、创造的(我赞成这个假设或信仰。因为这样一来，我们工作起来就会名正言顺，穷思竭虑也会得到一条健康的逻辑轨道，有个最后的终极归宿)。
不过斯密所说的上帝不是基督教那个为“来世”祝福的上帝，而是为“现世”的人类祝福的上帝(我更为这个上帝叫好)。
斯密进一步的逻辑推理是：
构成现世人类幸福的基础应是富裕的物质生活。所以只有增进国家财富才符合上帝的旨意。
看来，神学是斯密经济学的哲学基础(这很好，这基础是牢不可破的)。
在斯密那个时代，英国知识分子普遍受到牛顿自然哲学的影响，即把世界看成是一架庞大而复杂的机器。各个零件和谐地组装在一起彼此协调、运作。令凝视它的人陶醉而崇拜。
在西方思想史上，牛顿是健康穷思竭虑的伟大典范。其要害是从结果去追溯原因，再去追溯原因的原因，一直跟踪追溯到上帝的尊前，即“The First Cause”(第一原因)。
牛顿有句名言：
“从事物的表象来论说上帝，无疑是自然哲学分内的事。只有在科学工作中，揭示和发现上帝对万物最聪明和最巧妙的安排，以及最终的原因，才会对上帝有所认识。”
这里所说的最终原因，即“第一原因”，也就是原因的原因的原因，即“太原因”，“原原因”，“世界万事万物的原因的原因”。
牛顿的伟大，就在于他的健全的穷思竭虑，用观察、实验和通过数学语言，建立普遍的自然法则，导出事物的原因和结果。
这一思路也深深影响了斯密。
在“关于天文学史的论文”中，斯密说，牛顿体系是人类曾经做出的最伟大发现。他推崇牛顿的有关世界是一架和谐而有秩序的机器的思想，并把它运用到社会和经济关系。
这从斯密的代表作《国富论》可以看出来。该经典的全名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青年时代的我，深深被这个书名所打动，仿佛被暴风雨中的雷电所击中。我特别注意到对财富原因的探求。
斯密的这一穷思竭虑的对象是追问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多么了不起的想法啊，难怪他那样专心致志而走神，错把黄油和面包往茶壶里倒，还抱怨茶水变了质。
斯密推崇社会分工和技术分工。
因分工才产生了商品交换现象。
斯密有段精辟的话我要记住一辈子：
“每个人都是以交换谋生的，或者说。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商人，而社会本身则成长为完完全全的商业社会。”
是这样。比如伟大小提琴家梅纽因登台演出，录制唱片，归根到底也是一种商业行为，即用自己的艺术产品去同喜爱他的音乐的农民、渔民、建筑工人、煤矿工人、职员、教师……的劳动产品进行交换。在这种意义上，爱因斯坦也不例外，他也以交换谋生，也是商人，广义的商人。以交换为生是我们每个人的生存基本状况——亚当·斯密的追问只能到此为止，不能再前进一步。
那么，决定商品交换的比例是什么？——这便是价值问题。价值理论的建立在于从根本上探索支配商品生产社会的规律。
作为一位古典经济学家，斯密穷思竭虑分工、交换和价值的关系，是走在一条康庄大道上，就像古典力学创始人牛顿穷思竭虑到力(F)、质量(m)和加速度fal这三者的关系。
牛顿和斯密的思路是同一个黄金逻辑或思维方法的两个不同侧面。斯密受到牛顿的影响。然而他们同精神病患者追问“饭桌为什么有四条腿”是截然不同的。
斯密的《国富论》出版于1776年。1926年是它问世150周年，西方出了一本纪念文集《亚当·斯密，1776—1926》。
半个世纪后，即1976年，《国富论》问世200周年，又出了一本《论亚当·斯密文集》，收录了大约30篇论文，作者都是研究斯密的权威。由此可见斯密的穷思竭虑对他人或后世有多么大的感染力！因为他所追问的问题有巨大的客观效果。
第二，经济学与伦理学。
斯密从“利己心”去追寻经济行为的原动力。当然，他描绘的“经济人”还有另一种本能——“利他心”。虽然“利他心”远比“利己心”弱，而且常常是被动的。
利己心非常强烈，随时会出格，不顾一切：原始、狂暴、粗野，甚至是血腥的。遇上这种兽性的贪婪，社会又将如何？
经济人是理想的资本家。他应是由两种力支配的人：利己心和利他心。如何将这两种矛盾的力调和、统一起来，集于一身？这便是有名的“亚当·斯密问题”。
第三，经济学与法学。
违法的利己心是社会不允许的，因为它不符合正义。
社会只承认人们公认的、合法的利己行为——这就是中国古人所说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这道，便是斯密所强调的正义和法律。后来有位学者打了一个很生动的比喻来说明这些关系：汽车的驱动力是利己心。但要有很灵的刹车系统，否则就很危险。这刹车即利他心。刹车的作用在于克制无节制的利己行为。
为保证汽车行驶到交叉路上而不至于相撞，有必要安装信号灯。这灯便是斯密所说的“正义”的法则。这也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游戏规则。
斯密是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在他的经济学体系中，充满了人文主义精神，既有上帝又有人。这是英国古典经济学的最大特点。他的经济学体系的出发点和终结点都是人：
人→经济学→人
这条链是健康的穷思竭虑的必然产物。
他穷思竭虑、思索和热情追问的对象是财富。但不是为自己发财致富去
思考财富，而是希望全民都能享有财富。
这样的人若是同伟大的政治家结合在一起。便是全民有福了。
四、伟大电学家安培(1775—1836)
人们说他是电学领域的牛顿。
这位法国伟大科学家以专心致志、穷思竭虑而闻名于科学史。据说有一次他走在马路上还在思考电学上的问题。他在头脑里进行推理并演算。不过他迫切需要把公式写出来。突然，他喜出望外，看见有辆马车停在路边。他连忙从口袋里拿出一根粉笔，便在车身的篷上演算起来。
马车启动了，安培本能地跟了一段路，继续他的数学物理推导。因为他沉醉在他的追问和思考中，全然不觉周围的一切变化。还有一次，拿破仑皇帝举行国宴，安培也被邀请。但他正在全身心地思索他的问题，以至于深夜才想起赴国宴一事。但宴会已经结束。安培的强迫性健康穷思竭虑，使他把磁归结为电流把电流之间的作用力称之为电动力，把研究电流之间相互作用的理论称之为电动力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