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文学是一个地域概念，同时也是一个历史概念。所谓地域概念是指秦的地域而言，而秦的地域又是处于不断的变动中，即由陇西而关中，乃至整个神州大地。所谓历史概念，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动的，即由秦公元前9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末这一段时间。这一时间和空间是统一的，是由秦国到秦王朝的历史推移过程。我们所探索的秦文学，便是在这样一个时空中的文学发展历程。
要对秦文学进行实际的研究与探索，我们首先便应该对秦文学产生的土壤、发展历程、主要特征、以及研究的范围、资料和方法，作出必要的追寻与界定。
（一）秦文学的界定
文学一词在我国文献最早见于《论语》。孔子说：“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德行颜渊、闵子骞、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关于此章中的文学，《正义》曰：“文章博学而有子游、子夏。”这是对文学的一个较宽泛的解释，同我们现在所谈的文学有所不同，但也有相通之处。它们都是以语言、文字作为手段来与社会交流的。我们现在所谈的文学，它是艺术的一个门类，基本特点是用语言文字来创造艺术形象，以艺术形象来反映现实生活、作用于社会生活的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正如别林斯基所说：
哲学家用三段论法讲述，诗人用形象和图画讲述，他们两个所讲的东西是一样的。政治经济学家利用统计数字，在其读者或听众中证实：由于如此这般的原因，某一阶级的社会状况大大改善了，或大大恶化了。诗人则利用对现实的生动而鲜明的描写，用一幅忠实的图画，在其读者的思想中显示：由于如此这般的原因，某一阶级的社会状况真正大大改善了，或大大恶化了。一个证实，一个显示。两个都是说明，只不过一个是运用逻辑的论据，另一个是运用图画。
文学要求作品塑造艺术典型，并且具有形象的语言，引入胜的艺术结构即情节和生动的描写。正如马克思给拉萨尔的信中要求的，文学作品要有“安排的更艺术些”的结构和情节，性格描写要有“特征”，即“巧妙的布局和彻头彻尾的戏剧性”。他总的要求是“巨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
文学的分类，有三分法：叙事文学、抒情文学和戏剧文学。有四分法：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四种体裁。前者是依作品的性质来分的，后者是依作品的形态不同来分的。
我们研究秦文学，就应该牢牢把握文学的主要特征和主要的表现形式，即秦的文学特征、内容及形式，而不是其他。这样便界定了我们研究的基本范围，也就是研究的对象。
（二）秦文学的历史背景
人们的意识是存在的反映，文学作为意识形态的一种，它所反映的也应该是社会的现实生活，是作者对社会现实生活的体验、认识、愿望和祈盼，也是抒发作者对现实的幽愤、怨刺或赞颂、歌咏的情感。早些时候，人们便是通过短小的、有节奏的、可称为诗的东西为表情、达意、记事的。如：
心之忧矣，我歌且谣。
君子作歌，惟心告哀。
屯如，癉如，乘马班如；
匪寇，婚媾。
贲如，皤如，白马翰如；
匪寇，婚媾。
女承筐，无实；
士癊羊，无血。
断竹，续竹，飞土，逐害。
所以，孔子说：“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这都说明了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它是文学家个人对现实社会的认识的反应。不论这种反映是直白的还是借物抒怀或曲曲折折的，它都与当时的社会有关。因此，我们研究秦文学，首先应该从这点出发，对秦的历史作一些简单的逻辑考察。
秦的历史大约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即传说时期，春秋时期，战国时期，秦帝国时期，前后历时两千余年。
传说时期起于夏初，即从女修生大业开始，历经夏、商到西周末，到非子居犬丘（前897年），开始有纪年，直到秦庄公。这段时期，秦人由东向西，定居于西垂，即今甘肃天水市周围，过着游牧生活，秦仲为大夫，庄公为西垂大夫，但均未立国，实际是部落性质地屯聚。
春秋时期，起于秦襄公八年（前770年），周平王东迁，襄公护送有功，封为诸侯，秦开始立国。经过历代秦公的努力，秦的势力范围开始由甘肃进入陕西西部，先后在宝鸡的陇县、宝鸡县等地建立其政治中心。以后继续向东发展，秦德公元年（前667年）迁都于雍（今陕西凤翔县东南）。秦穆公时（前659-前621年），“开地千里，灭国二十，遂霸西戎”，其势力发展到了黄河西岸。
战国时期，起于秦厉共公二年（前475年）。秦人迁于雍后，国势日强，一直到秦景公（前576-前541年），各代秦公，均有作为。但到了秦哀公以后，内乱纷争，对东方作战胜少败多。公元前384年秦献公即位，开始了改革。其继位者秦孝公（前361年-前338年）重用商鞅，进行了秦国历史上著名的商鞅变法，实行封建的租税制，鼓励农业，制定法令。为了使变法少受到旧贵族的干扰，将国都由雍迁到咸阳。商鞅变法的结果是，秦国“家给人足”，“兵革大强，诸侯畏惧”。奠定了秦国最后灭六国，统一华夏的政治、经济、军事基础。
秦帝国时期，起于公元前221年，止于公元前206年，仅十五年。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君主独裁的中央集权的专制王朝。它奠定了中国两千年君主政治制度的基础，影响至深。
以上四个时期，便是秦由秦人到秦国到秦王朝所走过的基本过程。这个过程前后达两千余年。这两千多年，便是秦文学产生的土壤和条件，也就是秦文学产生的社会背景。这个背景下所产生的文学作品，便是我们研究的对象。
（三）秦文学的文化背景
从上节对秦的历史的勾画中，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秦的历史有以下特点。
第一，秦的发展轨迹是由一个氏族部落开始，形成一个地域性的小国，而逐步发展壮大，最后成为统一中国的王朝。它经历了一个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发展过程。
第二，秦人由东方出发经过艰苦跋涉到了中国的西部，他的文化基因中，既有产生在东方的殷人文化的因子，也有到了西部以后，接受周人的文化因子，还有当地的戎狄文化的因子。他在向东进军的过程中，虽然高歌猛进，势如破竹，但是其成功的重要因素还是因为商鞅的变法。
第三，秦国最后建立起了统一的王朝——秦帝国，但是由于外国有六国旧贵族的伺机而起，内因自己政治上的不成熟，导致了国祚短促，迅速灭亡。
第四，秦的历史从春秋以后用了五百多年的时间，迅速强大，而东方各国由开始对秦以夷狄遇之，到后来视秦为虎狼之国，大有谈秦色变之势。张仪向楚怀王说，秦“虎贲之士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士卒安难乐死”，“必折天下之脊”，与秦作对，“无异于驱群羊而攻猛虎也。虎之与羊不格明矣”。秦的强大在于行商鞅的农战，军事行为在秦占有重要的地位。
第五，秦的文化背景比较复杂，既有商周文化，又有戎羌文化，在其社会风俗中，“贪狠强力，寡义而趋利”。因此，商鞅见秦孝公，讲王道，谈帝道都使孝公直打瞌睡，而一谈霸道，便使孝公大悦。趋利是秦人的价值观，那么军事攻击则是实现其价值观的手段，而士卒的“安难乐死”，“勇于公战”则是可用之器。
这五个方面集中起来则表现了秦的重功利轻仁义、好大喜多的价值观和文化特点。文学既然是社会现实的反映，那么它就会曲曲折折地反映出秦人的奋斗历程，渗透进秦人的价值观和文化特点。
（四）秦文学的内容和形式
文学虽然是反映社会现象的，但并不是一定时时与社会的进步同步。它有自己的发展轨迹和运动规律，这是文学的质持规定性所使然。正如马克思所说：“关于艺术，谁都知道，它的某些繁荣时代并不是与社会的一般发展相适应的，因而也不是与那构成社会组织骨干的社会物质基础相适应的。”
我们在研究秦文学时很容易发现，在春秋以前，包括秦立国以前，秦文学的存量很少，这虽然同那时秦的文字记载不多有关，但更重要的同秦人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极不稳定的社会组织的流动性有关。秦襄公立国以后，一直到战国时期，是秦国历史走向辉煌的时期，这个时期的秦文学作品也表现得比较活跃。秦统一以后，因为时间太短，所以秦始皇所表白的集方士儒生甚众“欲以兴太平”，也便成一句空话，或定格在这位千古一帝的理想之中。秦文学的发展，很明显地表现出菱形状态，即两头小，中间大，因此，如果分期的话，我将它分为三段。
第一时期，秦文学的蒙昧期。这个时期指的是秦从东方迁出到西部以及在西部养马，过着游牧的附庸生活。这个时期虽然没有流传下来吸引人的文学作品，但是它孕育着秦文学的产生。因此，这个时期也可以说是秦文学的孕育期。
第二时期，秦文学的发展期。从秦襄公立国到秦统一以前。这个时期可以说是秦文学的产生、发展以及走向繁荣的时期。它的代表作品有《诗经》中的《秦风》、《石鼓文》、秦石磬铭以及金文中的刻铭。政治散文则有《吕氏春秋》、《韩非子》、《商君书》及李斯的一些文章。政论文则有《秦誓》。神话传说有秦简记载的神话故事。
第三时期，秦文学的落幕期。这是指秦统一以后的十五年左右的时间。这个时期时间很短，所以出现的文学作品也很有限。诗歌方面的主要是民谣、民谚。政论文学主要是秦始皇帝东巡的刻辞。这些刻辞文字典雅庄重，但缺乏文采与感情，更谈不上形象了。虽然这段时期从秦文学来说是落幕期，但是它又是汉文学的孕育期。
秦文学三个时期的划分，并未完全按照秦人历史发展的四个时期来划分。这是因为秦人历史的第二、三时期，即春秋战国时期，是秦文学的繁荣时期，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并无多大差别。其基本的社会形态是少数人（贵族、地主）对多数人（奴隶、农民）在政治上的压迫与统治，在经济上的压榨与占有，实质是一回事。从意识形态上来说，仍然是诸子百家的争鸣到逐步的文化整合过程。而《吕氏春秋》可以说是文化整合的前期成果。秦汉的文化整合，到汉武帝时才告完成。因此，我将春秋战国时期秦的文学作为一个阶段。更何况这时期的有些作品的时代，究竟是春秋还是战国，尚无定论，比如《石鼓文》。这种无定论的状况，也说明了这段文学的内在联系，所以是不可分的。
秦文学在发展的时间上经过了商、周至秦灭亡。这个时间隧道的秦人发展过程已如上述，而在空间中，是由今天的山东越过中原而主要活动于甘肃天水、清水、西县、礼县这些地区，又由此而东，进入陕西的陇县、宝鸡到凤翔，最后在咸阳落脚。实际上是沿着渭河的流向而向东的。其在宝鸡、凤翔的几百年中，文学表现主要是诗歌，如《诗经·秦风》、《石鼓文》，而到咸阳后则主要是诸子的散文了。宝鸡、凤翔，南山为终南山，北为箭括山，中间渭水如带。秦时的渭水，水量充沛，可以行船。秦救晋饥，便是从渭河上游将粮食运往晋国的。而氵开河在宝鸡陇县又与渭水相汇，中间是广袤的渭河平原，是为秦川。这样有山有水有平原，正是孕育文学尤其是诗歌的地方。这便是秦文学产生的地理环境。
秦文学产生于秦代的历史发展的时空中。时间在空间中流逝，历史在空间中变迁，文学便在这时间与空间中生根开花，反映着这段时间和这个空间中秦人的生活，秦人的情感，秦人的追求，秦人的梦想。它的基本特点，有以下几点。
第一，对秦地山水风光的咏诵。古时的秦地，山清水秀，沃野千里。诗人借山借水，抒发心中情感，咏怀山川秀美，以示对美好人生的憧憬。“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所谓兴，在《诗经集传》中，朱熹对其有具体的解释：“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终南》中有“终南何有？有条有梅”，“终南何有？有纪有堂”。《车癋》中有“阪有漆，隰有栗”。《蒹葭》中写河边的秋色：“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石鼓文》中的《氵开？》，便是写氵开水的流长与水中的鱼儿既多又欢，在水中姗姗游动“氵开也沔沔，燕彼淖渊。鳣鲤处之，君子渔之。盬有小鱼，其游姗姗。白鱼癏癏，其癐氐鲜。”好一个清平世界。它也宣示了当时秦国在氵开渭之间，国家安定，人民乐业的升平气象。虽然咏叹山水风光是诗人的永恒题材，但是这些诗中给我们带来了两千多年前陕西西部山川秀美的优越环境，倒是令人感叹的。
第二，对秦人尚武精神的张扬。秦人地处当时中国的西陲，以游牧而兴国，又与戎狄杂处，加之各代秦公亟待摆脱落后挨打的局面，双目紧盯着东方，并且在实践上也步步东进。这种环境和传统，便养成了秦人的尚武精神。张仪说的秦人作战，不戴帽子，赤膊上阵，而且左挟人头，右胁生虏，一幅陕西冷娃形象，也并不是在吹嘘夸张用以吓人的。秦人自己的诗歌《无衣》中，便一唱三赞的反复的咏叹人们慷慨赴敌、同仇敌忾的精神：“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修我矛戟，与子偕作”，“修我甲兵，与子偕行”。从诗中看，完全是争着上前线的，随时准备着，只要王者兴师，便互勉同行。表现出一种原始的爱国激情。
第三，对秦国历史的记述和对当政者的批评。热爱本民族的历史，是人类的共同心理。秦人的历史充满着神秘与艰辛，征战与胜利，因此就更值得怀念，对自己国家的政治，也给予充分的关注。1988年在陕西凤翔南指挥村的秦公一号大墓中出土的石磬上的刻铭，便是用诗组成的。“天子癚喜，龚癛是嗣，高阳有灵，四方以盭。”既说明了秦人是黄帝之孙高阳氏的后代，而且说明该墓的主要是继秦共公（前608-前604年）、秦桓公（前603-前577年）之后的秦景公（前576-前537年）。秦穆公在秦国的历史发展上功不可没。但是有为的人也办糊涂事。他死时，殉葬了170人，而秦之三良奄息、仲行、癝虎三人，也在其中。这一点引起了秦人的不满，在《诗·秦风·黄鸟》一诗中，既颂扬了三良的功业，又哀怨地喊出：“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这既是对令三良从死的不满，也是对当时还未终止的人殉制度的控诉。到了秦王朝以后，这种对秦王朝残酷剥削和政治压迫、文化专制的批判的声音就更为高亢。《长城之歌》控诉了始皇帝修长城的灾难，使人民不愿意生儿子。因为生了儿子便要被征去修长城，而变成长城脚下的枯骨；生了女儿还可以嫁到附近，经常见面。而《运石甘泉口》一诗，则反映了修筑始皇帝陵时千万人运石的壮观场面。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位始皇帝为一己之私劳民伤财的景象。
第四，秦初文化整合的趋势。春秋以至战国，诸子百家并峙，各派学说纷呈。但是，“天下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在政治上趋于统一的形势下，学术思想上也在逐步地被整合。“文化行为同样也是趋于整合的。一种文化就是一个人，是一种或多或少一贯的思想和行动的模式。各种文化都形成了各自的特征性目的，他们并不必然为其他类型的社会所共有。各个民族的人民都遵照这些文化目的，一步步强化了自己的经验，并根据这些文化内趋力的紧迫程度，各种异质的行为愈来愈取得了融贯统一的形态。”秦王政八年（前238年），在秦统一全国大势已成之时，吕不韦编成了《吕氏春秋》。这本书是为秦统一后作为治国蓝图而提出的。它的内容是“以道德为标准，以无为纲纪，以忠义为品式，以公方为检格，与孟轲、荀卿、淮南、扬雄相表里也”。这是秦在统一前对文化整合的一次尝试。秦始皇帝统一后，先是召儒学方士甚众，欲以兴太平，以阴阳五行学说为立国之纲，以法家的势为尊君权的武器，到最后采取焚书坑儒，都是文化整合的过程，它们正是在整合的过程中，统于《吕氏春秋》。从文学色彩来看，也由商君的冷峻，韩非的刻峭，而到《吕氏春秋》的温厚。
第五，神秘文化的开山。君主政治王朝的代表人物总是相信鬼神的。战国以来，由燕齐兴起的求不死之药，望东海三神山的思想和燕齐王者的行为，也一直影响着秦国君以及社会风气。这种思想便是古老神秘思想的复活，复活的原因是因有人向司命求情。在秦王朝中，则有茅氵蒙仙人的歌谣，也有死人复活的故事。这些都带有神秘的色彩。
秦文学的这些特点是同秦的社会及其思想意识形态紧密联系的。
（五）秦文学的意义
秦人既系黄帝之后裔，其社会基本与诸夏同俗。到秦仲时，“始大有车马礼乐侍御之好”，此时约为周宣王时（前827-前782年）。《诗经》中的《秦风》被称为“与诸夏同风，故曰夏声”。这说明秦文学本身是诸夏文学的一部分。秦《石鼓文》及秦公大墓石磬刻铭，其字亦大篆，类似金文，而其诗中句法，亦同《诗经》，也可以说明秦文学的源流与诸夏同风。秦穆公的《秦誓》一文，是《尚书》中的一篇。《吕氏春秋》又是对秦秋以来诸子思想的一次大综合。从这些来看，无论是政论文、散文、诗歌，秦文学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古典文学的组成部分。部分研究是对全体研究的补充，区域研究是对全域研究的补充。而部分、区域文学亦有自己在思想内容与艺术技巧上的特色，这些特色更加丰富了中国古典文学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这便是秦文学的第一方面的意义。正因为如此，对秦文学的研究，才应该更着重于它的部分的地域性的特点。
“诗言志，歌永言。”文学是从它所存在的社会中产生的，同时它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某些方面。正如《秦风·无衣》反映秦人的剽悍，《黄鸟》反映秦人对殉葬制度的怨尤，《氵开？》反映秦地山河之壮美与物产之丰富，《秦誓》反映秦穆公对人才的渴望，秦景公墓石磬铭文对秦人出于黄帝之后与对秦代历史的歌颂，《长城之歌》反映人民对秦王暴政的控诉，它们都从不同方面反映了秦人各个时期的历史面貌，是人们认识秦人在各个时期的历史的教科书。因此，从秦文学反映的内容来看，更能形象地、生动地反映秦的历史，从真情实感中去理解秦人的历史。这便是秦文学存在的第二个意义。因此，我们研究秦文学时，应该把每篇作品都放在作品所处的具体时代去评价。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它要通过形象的塑造，感情的流泻，抒发作者的意志和追求。它是作者用情感来打动读者，用形象来影响读者，唤起读者的同情和认可。《无衣》的一唱三叹，层层反复，激励读者与他同仇敌忾。《权舆》用具体的住与食，形象地反映了不念旧臣的遗憾。这些诗歌与文章在其写作过程中，也不断地发展着、追求着新的形式与艺术的表现。《长城之歌》直接用五言句，打破了《诗经》以四言句为基本的语句结构。而《长城之歌》的五字句，整齐和谐地组成一个完整的画面，完整的故事情节，完整的思想境界。这是对传统诗句的发展。这是一种新的诗歌形式的兴起。以后的汉代民歌，即汉乐府的五字句，与之无论在句子结构、声调及反映内容上，都有相似之处。从而可以看出由秦的民歌到汉乐府的发展轨迹。从散文来说，秦继承了古代的散文特点，而至两汉。这是中国散文的盛期。在秦则有商君、韩非、李斯，及《吕氏春秋》，各有特点。所以到了唐代，“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发起古文运动，向周秦两汉学习，革新文体。可见秦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研究秦文学，就是要充分认识秦文学的这种传承作用。这是秦文学的第三个意义。这是从文学的形式及艺术表现方面的角度，认识秦文学对传统文学的继承，对后代文学的发展的意义和作用。
（六）秦文学的资料
秦文学因秦的历史的原因，构成了它的资料的相对缺乏，所以过去对秦文学的研究也相对薄弱。研究《诗经》，便将《秦风》同时包含进去，研究先秦散文便将商君、韩非、李斯也包含进去，而专门站在秦人秦国这个立场上研究的人并不多。这就为秦文学的研究带来了某些困难。现在我们要着手对秦文学进行研究，便应该先对秦文学的基本资料进行一番钩稽。
秦文学的资料范围，从目前来看应该包括两个方面，即文献资料和现代考古资料。
1.文献资料
政论散文：古人作文，皆有感于事而发，故其文中多形象的描述与感情的抒发，也可以作为散文来看，所以谓之政论散文。它们有：《尚书·秦誓》、《商君书》、《韩非子》、《吕氏春秋》、《史记》、《左传》、《战国策》、《国语》中所保存的秦的国君的制诰及叙述、记事、抒情、议论文字。
诗歌：《诗经·秦风》以及《史记》和其它古籍中引用的秦的民歌、民谣。
戏剧：秦汉并无今天的严格的戏剧，所有的是俳优、角抵之类，以供王者消遣。关于这类资料，则见之于《史记》有关传记。
民间文学：所谓民间文学，是当时人民所创作的诗歌、民谚及故事。它们在秦及秦以前的各种文献中偶有记载。
寓言故事：这是托事以言理的文字，多在诸子及《史记》诸书中存在。
2.考古资料
这是考古发掘出的秦人的瓦书、石刻以及竹简中保存的有关秦的文字资料。
政论散文：有《诅楚文》、《惠文王十年瓦书》、《秦公钟、癈铭文》、秦？玉版文书、睡虎地竹简、天水放马滩竹简等。
诗歌主要有石鼓文、秦景公墓石磬铭。
神话则有秦天水放马滩的《墓主记》。
（七）秦文学的影响与评价
物质决定精神，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所以对秦文学的研究自然应该首先从秦人、秦国、秦王朝的社会存在出发进行深入的研究。社会是发展的，秦经历了秦人、秦国、秦王朝这样一个发展阶段，也就是经历了由原始社会到贵族政治到君主政治漫长的时期。秦文学的这几阶段中也有自己的表现和反映。我们的任务便是从秦人的发展轨迹，研究秦文学的社会内容和艺术形式的发展和变化。
文学属于意识形态，它是通过文字或语言来塑造形象反映时代的，是语言的艺术。形象思维是文学的基本特征，它是通过对感性的、概括的、激起人们情感的人生图画的描绘来反映社会生活的整体或部分。因此，我们对秦文学的研究，应该遵循文学中的基本特征和创造规律来分析秦文学的社会内容和艺术实践，从中探索秦文学对前代文学的继承和发展，对后代文学的传承和影响。
文学研究除了必要的理论素养，对现实的了解的深度以及掌握文学的基本特点外，便是资料问题。秦文学研究属于文学史研究的范畴。它既有区域文学研究的特色，也有断代文学史研究的特色。一方面，我们要把秦文学的研究放在当时的中国文学发展的层面上进行考察，看它与夏商周乃至春秋战国的文学的异同，同时也放在中国文学史这条链条上，看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因此，就要更广泛地收集资料，只有在广泛占有资料和对资料进行严格的鉴别和认真的分类归纳后，才有可能作出比较切合实际的结论。
文学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它与其他的意识形态有着必然的内在的联系，比如历史学、哲学、法学、社会学等等。要对秦文学有更高层次的认识，便必须具备丰富的历史、政治、经济、艺术、文学等方面的知识，这样，在做研究工作时就可以左右逢源，对秦文学所反映的社会生活有多层面的掌握和理解，作出恰当的有针对性的分析。
文学研究是理性的探索，是研究文学的发展规律、社会价值、文化内涵及其艺术性、人民性的一门科学。因此，对秦文学的基本理论即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文学理论，才能使研究工作具有相应的理论水平，作出准确或相对准确的理论概括。
秦文学是一项具有鲜明特色的特殊文学史现象，对它的研究在文学界还是比较薄弱的。我们现在的研究也仅仅是初步的探索，不过是投石问路。
秦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是应该占有一定的地位的。特别是诗歌方面，《秦风》、《石鼓文》长期以来都被人们传颂，成为不朽之作。在它产生的同时代，与《诗经》中的其他篇什并驾齐驱，而又以清新刚健，善于抒情写景而为人所称道。散文中，《韩非子》、《商君书》及《吕氏春秋》，文字犀利流畅，沉雄厚重，质朴无华，善叙事理，又为历代所激赏。这些政论散文中，为了说理而征引了大量寓言故事，如《韩非子》中的《唇亡齿寒》、《郢书燕说》、《和氏献璧》及《吕氏春秋》中的《刻舟求剑》、《臭味相投》、《掩耳盗铃》等故事，诙谐而机智，既有故事性，又有哲理性，足以启智益心，成为千古名言。《吕氏春秋》中有些篇章，以四字为句，足成全篇，是为秦始皇帝刻石文所效法。这些文章，与诸子的其他文章一样，同样滋养着后代文人。秦始皇帝的刻石文字，四字成句，或二句或三句押韵，恢宏典雅，别具一格，成为后世帝王文告的法式，或纪念文字的典式。
秦王朝时期的民谣民歌，痛砭弊政，直抒心臆，对后代的民歌有着直接的影响。如汉《桓灵时童谣》：“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汉之《天下为卫子夫歌》与秦之《长城之歌》也说生女好，但是是另一好：“生男无喜，生女无怒；独不见卫子夫霸天下。”是说卫子夫因卫夫人而横行。民歌具有极强的对社会弊疾的讽刺力，直到今天的顺口溜，都是辛辣而直接地对社会的针砭。秦民歌继承了古代的传统，开启了后世民谣谚的大道。
秦文学对秦后文学的影响，在秦王朝之前，是政论散文与诸子文章同行，影响后世散文作品；秦王朝则是民歌的独秀。这是因为，其一，秦祚太短，难有钜制；其二，秦之反文化，也使文人噤声。
从文学理论来说，从商鞅以后的实用主义理论，否定了文学的形象描述和抒情作用。先秦时期，也还讲究“陈诗观风”。《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吴季札在鲁观周乐，便体现了从诗中体察民情。孔子对文学作品的要求是“尽善尽美”。在《论语·八佾》中说：“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这里，善指的应该是思想性，美指的便是艺术性。他强调了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统一和谐，注意到了艺术性。《孟子·万章》上也提出“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这是对“诗言志”的发展。所谓诗言志，是言诗人的志。“以意逆志”是以意迎志，不要因辞而影响诗人言志。基于此，孟子认为从作品中便可以知人论世。《孟子·万章》下中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荀子在《乐论》中指出，“人不能无乐”。因为，乐“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它可以“善人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耳。”因此，对文学作品要精心雕琢。在《大略》中他说：“人之于文字也，犹玉之于琢磨也。”这样文字作品才能如珠玉一样美。老子、庄子崇尚自然，以朴素为美。《庄子·天道》云：“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如何达到朴素呢？他在《山水》中说“既雕既琢，复归于朴。”庄子在《齐物论》中的“三籁”说（人籁、地籁、天籁），以“天籁”为至高境界，与老子的“大音希声”的艺术追求是一致的。商鞅则从实用出发，否定了文学的艺术性。在《说民》中指出：“辩、慧，乱之赞也；礼、乐，淫佚之征也。”在《算地》一文中，他将《诗》、《书》谈说之士，处士，勇士，技艺之士，商贾之士这“五民”，列入到打击的范畴之中。商鞅将农战绝对化，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对立起来，将物质与精神对立起来，从机械唯物论的观点出发来反对文学艺术，否定文学艺术的社会功能，较之孔、孟、荀诸子向后退了一步。秦始皇所钦慕的韩非，既继承了商鞅的农战思想，又继承了墨子的“非乐”思想，主张和夸大文学的实用作用。在《亡徵》中说：“好辩说而不求其用，滥于文丽而不顾其功者，可亡也。”在《解老》中，他重申了墨子的思想，反对“以文害用”。商、韩的文学理论，直从实用出发，从理论上对秦的愚也、灭智、反文化作了理论的说明。秦文学后期的凋零，与此有关。文人创作少了，但人民的呼声并不理会这些理论，仍产生了一些好的民歌。
（八）秦之语言文字
秦统一以后，不但统一了度量衡，统一了政治制度，也统一了文字。统一文字是用秦小篆统一六国文字，为统一国家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便利了文化交流。这一点，从古以来，论述多矣。在语言上，应该说也作了统一的部署。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说：
其后诸侯力政，不统于王，恶礼乐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分为七国，田畴异亩，车涂异？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
秦始皇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大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是时，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吏卒，兴戍役，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
这里提出了文字异形，语言异声，并且由李斯、赵高、胡毋敬作出了标准教材，以统一文字。有文字，则有形、有声，写出来是形，读出来是声。形则有标准教材，那么音呢，当然也应该是有标准音了。秦是以什么音来为字定音呢？也就是说标准音是什么地方的音呢？这一点，似尚未见有人提出来。我认为，当时的的文字读音，应该是以陕西关中长安（咸阳）音为标准音。这个提法，没有直接的文献证明，但是可以从间接的历史材料来说明和推测。
《史记·陈涉世家》中有，陈涉为王后：其故人尝与庸耕者闻之，之陈，扣宫门曰：吾欲见涉。宫门令欲缚之。自辩数，乃置，不肯为通。陈王出，遮道而呼涉。陈王闻之，乃召见，载与同归。入宫，见殿幄帷帐。客曰：夥颐！涉之为王沈沈者！
《索隐》以《史记》解“夥”作“多”，“颐”为助声之辞。《集解》解沈沈为宫室深远，沈沈音长含反。我认为，夥颐，即今关中方言中的伙呀、伙计等，即伙伴之意。关中人将朋友呼为伙呀、伙计，久交之友呼为老伙呀、老伙计。长含反切音近谄。关中语谓好、舒适、舒服为谄，好得很好为谄得很，谄谄的是很舒服。这句话用关中话说便是：伙呀！涉当王了谄谄的。
《史记·孝武本纪》有：“神君者，长陵女子，以子死悲哀，故见神君于先后宛若。”“先后”二字读音为xinh，关中农村兄弟间的媳妇，呼之为盰胡，即先后。
《汉书·黥布传》：“布有幸姬，病就医，医家与中大夫贲赫对门。”对门，关中方言称住在街道对面的邻居，门对着门。
《汉书·苏建传》：“天汉元年，且鞮侯单于初立，恐汉袭之，尽归汉使之不受降者路充国等。乃自谓曰：我儿子辈，安敢望汉天子。汉天子我丈人行也。”颜师古注曰：丈人尊志之称也。“其时，汉以公主妻匈奴单于，故有此称。”师古注误。关中方言称岳父为丈人。
《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十八种》之《关市》：“为作务及官府市，受钱必辄入其钱盳中，令市者见其入。”《为吏之道》：“作务员程”。《汉书·尹赏传》：“无市籍商贩作务。”作务，关中方言谓做活，即干事情，做事儿，一般指手工劳作。
《汉书·司马迁传》：“仆以口误，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戮矣。”乡党，关中方言谓同乡。如乡党见乡党，两眼泪汪汪。这是司马迁《报任安书》中的话。
《史记》、《汉书》均作于秦汉之都长安，其用语多关中话，不是司马迁、班固用关中话，而是他们将当时的官话即现今目之的普通话用到了书面语中。其实，他们二人亦非关中人。司马迁为今之韩城人，近山西，其地口语与关中大异。班固祖先是楚人。他祖上的姓也是因为“楚人谓虎班”。秦灭楚后，班氏迁于晋、代之间，汉成帝时才安家于安陵（今咸阳），而班固为后汉人，主要在洛阳工作。这可以说明，秦之统一语言，是以关中音为准的。虽无明文，而以例援之，用京语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