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悠久，所以记载历史的著作也其来尚矣。秦继往古，也有史记之类称作《秦纪》。这是见于记载的中国较早的一部史学著作。这部重要的历史著作，到汉代尚存。司马迁写《史记》时亦曾将其作为参考资料之一。但是，司马迁对《秦纪》评价并不高。不管怎么说，《秦纪》总还是在汉代存世并且藏于天子书库之中。它大约佚散于魏晋以后。近年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竹简，其中的《编年记》是依《秦纪》而来并补充之。至于《语书》有的先生称之为《南郡守腾文书》，虽是一篇政书，也可算秦史学的资料。而秦之史学在承上之纪年、记事、记言，启下之《史》、《汉》中，均有其积极意义。当然，因为它记事之简略，文采之乏善可陈，所以对后代的影响不是很大的。
（一）先秦史学概况
人类脱离蒙昧以后，文字出现后便有了史的设置。唐刘知几认为，人们欲图不朽，所以“书名竹帛”。黄帝时，“仓颉、沮诵实居其职，周时则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内、右内之名”。这是中国最早的史官建置。甲骨文中也有大史之官。武丁卜辞有“贞，其大史于西”，祖甲卜辞有“乙丑卜，贞：大史弋酒，先酒其侑”等，董作宾先生更考定殷之贞人便是史官，武丁时期有九人同时期任官史。这些说明中国古代人们便重视历史的记录。当然，刘知几说记录历史是为了名垂不朽，这句话是有点起点不高，所以浦氏说：“原史之所为作也。史者千秋金镜，只从名心落想，故曰肤浅”。说刘氏起点低，落入肤浅之俗套。浦氏注意到了历史的现实作用，即“千秋金镜”。对于历史的作用，古人多有论述：
《周易·系辞》下，夫《易》，章往而察来。
《墨子·非攻》中：某而不得，则以往知来，以见知隐。
《管子·形势》：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韩诗外传》卷五：故夏之所以亡者殷为之，殷之所以亡者周为之。故殷可以鉴于夏，而周可以鉴于殷。《诗》曰：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大戴礼·保傅》：明镜者，所以察形也；往古者，所以知今也。
陆贾《新语·术事》：善言古者合之于今，能述远者考之于近。故说事者上陈五帝之功，而思之于身；下陈桀纣之败，而戒之于己。
《说苑·指武》：《春秋》记国家存亡以察来世。
如此等等。更不用说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对著史的明确目的的论述了。因此，刘知几受“肤浅”之讥，理其宜然。
正因为历史有这么大的作用和价值，是提高人们的人文素质的无形资产，所以，无论中外都重视历史著述。殷周以后，各代都设史官。春秋战国时各国的史官建置，按金毓黻先生统计：鲁国先后有五位，郑国有一位，齐国有二位，田齐有二位，卫国有三位，晋国有十一位，楚国有二位，赵国有二位，虢、宋、邾、韩、魏各有一位，秦国有二位；一为廖，一阙名。秦始皇帝时有一位即胡毋敬。从这个统计来看，鲁、晋史官较多，而秦的官居于中下流。秦始皇帝设史官，胡毋敬为太史令，又是一个首创，以后汉亦设太史令。将史官作为中央官吏机构中的一员。既有史官，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于是有了不少史学著作，所谓《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名目繁多。但是，真正或称为有体例有组织有系统的历史著作，还只能算孔子的《春秋》。
《春秋》实际是鲁国的国史。与《春秋》先后的据说还有楚的《梼杌》，晋的《乘》。但是《春秋》独存。《梼杌》、《乘》应该是有的，因为人们说历史书时也称“史乘”。《春秋》所记，司马迁说：
孔子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
鲁隐公元年为公元前722年，鲁哀公十四年为公元前481年。大体相当于周平王东迁（周平王元年，公元前770年）到三家分晋（周敬王四十四年，公元前476年）的时间，故史家将这一段时间称作春秋。盖以《春秋》为时代之名也。
《春秋》之后有魏国人所著的《竹书纪年》。这是晋武帝太康二年（公元281年）在汲郡（今河南汲县）出土的一批竹简中发现的，故称《汲冢书》。与之同出的还有《穆天子传》五篇、《易经》二篇等共75篇。《竹书纪年》所记之事，有夏、商、周三代史事，周宣王以后记晋事，三家分晋后记魏事，所以可以说是魏人的著作。其书终于魏襄王二十年（公元前299年），所以，一般学者认为《纪年》写作时间约为公元前3世纪末。
秦国的历史著作，从考古发现的有湖北云梦的竹简《编年记》。这是1975年12月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秦墓中出土的1155支竹简中的一部分，计简53支。《编年记》中所述是从秦昭王元年（公元前306年）到秦始皇帝三十年（公元前217年）这近90年的编年史。《编年记》的作者，高敏先生认为是喜。同时，高先生认为《编年记》是“喜的家谱和墓志的混合物”。我认为这是失传的《秦纪》一部分手抄本。喜是秦昭王四十五年生的。《编年记》昭王“四十五年，攻大野王。十二月甲午约鸣时，喜产”。而此前，从昭王元年到昭王四十四年所记，均国家重大军事、政治事件，如“二年，攻皮氏，[五十二]年王稽、张禄死”之类。其他有些年份，即使无事可记仍列年份，如“昭王元年”、“十年”、“十一年”、“十二年”之类。其中所记，基本是只记年份，不记月日，只是遇到与喜相关的事时，才记月日，如喜产不但记月日还记了“鸡鸣时”的时辰。“四十七年，攻长平。十一月，敢产”。“五十六年，后九月，昭死（昭王死）。正月，速产”。秦王正“三年，卷军。八月喜揄史”。“[四年]，□军。十一月，喜□安陆□史”。“六年，四月，为安陆令史”。“七年，正月甲寅，鄢令史。”等等，其余记秦的大事，均无月日。这正与司马迁所说的《秦纪》不著日月的情况相似。因此，《编年》是喜或者其他喜的家人将《秦纪》抄出来，并在相关的年份中较细地记下本家的主要事件的一份记事录。它既不是家谱，更不是墓志，只是个人的记事录，但是大背景是秦国及秦王朝的历史。他官虽不大，但颇有政治头脑。
（二）秦之史著《秦纪》、《编年记》
刘知几《史通·六家》之《春秋家》中指出，孔子作《春秋》是依鲁史为基础的。取名《春秋》是“以事系日，以日系月。言春以包夏，举秋以兼冬，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指出了历史著作的基本法则，即以时序事的史法。上面所说的《竹书纪年》、《编年记》及孔子的《春秋》，都是编年史的写法。
战国各地也有史书。《公羊传》注疏隐公元年引闵因《叙》云：“昔孔子受端门之命，制《春秋》之义，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以作《春秋》”。这段话便明确说明了二点：一是各国皆有史书，二是孔子作《春秋》是参阅了各国史记而成的。这些国史留存至今的已经荡然无存了。秦的史记留到了汉代，司马迁曾据以写《史记》。对于《秦纪》，司马迁说：
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独有《秦纪》，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然战国之权变亦有可颇采者，何必上古。
司马迁说他便是依据《秦纪》来编写《六国年表》的。《秦纪》汉时仍存，《隋书·经籍志》已不见于著录了。说明《秦纪》在汉魏六朝大乱之时便已经毁佚了。
《秦纪》起于何时，作者为谁，已不可知了。秦穆公时有内史廖《，韩诗外传》称王廖，《说苑·尊贤》称王子廖。此人曾为秦穆公定计从戎王朝中得到贤士由余，助穆公“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秦的另一位御史，佚名，秦昭王时人。秦昭王与赵惠文王会于渑池。秦王让赵王鼓瑟，时秦御史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看来是一位负责记事的史官。胡毋敬做史官已在秦始皇帝时了。司马迁参考《秦纪》作《六国年表》，说明经过战国及始皇帝焚书以后，各国史记佚失不可得，所以便以《秦纪》为蓝本而作战国各国年表。从这点来看，《秦纪》应作于战国以前，约从秦穆公开始记录，《六国年表》始于秦厉共公元年即公元前476年，这是为了结春秋而启战国，承接《十二诸侯年表》。每代均有史官记事，直至二世三年及秦亡。因此，《秦纪》不是成于一人之手，其中王廖及胡毋敬等应该也是记事者之一。
司马迁说《秦纪》不著月日，只有记年。睡虎地的竹简《编年记》记秦国及秦王朝时事，也不记月日，只记年。其从秦昭王元年到秦始皇帝三十年，历时90年。其中记年无事的有26年，有月日记事的有四十五年“攻大野王。十二月甲午鸡鸣时，喜产”，四十七年“攻长平。十二月，敢产”；五十六年，“后九月，昭死。正月，速产”等共14年，除了秦始皇帝二十三年“兴，攻荆，□□守阳□死。四月昌文君死”这一年外，其余有章日记事的，均与喜家中的事有关。可见，这个《编年记》与《秦纪》的写法是一致的，而且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是抄录《秦纪》的。要不，在喜产的那一年（秦昭王四十五年）以前，喜家中无事，而又记了喜以前44年的秦事便不可理解。因此，我们可以从《编年记》的记事方式，窥测到《秦纪》的写作方式，了解《秦纪》的大体状况。这种方法也正是作年表的便利方式，司马迁依之作《六国年表》也是可以理解的。
从《编年记》、《秦纪》、《竹书纪年》这一系列的古史记录方式来看，基本是编年体的写法。孔子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参考各国的编年史而修订成了一册《春秋》。这是由商周到秦末史书的基本形式。这也是后来司马迁写《史记》时，既有发展，又有继承的因子。司马迁创立了纪传体的历史著作法，但是又不能不将编年史法继承下来。他利用《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等十表，将由三代到汉武的事，以年系之，使纪传与编年天衣无缝地结合在一起，这便是司马迁的聪明之处，也是他对中国历史著作在形式上创立了完美的体例，使历史上的时间、空间、人物、事件，在著作中有更广泛的活动空间，更灵活的表现方法，找到了著史的好形式。即使如此，编年的写法，在中国历史典籍中仍然是一枝独秀的，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以及《续资治通鉴》、《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三朝北盟会编》等，及至现在，编年的史书也还层出不穷。
刘知几在《二体》中说：“丘明传《春秋》，子长著《史记》，载笔之体，于斯备矣”。浦起龙释“二体者，一编年，一纪传也”。释《春秋》为“编年之祖”，《史记》为“纪传之祖”。这是历史著作的两种著述的体例，由古及今无出其外者。即使现今之分章分节之体例，也不过是以时间为序而分之的而已。《秦纪》与百国史记一样，乃是编年史的草创者。《春秋》则是依据百国春秋笔削而年的一部编年史。在这方面，《秦纪》与百家春秋具有编年史的开创之功。它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因为特殊的历史与形势下而保存了下来，成为司马迁著《史记》的重要材料之一。
（三）史意
《秦纪》与春秋战国各国的史记在创造中国编年史的体例上作出了贡献，具有创新性的意义，这也包括睡虎地竹简的《编年记》以及最近《中国文物报》2002年7月14日《收藏鉴赏》所报导的湖南里耶古城出土的秦简2万枚，其中有一部分记录了秦始皇二十六年到三十七年的事，一年不少。这是在体例体裁上的贡献，也便是“史法”。但是，中国的史家特别重视史意。章学诚在《家书》中说“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在《和州志志隅自序》中也说：“刘知几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余《文史通义》所由作也。”章学诚所说史意是什么？就是孔子说的“其义则丘窃取之矣”。这个义是什么？就是义理之学。所谓治史应有辞章、考据、义理三方面的要求，也就是文字功夫、考证功夫和总结历史经验及意义。总结历史意义是为了教育后代，使后人从历史的过程中，总结经验教训，从而使历史达到明智、润得、敬世、励志的作用，提升人的道德水平与个人情操，造就一代新的人才。这一点，孟子及后世史家多有论述。
孔子自己为什么作《春秋》及《春秋》中所含的意义，司马迁有明白的记述。
子曰：弗乎弗乎，君子惧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
这便是孔了作《春秋》的目的和《春秋》所蕴含的义。就是要以历史彰显好人，鞭挞坏人，让好人为后世之范，将坏人钉在耻辱柱上。这正是从古至今经常有人篡改历史的原因。孔子对这一点是明确的，心中明白如镜。司马迁继续写道：
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一部书何至于对孔子这么重要，以至于因此书而导致“知丘”与“罪丘”这样的结果呢？《集解》引刘熙曰“知者，行尧舜之道也；罪者，在王公之位，见贬绝者。”这便是史意。司马迁转述了孔子关于史意的述说，并加以解释。
孔子以后，孟子对孔子作《春秋》也有一番论述：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者，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孟子将孔子作《春秋》之义说的已经相当明白了。那便是在乱世之时，以《春秋》为武器（批判的武器）来拨乱反正，以正人心，震慑那些不忠不孝及横议的处士。其他如庄子在《齐物论》一文中说：“《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在《天下》中说：“《春秋》以道名分”。但都不如孟子将孔子的义说得透辟。
孔子作《春秋》后三百年。司马迁作《史记》。《史记》虽然是纪传体。但从其写作主观来看是继承了孔子作《春秋》的史意的。这从他回答壶遂的话中便说明了。
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蔽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春秋》之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事变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不可以不知《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而不知《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故《春秋》者，礼仪之大宗也。
维护王道，拨乱反正，救治人心，这便是“史义”。司马迁的这段话，宋神宗在《资治通鉴·序》中，也重申了这个看法。
总之，从孔子到司马迁甚至到以后的中国史家，都重视史著的史意。可以说，赋予史学以教育职能，这是中国史学的一个传统。这也便是人们常说的“文以载道”。
（四）秦史中的史意
《秦纪》之后，司马迁著《史记》达到了他所追求的“究无人之际，通古今之就，成一家之言”的伟业。他作的通史，纪传式的通史，虽然班固父子对《史记》及司马迁有同一的批评：
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贱，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敝伤道。
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此其所蔽也。
这种批评也是站在不同的学术立场上的指责，自然是各是其是，各非其非。班氏要求是非应同于圣人，这是建立学术偶像，自不足取法，但《史记》中对游侠的歌颂，对富人的企慕，亦有颂不当颂，慕不当慕的地方，甚至陷入经济决定论，也是不足效法的。他们都是讲的史意，不过各人所讲的史意的指导思想不同而已。即使如此，班氏父子仍然公允地评价了司马迁《史记》的优长。班彪说：
然叙真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中我之才也。
班固则称司马迁：
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而在另一个地方，班固对司马迁既同情，又赞扬，发乎情，书之版：
乌乎史迁，薰胥以刑，幽而发愤，乃思乃精，错综群言，古今是经。勒成一家，大略孔明。
班固对司马迁是推崇的。他以《史记》为法，创作了《汉书》，为中国历史学奠定了另一座新的里程碑。《史记》是通史，而《汉书》是断代史。它记述了汉高祖刘邦到王莽之诛，记十二世二百三十年的前汉史。重要的是，《汉书》继《秦纪》、《编年记》之后开创了断代史的先河。从汉以后，朝朝有史，迄今已二十六史了。其体例皆本于《汉书》。两汉以来，出了两位史学巨匠，皆在陕西关中，可说是历史上的美谈。范晔对马班的评价是：
司马迁、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载籍之作，大义粲然著矣。议者咸称二子有良史之才。迁文直而事？固文赡而事详。若固之叙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癆癆而不厌，信哉，其成名也。
班固作《汉书》前汉二百三十年，“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叙帝皇，列官司，建侯王。准天地，统阴阳，阐元极，步三光。分州域，物土疆，穷人班，该万方。纬六经，缀道纲，总百司，赞篇章。函雅故，通古今，正文字，惟学林”。颜师古对这段话的解说是：“信为文学之林薮也。凡此总说帝纪、表、志、列传，备有天地鬼神之事，政治道德，艺术文章。凡而言之，尽在《汉书》耳。”这便是《汉书》的史义。而班固新创增的《艺文志》不仅是为中国学术史保存了重要的古代文献，而且长时期以来被历代断代史所依之而行，并被奉为图书分类的法式。所以，班氏不仅是司马迁的史学继承者，更重要的是创新，为后世的各朝断代史树立了榜样。后世各朝之史，实无出其右者。虽然，两千年中，扬马抑班或扬班抑马的史论者不绝如缕，但是都不能掩盖《史》、《汉》的耀日光辉和其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
从《春秋》、《秦纪》到《史》、《汉》其著史的目的都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以史为鉴，让君、臣、百姓从中吸取营养，提升道德操守，懂得做君、做臣、做民的道理。《春秋》是编年体，它的教育作用体现在一字褒贬之中。《史》、《汉》纪传，它的褒贬便比较容易地在对人物和事件的评价之中了。秦的史记如《秦纪》如秦简之《编年记》的史意，也便在一字的褒扬与贬斥。《秦纪》失传，但从《史记·六国年表》中也可窥其影子，虽然它已是经过司马迁的改写了。下面举几例：
秦厉共公三年（公元前475年），“蜀人来赂”。五年（公元前472年）“楚人来赂”。六年（公元前471年）“义渠来赂，绵诸乞援”。十四年（公元前463年）“晋人、楚人来赂”。二十五年（公元前452年）“晋大夫智开率其邑来奔”。秦孝公二年（公元前360年）“天子致胙”。十九年（公元前343年）“天子致伯”。二十年（公元前342年）“诸侯毕贺，会诸侯于汉，朝天子”。秦惠文王四年（公元前337年）“楚韩赵蜀人来”。二年（公元前336年）“天子贺”。四年（公元前334年）“天子致文武胙”。
这几条所记有四事：一是外国“来赂”，一是外人“乞援”，一是外人“来奔”，一是“天子致胙”、“天子致伯”、“诸侯毕贺”。外国人给秦送礼物（赂）、外国人来求援，外国的人跑到秦国来安家，天子为秦国送来祭肉（胙），这都是荣耀的事，所以在《秦纪》中都要详细地记录下来，传之永久，使后代的秦王知道自己的祖辈的功业，从而励志润德，做得更好。它有教育后世的作用。也象宝鸡太公庙出土的秦公钟所记，秦公曰“我先祖受天命，赏宅受或（国）”后面文字则是要小心谨慎，让百蛮服事等语。这也是后代学史励志的明证。云梦秦简《编年记》虽然十分简约，但也注意到文字上的褒贬之义。文中所载秦对其他国家的作战，一律写作“攻”，很主动出击之意。下面几条，也值得玩味。
秦始皇帝时：“今元年，喜傅”。十九年（公元前228年），“南郡备敬”，二十三年（前224年），“兴，攻荆”二十八年（前219年），“今过安陆”。
这几条中，一是避讳。避讳之一是用“今”代表秦王政（今元年）和秦始皇帝（今过安陆，这是秦王政已作了皇帝）；避讳之二是用荆称楚国，以避子楚（秦庄王）之讳。二是文字上的抑扬，一字之用，抑扬便见。二十三年，兴，攻荆。兴是兴兵、兴师。《诗·秦风·无衣》中有“王于兴师”，体现了兴师的正义之举，对秦来说属于扬。十九年的“南郡备警”，指的是秦始皇帝十九年，“荆王献青阳以西，已而畔约，击我南郡，故发兵诛，得其王”。明明是一场反击战，却用“备警”二字轻轻带过，是对楚的畔约的轻视，是抑。
无论是《秦纪》还是《编年记》，都是以秦为中心来记述当是春秋战国的事件的。这也就不难理解在秦始皇帝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李斯在建议焚书时提出“史官非《秦纪》皆烧之”的意见，是大有含义的。《秦纪》是秦的历史，是尊秦的，虽然语言简略又不记日月，但是尊秦的目的及记事方式则是无可置疑的。这便是历史为秦的政治服务的注脚。
经过对从中国有正史以来，从《春秋》经《秦纪》、《编年记》到《史记》、《汉书》，可以明皙地看出中国史学发展的基本线索，以史法、史例看，它是重视实录提倡实事求是的，在编写方法上有编年、纪传二体；以史意来看，强调的是历史的教育作用，也就是历史对人的精神的提升，对人的爱国思想、忧患意识、思想情操的影响，一句话便是道德建设的作用。这应该是中国史学乃至文化学的一项重要的优良传统。当然，在古代这些史是为古代君主专制政治服务的。自李斯提出史官非《秦纪》则烧之以来，各王朝都建史馆，官修史书，史学的政治目的更加明确。这种状况的出现，好处是保存了大量古史文献与资料；而其褊狭的则是下朝写上朝，由胜利者写失败者的历史，其贬褒都是胜利者的意志，难免的会在一定程度上歪曲历史事实，正如《论语·子张》中，孔子说的：“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这便是官修史书的弊端。在这种形势下，史学的学术独立，史学家的独立人格精神便大打折扣。有的史学家为了追求历史的真实，弘扬独立的学术精神，产生了敢冒朝廷大不韪的私家著史的现象。齐太史是其一，而在清代文字狱盛行时，因为庄氏《明书》有“忌讳语”，作成了一大冤案，致使庄氏被凿墓癇尸，凡作序、刻字、卖书的人，被杀者七十余人。
（五）对秦史学的评价
秦之史学上继《春秋》，在史法、史意上，都没有太大的发明和突破。《秦纪》又为司马迁感到不满意。究其原因，在于它的史学理论的不成熟。以前引来看，春秋战国的许多思想家对历史学都有深刻的认识，但在秦国、秦朝却反映不够。究其原因，其一是秦国鄙在西部，要由弱变强，思想不在文化建树，重点在富国强兵；其二是最重要的，这便是法家思想的影响。
法家巨子商鞅完成了秦国的强国梦。晚期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又是秦王政愿意以师事之的巨星。他们虽然没有专门论述史学的文字，但在辩论中往往也引史作论，申诉自己的观点。他们引史以后的结论，给人们造成了是今非古的印象。商鞅在秦孝公主持的国事会（前359年）上与甘龙、杜挚的辩论便明确地提出了这一观点。他说：
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乃至[汤]、武，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治世不一道，变法不必法古，汤、武之王也，不循古而兴；[夏、殷]之灭也，不易礼而亡。然则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是也。
商鞅在这里明确地提出了“反古”的思想，这是他史学理论的核心，即拒绝前代的文化和历史遗产，他也似乎不知道没有前代的历史文化遗产，他的知识是哪里来的。虽然这是关于变法的论争，他为了战胜对方而强词夺理，但是也反映了他的史学理念，这便是是今非古的反古理论。
秦始皇帝所企慕的韩非的著作中的第一篇，也是秦始皇帝最早看到的那篇《五蠹》的文章。这篇文章一开头便是讲历史的。他对向历史学习作了曲解。他用如果学习历史便是让今人去学有巢氏住在树上，学燧人氏去钻木取火，来驳斥提倡学习历史的人，用以加强自己的理论的说服力。其实也是曲为之说。他由上古讲到战国。他说：
古者，文王处丰、镐之间，地方百里，行仁义而怀西戎，遂王天下。徐偃王处汉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荆文王恐其害己也，举兵伐徐，遂灭之。故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是仁义用于古，不用于今也。故曰：世异则事异。
这种简单的比附，也同商君一样，可以说是曲学多辩。他将文王之胜、徐偃之败，都归于一点，即行仁义。不顾其胜、败的主客观原因。这也是他在论辩中对历史的观念。也是反史的一类。
李斯对历史没有说太多的理论，但他却懂得历史学的价值。因此，他让将其他国家的历史著作都烧掉，只留下《秦纪》。
这样的历史学理论造成了秦史学的不发达，因人成事，依样葫芦。以后，司马迁、班固在继承秦史学遗产的过程中，更多的吸收了先秦的史学遗产，多有创造发明，大大地超越了秦之史学，使史学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开创了中国史学的新时期，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