霜像一只休眠的四足动物，农夫的脸上的皱褶是太阳寄寓的地方，野草是优雅的，冬天是庄重的，初春的湖面充满快乐和青春。我们需要荒野来营养。[1]
——梭罗田园与荒野，是自然具象的典型显现，长期以来一直是人类感知自然的主要地方。田园、荒野的文学描写不仅可以成为现实生态的对照，还可以带给读者一种心理上的回归感，因为田园、荒野的自然宁静和质朴是对城市喧嚣的反动。“形而下的实体性自然物象都是因为它们本身的自然生命节律与人类心灵自由异质同构而在人类的精神象征活动中成为心灵自然（自由）的象征和确证，并因此成为美的对象和符号。”[9]田园主要指乡村未受污染的自然生态景观和乡村生活状态的描写。从传统乡土文学开始，田园、荒野的书写就作为现实矛盾的逃避和城市文明的对立面而出现。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积聚在城市中生活，城市生态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而且城市生活切断了人与自然的天然联系，破坏了人内在的和谐心境，城市和城市生活在一定程度上麻木了人对大地和生命的感觉，在速度和欲望的焦虑中，人不再有与大自然相依相惜的恬然闲适。因此，作家们通过田园和荒野的描写，为我们展示了被人类荒疏的生态和谐图景。他们所呈现的田园、荒野生活大多是诗意的，是被距离化、理想化和审美化了的世界，它保持了一种超越的姿态，浪漫气息和古典情调流溢其间，人与大地处在亲和关系中，人和人的生活与自然共在。
田园和荒野作为生态文学作家钟情的对象，在这里，它们作为独特的文化符号，在传统文学的基础上融汇了怀旧意识、家园意识、自然意识。生态文学对田园和荒野的诗意描写和遥望与传统乡土文学的描写有着本质的区别。乡土文学中的山水、田园只是作者写作的背景和与城市文明对照的场景，是与淳朴美好的自然人格相应的客体，作者主要彰显的是乡土中的人情美，对乡土自然的写作更多的是对城市文明的简单拒绝，缺乏内在的精神力量和独立的审美价值。在生态文学中，对田园、荒野、原生态的生活方式和生命的自为状态，甚至对带有贫穷、落后、封闭的生活状态和荒野之地的审美回望和推崇，不仅成为作家对抗工业文明、城市文明、科学技术、享乐主义、物质主义的武器，而且还满足了他们对现实生命缺失性体验寻求补偿的渴求。这里的乡村不是已经城市化和工业化了的现代农村，而是传统意义上保持着与大地的血脉联系的自然、缓慢、淳朴、厚重的乡村，是与人类相伴千年却仍不失原初、山野气息的乡村。在生态作家的眼里，这是人类尚可拯救的依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写真。在传统写作中，乡村、乡土、乡愁一直是很多作家的题材选择，生态文学得以在传统乡土文学的基础上展开对乡村的诗意怀想，很多作家借助传统文学中的乡土题材，融入当代生态意识，使乡村意象在生态文学的表达中成为一个独特的生态文化符号。
生态作家笔下的乡村，是作为生态危机的对立面、参照体而出现的，是一个诗意的、心灵化、象征化的审美乌托邦，作家旨在借助对乡村自然的描写表现对生命存在价值的思考和追寻，由此把握人类生命意识的深层，表达对可回归和栖息的理想家园的追思与怀想，对传统文化价值回归的期待和呼唤。这是一种对现实的精神逃亡和家园的守护，是城市与乡土、异化与本真、贪欲与简单、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等文化与价值冲突的选择。而荒野是一个由自然之道来演绎的世界，田园和荒野都保存着大地的速度，都是人类和其他生命共在的地方，在田园和荒野中人们所经验和获取的一切，都是从大地中生长出来的。“自然首先是价值之源，只是在后来，在第二性的意义上，它才是一种资源。在荒野中，我们是在体验根，这种体验是有价值的。但我们体验的对象，即这些野性的、生发生命的根是在人类出现之前就已在运行自然过程，这些过程给我们以很多价值，而且不管我们是否意识到，它们给我们的益处都一直在我们的生命中起作用。”[14]梭罗的《瓦尔登湖》就通过描写自己在湖畔简单的物质生活和在大自然中享受到的欢愉，通过与荒野自然中各种生命存在的交流，让那些为名利奔忙的人们看到了另一种自然生活的美好，那些深情的文字涵养了人们珍视自然、保护生态环境的心性。尽管城市带来的激情、欲望和享受是偏僻、落后、简单的乡村山野所不能替代的，但对田园生活的向往、对荒野的呼唤，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状态的短暂溢出和补偿调剂。
“进入荒野实际上是回归我们的故乡——我们是在一种最本源意义上来体会与大地的重聚。”[14]荒野是“‘土地及生命群落未被人占用（untrammeled），人们只是过客而不会总在那儿停留的区域。’荒野是指未被开发、未被人干扰的区域。”[5]今天的自然界只要荒野还存留着自然的生态景观，社会学家和环保主义者就把它视为极具生态价值的地区。历史上关于荒野的记忆总是引起人们关于“考验”、“磨难”、“贫瘠”、“荒凉”、“开拓”这类字眼的联想，如《圣经》和美国早期拓荒者记载中的荒野。曾经，地球上到处都是荒野；如今，绝对意义上未被人类干扰的荒野已经不存在了。只有生态文学的先驱者梭罗“在荒野保存着一个世界”的描述给人们带来关于荒野的无限遐想。梭罗相信文明人可以从荒野中找回在文明社会中失落的东西，可以从荒野中获得一种敬畏生命的谦卑态度。“我们之所以需要荒野自然，正是因为它是具有独立于人类价值的一个领域。荒野自然有一种完整性，如果我们不能认识和享受这种完整性，那我们就少了一些东西。”[14]事实上，如果我们把所有人类意义上的“荒”都改造成耕地和城市，那无论在生态学的意义上还是在美学的意义上，都只能让我们感到生命的单调和贫乏。人类需要城市和文化，离不开对自然的改造和利用，这是人类生活水平和质量提高的需要和必然。然而，所有这一切都必须建立在不破坏自然平衡的基础上展开实施。在缪尔的《我们的国家公园》和艾比的《沙漠独居者》中，他们用大量的笔墨描写了荒野的美丽对人类生命情感的陶冶和震撼。缪尔笔下的约塞米蒂国家公园“是充满了上帝的思想，这是一个恬静与安详和激昂与亢奋交织在一起的地方，这是一首新歌，一个充满生命源泉的地方，也是一个造山运动发起的地方，它充满了不可战胜、不可割裂的永恒的秩序，所有这一切通过洋溢着人格特征的岩石、风暴、树木、鲜花和动物表现出来”。[15]
乡村以传统农业为基础的生活环境是人与自然共生的地方，它的生活和劳作方式使人保持着与自然的亲近和依赖，对一直生活在城市的人来说，乡村和野地会带来特殊的体验，是一种本源而又新鲜的丰富和回归，不仅具有娱乐和工具价值，更有着内在的精神价值，从城市走出来的人在乡村和自然环境中能充分感受到我们的生命存在对大地的依赖，在大自然无限丰富样貌中认识到人不是主宰而只是众多生命中的一种。城市让我们感受到人类改造自然的强大力量，而乡村和野地则唤起我们对家园的思考、对生命的思考，体验到生命的丰富，感受到与生命内在的契合，发现生命的本质和生活的另一种可能性：简单、自由、野性、丰富、完整、生机、活力……在这一过程中，傲慢的、自大的、孤立的感觉逐渐被谦卑和感恩的生命一体感所取代，由于这种精神的、超越的价值与审美的一体性而让读者获得极大的审美享受。生态文学书写把人们引入了生态危机现实中的田园和荒野眺望，让人们在田园的和谐与荒野的峻峭中思考，把生存的本来面貌带上台前，在其中体验生命、体验自然、回归存在的本源，感悟到自然万物共同经历的生与死、宁静与躁动、冲突与和解，体会到所有的存在不是孤立的，而是在彼此的竞争中消长。同时，在今天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中，田园荒野意象还让人们认识到在地球生态系统中它们所拥有的价值，从而激发起对田园荒野和谐生态的守护之情。
田园和荒野代表了大自然的性格，是泥土和河流、生命和天空的集体和声。在这里，可以把被我们忽视的生命和世界重新描绘，对田园、荒野的书写重新唤起人类对在大地上自然生活的记忆，引发对当下生活状态的思考，领会到简单生活的价值。早期人类在旷野中充满野性自由和蛮荒神秘的生活和传统农业社会下的田园生活，其旋律是天然自足的，遵循的是以自然为法则的自然生态规律。尽管生活没有保障，而且充满劳作的艰辛，但却保持着生命原初的美丽和质朴，自然的野性洪荒和它巨大的包容带给人类更多的是敬畏和感恩，是彼此之间的依赖和互助，是人与人之间、人与动植物和其他生命之间血脉相连的情感。因此，对饱尝现实世界世态炎凉却无处逃往的人们，审美的距离让充满山水生命的田园生活和自然风光成为人们内在精神的归宿，田园成为与文明世界的污浊对立的审美乌托邦被想象成一个完美自足的存在。田园、荒野是人类最初的家园所在，自然在这里还保留着它的神性和野性，生命能够“如其所是”地展开，不受促逼，艰难而怡然，荒野中充满自然生命的呼唤。这里遵循的是自然古老的法则，也是生态的法则。从山野中走出来的人类，对自然和在自然中的生活总在心底怀着乡愁和眷恋，在越来越文明和社会化的过程中总感到物欲的痛苦和回归自由与野性的渴望，在规训的世界里丧失了反思和批判的能力，盲目接受着来自时尚和流行的话语，生存的压力使人越来越言不由衷。因此，当乡村和荒野在生态文学中作为特殊的文化符号表现时，必然要超越一般的意义所指，让它们获得更多的内涵，成为人类精神上可以归隐和逃避的去处。这是生命起航的地方，可以卸下沉重的心灵重负，回归简单和自然，通过外在的和谐通达内在完整的和谐。“历史把人带离自己的根，漫世飘飞，离开人之为人的人性法则，才带来普遍分裂的出现。因此，在历史境遇中要寻得同一，首先就要返本探源，寻回自己的本真。因此，回忆就是截断历史之流，终止历史经验的离异，使人之为人的人性法则重新进入历史，在历史的有限性中重建自身。”[16]当然，对乡村和荒野的诗意表达可能与发展、文明、进步这样的话语发生冲突，如同艾米莉《呼啸山庄》里的凯瑟琳和梅里美笔下的吉卜赛女郎嘉尔曼身上的自然野性无法与文明世界共融一样。但生态文学家是把乡村和荒野作为价值理想来建构的，是对生存现实的另一种揭示和价值追求的潜在表达，不是把他们作为遮蔽生存现实的桃花源来描绘的。由于今天的乡村和荒野正受到来自人类的巨大的威胁和破坏，越来越多的作品表现了由于乡村和荒野生态系统的破坏导致自然与人的冲突、紧张和对立，人类正在陷入无家可归的可悲状态。“人们必须明白一个道理，有的时候，今天最慢的速度可能正好是明天最快的速度，特别是在对原生态和环境的开发问题上更是如此，而在对待那些仍处于原生形态的民族、族群的文化样式和类型的时候尤显突出。不少人其实明白个中道理，只是他们经常无法抵御‘眼前利益’的诱惑。”[17]因此，对乡村和荒野和谐生态的坚守也就成为作家生态理想的守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