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鲁迅作为名不见经传的外省青年迁往北京，就落脚在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一住就是七年。鲁迅跟绍兴会馆挺有缘分的：他30年前降生于绍兴城内东昌坊口的新台门周家府邸，祖父周福清点翰林，恰巧在京中的这家会馆待考候补。鲁迅无意识地追随了老祖父的足迹。到北京的第一个晚上，三四十只臭虫为他举行了“欢迎仪式”：咬得他无法安眠，只好挪到大方桌上去睡。不知那期待着金榜题名的祖父大人，是否也曾遭受过类似的“款待”？绍兴会馆的臭虫，因为吸过一位大文豪的血，也就出名了。广和居，他一年中就去了多达二十余次。借酒浇愁愁愈愁，鲁迅或许是从那时候真正理解了阮籍、嵇康之流的魏晋风度，理解了黑喑年代里人性的挣扎。前来访谈的钱玄同发现鲁迅案头堆满了古碑抄本，便善意地责怪他是在浪费自己的生命。鲁迅环顾闷热的陋室：“中国原本是一个没有门窗的铁屋子。假如这座铁屋子万难破毁，里面又躺着许多熟睡的人们，这些醒在魯迅搬进来之前徐锡麟（后来与秋瑾齐名的绍兴烈士）也在这里住过。他生前曾为绍兴会馆慷慨捐款。
当时鲁迅仅仅在民国政府的教育部挂着闲职，终日生活于苦闷与彷徨之中，靠抄写残碑拓片消磨时光。这是他一生中最难熬的“蛰伏”期：青灯黄卷，愁眉苦脸。他经常夜饮，一街之隔的人最终都要被闷死在不知不觉中由昏睡转入死亡，谁也感觉不到痛苦和要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声喊叫起来，惊醒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让他们尽管醒来却依旧无可逃脱，让这些人知道痛苦和将死的悲哀，而你又无力拯救他们，这究竟是仁慈，还是残忍？”（引自钮岱峰著《鲁迅传》）
绍兴会馆里那些颓败的老建筑，使鲁迅产生了这个著名的关于“铁屋”的比喻。不是在沉默中爆发，便是在沉默中死亡。而恰恰是绍兴会馆的寂寞与压抑，打造出了一位未来的呐喊的战士。
绍兴会馆建于清道光六年〔1826年），原名山阳会稽两邑会馆，主要招待山阴、会稽两县进京赶考的举人。鲁迅来的时候，科举制度已废弃了，但仍然能嗅到旧中国封建残余的腐朽气息。1916年10月，鲁迅的姨表兄弟阮久孙自山西逃到北京，投奔住在绍兴会馆的他，说是被人追杀，并且写了遗书。学过医的鲁迅知道这位惶恐癫妄的亲戚患了“迫害狂”类精神病，他通过一个人的遭遇而窥察到一个时代的病情，于是创作了《狂人日记》一新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白话小说。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接着又写出《孔乙己》、《药》、《一件小事》、《我之节烈观》等作品。绍兴会馆是鲁迅早期作品的摇篮，它也最清晰地目睹了这一代文豪从抑郁、沉沦到觉醒的过程。可以说，鲁迅是到了绍兴会馆之后，才成为鲁迅的，在此之前他仅仅是文学青年周树人，一个逃婚的外地人，一个不会搞人际关系的失意的小职员，一个毫无斗志的悲哀主义者。
鲁迅在绍兴会馆，先住在藤花馆（院内的那根花枝招展的古藤曾被他写入小说），后又迁入补树书屋一原有棵开淡紫色花朵的楝树不幸折断，就补种了一棵槐树，故名。鲁迅住藤花馆肘，北侧的嘉荫堂住着好友许寿裳兄弟二人。总算有个伴，可以一起去广和居聚餐，去琉璃厂淘书。
1917年，应鲁迅的推荐，北大校长蔡元培同意聘请周作人为北大文科教授兼国史编纂员。周作人抵达北京后，即雇一辆洋车直奔绍兴会馆，与自己的兄长会合。哥俩“翻书谈说至夜分方睡”，这一其乐融融的情景在鲁迅日记里有记载。而周作人的日记也写道：“至四时睡。”鲁迅帮周作人在补树书屋隔壁的王家租了一所房子。你来我往，频繁走动，而且经常一起会见共同的朋友。兄弟俩并肩在北京创业，多多少少抵消了长期折磨着鲁迅的孤独感，周作人的到来，确实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鲁迅的生活面貌和精神状态。绍兴会馆时期，也是周氏兄弟关系的黄金时代。“从1917年开始，在绍兴会馆，两颗文化新星冉冉升起。新文化运动给周氐兄弟带来巨大声誉，也带来稳定的高收入……”（阿忆语）于是，他们合力在西直门内八道湾购置了一套四合院，喜迁新居。
鲁迅是于1919年11月21日搬离绍兴会馆的。他在北京共居住了14年，其中有一半时间是在绍兴会馆度过的。在那漫长的暗夜般的7年里，他像一只化蛹的蚕，艰难而执著地咬破束缚着自己的厚重茧壳，咬破无边的夜幕，最终蜕变为一只自由的蝴蝶（或者说是扑火的蛾）。他一生所提倡并身体力行的“韧的战斗”，其实从绍兴会馆时期就开始了。
在绍兴会馆，寝食不安的鲁迅酝酿了自己的未来。
在绍兴会馆，鲁迅还是一柄藏在混沌的鞘里的宝剑，但已经常作壁上鸣。他的个性渐露端倪：叛逆性格，批判精神，以及烈士风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