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宣武门外魏染胡同中间路东,有一座浅灰色的二层西洋小楼,便是京报馆的旧址。楼门上方中央,镌刻着三个隽秀的大字一一京报馆,这是邵飘萍亲笔题写的。
1918年《京报》初办的时候,社址是在前门外三眼井胡同38号,后来曾迁到琉璃厂小沙土园胡同。《京报》一经创办,就在第一次大革命高潮中成为重要的革命舆论战斗阵地。1919年5月3日晚,北京大学法科大礼堂聚集了千余人,邵飘萍首先登台发表演说,报告了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经过和原因,又具体分析了这一失败的性质和紧迫形势。他向同学们大声疾呼:“现在民族危机系于一发,如果我们再缄默等待,民族就无法挽救而只有沦亡了。”
民族危亡之秋,邵飘萍选择的救亡之路就是不缄默、不等待。在《京报》编辑部的墙上,邵飘萍亲笔题写“铁肩辣手”四字,与报社同仁共勉。
在五四运动中,在国共合作的日子里,在北方大革命运动的髙潮中,《京报》成为舆论战斗的重要阵地。邵飘萍以笔为枪,发表的一篇篇通讯、消息、特写和评论像匕首一样刺进敌人的心脏,令反动军阀胆战心惊,对其恨之入骨。1923年的“二七”大罢工遭到军阀吴佩孚的血腥镇压,《京报》以醒目的大字标题详细报道了“二七”惨案的发生经过。
1926年4月25日,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邵飘萍不顾反动派的通缉,不顾个人安危,坚持回京报馆料理事务,不幸在魏染胡同南口被事先埋伏的特务逮捕。26日凌晨,敌人以“宣传赤化”的罪名,未经公开审讯即将其押至天桥刑场处死。当敌人举枪向他射击的那一瞬间,他仰天大笑,表现了一个爱国者、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也表现出对反动派的极端蔑视。冯玉祥将军曾称赞邵飘萍“只知有真理有是非而不知有其他”,并云:“飘萍一枝笔,抵过十万军。”
邵飘萍牺牲后,他的夫人汤修慧女士又将《京报》复刊,直至1936年才停刊。
今天的京报馆与其说是纪念中国最早的报馆,不如说是纪念中国最优秀的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