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评价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经营绩效时，巴菲特有一套基于其个人信条的独特的分析方法。他不太重视企业每年的经营结果，而是把目光集中在四年或五年的财务平均值上。在他看来，企业的盈利情况不可能像行星围绕太阳运行的时间那样一成不变，单一会计年度的盈利状况具有很大的随机性和偶然性，只有观察连续多个会计年度才能对企业的投资价值做出客观的研判。他以下面几个准则作为自己在财务评估方面的指导：集中于股东权益资本收益率，而不是每股收益；计算“股东收益”，以得知正确的价值；能有效控制成本支出，并拥有较高的毛利润率；对每1美元的留存收益，确认公司已经产生出至少1美元的市场价值。
巴菲特重视股东权益资本收益率，而不是每股收益。巴菲特认为，每股收益指标是个烟幕，利用每股收益评价企业的经营业绩会使投资者产生错觉，并会得出不正确的结论。由于大多数企业都保留上年度盈利的一部分用来增加股权资本，这样当企业每股收益增长与股东权益增长相同时，每股收益的增长显然并不意味着企业经营业绩的增长，如果企业每股收益的增长速度低于股东权益的增长速度，那就意味着企业的经营业绩不仅没有增长，反而较以前还降低了，所以把每股收益的增长与企业经营业绩的增长等同起来时可能会对投资决策产生误导。
巴菲特认为，成功的经营管理可以获得较高的股东权益报酬率（没有不当的融资与会计上欺骗的方式等），而不只是每股收益的持续增加。所以巴菲特更愿意使用股东权益资本收益率，即企业经营利润对股东权益的比率来评价一家公司的经营业绩。但要想使用股东权益报酬率这个指标，必须对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调整。
首先，所有可出售的有价证券应该以成本计价，而不是以市价来计算。因为股票价格的变动会对特定企业的股东权益报酬率产生很大影响。例如，如果一年中股价戏剧性地上升，那么公司净资产价值就会增加，即使公司经营利润增加许多，但与增加更多的股东权益相比，股东权益资本收益率也会不增反降。相反，股价下跌会减少股东权益，从而会使平庸的盈利状况看起来比实际好得多。
其次，投资人必须控制那些非经常项目对公司利润的影响。巴菲特在评价企业经营绩效时，将所有的资本利润和损失，以及其他任何可能增加或减少企业利润的非经常性项目排除在外，并设法独立划分出企业各种特定的年度经营绩效。他希望了解在拥有特定的资金可供运用的情况下，企业经营者为公司创造了多少利润，他说，这是评判管理者盈利能力的最好指标。
最后，巴菲特始终认为，一家企业应能在没有或极少负债的情况下，用股权资本来获得收益。我们知道，提高财务杠杆比率，即增加债务资本，可以增加权益资本收益率，巴菲特非常清楚这一点。但是，他同时认为：“优秀企业的投资决策，会产生令人满意的业绩，即使没有贷款的帮助也一样。”而且，负债率高的公司，其共同的本质往往比较脆弱，在经济增长缓慢或衰退时，非常容易受到伤害。巴菲特宁可在财务质量方面发生错误，也不愿意冒着增加债务而使公司股东权益受到威胁的风险。
巴菲特在债务方面的考虑显然是相当保守的。不过，一旦确实需要举债时，巴菲特并不畏缩。他在举债方面往往表现出很强的预见性，即在预见到未来需要资金时，他会提前采取行动，而不是临时抱佛脚，在资金需要已经紧迫的时候再去借债。巴菲特说，如果企业每次进行有利可图的投资时都能与借债的时机配合得恰到好处，那是很理想的。但实际情形却往往相反。货币供给宽松、借款成本低往往会使资产的价格上升，而银根紧缩，高利率的资金又往往会增加负债成本，同时会降低资产价值。当被购买公司的股票价格达到最理想价格时，资金高成本（较高的利率）很可能抵消这一机会的吸引力。针对这种状况，巴菲特认为，公司的资产与负债管理应该相互独立。
这种为以后的好机会而先行借款的经营思想，虽然与增加近期的盈利要求有矛盾。但是，巴菲特只要确信未来的经营会带来比目前债务成本更高的利润，就会提前采取借款行动。
巴菲特并不针对某一企业负债水平是否合适提出建议。很明显，不同的企业现金流量不同，可以应付的债务水平也不同，巴菲特想说的是，一家优秀的企业应该可以不借助债务资本，而仅用股权资本来获得不错的盈利水平。如果某公司是通过大量的借款来获得利润的，那么该公司的获利能力就值得怀疑。
值得注意的是，巴菲特习惯通过计算“股东盈余”，衡量公司的内在价值。与每股收益和现金流量指标相比，巴菲特发现股东盈余是衡量公司利润水平真实性和投资价值大小的最为理想的指标。
一般来说，投资者在分析企业的经营成果时，首先注意的往往是公司的每股收益，但是如果不联系股东权益的增减变化，单方面观察每股收益的绝对值，就很难对公司经营成果向好还是向坏的动态变化作出符合实际的判断。出于会计在账务处理上采用的是权责发生制，那些在信用销售方面过于宽松的企业，每股收益往往只表现为“账面”利润，这种“纸上富贵”在公司债务到期时很可能会使公司陷入无力偿付的危险境地。
按照习惯定义，企业的现金流量是企业的税后利润与折旧费用、耗损费用、分期摊销费用和其他非现金支出项目的总和。现金流量能比较真实地反映公司利润的“兑现”程度和每股收益的“含金量”，借助于现金流量，投资者可以很好地“透视”企业利润的真实程度。但现金流量也不是完美无缺的，现金流量比较适用于评估初始投资很大而后续投资小的企业（如房地产、油田、电报电话公司等），而对于需要持续不断的资本性支出的生产制造型企业则不大适用。这是因为，现金流量概念忽视了资本性支出这样一个重要的经济事实。根据巴菲特的估计，大约95%的美国企业需要与折旧大约相等的资本性支出，如果企业不进行必要的资本性支出，其目前的现金流量可能较充裕，但长此下去，企业必然会失去发展的后劲。
巴菲特常使用他称之为“股东收益”的指标来替代现金流量指标。该指标等于现金流量减去资本性支出费用以及可能需要增加的运营资金量。由于巴菲特主张用企业利润来进行资本性支出，所以一个企业在进行必要的资本性支出后还存在可观的股东收益，这样的企业可能是一个不错的投资对象。巴菲特承认，股东收益并不能为价值分析提供所要求的精确值，因为未来资本性支出需要经常评估，但巴菲特总是引用凯恩斯的话来解释自己的观点：“宁可接受模糊的真理，也不要精确的错误。”
同时，巴菲特比较重视能有效控制成本支出，并能获取较高的毛利润率的企业。企业的销售能否转化为利润，关键在于企业经营者能否有效控制成本支出。根据巴菲特的经验，成本管理存在马太效应，即高成本运营的管理者趋向于寻找途径增加成本，而低成本的经营管理者却总在寻求减少成本的途径。巴菲特非常厌恶那些不断增加开销的经营管理者。
巴菲特特别欣赏威尔斯银行总裁卡尔·理查德、保罗·哈恩，以及美国广播公司总裁汤姆·穆菲、唐·伯克，因为他们毫不留情地删减不必要的成本支出。即使在利润创纪录的情况下，他们也会和承受压力的时候一样，对成本控制毫不松懈。巴菲特在处理成本费用与不必要支出的时候，态度也极其强硬。柏克夏公司是个在成本管理方面非常出色的公司，公司的职员甚至不够组建一支垒球队。该公司没有法律事务部或是公共关系部，没有设置专门策划公司并购的公司策略部，也不雇用安全保卫人员、汽车司机和送信人。公司的费用开支还不到经营利润的1%。相比之下，其他盈利水平相似的公司这一比率高达10%。也就是说，那些公司仅仅因为日常开支过大，就使股东拥有的财产价值减少了9%。
巴菲特相当认同对每l美元的留存收益，确认公司已经产生出至少l美元的市场价值的道理。一个企业除了要在经济价值上有吸引力外，还要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并且由一群以股东利益为导向、精明能干的管理者来经营。对于这一问题，巴菲特通常是通过比较公司市场价值增量与留存收益增量来加以验证。
众所周知，尽管个别时候股价会因各种原因偏离其内在价值，但就长期而言，股票价格会合理地反映公司的内在价值。对于留存收益也是一样，如果公司运用保留的利润，在较长时间内都没有获得较好的收益，公司股票价格迟早会下跌。相反，如果公司利用追加资本获得的收益达到或超过平均水平，这一成功最终也会推动公司股价的上升。
在巴菲特的快速测试中，公司股票市值增量应至少不低于留存收益的数额。如果公司的市场价值增量超过留存收益增量，当然更好。巴菲特对此的解释是：“在这个巨大的交易舞台中，我们的任务就是寻找这类企业，它的盈利状况足以使每1美元的留存收益至少能转化为1美元的市场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