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钱来自社会，也应该用于社会，我已不再需要更多的钱。我赚钱不是只为了自己。为了公司，为了股东，也为了替社会多做些公益事业，把我希望多余的钱分给那些残疾及贫困的人。
——李嘉诚
如果有人要问，李嘉诚事业的最大成功是什么？相信大多数人都会说，是1972年7月31日艰辛缔造的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再有人要问，李嘉诚一生事业中最精彩最得意的“杰作”是什么？应该说是从1979年9月25日起到1981年入主香港英资老牌财团“和黄”公司，从而形成了国际化多元化的庞大“经济王国”。
然而，令人绝对想不到的是，真正令李嘉诚高兴和钟情的却并非此两件事。熟悉李先生的人都知道，他最为高兴最为满意的是独立捐资创建汕头大学，他常常耿耿于怀、念念不忘和钟情的则是汕头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以及附属二院，还有汕大精神卫生中心的肿瘤医院。
李嘉诚曾神色肃穆地说：本人旅居香港数十年，无日不怀念家国，思念故里……“作为炎黄子孙，必须奋斗自强。发达不忘家国，来日必以报效桑梓……”我的人生观就是，我所做的都是我认为对国家和民族有利的。
他还深有感触地说：“成功之后，利用多余资金做我内心想做的善事，心安理得，方寸间自有天地。我希望上天或者有高人可以给我指引，告诉我怎样做有助民族和人类兴旺的事，让我能够做得比过去更有意义。不论花多少钱，多少精力，我都在所不惜。当我年纪渐长时，我希望在以后的岁月中减轻业务上的工作量，但是不会不工作，尤其是对于做善事。我希望多些时间放在医疗及教育上，对自己国家对民族也有好处。我在过去二十多年没有停过，在未来亦会做，甚至比过去做得更多。”
“悬壶济世，治病医人”历来是道德至上者追求的目标之一。因此，从治病救人入手做善事，也是一件最容易打动世人的事情。李嘉诚真诚地说：“我对教育和医疗的支持，将超越生命的极限。”“做此利国利民的事，乃人生第一大乐事。”
因此，继1980年在潮州捐巨资兴建潮州医院、潮安医院后，李嘉诚又投资1.4亿港元集中力量兴办一所汕大的医学院及附属医院。在教师座谈会上，他又一次反复地强调了这样的思想观点：“希望汕头市全力支援汕大和医院、新建附属院的工作！我们一定要齐心协力，把汕大，把医学院、把附属院办好！”然后李嘉诚又着重强调说：“所有建筑物和赠品，都不要写我的名字！我个人是不求名的。”
李嘉诚发展祖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另一项贡献，便是创建汕头大学精神卫生中心。建立这么一座精神卫生中心的主要目的，在于改革国内对精神病的治疗、预防及管理原则，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精神卫生道路来。
在李嘉诚决定捐建汕大医学院之初，曾有朋友劝告他说，办医学院很贵，好像一个大海洋一样，比一般的大学可能贵10倍。尤其在买仪器等各方面的投入都要比一般大学多得多，而且医学院一定要有附属医院才有用。他劝李嘉诚捐建大学不一定要建医学院，可以建一些费用相对较低的大学，可是李嘉诚仍然坚持一定要搞一个医学院。李嘉诚之所以如此钟情汕大医学院，那是因为深藏在他内心的对往昔艰辛岁月中人和事的一片深情。
李嘉诚热心捐赠医疗事业，一是基于他对“体之健康，益于社会”的深刻认识，二是他痛感昔年父亲因失之贫穷和医治不及而过早辞世，早已在青年时期就立志当发达之日，一定要发展医疗事业造福社会。
数十年的人生征途，使李嘉诚对发展文教医疗卫生事业终有所悟。他意识到，“中华民族要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国民体魄之健康至为重要”，“一个旅居海外的中国人，如果无国无家，再有钱也不顶用”，“中国要强盛起来，在国际上才会受到尊重，这是很重要的事情”。他看到，“人生的病痛对一个人来说，是很痛苦的事。如果科学昌明，又有了钱，患了病，就有办法治疗，健康可以恢复，生命可以挽回。”“一个人如果得了病，得不到好的治疗，有时甚至会丧失劳动力，会增加家庭的负担，增加社会的负担，自己痛苦社会也艰苦。”因此，李嘉诚在内心之深处牢固地树立了“竭诚为祖国的文教卫生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的坚定信念。
《南方日报》、《光明日报》最早于1981年1月14日、1月16日发布了关于“李嘉诚先生捐赠港币500万元，帮助汕头医专附属医院引进医疗设备”的新闻。一时轰动全国，引来称誉无数。
李嘉诚对首富这个桂冠并不在乎，他更看重的是自己能做一个高尚人，看重用钱来干什么？是为善，还是为恶？是为大家，还是为自己？他一再强调说：“月是故乡明。我爱祖国，思念故乡。能为国家为乡里尽点心力，我是引为荣幸的。”
李嘉诚先生对国家做了大量好事，但却一贯秉承“低格调”的做人准则，“只期默默耕耘，不拟作任何宣传”，也不愿出席剪彩仪式。在香港是这样，在汕头在广州是这样，在家乡也是这样。
李嘉诚先生充满深情地说：“我目睹祖国之高速进步，在四个现代化政策之推动下，一切欣欣向荣，深感雀跃。支援国家建设，报效桑梓，此乃本人毕生奋斗之宗旨也。”李嘉诚又说：“若有一天，我独自一个人到医院去，喜见病人接受良好的治疗，康复出院，我心已足矣！”
李嘉诚拥有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美德和价值观。他认为“人生的最大价值在于无私的奉献”，“人的一生应该为国家，民族和人类做一些高尚有益的事情”，“为年轻一代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明天”，“一个人当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分钟，想到曾为国家、民族、社会做过一些好事时也就心满意足了。”李嘉诚正是从这个基本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出发，去实践自己人生信条的。李嘉诚对香港社会福利事业的种种贡献，显示了他具有高尚的人格力量和博大的爱心。
李嘉诚秉承着“达则兼济天下”的古训和家训，关怀香港社会的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社会慈善福利事业。
至于李嘉诚在香港不时扶危济困、抚恤孤寡的事例更是不计其数，但他从来都是默默做好事，从不张扬。
李嘉诚说过：“我的钱来自社会，也应该用于社会。”“我已不再需要更多的钱，我赚钱不只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公司，为了股东，也为了替社会多做些公益事业。把多余的钱分给那些残疾及贫困的人。”
据知情人透露，李嘉诚还有一本“私账”，那是“扶危济困、抚恤孤寡、帮助亲朋”的“账本”。逢年过节或者一月一季，他的手下就会按名字、地址、数目寄去款项。李嘉诚对寄发对象、寄发时间、寄发数目都有一个清晰记忆。对这件事，他就像在履行“义务”那样认真地去做着。
从1977年以来，李嘉诚每年都以“匿名”方式，用一亿元港币，帮助香港和大陆发展医疗教育事业。
当然，李嘉诚也并非是“挥金如土”。他是精明细致的，很讲“钱”如何用得有意义，有社会效益，他是绝不允许“奢侈”和“浪费”的。因此，众多的香港市民也夸奖李嘉诚“会用钱，会使钱”。
李嘉诚深知，在金钱至上、竞争激烈的现代社会里，“没钱是办不成事的”，但“金钱却也不是万能的”、“对有些地方、有些事，就是有了钱也并不能解决问题。”因此，他多次说过：“我生平最高兴的，就是我答应帮助人家去做的事，自己不仅是完成了，而且比他们要求的做得更好，当完成这些许诺时，那种兴奋的感觉，是难以形容的……”
会赚钱的人不少，但会用钱，会使钱的人并不多。社会上某些人一有钱便虚荣心膨胀，挥霍浪费，穷奢极欲，实在令人鄙视。李嘉诚先生一生赚取钱财无数，但他并没因此养成挥霍浪费的习惯，也没有因自身是华人首富而宠坏自己的子女。他身上，凝聚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按他的说法，如果此生能多做点对人类、民族、国家长治久安有益的事情，他自己是乐此不疲的。为人就当如此，人生才更有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