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提出的改革新政，多数被宋仁宗采纳，从庆历三年（1043）十月到庆历四年五月，先后以诏书形式颁布全国。新政的某些条款直接触犯了保守派官僚们的政治特权，他们对新政及推行新政的人恨之入骨，不择手段地进行反扑。如因革新派反对而被免去枢密使的夏竦，就让他的女奴模仿石介的笔记，伪造了关于废立皇帝的草诏，诬陷石介是代富弼起草的，并到处宣扬此事，必欲置革新派于死地。六月，范仲淹出任陕西、河东宣抚使，抵御西夏；八月，富弼出任河北宣抚使。此时，保守派的反扑更加猖狂。正在此时，一个偶然事件给革新派带来了无可挽回的灾难。
苏舜钦（1008—1048）字子美，是欧阳修志同道合的朋友，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重要作家，也是庆历新政的支持者。他当时的官职是监进奏院，进奏院是唐宋时期的官署，为各州镇官员入京时之寓所，并掌章奏、诏令及各种文书的投递、承转等事。这个地方的一大特点就是废纸多，所以历来这里的官员都曾用卖废纸的钱请哥儿们吃一顿。苏舜钦也按旧例用进奏院卖废纸的钱召乐伎与宾朋宴饮。此虽小事一桩，但被保守派抓住大做文章。据《宋史·苏舜钦传》载：“舜钦娶宰相杜衍女。衍时与仲淹、富弼在政府，多引用一时闻人（有名人物），欲更张庶事，御史中丞王拱辰等不便其所为。会进奏院祀神，舜钦与右班殿值刘巽（xùn）辄用鬻（yù，卖）故纸钱，召乐伎，间多会宾客。拱辰廉得之，讽其属鱼周询等劾奏（上奏章弹劾），因欲摇动衍。事下开封府劾治。于是苏舜钦与巽俱坐自盗除名。同时会者，皆知名士，因缘得罪逐出四方者十余人。世以为过薄（太过分），而拱辰等方自喜曰：吾一举网尽矣！”此事经王拱辰等阴谋炒作，不但苏舜钦以“自盗”罪被削职为民，而且刘巽及同饮者尹洙、刁约、王益柔、宋敏求等均受到惩罚。更为严重的是，王拱辰等人“其意不在子美”（欧阳修《苏氏文集序》），而在于动摇杜衍、范仲淹等。我们知道，苏舜钦是宰相杜衍的姑爷，而苏舜钦入京任职又是范仲淹举荐的。现在苏舜钦出了这等事情，杜衍和范仲淹都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庆历五年二月，杜衍罢去宰相，范仲淹被罢免，富弼、韩琦等也都受牵连而被贬黜。有声有色的庆历新政前后仅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因保守派的反扑而告失败。
当时欧阳修在河北转运使任上，知杜衍罢相，已感失助，曾上书《自劾乞罢转运使》。接着是范仲淹、韩琦、富弼等新政的核心人物相继被贬，欧阳修怀着难以抑制的愤慨，写下了《论杜衍范仲淹等罢政事状》（一作《上皇帝辨杜韩范富书》），替他们大鸣不平。奏章开头即云：“臣闻士不忘身不为忠，言不逆耳不为谏。故臣不避群邪切齿之祸，敢干一人难犯之颜，惟赖圣明幸加省察。臣伏见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等，皆是陛下素所委任之臣，一旦相继罢黜，天下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贤，而不闻其可罪之罪。臣虽供职在外，事不尽知，然臣窃见自古小人谗害忠臣，其说不远；欲广陷良善，则不过指为朋党；欲动摇大臣，则必须诬以专权。”表明自己之所以犯颜直谏，是因为此四人是仁宗“素所委任之臣”，无罪而被小人诬以“朋党”和“专权”。接着写道：“自近日陛下擢此数人，并在两府，察其临事，可以辨也。盖衍为人清慎而谨守规矩，仲淹则恢廓自信而不疑。琦则纯正而质直，弼则明敏而果锐”。陛下“于千官百辟之中，特选得此数人，骤加擢用。夫正士在朝，群邪所忌；谋臣不用，敌国之福也。今此数人一旦罢去，而使群邪相贺于内，四夷相贺于外，此臣为陛下惜之也。”“愿陛下拒绝群谤，委任不疑，使尽其所为，犹有裨补。”最后又写道：“今群邪进谗巧，正士继去朝廷，乃臣忘身报国之秋，岂可缄（jiān，不说话）言而避罪！”此文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放肆直言，为忠臣辩诬，斥小人进谗，劝仁宗皇帝弃奸用忠。在庆历新政失败已成定局之时，欧阳修仍竭尽全力，以期挽狂澜于既倒。这样，欧阳修很快就成了保守派的众矢之的，成为他们攻击的主要目标。不久，他被贬官滁州，其根本原因恐怕就在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