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有雄才大略的明君，有“千古一帝”之誉。贞观六年（632），唐太宗“录大辟（死罪）囚三百余人，纵使还家，约其自归以就死。”“其囚及期而卒自归，无后者”。即将三百多名死囚犯放回家，约定日期让他们自己回来就刑。三百多死囚犯皆如期归来，唐太宗全部赦免了他们。此事一直被传为唐太宗的一段佳话。而欧阳修对此却持不同看法，遂写《纵囚论》一文，对唐太宗此举严加批评。
《纵囚论》从三个方面来予以批评。首先，从理论上讲，此事是不近人情的。欧阳修认为：“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恶极，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就是说，死囚犯都是小人中的最恶劣者。而要做到视死如归，那是“君子之尤难者”。死囚们都如期自归以就死，“是君子之所难，而小人之所易也，此岂近于人情？”其次，文章批驳了所谓“感化论”，文章假托有人说，死囚犯们是受到了皇帝恩德的感化而变成了君子，故能如约自归。对此，欧阳修尖锐地指出：“太宗之为此，所以求此名也。”“夫意其必来而纵之，是上贼（诈伪）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复来，是下贼上之心也。吾见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也，乌有所谓施恩德与夫知信义者哉！”就是说，如果太宗已料到这些人必定都会回来而放他们，那是太宗以诈伪之情对囚徒；如果死囚们知道太宗必然会赦免他们而按期归来，那是死囚们以诈伪之心对皇上。这实际上只不过是皇帝和死囚犯合演的一出戏，是“上下交相贼而成此名”，并非什么为恩德所感化。欧阳修还进一步诘问：如果不是上下诈伪作秀闹名声的话，那么，“太宗施德于天下，于兹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为极恶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视死如归而存信义？”施德六年都未能使小人们不犯死罪，而一日之恩就可做到吗？所以此说也是不通情理之论。最后，文章又从法律的角度加以批评：“若夫纵而来归而赦之，可偶一为尔；若屡为之则杀人者皆不死，是可为天下之常法乎？”就是说，如果出于统治者的某种需求，这种做法也只可偶尔为之，万不可做“天下之常法”加以提倡。文章最后得出结论：“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言下之意十分明白：唐太宗做此事并未学尧舜三王“本于人情”，而是标新立异以为高明，违背人情而获取声誉。
《纵囚论》可以说是一篇推翻历史成案的文字，把历来关于唐太宗的一段佳话彻底推翻，还其违背人情、违背事理、违背法律、有意作秀而取誉的真实面貌，其立意是新颖的，批驳是透彻的，而其将批判的矛头指向历来公认的明君，也是非常大胆的，其见识和勇气更是值得称许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