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贬永州，是柳宗元在政治上遭受到的最沉重的打击，是其人生道路的一大转折，也是其创作道路上的一个根本变化。由于远离了政治斗争，“司马”又是一个无公可办的“闲员”，这在客观上为他致力于文学创作提供了可能。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一文中说：“居闲，益自刻苦，务记览，为词章，泛滥停蓄，为深博无涯涘，而自肆于山水间。”《新唐书·柳宗元传》也说：“既窜斥，地又荒疠，故自放山泽间，其堙厄感遇，一寓诸文。”柳宗元自己在讲到其创作经历时也说：“宗元自小学为文章，中间幸联得甲乙科第，至尚书郎，专百官章奏，然未能究知为文之道。自贬官来无事，读百家书，上下驰骋，乃少得知文章利病。”（《与杨京兆凭书》）
永州十年，是柳宗元政治上的低谷，但同时，也是其文学创作成就最为辉煌的时期。这一时期，他的政论、寓言、骚体文赋等都成就卓著，而最为人们乐道的，当属他的山水游记。
自然界是人类生活的环境，人与自然山水的关系从来就密不可分。我国的山水散文，可以上溯到《尚书·禹贡》、《史记·河渠书》和《汉书·沟洫志》等，但其多记兴修水利之事，且质木无文，算不得真正的山水散文。东汉马第伯的《封禅仪记》、晋宋贵族文人的放情山水文字，如庐山诸道人的《游石门诗序》、陶渊明的《游斜川诗序》、谢灵运的《游名山志》、鲍照的《登大雷岸与妹书》等，都不乏精彩的景物描写，是精美的山水散文，但多不是专记自己的游历，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游记。北朝郦道元不愧为描绘自然山水的高手，但其《水经注》一书，主要还是一部地理志，文中对山水的描写仍处于附庸地位，其用意仍在图写山川，并不在于记个人之游，亦只可看作是山水游记一体之滥觞。至唐代元结，其被贬道州之后所写《右溪记》，可视为专事记游之作。但元结此类作品数量极少，成就有限，影响不大，可视为柳宗元山水游记之先声。真正继承和发展山水散文的优良传统，真正把自然山水作为文学作品描绘和欣赏的主要对象，把山水之美和个人的主观之情融为一体，记个人之游乐，表达个人对自然美的切身感受，开创出具有独立意义的山水游记一体的，是始于柳宗元。
柳宗元的山水游记约有20篇左右，大部分写于永州。其中最为人们称道的是其“永州八记”（《始得西山宴游记》《钴鉧潭记》《钴鉧潭西小丘记》《至小丘西小石潭记》《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小石城山记》）和《游黄溪记》。
永州虽极为荒僻，但佳山丽水，触处皆是；柳宗元虽是官吏，但有的是闲暇时间。柳宗元在其《始得西山宴游记》中，曾对其寻幽探胜的生活有过具体描述：“自余为僇人（罪人），居是州，恒惴栗（忧惧不安）。其隙也，则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日与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穷回溪，幽泉怪石，无远不到。到则披草而坐，倾壶而醉。醉则更相枕以卧，卧而梦。意有所极，梦亦同趋。觉而起，起而归。以为凡是州之山水有异态者，皆我有也。”这种自然山水和生活条件，对柳宗元写山水游记真可谓得天独厚。无怪乎明人茅坤说，柳宗元“与山水两相遭，非子厚之困日久，不能以搜岩穴之奇；非岩穴之怪且幽，亦无以发子厚之文”（《唐宋八大家文钞·柳柳州文钞》卷七）。永州之绝妙山水和柳宗元之“堙厄感郁”是成就柳宗元山水游记不可或缺的条件。
柳宗元在其《愚溪诗序》中说：“余虽不合于俗，亦颇以文墨自慰。”可见，他“自肆于山水间”，写游记，主要目的是“自慰”。一方面他希望在美好的大自然中解脱自己的孤寂、抑郁和苦闷，以求“暂得一笑”之乐；另一方面，也用诱人的自然山水之美反衬现实社会之污浊黑暗，曲折表达对美好人生理想的追求和对丑恶现实的否定，于貌似旷达之中，抒发愤世嫉俗之情，所以金圣叹赞其文“笔笔眼前小景，笔笔天外奇情”（《古文评注补正》卷三）。
当然，柳宗元的游记被世人赞誉、传诵的主要原因，还在于他卓越的艺术独创性。他能用自己“漱涤万物，牢笼百态”的神来之笔，精确地描绘出各处山水景物中最为奇妙动人之处，远近结合，动静结合，虚实结合，加之比喻、拟人等手法，不但艺术地再现了山水的自然美，展现其活跃的生命力，而且使山水景物性格化。他笔下的山水已不是纯客观的自然存在。他处处以山水自喻，山水的情态，山水的遭遇，都隐然可以看到作者自己的影子。愚溪的清莹秀沏而无利于世，西山之高大特出，“不与培（pǒu）（lǒu）为类”，小丘之景色独绝而被弃，小石城山之“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技”，都处处透露出柳宗元个人的思想、性格、人品及遭际。
柳宗元以其缜密的构思和优美而不华靡的语言，为人们留下了不可多得的游记精品。这些佳作，像一幅幅色彩绚丽的风景画，像一首首深情动人的抒情诗，极富诗情画意，为后世游记文学的发展树立了典范，后人称其为“游记之祖”，不为虚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