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在唐宪宗元和初年，由于长期遭受贬斥，心情压抑不快，于是写下了《毛颖传》一文。毛，即兔毛；颖，即草木、鸟兽毛之尖。古时毛笔多用兔毛制作，故毛颖实指毛笔。韩愈借给毛笔立传，抒写自己久存胸中的积郁，并借以怒斥统治者“寡恩”，表现了他一贯重视人才的思想，也深寓自己宦海浮沉的感慨与不平。这篇“兔传”，用郑重的史笔写给毛笔立传的游戏文字，是一篇合格的传记文；文章全用拟人手法，处处双关，通过讲一个故事，说明一种道理和看法，又是一篇以寓意为主的寓言故事；全篇设幻为文，有完整的情节和生动的人物，显然又具传奇小说之特点；而它是针对当时的社会问题，有为而发，故又可看做是一篇杂文。对于这篇妙趣横生的“四不像”之文，社会上的人多不理解，一时被传为笑谈，引为怪事，甚至提出严厉的批评：如韩愈的上司裴度就批评他“恃其捷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为戏”（《寄李翱书》）；韩愈的诤友张籍也批评此文为“驳杂无实之说，使人陈之于前以为欢，此有以累于令德”（《上韩昌黎书》）。
当时柳宗元被贬在永州，未能及时读到韩愈此文，只知道“有南来者，时言韩愈为《毛颖传》，不能举其辞，而独大笑以为怪”。元和四年（809），柳宗元的朋友杨诲之给他带来了韩愈的《毛颖传》，柳宗元读后，很有感慨，大加赞赏，于是写下了《读韩愈所撰〈毛颖传〉后题》一文。他首先赞扬了韩愈《毛颖传》一文雄肆奔放的文风，称其“若捕龙蛇，搏虎豹，急与之角而力不敢暇，信韩子之怪于文也”。并指出，当世那些赏识“模拟窜窃、取青媲白，肥皮厚肉，柔筋脆骨”骈体文的人笑话韩愈此文是不足为奇的。
接着柳宗元引经据典，论述韩愈这篇诙谐滑稽之文的作用。柳宗元认为，自古以来圣贤之人都不排斥这类文字：《诗经》的“善兮谑兮，不为虐兮”（《淇奥》），《礼记》“息焉游焉”之说（《学记》），司马迁的《滑稽列传》均如此。人有不同口味，文有不同风格，《毛颖传》这样的作品，正可以使人们在精神上得到休息、放松与娱乐。文章又进一步指出：“凡古今是非，六艺百家，大细穿穴用而不遗者，毛颖之功也。韩子穷古书，好斯文，嘉颖之能尽其意，故奋而为之传，以发其积郁，而学者得以励，其有益于世欤！”历来的文字，均离不开毛笔，其功劳之大，不言而喻。韩愈赞赏毛笔之能“尽其意”，所以奋笔为毛笔立传，而韩愈写《毛颖传》的主要用意在于“发其积郁”，柳宗元此言可谓搔到了此文的“痒处”。韩愈之所以写这篇“兔传”，实际上是写一个多才多能而最终被废弃之人，对毛颖“以老见疏”表现了无限同情，其中自不乏韩愈本人自况之意，而文章批评统治者之“寡恩”，正是其“积郁”之所在。柳宗元抓住了文章的精髓，可谓韩愈的知音；而柳宗元特别强调韩愈此文能使“学者得以励”，正说明他自己从《毛颖传》一文中获得了激励，产生了感情共鸣，可谓肺腑之言。基于上述认识和感受，他认定韩愈此文是大“有益于世”之作，给予此文高度的评价。
柳宗元这篇“后题”虽不足五百字，但表达了自己对文学作品的内容、风格、功能、作用的卓越见解，表达了对韩文的高度赞赏和对世俗文体、世俗之徒鄙陋见识的讽刺和批判。而柳宗元以其切身的遭遇和感受与《毛颖传》产生共鸣，受到激励，更说明了韩、柳虽一南一北，相隔千山万水，但他们在精神上、思想上是息息相通的。
韩愈的《毛颖传》是一篇旷世奇文，而第一个著文给予高度评价的是柳宗元，可谓慧眼识珠。后世虽不乏贬斥《毛颖传》之辞，如《旧唐书·韩愈传》即批评此文“讥戏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纰谬者”。但历来高度赞扬者尤多，如李肇《国史补》称“其文尤高，不下史迁（司马迁）”，“真良史才也”；茅坤称其“工极古今”；林云铭称其“叙事处皆得史迁精髓”。张裕钊称“后人无从追步”。同时，后人也充分肯定柳宗元对韩愈此文的喜爱与折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