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欧阳修读到苏轼最早给他的书信时，就曾说：“轼所言乐，乃某所深得者尔，不意后生达斯理也。”（《与梅圣俞》）欧阳修对苏轼极高的“达理”悟性，不禁发出后生可畏的感慨。
北宋时期士人尚理已成一种风气，亦即人们常说的宋人好议论。这种风气反映到诗文创作中，便是宋代诗文议论化的倾向。苏轼不但受这种风气濡染，而且把“达理”作为自己文学创作的一种自觉追求，即在诗文中加入自己对艺术、对人生独特的理性思考。
苏轼兄弟第一次赴京应试时，曾路过渑池（今河南省渑池县西），寄宿于寺舍，并在主持奉闲和尚的居室墙上题诗。嘉祐六年（1061），苏轼出任凤翔（今陕西省凤翔县）签判，苏辙知其兄要路经此地，于是便写了《怀渑池寄子瞻兄》一诗给苏轼。苏轼又经此地，重游寺舍，昔时之景已不复存在：墙倒屋破，飞雪枯树，一片荒寂。寺庙长老已经故去，墙上题诗也无迹可寻，唯有新建的白塔（长老之坟）似乎在向人们暗示着什么。读着苏辙的诗篇，他内心颇有触动，于是就写下了《和子由渑池怀旧》一诗：“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jiǎn）驴嘶。”这首诗最值得称道的是其生动精妙的比喻：飞鸿过后，它偶然在雪泥上留下的爪印依稀可睹。这一蕴含哲理的比喻，表达了诗人对人世变迁的惆怅之情。诗人仅以一个生活中常见的景象作比，就生动地揭示了他对人生漂泊，旧游似梦的虚无感的深切领悟，道出了许多人想说而不曾说出的共同感受。人们不能不惊讶于这位二十六岁的年轻人竟会对人生哲理有如此透辟的理解。所以雪泥鸿爪、飞鸿印雪、飞鸿踏雪等也就成为著名的典故流传至今。
苏轼有许多以理趣见长之诗作，他在写景、咏物、记事之中，往往有意识地阐发某种生活哲理，表达对于人生的思索。如其《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此诗为元丰七年（1084）苏轼改为汝州团练副使途中游庐山时所写。庐山的全貌，只有远眺或鸟瞰时才可看到，而置身于山的某一局部时，虽在山中，反而不能识其全貌。此诗道出了一个平凡的真理，包括了整体与部分，全局与局部，宏观与微观，综合与分析等耐人寻味的概念。我们今天所说的“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也与此息息相通。这首极富哲理性的山水诗不仅赢得了读者广泛传诵和吟味，而且也成为人们讽喻某种社会现象的熟语，使这首小诗具有了强大的艺术生命力。
再如其咏物诗《琴诗》：“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佛教《楞严经》中有“虽有妙音，若无妙指，终不能发”的话，苏轼汲取了此话的意旨，写成这首咏物绝句，巧妙地说明了世间各种事物之间相互配合、互相作用的关系，生动、精妙，在习以为常中给人以新的启迪。
诗歌以形象思维见长，如在诗中干巴巴发议论，会让人觉得面目可憎。苏轼诗中的“理”，不是玄思，也不是逻辑推理，而是生活中随触而发的感悟。他把普通的自然现象和生活现象上升为哲理，通过具体的、生动的、习以为常的事物，把人生的感受转化为理性的反思，一点即明，耐人寻味，发人深省。这样的诗，把精深的哲理和生活的意向有机结合，既优美动人，又趣味无穷，是名副其实的“理趣诗”。苏轼以其灵心慧眼，多能发现妙理新意，这也是其诗受到读者普遍欢迎的重要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