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文章才算是好文章？苏轼的回答很简单：“能道意所欲言。”（《答王庠书》）他认为，要求物之妙，达物之理，就不但要了然于心，而且要了然于口与手。就是说，心里想到的，就能用口说得出，用手写得出。能把自己想说的话完美地表达出来，即是最好的文章，而不需要挖空心思地去“作”文章。这里苏轼不是反对文学技巧，恰恰相反，这正说明了他对文学技巧的高度重视，同时也强调了文章要出于自然。
苏轼为文是特别重视“自然”的。他自觉追求文章的无拘无束，挥洒自如。他曾自评其文曰：“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文说》）在《答谢民师书》中，他称谢民师之文是“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谢文未必如此，把这几句话看做是此老自道，可能更为合适。所谓“初无定质”，就是不要事先划定框框，要顺其自然，该行则行，该止则止，既要“文理自然”，又是“姿态横生”。这个要求是很高的，但苏轼自己完全做到了这一点。“清风徐来，水波不兴……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赤壁赋》）“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记承天寺夜游》）寥寥数笔，情景如绘。读着这样的文章，我们才真正体味到何谓“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何谓“行云流水”，行止自如。苏轼曾对刘景文说：“某平生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者。”（见何薳（wěi）《春渚纪闻》）说明他真正做到了“意到笔随”“言能称意”，所以他把写文章看做人生最大的乐事也就不足为奇了。
既然苏轼为文追求自然，反对事先设定框框，所以他对当时“千人一律”的程式文章深恶痛绝。王安石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文章写得很好，但他有个毛病，就是过于自信，并喜欢别人“同己”，就是说，他长什么样，别人最好也长那样；他的文章什么样，别人最好也那样。他当时是宰相，位高权重，一帮世俗文人，附之唯恐不及，所以都以王安石的文章为楷模，纷纷效尤，致使文坛程式化倾向日益严重。苏轼对此极为不满，于是在《答张文潜书》一文中，对王安石企图以自己的文章来划一文坛所产生的不良影响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其源实出于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颜渊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学同天下。地之美者，同于生物，而不同于所生。惟荒瘠斥卤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此则王氏之同也。”黄茅白苇，偶然一见，确为不错的自然景物，但如到了盐碱地，放眼望去，无边无际，尽是黄茅白苇，那一定会使人感到索然寡味；文亦如此，王文不错，作为一花，光艳夺目，但如果天下之文皆如王文，即使再好，也难免单调。苏轼批评王安石要人“同己”，反对文章风格的雷同，提倡艺术独创性，风格多样性，这是他对古文理论的一大发展，为古文创作的繁荣和风格多样化、个性化开拓了新的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