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之于苏轼，确如伯乐之与千里马。而苏轼亦以同样的胸怀对待后进之士。
随着苏轼文学创作的声誉越来越高，“粉丝”也愈来愈多，慕名而来的士子络绎不绝。黄庭坚给他寄来书信和《古风》二首，并称“晚学之士，不愿亲炙火烈，以增益其所不能，则非人之情也”（《上苏子瞻二首》），表示愿列于苏轼门下。苏轼见其诗文，“以为超轶绝尘，独立万物之表，世久无此作”，称其《古风》二首“托物引类，真得古诗人之风”，认为此人“将逃名而不可得”，黄由是而声名始振；秦观举进士不中，到徐州谒见苏轼，并撰写《黄楼赋》，苏轼“以为有屈宋才”，“忽然一鸣惊倒人”，并说“少游文章美如玉，又琢磨之功，殆未有出其右者。”把他介绍给王安石，勉励他应举。秦观遂中进士。元祐初年，苏轼又以贤良方正荐之于朝，除太常博士。及秦观死，苏轼闻之，叹曰：“少游不幸死道路，哀哉！世岂复有斯人乎？”（《宋史·秦观传》）晁补之十七岁时随父至杭州，观钱塘山川风物之美，著《七述》以谒见杭州通判苏轼。苏轼也曾打算著文描绘杭州的山川景物，读晁补之《七述》后，自叹“吾可以搁笔矣”，并称其父“博辩隽伟，绝人甚远，必显于世”，晁补之由是知名。苏轼知扬州时，晁补之为其幕僚，尝以其从弟晁咏之之诗文献给苏轼。苏轼读后说：“有才如此，独不令我一识面耶？”“乃具参军礼入谒，轼下堂挽而上，顾坐客曰：奇才也！”（《宋史·晁咏之》）晁咏之遂举进士，举博学鸿词，一时传诵其文。张耒“游学于陈，学官苏轼爱之，因得从轼游，轼亦深知之，称其文汪洋冲淡，有一唱三叹之声。”苏轼就是这样十分热情地接待、培养和奖掖这些年轻士子，一时间，形成了以苏轼为盟主的文学圈子，在文学创作上呈现出十分活跃的气氛。哲宗元祐年间，苏轼在京四年，主持过学士院考试和进士贡举，拔擢毕仲游、黄庭坚、张耒、晁补之出任馆职，又举秦观、陈师道任京官。他们互相酬唱，蜚声文坛，后人所谓“元祐诗人”，即指苏轼提携的这些后进之士，而其中的黄庭坚、张耒、秦观、晁补之，被称为“苏门四学士”。陈师道早年曾见知于曾巩。苏轼等荐其为徐州教授，后谒见苏轼，改颍州教授。苏轼知颍州，待之如弟子。李廌（zhì），曾谒见苏轼于黄州，持文求教，“轼谓其笔墨澜翻，有飞沙走石之势，拊其背曰：‘子之才，万人敌也，抗之以高节，莫之能御也。’廌再拜受教……旦而别轼，将客游四方，以葳（wēi，繁盛）其事。轼解衣为助，又作诗以劝风义者……又数年，再见轼，轼阅其所著，叹曰：‘张耒、秦观之流也。’”（《宋史·李廌传》）“苏门四学士”加上陈师道和李廌，世称“苏门六君子”。
苏轼爱才若渴，门生对他景仰备至。他被贬海南，友人参寥要与颖沙弥渡海相从，经苦劝乃止；巢谷自眉州来访，渡海后死于新洲；葛延之从江阴跋涉万里，登门求教。苏轼在海南，仍重视培养黎族知识分子，竟有一人金榜题名，成为海南历史上第一名进士。
苏轼一生坎坷，多处困境，但每当想起他所提携的后学之士，总能感到快慰。他在《答李昭玘（qǐ）书》中说：“轼蒙庇粗遣，每念处世穷困，所向辄值墙谷，无一遂者。独于文人胜士，多获所欲。如黄庭坚鲁直、晁补之无咎、秦观太虚、张耒文潜之流，世皆未知之，而轼独先知之。”政治上未遂其志，慧眼识才，则多遂所愿。欧阳修当年把主盟文坛的责任托付给苏轼，苏轼当仁不让；同样，苏轼也多次对其子弟讲：“异时文章盟主，责在诸君，亦如文忠（欧阳修）之付授也。”（李廌《师友谈纪》）
苏轼在培养后进之士的过程中，也不断总结自己的创作经验，常常利用和弟子们的书信和各种序、跋来阐明自己的文学思想。但苏轼完全没有王安石要人“同己”的毛病，他并不把自己的东西强加给学生，不要求弟子们对自己亦步亦趋。他的学生可以自由评价他，如黄庭坚，一方面称赞苏轼文章“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一方面又说“东坡文章妙天下，其短处在好骂。”秦观写词，并未沿苏轼的路子，苏轼并无不悦，相反，对其词评价很高，因赞赏秦观《满庭芳》词首句“山抹微云”而戏称秦观为“山抹微云君”；又绝爱秦观《踏莎行》词末二句“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而将其书写在自己的扇子上。正因如此，所以苏轼弟子虽多，但在诗、词、文的创作方面无一人完全沿着苏轼的路子走，他们都能够沿着自己的道路发展，形成自己鲜明的艺术个性和创作风格，促进了文学艺术多样化的发展。
葛立方说：“东坡喜奖后进，有一言之善，则极口褒赏，使其有闻于世而后已。故受其奖拂者，亦踊跃自勉，乐于修进，而终为令器。若东坡者，其有功于斯文哉，其有功于斯人哉！”（《韵语阳秋》卷一）
苏轼一生热心奖掖后进，其但开风气不为师的风度，使其弟子既在道德、文章方面受到影响，又不使其囿于自己的框框，影响他们的自由发展。所幸者是弟子们的诗文各具其貌；所不幸者是他们中无一人能如苏轼所望成为一代文坛的领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