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564年，嘉靖四十三年，发生了一件震撼朝野的大事。
昔日权倾朝野的首辅大臣严嵩被削职为民，其独生子严世蕃被斩首，家产被抄，查抄黄金高达三万二千九百余两，白银二百二万余两，田地二万七千余亩，至于其他玉带、玉盘、金壶、珍珠冠等物件高达上千件，一时间，嘉靖皇帝震怒，朝廷上下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讨严”政治运动。
这位被世人指作明朝第一大奸臣的严嵩，风光不再，倒台之后，身败名裂，沦为庶民，在他生命的最后时间里，只得在自己祖坟旁搭一茅屋，寄居而食，两年后，八十七岁的严嵩在贫病交加中死去。
嘉靖一朝，几乎长达半个世纪里，明王朝日渐衰靡，皇帝本人长年深居后宫，修道炼丹，不理朝政，官场日趋腐败，贪污成风，道德沦丧，如同毒瘤般疯狂增长，吞噬着这个貌视强大的帝国。
朝廷上下一片污浊，官员们相互倾轧，一个首辅大臣倒台，另一个首辅取而代之，他们都是踩着前任的尸骨登上历史舞台。
大贪官严嵩倒台了，新的首辅大臣徐阶上来。之前徐阶一直对严嵩唯唯诺诺，扳倒严嵩后，为彰显严嵩专权之过恶，表明自己执政的方针，在世宗所赐直房的壁上，书写了三句话：“以威福还主上，以政务还诸司，以用舍刑赏还公论”大义凛然，似有忠肝义胆。徐阶担任首辅期间，力主平叛倭寇，重用贤才，朝廷上下为之一振，尤其在嘉靖要杀海瑞时，徐阶力谏不可，挽救了这位清官的性命。徐阶任首辅多年，两朝元老，人称“徐阁老”。
然而，这位以“廉政”著称的老臣也步严嵩后尘，贪赃枉法，侵占田产，纵容子女亲戚胡作非为，“大治产业，黩货无厌，财货将等于内帑，势焰熏灼于天下”。隆庆年间，在徐阶家乡松江，徐家巨额田地，数量多达四十余万亩，资产究竟有多少无法统计，这些田产多数以“投献”为借口，强占周围农民的。徐阶家乡的人民愤恨不已，纷纷状告这位昔日首辅，乃至几年后任该地巡抚的海瑞惊呼：“产业之多，令人骇异！”相比较下，以严嵩之贪名，只不过有二万余亩田地，而颇有廉名的徐阶拥有的却是四十余万亩，相差二十倍！真可谓是长江后浪推前浪。
徐阶下台后，高拱继任首辅。上台之后，高拱励精图治，不几年内，政绩卓然，办事有胆有识。然而很快，高拱也变得专横跋扈，目空一切，“每张目怒视，恶声继之，即左右皆为之辟易”，与朝臣关系越发恶劣。高拱初年尚持廉操，几年后就迅速腐化，常常对手下人说：“日用不够，该怎么办？”手下大臣、门生纷纷贿赂、进献，谄媚回答：“这些钱财物品请您笑纳。”（“其门生、亲串颇以贿闻”）
隆庆帝驾崩，万历帝即位，高拱又被整下台。继任的首辅是张居正，这位大臣是中国著名的改革家，也是深谙权谋的政治家，和前几位首辅大臣一样，他也是通过把自己的前任高拱整倒，从而获得独揽大权的地位。
在张居正的锐意改革下，大明似有蒸蒸日上景象。他深谋远虑，重用贤能，治理黄淮，清查地主隐瞒的田地，推行一条鞭法，改变赋税制度，使明朝政府的财政状况有所改善，又用名将戚继光、李成梁等练兵，在国防上颇有建树。明朝中叶的衰竭颓势，经过张居正的变法改革，又重新出现振兴的曙光，乃至后世有人称他为“宰相之杰”，实不为过。
当然，历史再一次重演。作为文官群体中的一员，张居正同样大权独揽，打击异己，甚至连皇帝都不放在眼里。虽然这位首辅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严厉打击腐败，但自己贪污起来从不在话下，在辽王被废之后，张居正将其府宅据为己有，又有湖广巡抚汪道昆、赵贤等为讨好张居正，用公款为之营建私宅，张居正也欣然接受。越到后来，越凭自己的关系提拔人，自己也得了不少好处，《明史》载张居正“自夺情后益偏恣，其所黜陟，多由爱憎，左右用事之人，多通贿赂。”
当然，比起前任几位首辅，张居正无疑使国家得到了巨大发展，因此威望颇高，手下依附的群臣也多如牛毛。
公元1581年，万历十年的春天，张居正患重病，急坏了朝中大臣，上自六部尚书，下至门吏，纷纷设道场为首辅“祈福”，上百位官员置本职工作于不顾，日夜奔走，在政府机关的门前广场，烧香磕头，京官们夸张媚上的举动在全国引起反响，紧接着，各地的封疆大吏也都纷纷效仿，“百官并斋醮为祈祷”。
然而文官群体的“祈祷”并未能给张居正带来福音，几个月后，这位权倾朝野的首辅病逝，朝廷的态度迅速转变。很快，言官们口诛笔伐，纷纷弹劾张居正贪污受贿，明神宗万历皇帝下令抄家，并剥夺了张居正身前的荣耀，以其大罪诏告天下。张居正家抄出“黄金万两，白金十余万两”。那些原来巴结的官员立马一变，争先恐后把张家门封了，以此邀功，乃至于张家老小困在府内，十多天之后，打开门才发现饿死了十几口人，“子女多遁避空室中，饿死者十余辈”。
张居正的几个儿子被严刑拷打，大儿子不堪受辱，上吊自杀，二儿子投井绝食，自此这位政治改革家身前荣耀一扫而光，成为天下人唾骂的对象。万历皇帝“诏尽削居正官秩，夺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还声称本要把张居正剖棺戮尸，念及他对国家有功就姑且免了，他的弟弟等亲人全被发配流放。
严嵩、徐阶、高拱、张居正……帝国的中枢首脑一个个倒台，背后是上千万两的黄金白银、田产家财，让天下人瞠目结舌，蓦然间发现，这个世界，其实什么都不值得相信。
上梁不正，下梁自然就歪，在学习首辅们“厚黑学”方面，官员们是非常积极的，他们一面高唱儒家仁义的大道理，一面马不停蹄地捞取钱财。此后的内阁大学士在贪贿方面更是有恃无恐，如大学士张位初入翰林时颇有名望，但很快他就“黩货如蝇，每次讨缺不下数十，多者千金，少者数百金”，沈一贯辅政万历朝有十三年，家中“货财如山，金玉堆积”，沈一贯下台后，继任的朱赓更是贪婪，贪污受贿使其暴富，以至于“富至八百万”。
中央朝廷里的官员们，一个比一个贪，上行下效，全国各省地方官也搜刮民财。所谓敛财，颇有门道，每年各省地方官都要进京，总要到各个熟悉的京官府邸去拜见，少不了要孝敬，巴结一下上司。这种孝敬称为“冰炭敬”，夏天天热要送冰给中央高官消暑，冬天天寒要送木炭供给取暖，但没有谁会真的拉上几车冰和炭，都会换算成银两，数目多少凭自己的“孝心”来定，于是京官受贿、地方官行贿就进入了这种明目张胆的系统里。除此之外，还有各种就职礼、年礼、节礼、寿礼等定规定制，少则千两白银，多则上万两银子，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央高官的口袋里。地方官们大肆行贿，自然得到了上司的青睐，反过来他们在当地就更拼命搜刮民财，捞取油水，最终受苦的是百姓。
所谓“以远臣为近臣府库，又合远近臣为内阁府库，开门受贿自执政始。”京城官员、地方各级官员组成了一个庞大的贪污受贿网络，层层递进，直到朝廷的政治中心——内阁，像严嵩、徐阶、高拱、张居正这些内阁首辅，一旦查出巨额贪污，牵连的就是上百上千个下面的官员，整个官场都引起剧烈振荡。
儒家学说到明朝后期已经彻底沦为“假道学”，被当做官员们沽名钓誉的政治资本。那些在朝廷上自我标榜的道德君子们，其实不知背地里捞了多少好处，即使是有“君子”美称的东林党人，也不纯净。
前面已提到过，东林党人活跃于万历、天启年间。他们在攻讦异己、口诛笔伐之余，对国家社稷最大的“贡献”是反对矿税。何为矿税？——明朝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兴起，许多中小地主改行开矿挖煤，私设矿场，赚得大笔金钱利润，神宗万历皇帝发现这些新兴产业都未纳入国家纳税范围，于是开始对矿场收税。但在操作过程中，由于万历帝任用太监做特使，导致横征暴敛，大肆勒索，许多刚刚起家的小农资本家被逼破产，全国工商业经济下滑。
以李三才为代表的东林党抗议皇帝的政策，上书请求免去矿税，他们的理由是要保护百姓、保护新兴产业。人们因此认为东林党人忧国忧民，是国之栋梁。其实，作为以江苏无锡为主体的东林党，许多成员都出生在这片经济发达的富裕之家，他们在当官之外，本身就是中小地主兼营工商，有的家庭是盐商出身，有的是官僚地主兼营工商业，有的虽非工商业者出身，其社会关系却与商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一直以来，开矿、经商在明朝都不收税，官僚商人们得到的利润常常高得惊人，当万历帝要征税时，无疑触动了东林党人的利益网，所以他们打着“为民请愿”的幌子最为积极。
这其中，反对矿税最激烈的东林党人李三才就是典型，他不仅是朝廷要员，更是大运河漕运枢纽“北京—通州”这一带商人的总头目。他生活奢侈、大肆挥霍在朝廷中已不是什么秘密，据说他的家产多达四百七十万两白银，相当于天启年间朝廷一年的财政收入。
这些自诩“清流”的东林党自身其实是商业集体的代言人，他们靠开矿、漕运、工商经营取得极大利润，而明神宗下令要从中收税，无疑激起了这些人的强烈反对。从万历二十五年开始的矿税，一直到万历后期，要求取消工商税的大臣中，东林党人是叫得最响亮的。
如果要以此称赞东林党人“为国为民”，那实在是太高看这群人了，他们当中，更多是站在自己群体的利益做事。至于除此之外的政策，从万历到崇祯，数十年间未见东林党人有过什么利国利民的贡献，只是年复一年地与其他政治派别吵闹不堪、相互倾轧。
整个明朝的官场都陷入“钱”的旋涡中，有的人私下暗地里大肆捞取，有的人明目张胆要求暴利合法化，一幕幕你攻我讦、口诛笔伐乃至慷慨大义、正气凛然的闹剧上演。
明王朝最高层的政治核心都已经贪污腐化成这个样子，至于地方上千千万万的大小官吏，更是“天下乌鸦一般黑”。从正德以后，到嘉靖、万历年间，贪污已经被全社会“合理化”，几乎到了无官不贪的地步。
纵观中国历史，西汉时期民风淳朴，机构精简，从东汉到隋唐时期是“贵族政治”，精英执政，两宋的官员待遇优厚，政治宽松，只是到了明朝，随着帝国人口增加、机构臃肿，市场经济萌芽催生，这时人心浮躁，官场“潜规则”真正开始普及蔓延，乃至成为“常态”。各种常例、摊派、乱收费、土政策层出不穷，官员们想方设法地敲诈下层，最终倒霉的是平头百姓。腐败侵蚀了整个社会机体，像癌细胞一样扩散，从最高层的皇帝开始，就设自己的内库，靠增加矿税、工商税等手段大肆敛财，挥霍享乐，下面的官员们纷纷效仿，层层剥削，买官卖官，如同市场交易，办一件事需要多少贿赂，有公开的明码标价。
明朝中叶后，文人士大夫的精神已经彻底堕落。有一部分人，如前章所说，沽名钓誉，通过“逐名”的手段来达到自己升官的目的，更多的人，则是滥用职权，以权谋私，大肆贪污，暗地里暴发起来。
明朝初期，朱元璋就一再强力打击贪污腐败。为了肃清吏治，朱元璋不惜采用耸人听闻的血腥手段：凡贪污六十两以上者，均斩首示众，而且还要把人皮剥下来，里面填上干草，摆到官府公堂对面，用来警告继任者。
后来，见此举仍不能制止贪污，又规定，“今后犯赃者，不分轻重皆诛之！”只要是贪污，即使只有一两银子，照杀不误！
在著名作家张宏杰的《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一书中，对朱元璋执政时期有详细的描述：
在朱元璋看来，别的罪过都可恕，只有贪污，一个也不能饶过。他制定了残酷的惩贪法律，规定凡贪污六十两以上者，均枭首示众，而且还要把人皮剥下来，里面填上干草，摆到官府公堂对面，用来警告继任者。后来，见此举仍不能制止贪污，又规定，“今后犯赃者，不分轻重皆诛之！”只要是贪污，即使只有一两银子，照杀不误！除了杀头之外，朱元璋还制造出抽肠、刷洗、锡蛇游等骇人听闻的酷刑来惩罚贪污犯，一时之间，洪武皇帝的治下如同地狱再现，几乎全国每个县的县衙里都摆着一个皮人，全国杀掉的官员十数百万。上自自己的义子干儿，皇亲国戚，下至无品级的胥吏，只要稍涉贪污，一个也不放过。
在这样的严刑峻法下，明帝国两浙、江西、两广和福建的地方官员，从洪武元年到洪武十九年，十九年间，或者任中被杀，或者任中被罚，竟然没有一个做到任满的！有些衙门，因为官吏被杀太多，居然没有一个人办公。为了政府运转，朱元璋只好开恩，叫那些官员“戴死罪、徒流办事”、“戴斩、绞、徒、流刑在职”，叫他们死刑缓期执行，带着镣铐在公堂办公。
纵观千年历史，朱元璋是惩治腐败最严厉的帝王，然而他的朱明王朝却也是中国历史上腐败最严重的时代。老年的朱元璋曾经感叹，为何天下贪官杀不尽，他不知道，正是他一手缔造的明王朝低薪政策，造成了中国社会贪污严重的现象。
此后的清朝，也效仿明制，官员俸禄颇低。乃至于中国明、清两代社会是腐化最严重的时代，最终成为葬送封建王朝的一个不可遏制的毒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