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王朝终于在频繁的党争和极端的腐败中走向坍塌，东北的一个少数民族——满洲，开始崛起，继努尔哈赤、皇太极两代人的开拓之后，改国号为清，势力范围已经侵入中原，给明王朝沉重的打击。
公元1645年，南明朝的弘光元年，也是清朝的顺治二年。此时的清军已经从山海关外攻入中原，占领中国北方大半江山，明朝北京政府在一片坍塌声中宣告灭亡，狼烟滚滚，哀鸿遍野，剩余的官员拥着弘光皇帝仓皇南逃，组建南明小朝廷，试图以长江为天堑做最后的抵抗。
扬州。南明的抗清大臣史可法，在率领军民奋战七天七夜后，终究未能抵挡住清军的进攻，扬州城破，扎着辫子的清兵蜂拥而入，嘶喊吼叫着，挥舞着战刀，整个扬州城陷入极度恐慌，一场疯狂屠戮开始。
夜幕下，城内到处是火光烈焰，焚烧的烟味冲鼻。人们听见此起彼伏的砸门声、鞭子抽打声、清军狂奋的叫喊声和受害者的哀号声，空气中弥漫着血的味道，阴冷的风扑面而过，这春夏之际，异常凄惨。
明末人士王秀楚是这场屠戮的幸存者，他写的《扬州十日记》详细描绘了当时的惨景：“诸妇女长索系颈，累累如贯珠，一步一跌，遍身泥土；满地皆婴儿，或衬马蹄，或藉人足，肝脑涂地，泣声盈野。”妇女们被清军成群抓捕，用绳索捆住，踉跄而行，地上丢弃了许多婴儿，有的被马蹄踩烂，有的被人脚踩死，脑浆内脏流得满地，隐约还有半死的婴孩在啼哭。
这是一幅什么样的景象？清军将领多铎宣布在城内进行屠杀，“十日不封刀”，史称“扬州十日”。
昔日繁华的扬州城，变成了屠宰场，到处是尸体堆积，触目惊心，“堆尸贮积，手足相枕，血入水，碧赭化为五色，塘为之平”。剩下的人惊魂未定，许多有姿色的女人被清兵轮奸，更多的人四处躲避，从城楼上跳下去摔断大腿，或是被汉奸流氓抓住拿去邀功，四处都是号哭声，“哭音成籁，或父呼子，或夫觅妻，呱呱之声，草畔溪间，比比皆是，惨不忍闻”。人的恐惧本能在这时发展到极致，那些昔日里温文尔雅的文人墨客、士绅财主，都把自己身上涂抹泥巴和血迹，躺到死人堆或垃圾堆装死。有钱的人家被洗劫一空，然后屋子被一把火烧掉，有的妇女孩子被活活烧死；人群只要见到扎辫子的清兵，就吓得浑身颤抖，哪怕是只遇见一个清兵，众人也跪地求饶，不敢逃脱，乃至都被活活砍杀（“遇一卒至，南人不论多寡，皆垂首匍伏，引颈受刃，无一敢逃者”）。
幸存者王秀楚是靠在死人堆里装死、四处躲藏活下来的。在逃亡过程中，他与兄弟、妻子失散，战战兢兢，在黑夜里独自摸索，看到大街上是“每数骑过，必有数十男妇哀号随其后”，在堆积如麻的尸体中轻声呼喊亲人的名字，没有任何回答。突然对面火炬蜂拥而来，清军马蹄渐进，他仓皇逃命，被路上尸体绊倒，惊吓过度，只得匍匐在地上像僵尸一样，躲过一劫。（“积尸碍步，数跌复起，每有所惊，即仆地如僵尸。”）
王秀楚侥幸逃进一个府院，发现这里厨房有四个平民在为清兵做饭，求他们收留，自己可以烧火做饭。但四个人严词拒绝：“多了你一个，清兵要怀疑，我们会被处死的！”王秀楚再三哀求，四人恼怒起来，把他赶了出去。无奈王秀楚从后门逃走，发现弄堂阴暗角落里都藏了人，他也想躲进去，但这些人坚决不让他进来，怕他招惹来清兵。王秀楚只好又跑进另一间民宅，爬上房梁躲起来，喘息还未定，竟然听见隔壁屋子是自己弟弟的哀号声，紧接着三下举刀砍击声，就没有了声音；过了一会，又听见二哥的求饶：“我有银子，全给你们，请饶我一条命吧。”然后又听见一刀砍下，二哥再也没有声音。王秀楚躲在房梁上，不敢出声，却已是心若焚膏，眼枯无泪，肠结欲断，不复自主。
在十天的屠戮中，许多人逃散，整个大街上萧条肃杀。后来，清兵们采取诱骗的方法，贴出告示：“只要你们出来自首，就赦免无罪，如果仍然躲避不出，抓到的话就杀死你们。”有的人思虑再三，忐忑不安地走出来，希望能活命。然而清兵们狞笑着，把他们按五十或六十人分为一组，捆绑起来，用长矛刺刀猛刺，顿时间，撕心裂肺的惨叫声不绝于耳，上百人被活活杀死，血流满地。
扬州城经过十天屠戮，尸横遍地，房屋焚毁，成了人间地狱。少数的幸存者和寺庙僧侣被命令处理收集这些尸体，全部焚烧，据当时人估计，扬州有八十万人死亡，几乎成为一座空城。
扬州是当时江南的经济重镇，资本主义萌芽于长三角一带，经济极为繁荣。然而在战争的破坏下，萌芽经济被打断，民生凋敝，倒退几十年，明末吴嘉纪有一首诗《过兵行》，描写了浩劫以后的惨状：
扬州城外遗民哭，遗民一半无手足，贪延残息过十年，蔽寒始有数掾屋。入即沸腾曾几时，十家已烧九家室。一时草死木皆枯，骨肉与家今又无。
除此之外，北方经济也遭受重创，直隶“百姓流亡十之六七”，河南“满目榛荒，人丁稀少”，山东“一户之中止存一二人，十亩之田止种一二亩”，在以纺织闻名的山西潞州，原有丝纺机一万三千张，经战乱洗劫后，城市化为废墟，仅剩三百张丝纺机。
清朝大军席卷整个中原，明王朝催古拉朽，节节败退。十七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在战乱中备受摧残，处处是哀鸿遍野，惨绝人寰。继“扬州十日”后，又有“嘉定三屠”、血洗江南、岭南，屠江阴，屠昆山，屠常熟，屠海宁，屠广州，屠赣州……清王朝方才初步平定中国。明亡清兴的四十年里，使中国人口从明天启朝的五千一百六十五万锐减至清顺治朝的一千九百零八万，减少了三分之二。
野蛮的暴力常常打断文明的进程。看看清军重点屠杀的地域：扬州、嘉定、江阴、昆山、常熟、海宁。这些地方当时正是江南经济中心，繁荣的工商业经济在战乱中被灭绝，大量的财富被洗劫一空，人口锐减，作坊、工厂、矿厂皆被焚毁。
在长江以南地区，湖广也是“城无完堞，市遍蓬蒿”，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万历时有耕地十三万余顷，到顺治时只剩一万多顷了，尤其在战乱中，四川人口锐减，接连屠戮下，“弥望千里，绝无人烟”，不得不迁移湖广人口以填充四川。
肉体的消亡是惨烈的，精神的摧残更加深远。
在残酷的打击下，导致的往往是精神沦丧。南明政府极端腐败，即位的弘光帝骄奢淫逸，不理朝政，在危机重重下还追求享乐，大臣们则党争不断，相互内斗，即使是东林党这样的“君子党”也置国家大局不顾，公然卷入朋党攻讦。
明清之交，明王朝有上百万常规军，清朝只有十数万军队。在交战中明军却常常是弃城而逃，或是全体投降，清军占领整个北方几乎没有花费太多力气，而后仅以十数万满洲兵，大破百万明军，竟可以席卷长江以南，乃至于攻下整个中国，对颇有优越感的汉族人实在是莫大的讽刺。
国民精神在十七世纪沦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站在当时的历史环境来看，清军入主中原，属于异族侵略。明王朝的腐败溃烂，让国民彻底丧失了信心，在这种情况下，汉人纷纷转变为汉奸。当这些扎着辫子的异族野蛮兵士冲进城时，那些穿着孔儒衣衫的汉人们纷纷臣服拜倒，“结彩于路，出城迎之”，口口声声称自己为“大清顺民”，不仅没有反抗，反而巴结还忙不过来。尤其有更多的汉人摇身一变，成为入侵者的走狗，卖死效力，屠杀自己的同胞，在《扬州十日记》中，就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流氓”、“伪军”、“汉军”，他们趁火打劫，和清兵一道，抢掠财物、打死平民、奸淫妇女，乃至于许多人直到死都不知对方究竟是何身份，“不知为清兵、为镇兵、为乱民”。
在后来的“嘉定三屠”中，真正的刽子手成了名副其实的汉人。明朝将领徐州总兵李成栋，率部投降清军，为了表示自己的“忠心”，李成栋率领的明军作为开路先锋，对江南各地进行镇压。由于“剃发令”导致民众不满，嘉定的平民发生骚乱，李成栋这个叛徒遂对汉人同胞展开大屠杀，先是以大炮轰城，“终夜震撼，地裂天崩，炮硝铅屑，落城中屋上，簌簌如雨”，嘉定城被攻破，李成栋大军冲入城中，任兵士肆意劫掠屠戮，遇见人就勒索财物，如果对方拿不出钱财，就当场砍死，如果给的少，也要砍三刀，有的人钱财拿光了，又被后来的士兵勒索，由于再没有钱财，就被杀掉（“所献不多，辄砍三刀，至物尽则杀，故僵尸满路”）。这场屠戮后，从西关到葛隆镇的河水中积满了浮尸，乃至撑船时连竹篙也无处可插，整个嘉定城里，悬梁者，投井者，投河者，血面者，断肢者，还有被砍之后未死手脚抽动者，到处都是。
李成栋的兵士施虐一番，满载而归地撤回，装载抢夺来的金帛、女人及牛马羊等各类物品竟有三百多船。这仅仅是第一次“屠嘉定”，这些昔日的明军，在投靠清军后，变得异常凶狠，像疯狗一样反过来咬自己的同胞，实在是良心丧尽。
几天后，李成栋再次屠戮嘉定，这次针对的是郊区，“数十里内，草木尽毁，积尸成丘，民间炊烟断绝”，各村庄几乎焚毁，乡民们几乎死绝。
一个月后，由于李成栋手下叛乱，李成栋非常恼怒，遂再次拿嘉定开刀，连带平乱加屠杀平民，又有两万人惨死。李成栋因为镇压江南有功，被任命江南巡抚，成为大清王朝的“能臣”。
自“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后，清军进入浙江，占领杭州、湖州等地，此后再无长江天堑阻挡。南方各省噤若寒蝉，在清军以及汉人“伪军”的残酷屠杀下，人们已经丧失了斗志，乞求苟安，从此“远近始剃发，称大清顺民云”。满清王朝通过“血洗”的手段，震慑了整个中华大地，也从此进一步摧毁了整体国民的精神。仁人志士倒下了，剩下的只有汉奸、国贼、苟安者，几百年后，一代人传一代人，已经忘记了当年的惨境。
清军残忍该受谴责，明廷无能更不可原谅。明王朝的懦弱鼠辈们，一路溃逃，丢失大片江山，置民众于水火不顾，有这样的“卖国”政府，自然就有大量的“汉奸”国民。反观整体历史，从中国十世纪的宋朝开始，政府的软弱就一代传一代：金兵入侵中原，北宋政府就大送金钱美女，最后溃烂南逃；蒙古人铁蹄南下，南宋政府依然纸醉金迷，无所作为；清军从东北打了过来，明朝政府又仓皇逃窜，直逃到缅甸原始森林；到了现代，日本侵略者占领东三省，不费一枪一兵，政府“不抵抗政策”把领土拱手相让，再到日军陈兵长江，国民党军队又放弃首都南京。
近代日本侵略军正是看透了中国自宋朝以后的劣根性，才沿着当初金人、蒙古人、满洲人的道路，吞并东北，蚕食中国。早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前，1905年，日本海军将领东乡平八郎攻占旅顺后，就立碑写下两句话：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这两句话正是七百年前，金主完颜亮领大军三十万进攻南宋时说的，可见日军野心昭然若揭。
近代的国民党政府与中国历史上的南宋、南明朝廷一样，执行妥协政策，妄求苟安，一味退让。1937年12月日军攻陷国民党首都南京，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惨案。在这之前，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放弃他“誓与南京共存亡”的诺言，扔下十几万军队和无数平民，自己乘汽艇逃跑，南京军队顿时乱作一团，人心涣散，如同七百年前的宋军、三百年前的明军一样，丢盔弃甲，作鸟兽散。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军效仿当年清军“扬州十日”，在南京城里施虐，以图像几百年前清军那样震慑整个中国，为顺利攻占南方做铺垫。
二十世纪的“南京大屠杀”与十七世纪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极为相似，或许这本身就是侵略者的本性。奸淫妇女、杀戳婴孩、杀人比赛、砍头剥皮、活埋焚烧……无所不用其极，三十万南京人在残酷极刑中死去。直至今日，依然是国民心中的痛！
人类文明的积累是需要漫长时间的，然而许多伟大的文明在遭受野蛮摧残后销声匿迹。古希腊、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玛雅文明，这些曾经灿烂辉煌过的文明，都在外力的打击下亡国灭种，烟消云散。
中国的发展进程在一次次外力打击下中断，导致不可挽回的损失，使中国在世界发展的浪潮中丧失机会。十七世纪后半叶，中国陷入水深火热的战乱之中，刚刚催生的资本主义萌芽被破坏殆尽，纺织业、矿业、工商业尽数摧毁，江南经济中心被烧抢一空，民不聊生，哀鸿遍野，人口锐减。而此时，荷兰崛起为欧洲经济第一大国，阿姆斯特丹银行已经运行了三十年，广泛吸收社会各界资金，英国、西班牙、瑞典等国民纷纷在荷兰的金融交易市场购买股票，人们讨论着债券的利息、股份制公司，上百万的投资延伸到东印度和南美殖民地的企业里。
同样如此，二十世纪初的民族工业兴起，中国本有一次振兴的机会，又遭受日本的侵略，陷入数十年的战乱中不能自拔，东北三省资源被日本开发，长江三角洲地区沦为日本屠戮之下，许多工业被迫转移至华中、华南。此时的日本，通过战争掠夺已成为亚洲的第一大经济国，欧洲和美国进行了凯恩斯主义革命，各种科技、发明争相创造，已经由帝国主义转型为自由经济社会。
中华文明绵延两千年，可谓是当今世界上仅存的没有被彻底毁灭的文明。可是，两千年时间，太漫长了，中华大地一次次遭受战火摧残、打压，即使是再刚韧的刀剑，也禁不住长期烘烤煅打。北方游牧民族一次次南下，践踏神州大地，元代宋，清代明，奴役程度也越发加深，中国越到后来，越变得扭曲、怪异，失去了它往日的光泽。
一个王朝取代另一个王朝，总是伴随着战争、屠杀。统治者们争夺江山，牺牲的是百万、千万的普通人性命，还有花费几代人时间积累起来的财富，历史的长河倏然而过，那些无辜的人们在血腥砍杀中倒下，或许还来不及看清屠杀者的面孔。
十三世纪，在辽阔的北方大草原上，蒙古首领铁木真曾说：“人生最大的快乐在于到处追杀敌人，侵略他们的土地，掠夺他们的财富，然后听他们妻子儿女的痛哭声！”
“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已如尘封往事，但是，历史是延续的，如果国人不以昔日为鉴，难免不会再有惨剧发生。古来万事东流水，正如所言：“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