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的北欧国家里，瑞典的汉学研究历史被公认最为悠久，出版的中国文学作品和学术研究成果也最多，并且在整个欧洲都具有很大的影响。瑞典汉学家马悦然曾两度出任欧洲汉学协会主席，这就足以说明瑞典汉学在欧洲的地位和影响。另一方面，这种影响大概与瑞典文学院担负着颁发诺贝尔文学奖也不无关系。当年身为皇家学院院士和文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委员的马悦然教授在一次国际会议上曾断言，中国作家之所以至今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的作品没有好的西文译本。他的这一断言曾激起不少中国作家的愤怒，甚至质问，诺贝尔文学奖究竟是在评价原作还是评价译作？但平心而论，翻译质量的高低确实对文学作品的流传和批评的标准有着重要的作用，好的译作甚至对文学经典的形成和重构也能起到重要的作用。因此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看到，马悦然在批评别人译作的同时，自己也花了毕生的精力孜孜不倦地翻译和研究中国文化和文学，为把中国古典文学介绍给瑞典人民，为使中国现当代文学为世人瞩目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可以说，当代瑞典汉学的新发展以及中国文学在瑞典的翻译介绍和传播，马悦然的功绩是最大的。①
如同在欧洲其他国家一样，瑞典与中国在历史上的偶然接触虽然可以追溯至15 世纪或者更早些，而且民间的交流和接触一直未中断过，但中国文化在瑞典的传播则是在瑞典的汉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以后才有着长足发展的。按照现有的研究成果所示，“瑞典的汉学研究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也可以说，从17 世纪中叶开始，这个传统就已经形成。虽然早期有关中国研究的资料并不十分丰富，但却可以在许多博物馆与图书馆的收藏中发现端倪。瑞典人对中国文化的严肃的兴趣，从现在可以找到的史料看，当发端于1655 年前后”。② 在此之后，不断有瑞典商人、船员、外交官员和传教士来中国旅行或工作，他们把自己在中国的所见所闻记载下来成书出版，从而为早期瑞典人了解中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早在汉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正式在乌普萨拉大学和斯德哥尔摩大学创立之前，一批对中国文化感兴趣并对之有所研究的汉学家就发表了著述，向瑞典乃至北欧诸国人民介绍中国的情况，因为在瑞典、挪威和丹麦三国，使用任何一种语言写作的书都能为另外两国的读者所读懂，而且这三国的人在一起交谈时甚至可以各说各的语言，而没有太大的困难。
瑞典汉学家对中国文化和历史的研究也早于其他北欧国家。这方面最早的专著于1694 年问世，出自一位名叫尤纳斯·洛克纳斯的乌普萨拉大学博士生之手，他以《中国的长城》为其博士论文的题目，顺利地通过了答辩；三年之后，艾略克·罗兰也在该校完成了题为《大中华帝国》的博士学位论文。在此之前或之后，实际上已经有翻译家从法文、英文或拉丁文转译出了中国的古典著述，并撰写了学术研究性的论著。这一切均为汉学在瑞典的正式成形奠定了基础。在这一时期，中国以及中国文化对瑞典的影响表现在多方面，“不仅表现在如何治理国家的政治理想上，更普遍地涉及到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这种文化上潜移默化的陶冶，使瑞典知识分子的视野更加开阔，对东方的研究兴趣越来越浓”。① 甚至连被称为“现代瑞典戏剧之父”的象征主义剧作家斯特林堡也曾对中国文学产生过强烈的兴趣，并将其创造性地运用于自己的戏剧创作中。无疑，瑞典知识分子和文人对中国文化的兴趣以及汉学家们对中国的介绍也影响到瑞典王公贵族们对中国文化和工艺美术的兴趣，这也许是为什么瑞典的汉学家同时也在中国工艺美术和美术等领域的研究中成绩斐然的原因之一。1926 年，当时的瑞典王子和公主双双来到中国旅行，从而实现了他们多年来希望访问东方诸国的理想。后来，这位古斯塔夫王子成为国王后，仍保持着对中国的兴趣，大力支持并促成中国文物和其他工艺品在瑞典的展出，从而由上而下地促进了瑞典与中国的交流和接触。随着民间交流的不断拓展和进一步深入，科学界人士也对中国的地理环境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从而导致了科学家斯文赫定来到中国新疆和西藏地区的考察研究。应该说，他的研究成果至今对欧洲人了解中国进而揭开中国边疆地区之谜仍有着一定的影响。考古学家安特生在中国华北地区的科学考察活动也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他1943 年出版了重要论著《中国史前文化研究》，奠定了他在考古学史上的地位。
这些民间的研究成果反过来也促进了高等学校的汉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瑞典汉学的最早基地无疑是乌普萨拉大学，这里不仅培养出了瑞典乃至欧洲最重要的汉学家高本汉，而且出自这里的汉学研究成果也最多。之后，1945 年，斯德哥尔摩大学也设立了汉学系，高本汉作为第一任系主任和教授一直工作到1965 年退休为止。高本汉基于自己的多种语言和多种学科的广博知识，对古代汉语尤其有着精深的造诣，他的专长主要体现在汉语语音学的研究，他通过以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诗经》等为个案分析，撰写出了《古汉语语法》一书，这部专著被认为是他对国际汉学界作出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他的贡献当然还体现在对中国青铜器的考察研究等诸多领域里。他在系主任和教授这一岗位上培养了许多卓有成就的新一代汉学家，当代瑞典乃至欧洲最有名的汉学家和翻译家马悦然就曾经是他的高足。他退休之后，这一职位便由当时正在澳大利亚堪培拉大学教书的马悦然教授接替。马悦然是中国读者比较熟悉的一位瑞典汉学家和文学翻译家，他学识渊博，对中国各个时代的语言文学均相当熟悉。此外，他还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把包括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和现当代文学作品在内的中国文学精华介绍给了北欧文学界和读书界。尤其值得提及的事，马悦然还和包括老舍在内的相当一批中国现当代作家、批评家和学者保持着密切的接触和联系，从而通过大量阅读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及时地向瑞典文学院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作出报告，为委员们的最后决定提供重要的参考意见。马悦然上任后，不满于当时的汉学界课程设置之老化和风气之沉闷，便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改革，并吸收了当代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的新理论和新成果，使得斯德哥尔摩大学的汉学系成为北欧的汉学中心，在整个欧洲的汉学界也独树一帜。可以说，高本汉和马悦然代表了现代瑞典汉学的两座丰碑或两个时代，若将高本汉和马悦然进行比较，我们大概可以从罗德弼的评价中见出这二者各自的特色：“如果我们将瑞典的中国研究领域内的两位巨人———高本汉和马悦然作一比较的话，我们便可见出从一门专注于解决知识之谜的汉学向一门致力于‘文化阐释’之中介的汉学的转型。事实上，我们也可在马悦然自己的学术生涯中见出这种转型之迹象：1970 年以前，马悦然主要坚持高本汉的古典汉学传统；而在1970 年之后，他便开始探索出一个新的汉学研究方向，我们可称之为具有文化阐释之特征的学问。”① 这无疑是符合当代学术发展大潮的。马悦然在这个岗位上工作至1990 年退休，但他目前仍担任文学院院士和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这一终身职务。他的系主任职位由现任系主任罗德弼教授接替。罗德弼早年思想左倾，关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一系列政治运动，他的研究除了文学外，似乎更注重现当代知识分子思想史和理论思潮的研究。他本人曾在瑞典使馆工作过，和不少中国作家和学者建立了个人联系和学术交流关系，对中国当代学术思潮的发展走向有着比较准确的把握，这也是使得瑞典的汉学居于欧洲前列的一个必要保证。可以说，经过高本汉和马悦然直到罗德弼三代人的努力，斯德哥尔摩大学终于成为瑞典当代汉学研究的中心，并且影响了其他学校的汉学研究。照罗德弼的描述，斯德哥尔摩大学的东方语言文化系的中国研究尤其关注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思想史、中国当代文学以及大众文化的研究，但研究生的博士论文题目仍从《诗经》以及先秦哲学、唐代诗歌、李清照的词、苗族语言、现代中国的广告传媒直到当代中国社会价值的转变等。②1989 年，伦德大学也设立了中国语言文化教授职位，拥有这一职位的是拉斯·拉格沃尔德，他的专长是能够流利地说一口普通话和广东话，并把中国文化和社会诸方面结合起来研究。
由于瑞典汉学的得天独厚的优势，中国各个时期的重要文学作品都有着完整的或部分的译介。尤其应该指出的是，由于瑞典文学院近二十多年来一直关注中国文学创作的新动向，并有意促使中国作家早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就为瑞典的中国当代文学翻译工作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甚至中国20 世纪80 年代、90 年代活跃的作家，如莫言、王安忆、王朔、苏童、余华、格非等先锋派作家的作品也或多或少地有了瑞典文或其他欧洲语言的译本，散居海外的女作家虹影等人的作品也受到瑞典汉学界的关注。他们中的一些人，连同批评家刘再复、赵毅衡、王宁、陈思和等受到马悦然教授的邀请赴瑞典访问或演讲，从而使得瑞典的中国文学读者能够直接与他们面对面的进行交流。可以说，日益繁荣的瑞典汉学不仅有利于中国文化在瑞典的传播，同时也对其在北欧诸国的传播起到了某种导向的作用。
2 Chinese Culture in the Other Nordic Countri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