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另外几个北欧国家中，首先值得提及的无疑是丹麦。这不仅是因为丹麦最接近西欧主要国家，同时哥本哈根本身也素有“北欧之都”之称，更因为在人口不多的丹麦王国，综合性大学虽然只有五所，但其中有两所（哥本哈根和奥尔胡斯）就有东亚研究系。中国文化在丹麦的传播主要得助于丹麦的汉学研究，而且这两所大学的汉学研究也各具特色：前者历史较长并更注重语言学和古典汉语文学的研究，后者则致力于现当代中国文学和历史的研究。这两校的东亚系在欧洲都有着一定的影响，两校的教师都积极参与北欧的中国研究学术活动，并程度不同地参与了欧洲汉学界的合作项目。
第一个在哥本哈根大学任汉语教师的是一位中国人，名叫夏雷，他曾是中国驻哥本哈根公使馆的官员，于1921 年开始教学工作。尽管他的教学并不算成功，但直接的成果却体现在为丹麦培养了第一位汉学家，即后来在哥本哈根大学执教的库尔特·伍尔夫（1881~1936）。
伍尔夫生于哥本哈根，早年曾就学于哥本哈根大学和德国莱比锡大学，专攻古典语言学和比较语言学，毫无疑问，这两门学科的广博知识为他后来的汉学研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他于1918年在哥本哈根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显示了他的博学和对一些稀有语言的娴熟掌握，之后他一度担任皇家图书馆管理员。1921 年，哥本哈根大学校方曾几次试图为伍尔夫设立一个讲师职位（丹麦的大学教师在职务聘任方面也实行英国制），但由于多方面原因而未能成功。但他本人却获得了国会和嘉士伯基金会的资助，前往亚洲游学。由于他本人在语言方面天资较高，他竟然在来中国的途中就学了一些广东话，但不知为什么，他却感到学北京话太难。他总共在北京住了一年半，最终学会了北京话。1926 年，伍尔夫出任哥本哈根大学东亚研究讲师，不久晋升为副教授。他主要的教学研究领域为亚洲语言，尤其是汉语和泰语，通过在教学中对这两种语言的比较研究，他于1934 年出版了专著《汉语与泰语》，他试图证明这两种语言的内在联系和在发音方面的对应关系。应该承认，他的这一研究成果对欧洲人用比较的方法来学习这两种语言无疑有着很大的帮助。伍尔夫不仅是一位优秀的语言学家，他在中国古典文学翻译和研究方面也有着较深的造诣，他的授课范围很广，从古代汉语到古典文学作品，从《左传》《史记》《孟子》等上古时期的作品直到清代作品《聊斋志异》等。在授课之余，他还翻译了老子《道德经》等作品，他的工作直到他去世后多年都难以有人能够取代。
另一位值得介绍的汉学家为萨索伦·伊格洛德，他于1923 年生于哥本哈根，早年曾攻读古典语言学和比较语言学，并广泛涉猎汉语、梵语和希腊语。1948 年至1950 年，伊格洛德获得洛克菲勒基金来中国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期间他专攻中国广东话等南方的方言，并能够用这些方言进行交流。此外，他还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了藏语和泰语，并且在汉语语言学方面颇有造诣。此时的哥本哈根大学东亚系由于伍尔夫的去世而一蹶不振，直到1957 年伊格洛德接替这一职位才填补了这个空白。伊格洛德一上任就是副教授，他开设了一系列与语言学有关的课程，其中包括古代汉语、现代汉语、汉语历史语言学、汉语方言学、汉语哲学和文学。1958 年他晋升为教授，直到1993 年退休为止。伊格洛德现在仍积极参加欧洲汉学组织的学术活动，并发挥一定的影响。
如前所述，丹麦的另一汉学重镇在位于日德兰半岛的奥尔胡斯，作为丹麦第二大城市，这里的奥尔胡斯大学的名气仅次于哥本哈根大学。1968 年，在这里也设立了汉语专业，开始时由艾尔斯·格兰担任讲师。格兰对中国诗歌和建筑颇有研究，她在奥尔胡斯一直工作到1986 年，后去英国剑桥的里德汉姆研究所工作。奥尔胡斯大学的东亚系从一开始就体现出了自己的教学研究特色，即致力于20 世纪中国文学和历史的研究，尤其关注中国当代的文化和文学状况。该系现任系主任魏安娜教授本人就是一位中国现当代文学专家，她近几年来尤其关注西方现当代文艺理论思潮，如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以及中国文学界对这些理论思潮的接受。她与一些中国作家和批评家保持着较密切的联系，不断从他们那里获取中国当代文坛的最新信息。此外，她与美国的汉学同行也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并不断用英文撰写论文在国外发表。① 由于她本人以及同事们的共同努力，丹麦的汉学在斯堪的纳维亚以外的地区也有着一定的影响。
也许丹麦人在语言方面有特殊造诣（20 世纪第一位英语语法学家耶斯柏森就是丹麦人，而非英国人），因而丹麦的汉学研究成绩主要体现在语言学的研究方面。
相比之下，汉学在挪威的发展远远不如在丹麦，但在本书中我们却要提到一位对中国的文化现代性和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大剧作家———亨利克·易卜生。虽然早在17世纪就有一批挪威探险家远涉重洋来到中国，从而开启了挪威与中国的接触和交流。但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挪威直到20 世纪初才彻底摆脱了瑞典的殖民统治。作为传播中国文化的主要动力的汉学在这里起步较晚，目前只有奥斯陆大学设有东亚系，而且该系教师所关注的主要是汉语语言学和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很少涉及现当代中国文学的研究。现在在奥斯陆大学图书馆工作的汉学家、著名的易卜生研究者伊莉沙白·艾达曾在伦敦攻读博士学位，论文写的是易卜生在中国文化土壤中的接受以及中国作家、艺术家建构出的易卜生和易卜生主义。该文从接受美学和跨文化研究的角度出发，对易卜生研究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此外，20 世纪80 年代后期，中央戏剧学院一位青年教师来这里专攻易卜生的戏剧，后因种种原因而转去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继续新的研究课题。曾经坐落在市中心奥斯陆大学图书馆的易卜生研究中心近十年来一直致力于在易卜生研究领域内发展同中国学术界的关系。除了1995 年成功地在北京和中国翻译协会合作举办了易卜生学术研讨会外，该中心还参与在奥斯陆举办了1996 年国际易卜生戏剧节，邀请了中国中央实验话剧院易卜生剧组赴挪威访问演出易卜生的《人民公敌》，在挪威观众中获得了巨大的反响。1997 年，该中心还和北京语言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合作招收了一名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由两个机构的教授联合指导，研究专题为易卜生的戏剧在中国20 世纪20 年代、30 年代的影响以及其在20 世纪80 年代以来中国文学中的接受。据说这位博士生同时也是奥斯陆大学文科的第一位中国研究生，他于2002 年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现任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文系副主任，并和国内研究界的同行们共同创办了中国易卜生研究会，总部设在南京，拥有自己的网站和常设机构。1999 年，奥斯陆大学还和北京语言大学合作在北京举行了“易卜生与现代性：易卜生在中国”国际研讨会，再度把中挪两国的文化学术交流推向一个新的高潮。进入21 世纪以来，奥斯陆大学以及其易卜生研究中心继续发展和中国高等院校及科研机构的学术交流关系。2002 年9 月，奥斯陆大学和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在上海举办了“易卜生与中国：走向一种美学建构”国际研讨会，来自北欧和中国的学者五十余人与会，会后出版了专题研究文集《易卜生与中国：走向一种美学的建构》，部分论文还发表于国际易卜生研究刊物《易卜生研究》（Ibsen Studies）上。2005 年5 月，由奥斯陆大学和华中师范大学共同发起主办的第三届易卜生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武汉举行。这次会议讨论的主题为“易卜生戏剧的自由观念”，其中包括七个子议题：（1）易卜生在中国———文学的沟通与超越；（2）易卜生戏剧在亚洲———跨文化视野中的易卜生戏剧；（3）女权主义与易卜生戏剧；（4）易卜生戏剧中的道德观；（5）易卜生戏剧与挪威在政治上的独立；（6）易卜生戏剧与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7）戏剧与自由的建构。来自世界各地的八十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了这次研讨会。可以说，易卜生研究实际上极大地推动了中挪两国的文化学术交流。
在芬兰这个北欧大国，汉学已经有了一段漫长的时间。按照芬兰汉学家的追溯，“芬兰中国研究的起源与任职于瑞典东印度公司的芬兰人有关，该公司于1732 年就开始了与中国的贸易。第一个就中国情况加以报道的芬兰人是伊斯雷尔·雷尼尔斯（1729~1797）。1746 年2 月13 日，他乘船离开瑞典港市哥德堡，屡经波折，终于在1747 年6 月13 日抵达广州”。① 可以说，中芬两国的偶然接触应当开始于那时，而两国的文化交流也在不久以后便开始了，但较之瑞典和丹麦，作为一门学科的芬兰汉学发展较慢。芬兰出版的第一本研究中国的论著出自雷尼尔斯的笔下。在其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国和芬兰的接触和交流主要是贸易上的往来，一批又一批的芬兰商人、船员、在俄国军队中服役的芬兰官兵以及传教士，一方面传播了欧洲文化，另一方面也学习了中国的语言和文化，带回去不少中国的文物和艺术品向国内人民展出。与之同时的便是芬兰的汉学家对中国文化思想的介绍和传播。凯勒·克尔赫兰（1885~1963）曾把《大学》译成芬兰文，托伍·克尔科克里（1889~1967）也花了不少时间和精力把《道德经》《孟子》《昭明文选》以及《诗经》等译成芬兰语。① 令人遗憾的是，这些译本由于知音者甚少而并不受出版商的青睐，因而至今仍以手稿的形式保存着，但这却为我们今天研究中国文化在芬兰的传播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现代芬兰汉学的发展与中国和北欧之间越来越密切的交往是分不开的。由于芬兰的汉学研究有着良好的基础，因而尽管赫尔辛基大学直到1987 年才正式设立东亚研究教授职位，但这并不影响中国文化和文学在芬兰的介绍和传播。近几十年来，一大批中国文化和文学作品被译成了芬兰文，其中包括唐宋时代的诗词，儒家和道家的哲学著作，以及近现代中国作家的作品。一些汉学家也发表了研究论文和专著，但主要兴趣仍集中于19 世纪以前中国思想文化的研究、与中国的贸易关系以及现代语言学的研究，文学研究方面取得的成绩并不显著。
易卜生在中国
尽管讨论易卜生与中国的关系应该包括在上一章中，但正如前所说，易卜生研究实际上对中挪两国的文化交流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由于易卜生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以及文化现代性进程中的独特作用和影响，本书特专辟一章来进行评述。
亨利克·易卜生（1828~1906）一生创作了26 个剧本，其中不乏经典名作，像《玩偶之家》《群鬼》《野鸭》《海达·高布乐》等。他的戏剧多以社会问题为中心，人物具有心理深度，主题有着深刻的社会意义，对自莎士比亚以来的欧洲戏剧产生巨大影响。正是由于他对戏剧的划时代贡献而被称为“现代戏剧之父”。
同当时的绝大多数北欧人一样，易卜生本人对中国知之甚少。在他的剧本中约有6 处提及中国。第一次是在《爱的喜剧》里，福克对斯凡希尔德小姐说：“然而中国是个非常古老的国家”。《培尔·金特》可能是提到中国次数最多的易卜生剧本，共3 次。剧中培尔讲述他是通过向中国出口上帝的图像等手段发家致富的。在《玩偶之家》
中，海尔茂对林达夫人说：“编织的针忽上忽下，很有点中国味”（第三幕）。最后一次提到中国是在《海上夫人》中，艾丽达在向她丈夫王格尔谈到她从前的恋人时说：“他有一次从加利福尼亚给我写信，下一次则是从中国。”
尽管如此，但易卜生可能没有想到他的戏剧会在他死后若干年被介绍到古老的中国，并且深为中国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所喜爱。20 世纪20 年代、30 年代在中国兴起的“易卜生热”为推动中国的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尤其对中国话剧的发生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 China’s“Ibsenism”and“Norais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