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广总督、军机大臣张之洞于昨晚9时逝世。他是当今中国最著名的人士之一，举世无双的学者，在皇帝和国人心目中具有独一无二的地位。他患病期间，摄政王曾前往探望。尽管人们知道他已病入膏肓，但他的去世还是使人感到突然。
人民对他的离去表示了沉痛的哀悼，不仅因为他是全国最伟大的学者，而且因为他是一个纯粹的爱国者，无人怀疑其正直的品格。尽管他任要职44年，自1884年起，在国内三个最富庶的省份担任督抚，有无数机会为个人敛财致富，但他去世时却没有留下什么财产。
生平介绍
在中国，这个把官场腐败行为提升为一种高超的门道，并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所认可的国度，品格诚正之士通常能够凭借其纯粹的学者品性跻身帝国的最高官制之列，而且他们因为把这种诚正的品德奉献给国家而受到敬重，这是值得关注的现象。能说明这种充满矛盾的事，张之洞是最好的例子。同样，一个人身上同时集中了那么多反映中国政府的好品质和弱点的特征，也只有张之洞了。
教育背景与历练
张之洞是直隶（天津为省会）人，生于1837年，他由于异常优秀的文言文功底而迅速崛起并在国内博得名声。1862年（译者注：应为1863年），他通过廷试对策，列一甲第三名，两年后，参加散馆考试，列一等第一名。29岁（译者注：应为30岁）时，他已是湖北学政。纵览其辉煌的一生，他首先是一位学者，有着儒家对传统文化坚定不移的忠贞态度，对古圣先贤的篇章以及古老的先例、形式和仪式烂熟于心。他把文言文及其文体尊崇为人类智慧的最佳表达，无法忍受在此之外的雄心和理想。他还是一位忠诚的爱国者，闪烁着智慧之光（尽管其光芒经常是微弱的），断案准确，容忍宽大。他在生活上属于斯巴达式的节俭、无私和自我牺牲。他工作起来不知疲倦，尽管他工作不规律，做事无条理，也不体恤下属。由于他不关心下属和金钱，他的衙署总是乱糟糟的，是乞丐和流浪狗光顾的地方。他很可笑地遵循东方儒者的方式，既自豪又敏感，就像圣人的门徒那样，但对上下层人士均表谦恭。而他最主要的特点是个人魅力，这种品质部分因其学识，部分归于他的直率和坦诚；这些品性，再加上无比的慈善和突然像孩子那样暴怒的品行，使这位军机大臣成为一个最能引起人们注意和最值得同情的人。
饱读诗书和借鉴古圣先贤的治事之道，是张之洞解决中外问题的法宝，尽管他的才智和丰富的常识，使他在重大危机面前，如在义和团运动或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游刃有余，他那怪诞的思想和痛恨一切现代革新内容的心理，最终使他的管理成为笑柄而毫无绩效可言。他所订立的绝大部分项目都是幼稚和不切实际的。他的同胞，甚至他周围的人，把他看成是“学究”。例如，当他认识到开发中国丰富的矿产资源的重要性时，由他主持制定、被他的追随者承认的矿业条例却全然无用，绝对是愚蠢的东西。中国有一些主张修铁路的高官，张是其中之一。皇帝交托给他创办的这项实业，他的管理，用驻京记者的话说，是“自始至终都是不切实际的”。这是不可否认的。在一个像中国人这样实用的民族中，当把中国的物质文明和固有传统相比较时，像张之洞这类顽固的理论家，应该已经赢得了其大部分同胞的尊敬和感激，也确实如此。这反映出伦理的重要作用。已故宓吉先生在其著作《在华英国人》一书中，清楚地说明了总督这方面的个性，他说：
张之洞想出许多不切实际的规划，若在西方任何一个国家，早就把始作俑者丢到爪哇国去了。其中一项规划是在山东和大连湾沉下绑在一起的大船，以阻止外国兵舰进入渤海湾；另一项是在山海关附近日军要通过的路上挖深沟，设置陷阱以阻止日军。
宓吉还认为，“张之洞的文言文登峰造极，其文体简洁、尖锐，这使他在一个把文言文奉若宗教的国度，受到人们的尊崇，使他的文章成为武器”。因此毫无疑问，张之洞得到权力和地位的秘密正在于此。这使他在慈禧太后去世后战胜所有对手，成为中国的领袖人物。他的生涯起于文，终于文。
对外国人的态度
说到与外国人的关系，张之洞遵循中国“以夷制夷”的策略，本能地不喜欢、也不相信任何外国人，但他利用他们为自己国家的根本利益服务，凭借其高超的洞察力和本能应对欧洲政治。因此，在布尔战争早期，他视英国为不重要的力量。他有亲德倾向——后来在1909年改变了这一态度，理由也相似。在修建京汉铁路等实业上，他支持比利时人，直到明白布鲁塞尔只是法国巴黎和俄国圣彼得堡的马前卒才罢休（1898年）。后来，英国帮助这位湖广总督，承诺保证会维护中国的领土完整，他又开始亲英（汉口总领事法磊斯先生对此贡献巨大），同时他承认对日本人极为赞赏，因为日本是军事崛起的大国，聘请日本人做外国顾问的费用相对便宜。事实上，他大体是个外交家——尽管绝不会是个政治家——和基本规则方面的投机者。
作为一个热心的改革家和梦想家，张之洞缺乏天才和忍耐这两种基本要素。靠着必胜信念，凭着超然的自信和幼稚的性格，以及不管对慈禧太后还是对外国特权所有者无上的信心，他可以容忍人们反对他的想法或拖延对他想法的回应。其结果必然是，在其狂妄的下属包围下，他领头搞了很多建设项目，但他并未屈尊去了解一下费用，当玩具坏了，他便厌倦了，像所有性急的孩子一样，立刻转向另一个玩具。
对欧洲人来说，张之洞的名字通常与湖广总督相联系，他的任期从1889年8月到1907年6月。1900年时，他与其南京同事（译者注：刘坤一）协作行事，共同保证了长江流域各省的和平。确切地说，他坚定地镇压下叛乱的苗头，在其刚出现时将其扑灭，使义和团在北方几省的无政府状态不在南方出现，这一做法把中国从其统治者的愚蠢行为中解救出来。在这场危机中，是张之洞而不是刘坤一起了带头作用，他起草了所有的保护章程和电报稿，刘坤一只是签字盖章。尽管他的许多同僚因狂热而被朝廷新的交战信条所感动，尽管义和团的信仰被他自己衙门里的幕僚所传讲，义和团也取得了胜利，但他那与生俱来的精明本性，把他从所期望取得更大胜利的幻想中解脱出来。在这场危机中，张之洞从未动摇过，与此同时，山东巡抚袁世凯的迟疑表现增加了张之洞对袁的不信任感，播下了不和的种子，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去年秋天袁世凯被罢职。
极端的保守主义者
张之洞总是廉洁自守，但这并没有对其国家有多大益处，部分原因在于他没有管理能力，组织工作时缺乏耐心。另一部分原因是虚荣，这导致他很容易成为奉承者及不诚实的下属欺瞒的对象。从他那活跃的头脑中产生出的工商实业项目，以及他为经营这些实业而花钱如流水，没有使任何项目经营得成功。然而，他那关于商业问题的犀利的文风，每次都赢得中央各部的响应，他们崇敬他的文风，但对他所述商业问题完全无知，两者程度实在是完全一样，张之洞实际上也同样无知。
1898年，张之洞出版了一本小册子（译者注：指《劝学篇》），意在劝诫国人不要迷信神魔鬼怪，而要遵行智慧和品德。这本小册子受到了文人广泛的尊崇，在读到它的欧洲人中间也产生了不小的轰动。看到这本书后，皇帝发了上谕，表明了其一贯的主张，“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但事实上，这本《劝学篇》清楚明白、极有说服力地揭示出无数文人无知的一面，他们在中国行恶政，所有的陈词滥调和偏见都建立在空泛的客套语这一空壳之上。例如，看了该总督写的“不许行民权的五个理由”，就了解了中国政治、经济混乱和改革受阻的部分原因。
反映张之洞气质和他坚守天朝已有秩序的另一件事吸引了欧洲人的注意。那是1904年（参看3月7日的上谕），他以极其蔑视的口吻批评了赫德爵士整顿地丁钱粮的建议。下面的话足以说明他如何批评赫德爵士在充分调查的基础上所重新进行的评估：
即使各级官员及其属下是诚实的，他们仍有许多事情要做。即使在一个地区，细枝末节就没完没了；时日已过，但一二年里不可能完全解决。土地所有者会气愤。有时他们攻击官员，毁坏税收机关。如果在全国整顿地丁钱粮，所有涉及的人——官员、税收官、警察和人民——都将蒙受巨大损失。其焦虑和伤心无法用言语述说。
他在结尾时，以非常迎合听众的内容说，赫德爵士的目的是要控制土地税，使他获得对这个国家更多的财政支配权。
如果以欧洲标准来衡量，无论作为有独到见解的思想家、管理者还是政治家，张之洞都不够资格。从人格品质而言，他之所以吸引欧洲人，在于他的正直、诚实，是把“儒家经典奉为宗教”的那个阶层的代表人物。之所以吸引本国人，在于他生长于传统的宗族社会，是他们古老文明所孕育的出类拔萃者和他们传统信仰的护卫者。
1909年10月11日，星期一（9月24日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