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资源稀缺性与资源配置
纵观古今中外的经济学发展历史，无不浸透着资源配置的思想、理论和方法。一直以来，人类社会都存在着资源的有限性和人类需要的无限性的矛盾，而资源配置就是解决这一矛盾的重要手段。
对于资源配置的内涵，虽然中西方学者都一致认为稀缺性是进行资源配置的主要原因，但至今在理论界也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公认的定义。英国《简明不列颠全书》认为：“资源配置是资源在不同用途之间的分配”《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版，第558页。美国D。格林沃尔德主编的《现代经济词典》将其界定为：“资源在不同用途和不同使用者之间的分配”。西方经济学的各个流派基于资源的稀缺性对资源配置内涵也给出了各自不同的解释，比如：当代凯恩斯主义集大成者保罗·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1996）认为：“研究如何利用稀缺资源来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并把它们在不同的人之间进行分配……其核心在于理解社会如何配置它的稀缺资源”。转引自：韩冰华：《农村土地资源合理配置的制度经济学分析》，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52页。我国学者在总结国内外不同观点的基础上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比如厉以宁认为，资源配置是指经济中的各种资源在各种不同的使用方向之间的分配。转引自：马爱锄：《农业资源配置理论与方法研究》，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0年6月第19页。韩冰华（2005）认为，可以把资源配置理解为人类社会和大自然中各种相对稀缺资源在各种可能性的用途中进行的选择、安排和搭配的过程。
综上所述可见，所有对资源配置内涵的理解都建立在资源稀缺和需求无限这一矛盾基础之上。所谓资源配置，就是在资源数量一定的情况下，将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以及科学技术、信息等资源投向不同的地区、部门以及企业，以获得最大的产出，求得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林翊：《〈资本论〉的资源配置理论及其现实意义》，载《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第28页。就土地资源配置来说，就是在一定的自然、经济和社会条件下，为了满足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和经营目的，对特定时期、地区土地资源的种类、数量，在结构与方向上，对其进行总体和分层次的设计、布局、安排与组合，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和效益，维护土地生态系统的相对平衡，实现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人类社会的资源供应是有限的，即资源具有稀缺性，而人类的欲望却是无限的，于是在资源的稀缺性和欲望的无限性之间存在着矛盾。资源配置正是以资源稀缺性为基础，通过对相对稀缺的资源在其各种用途之间做出合理的选择，从而使各种资源达到最佳的利用效率的目的。马克思也认为资源配置是基于资源稀缺性的存在而产生的一种调节手段，他把稀有性看作是“交换价值的要素”。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4页。可见，稀缺性是进行资源配置的主要原因，通过资源配置能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产生最大的使用效益。经济学对资源稀缺性问题研究的目的就在于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合理配置，因为资源的有效利用过程就是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过程。
二、资源合理配置
（一）资源配置的目标
利用有限的稀缺资源取得最大的效益，是资源配置的目标。对于资源配置目标的理解，有两种不同的表述方法：一是使有限的资源产生最大化的效益，即要求在一定量的资源供给的条件下，合理配置资源的使用方向和数量，以产生资源利用效益的最大化，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的需要。资源优化配置就是使资源配置趋向合理以便使现有的资源发挥更大的作用，让潜在的资源得以充分发掘；李国英：《企业资源配置力与企业竞争力》，载《理论月刊》2001年第11期，第88～89页。二是为取得事先预定的效益而消耗最少量的资源，即研究如何合理、有效地分配资源于各种不同的使用用途中，使得在产生同样效益的情况下所使用的资源总量最小。李冬梅：《我国区域科技资源配置效率评价实证研究》，北京机械工业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3月第8页。不论是何种表述，资源配置的目标都在于使稀缺资源最大限度地保持一个合理的使用方向和数量比例，追求产生效益的最大化，并最终藉此提高稀缺资源的增量，以适应日益增长的需求。
效益是资源配置所追求的目标，而效益可以分为消费者个人效益、企业效益、国民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等多个层次，因此资源配置具有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所谓宏观层面就是指社会总资源如何在不同部门、不同地区、不同生产单位间进行分配，而微观层面则是指在资源分配既定的情况下，资源如何在一个部门、一个地区、一个生产单位内部进行分配。无论是宏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的资源配置都要努力使资源有效地配置于最适宜的使用方向，以使其发挥最大效用的原则。在确定了总原则的基础上，选择具体资源配置方案时，就不能奢望各种层次效益同时达到最大化，而要注重协调和权衡各层次之间的效益，以实现综合效益的最大化。
（二）资源合理配置的实现机制
马克思的《资本论》从社会劳动的角度对资源配置进行了详尽而精辟的论述，形成了完整的资源配置理论。马克思指出：“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数量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形式，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中文第2版），第580页。这段话不仅表明资源配置既是生产要素资源的分配，也是社会总劳动量的分配，同时还指明资源配置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共有的一般规律，只不过资源配置所借以实现的形式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不同而已。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对资源配置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实现机制进行了详细的阐述。马克思认为，资源配置主要有三种基本方式，即封闭型的直接配置资源方式、市场配置资源方式和计划配置资源方式，这三种配置方式的实现机制是不同的。封闭型的直接配置资源方式主要是在前资本主义社会采用，各种资源是通过各经济主体自己直接在不同生产上分配劳动时间和经济资源实现合理配置的，而不经过社会进行和调节。这种配置方式具有生产范围狭小、分工简单的特点，因此并不适应社会化和专业化大生产的要求，从而出现了另外两种资源配置的方式，即计划配置和市场配置。在计划配置资源方式下，各种资源的所有权是掌握在国家手里的，因此，国家在支配社会资源上拥有绝对的权利，资源合理配置是在国家的安排下实现的。而市场配置资源方式则与计划配置方式迥然不同。在市场配置资源方式下，产权具有分散性和独立化，容易从一个主体向另一个主体转移。市场配置社会资源是通过市场机制的功能实现的，在市场机制中，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是三个主要机制，它们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共同调节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价格机制是指在市场供求矛盾中，价格围绕价值波动，而价格作为市场供求关系的晴雨表，能为生产者传递准确的市场信息和带来竞争的压力和盈利的刺激，引导稀缺资源向供不应求的生产部门转移，从而达到配置资源的目的；供求机制指各种商品及生产要素的供给与需要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方式，其对社会资源的配置是通过供求关系对市场价值和市场价格的影响来实现的；竞争机制是指生产者的竞争会促进生产要素向利润率高的部门转移，从而实现资源的宏观优化配置。在阐释了三种配置方式后，马克思同时指出了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优越性和局限性，并做出解决市场配置资源局限性的根本在于宏观调控这一重要论断。
此外，新古典经济学派和新制度学派也对资源合理配置的实现机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探讨。亚当·斯密在其巨作《国富论》中所阐述的“看不见的手”原理勾画出了市场调节与资源配置的关系，指出市场可以自由调节资源的配置，因此，政府不应当干预资源配置的过程，必须实行“自由放任”的政策。马歇尔等新古典经济学家也认为所有资源配置的方式中，市场是最有效的，尤其是完全竞争性市场最能有效地引导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同时，他们还以数理形式分析了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内在机理。相反，凯恩斯却以有效需求理论为指导，揭示出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某些缺陷，反对自由竞争，主张通过国家干预来协调资源合理配置。其后，以萨缪尔森为首的新古典综合派在理论上超越了凯恩斯主义，他们认为市场和国家干预之间不存在完全替代性，因此在实现资源合理配置的过程中市场调节和国家干预应相互结合。新制度学派鉴于新古典经济学的资源配置理论在评判与引导“经济人”配置稀缺资源的行为上存在一定缺陷，引入了制度这一要素来论述资源实现合理配置的过程。他们认为，只有在肯定人类有限理性和交易费用客观存在的前提下，通过一定制度背景制衡，才能实现社会资源的最合理配置，从而产生配置绩效的最大化。
综观各学派观点，笔者认为，在实现资源合理配置的过程中，既要发挥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同时也要克服其局限性，即发挥政府干预的作用。就目前我国农村土地资源配置而言，同样需要将市场机制和政府宏观调控相结合，以实现农村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一方面，必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以确定合理的土地价格和构建健全的土地市场；另一方面，又要借助政府的力量来保护农民土地权益在土地流转过程中不受侵犯。
三、帕累托效率理论
经济学是研究人们如何利用有限资源并实现其配置效率最大化的科学。所谓效率，“原始概念是：‘有用功占总功的比重’”盖国凤：《资源配置效率测度与前沿生产函数》，载《财经问题研究》1998年第11期，第8页。反映的是两种同质东西的比较结果。资源配置效率是对资源的利用程度的反映，是实际配置水平与理想配置水平的比率。在经济学中，资源配置效率是指在一定的技术水平条件下各投入要素在各产出主体的分配所产生的效益。一般来说，资源配置效率有两种具体的表述方式，一是以既定的投入获得尽可能多的产出，一是对于既定的产出投入尽可能少的资源。经济学界存在着众多有关资源配置效率的理论，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帕累托效率理论”，该理论是由意大利经济学家维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1848～1923）提出的，作为衡量资源配置是否处于最佳状态的标准。帕累托效率（Pareto Efficiency）理论认为：假定固有的一群人和可分配的资源，从一种分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变化中，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这时资源配置达到最佳状态，即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这种状态被称为“帕累托最优”。如果尚未达到这种最优状态，则需进行“帕累托改进”。“帕累托改进”是指一种变化，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情况下，通过改变现有的资源配置而使得至少一个人的处境变得更好。可见，帕累托最优是指没有进行帕累托改进余地的状态，是资源分配的一种理想状态。帕累托最优是公平与效率的“理想王国”。当然，从这也可以明白，帕累托改进是达到帕累托最优的路径和方法。
帕累托对资源配置效率的阐述目前已经被大多数经济学家看作是评价资源配置效率的一个基本标准。但是，“帕累托效率理论”是基于不存在垄断、外部性和信息完备等假设条件提出的，而这些假设条件只有在完全竞争市场下才满足。因此，在现实的垄断、半垄断或非经济因素操纵的市场中运用帕累托效率，其局限性就明显地显现出来了。而“局部均衡理论”与“外部性理论”就是在打破完全竞争这一假设前提的情况下，对资源配置效率进行论述的。“局部均衡理论”认为市场并非是完全的，由于公共物品和外部性的存在，市场可能出现失灵，因此资源配置往往无法达到最佳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政府的干预来弥补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不足，以实现帕累托最优。而“外部性理论”又进一步阐述了外部性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外部性是指在实际的经济活动中，某一个体的活动对其他个体带来的非市场性影响，这种影响可能是有益的，也可能是有害的，因此，外部性又可分为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外部性理论”认为，外部性的存在会影响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带来效率上的损失。同时，该理论还强调政府干预的重要性，并指出了政府干预资源配置以提高效率的具体措施，如税收、产权的界定和保护等。
此外，新制度经济学也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帕累托最优的资源配置效率理论进行了批判、继承和拓展。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建立在完全信息和交易费用为零的假设之上的帕累托最优假定，只不过是理想世界中的情形，在现实的社会中交易活动没有不花费资源就可以轻而易举实现的，而一旦出现了交易费用，也就是说改变了假设条件，那么帕累托最优也就无法继续成立。新制度经济学对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核心思想就是强调产权和产权制度的重要性，其研究突破口就是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中所隐含的科斯定理。科斯定理指出，只要产权界定清晰、明确，就可以使交易过程中的谈判不损耗任何资源，变成没有代价的，因而任何一种产权安排都可以达到资源的最大效率配置。从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科斯开始到之后的德姆塞茨、阿尔钦、菲吕博腾和配杰威齐等一些主要的代表人物，都极力强调在各种制度中产权和产权制度对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影响：一方面，产权的出现来源于资源的稀缺性，人们对于稀缺资源的争夺带来了解决利益冲突的产权规则；另一方面，产权的激励和约束功能大大降低不确定性和外部性，从而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
以上的资源配置理论对于优化农地资源配置、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农地资源的稀缺性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决定了其合理配置、提高配置效率的必要性，而要想实现农地配置的帕累托最优，就必须让农村土地的使用权转移到能够使其利用效率达到最大的用途和生产者手中。首先，要充分发挥市场对农地资源的配置作用。但是，由于现实中的农村土地市场并非完全竞争性的，如果完全依靠市场的力量来流转土地以达到效率最大化，势必会因为外部性因素的存在而无法实现。因此，在注重市场机制的同时，政府的作用更不容忽视。政府所采取的明晰土地产权等政策措施，能够大大降低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从而在保障农民权益的基础上提高农村土地的流转效率，实现农村土地配置的帕累托最优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