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土地要素与经济增长
众所周知，土地是一切经济活动的载体，是人类生产、生活的物质基础。土地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源和要素，在人们考虑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和对其进行贡献分析时，常常会将其忽略了。土地要素之所以被忽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土地要素的固定性，即土地的数量经常是保持不变的。因此，人们往往只考虑资本、劳动力等变量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而笼统地将土地归入资本一类，作为资本的一部分纳入经济增长的研究中去，或者是将土地要素资源配置的改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统一纳入广义的技术进步之中。
其实，作为自然资源的土地对于经济增长是非常重要的，它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和基本物质保障，也是一个国家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经济增长包含着由资源提供的生产性服务所带来的国民收入提高的过程，因此资源存量的增加是经济增长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土地是不能自然增加的一类资源，其存量是固定的，所以，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土地的贡献程度是相对的。在经济发展初期及工业化初期，资本资源是短缺的，此时发展经济更倾向于以更多的土地替代资本，土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表现为土地粗放地利用；当经济进入工业中后期后，资本形成并日益积累，而土地的相对价格也不断提升，此时经济发展更倾向于以更多的资本替代相对昂贵的土地，土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则表现为土地的集约利用。在当前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速度不断加快的经济发展进程中，土地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更是不容忽视。有学者研究结果表明：“土地资源约束对中国经济增长有着较大的影响，每年约为0.46%。换言之，中国每年的经济增长速度由于土地资源不能随着劳动力同比增长，使之比没有土地资源约束的情形下降低了0.46%。”
对农业而言，土地不仅是劳动对象，而且还是农业生产最根本的、不可替代的劳动资料，发挥着生产工具的作用。正如威廉·配第（William。Petty，1623～1687）所说的：“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版，第57页。土地作为农业生产的第一要素，是农业生产实施的承载体，为农业生产提供空间场所、为农作物的生长提供必需的营养元素，土地成为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因此，没有土地就根本谈不上农业生产。
总的说来，不管是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还是农业生产，都必须依赖于土地。没有土地的供给，一切都是空中楼阁，更谈不上经济发展。
二、利益动机、经济发展与权益格局演变
（一）利益动机与经济发展
党的十七大报告在论述我国经济发展问题时，把过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提法改成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把“又快又好发展”改成了“又好又快发展”。这些提法的变化体现了我国对经济发展认识上的深化，即经济发展不仅意味着国民经济总量的扩大，更意味着经济结构的改善和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
何谓经济发展？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1883～1950）认为：“经济发展，就其本质而言，在于对现存劳力及土地的服务以不同的方式加以利用。”[奥]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06页。熊彼特强调，经济发展的本质是以不同的方式对现存的劳力和土地加以利用，从而实现新的组合，促进经济发展。而我国学者钱津则认为：“每一时期的经济发展都是由劳动技能水平的提高决定的，提高劳动技能水平是经济发展的本质。”
经济发展的本质是区别于经济发展的表现及一般特征的最根本的属性。经济发展的外在表现丰富繁杂，主要包括经济总量的增长和规模的扩大、经济结构优化、福利水平的提高及环境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等。而经济发展的一般特征则表现为生产力的发展，即劳动者素质技能的提高、以生产工具为主的劳动资料的改进以及劳动对象的丰富。显然，劳动技能水平的提高仅是生产力发展的一个表现，属于经济发展的一般特征，而非经济发展的本质。笔者以为，熊彼特和钱津的观点固然有其合理的成分，但似乎都没有真正认识到经济发展的本质。经济发展的本质，归根结底，是利益动机驱动作用的结果。
利益动机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是每个社会的经济关系的首要表现。人们在经济交往中无论是以个体还是以群体的方式存在，其思想、行为都与其自身利益相联系，都是围绕着物质利益而展开的。正如亚当·斯密（Adam Smith）所说：“每个人改善自身境况的一致的、经常的、不断的努力是社会财富、国民财富以及私人财富所赖以产生的重大因素。”[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杨敬年译，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315页。捷克斯洛伐克著名经济学家奥塔·锡克（Ota Sik）认为，人们的需要和利益是经济活动的最主要的、最直接的和客观决定的动力。转引自：《马克思主义百科要览》（经济·利益·政治），马克思主义研究网，http：//myy。cass。cn/file/2006011622202.html。换言之，只有当人们受到某种利益的刺激时，才会积极主动地参与劳动；只有当人们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满足时，才可能改变现有的生产关系组合。相反，当这种利益驱动不存在时，人们没有理由去从事物质生产活动，即使有，也只会是局部的、少数人的、阶段性的。因此，作为物质基础的经济发展在本质上表现为利益动机驱动的结果。
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经济发展是在涵盖经济增长的基础上，还包含了经济结构的改善和社会生活福利的提高。但是，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又有紧密联系，理论界甚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把“经济增长”等同于“经济发展”。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部分、一个阶段，所以二者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即经济增长的本质也是利益动机驱动的结果。
任何生产关系都包含、体现着一定的物质利益。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利益仍是一切经济活动的驱动力，经济发展仍是利益动机驱动的结果，只是社会生产关系不同，利益的社会性质不同而已。市场经济是以承认个人和局部的利益存在为前提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参与农业生产活动的各经济主体不论是以何种资本（资金、知识、技能、劳动等）参与生产要素的分配，最终都要通过共同的目标——土地利益体现出来。
由此可见，利益仍然是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它通过利益驱动、利益导向、利益促进表现出来，推动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同理类推，农民土地利益是激活广大农民生产积极性，也是推进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源。
（二）经济发展与利益格局演变
经济发展要求不断调整原有的资源配置结构以实现资源更高效率的利用，这势必最终引发资源收益分配的变化，从而导致权益格局的变化。经济发展会带来社会经济利益总量的增长，但是这些利益增量并不会自动均衡地分配到各个利益主体上，而是受制于不断演变的权益格局。处于不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状况下的经济发展与相应的利益分配格局紧密联系，不同的利益分配格局对应着不同的权益格局，体现着特定的社会经济关系。因此，经济发展推动着权益格局的演进。
权利是获取利益的基本条件，各利益主体在一定的权利结构下实现其对社会利益的分享。因此，各利益主体从自身的利益诉求出发，依据一定的规章制度，在一定时期内，因相互制约的权利结构而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利益关系，这就是权益格局。权益格局既表示一种权益结构或布局，也表示一种权益局势或态势。一种权益格局形成之后并非稳固不变，它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可以归结为两方面：
内生变量：指各利益主体的力量对比和利益动机。一方面，当利益主体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时，强势主体更易于获得更多的权能，或者依据同一权能获得更多的利益；而弱势主体则相反，可能遭致权能和利益的损失；另一方面，当利益主体的利益动机改变时，即利益主体不满足于现有的权能利益结构，为了取得某一方面更多的利益，或取得不同层面的利益，利益主体会付诸相应的努力，最终改变原有的权利格局。
外生变量：指规定相应的行为规则和权能分配的法律法规或制度规范。任何利益主体的行为都必须在法律制度的范围内进行，权利的行使和利益的获取必须受到制度的限制和保护。因此，当制度发生变化时，各利益主体的权能边界也随之改变，进而获得不同结构和不同数量的利益所得，最终改变了原有的权利格局。
不断演变的权益格局同样也会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在经济发展进程中，权益机制是决定经济能否持续发展以及相应的社会整体能否长期稳定的关键因素。权益格局的演变往往导致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分配的不均衡性，这种不均衡性暗含着对不同微观主体的激励功能，从而刺激各微观主体改变要素投入状况，最终影响到经济总供给；同时，各利益主体间收入水平的差异还影响到各自的消费投资支出，从而最终影响到社会总需求。二者共同作用影响着总体经济的发展。但是，如果权益格局的演变导致经济利益分配出现严重失衡，那么社会贫富悬殊的日益扩大最终会导致经济结构的畸形发展，引发整个社会经济效率的下滑乃至经济的全面衰退。谢代祥、林翊、林卿：《经济发展与农民土地权益保护》。
因此，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要求利益格局做出相应的调整修缮，以维系各利益主体间利益分配的公正与合理，最大限度地激活各利益主体的积极性，努力实现各项社会生产要素的高效配置，以此推进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
三、城乡二元结构对农民权益的影响
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工业化和城市化无疑是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要求以转变农业用地为工业用地和城市建设用地为基础，以此扩大工业区和城市建设规模。无论是从发展目的还是从现实意义来说，当前我国大力促进城市化和工业化建设都是无可非议的。但是，我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却是常常以牺牲农业、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的，这样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模式势必带来农业经济的日趋衰落、农民生活的日益贫困以及城乡差距的进一步拉大，以此带动的经济增长实质上是一种严重扭曲的经济增长，是一种严重偏离自然发展规律和中国客观实际的经济增长。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民大国，这是中国最基本的国情。中国有13亿人口，其中7亿是农民，没有7亿农民的富裕，就不可能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要解决7亿农民的富裕问题，关键在于保护农民权益，而土地权益是农民的根本权益，因此保护农民土地权益在国家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事实上，在经济发展进程中，农民土地权益往往不被重视，甚至被严重侵害。按国家权威部门估算，早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靠“剪刀差”让农民付出了约6000亿～8000亿的代价，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在大量农业用地转非农业用地的城市圈地扩张过程中，政府又通过低价征用农民土地最少使农民蒙受了20000亿元的经济损失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中国农民权益保护》，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第93页。造成我国农民土地权益流失严重且长期得不到真正解决的原因虽然很多，但是其中根源在于制度对农民利益的歧视，我国长期实行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体制就是最好的证明。
最早将“二元经济”概念运用于分析社会经济现象的是荷兰社会学家J。H。博克（J。H。Boeke），而发展中国家经济二元性的理论则最早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W。A。Lewis）提出。1954年，刘易斯在《劳动力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关于发展中国家经济二元结构的理论模型。在这一模型中，他把发展中国家的整个经济分成两个部门，即一个是“资本主义”部门，又称现代部门；一个是“维持生计”部门，亦称传统部门。他指出，这两个部门之间虽然在资本运用、生产规模、生产方式、生产效率、收入水平等方面存在明显的不同，但是它们之间并不是静态的、相互割裂的，而是动态的、相互影响的。同春芬：《转型时期的中国农民的不平等待遇透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44页。之后，美国经济学家费景汉（John C。H。Fei）和古斯塔夫·拉尼斯（Gustav Ranis）对刘易斯模型进行补充和修改，把二元结构归结为传统农业与现代工业并存，提出动态二元经济模型，使之成为试图探索两个部门在发展过程中日益增加的相互影响问题的最著名的模型之一。费景汉和拉尼斯在他们的二元经济理论中修正了刘易斯二元模型理论的缺陷，明确指出了在从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结构转变的过程中，农业自始至终都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任何试图加速工业化的国家，如果忽视了农业部门先行的或至少是同时进行的革命，都会发现难以前行。”[日]速水佑次郎、[美]弗农·拉坦：《农业发展的国际分析》，郭熙保、张进铭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86页。二元经济结构现象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必然会出现的经济现象，而几乎所有存在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矛盾的发展中国家，基本都是通过对“三农”提取剩余来实现资本积累，都具有“三农”问题，中国也不例外。
我国自20世纪中期以来，一直是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形态。自清末中国开始追求工业化以来，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的背后始终都连着农村和农业这根脐带。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迅速摆脱经济落后的局面，我国采取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通过计划经济体制，运用“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政策，从农业提取剩余来实现工业发展的资本积累，我国走上了一条标准的“农村支持城市、农业支持工业”的经济发展道路。这种以牺牲农业利益、牺牲农民利益来发展经济的方式，在我国特定的历史时期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到了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步入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时期，而形成二元结构的制度和政策因素却并没有根本改变，大量资源（特别是土地资源）在城乡间非公正、非均衡地配置，这使得中国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却日趋刚性，这一点完全可以从工农业二元结构强度数值中显见。据美国著名数理统计专家库兹涅茨的统计研究，除中国外，发展中国家工农业二元结构强度最大为4.09，李伟、张占斌：《中国渐进式经济转型经验及其发展道路探索》，载《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3期，第35页。而中国改革前的所有年份工农业二元经济结构强度大大高于这一世界极值，1978年为6.08，1991年为4.14.“自1997年以来这一强度又趋于强化的趋势，2000年、2002年、2003年依次为5.26、5.48、5.76倍。”杜小军、苌花荣：《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刚性持续存在并加剧的成因》，载《商业研究》2006年第1期，第52页。城乡二元结构日益刚性直接导致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据农业部资料显示，2008年城乡居民收入比由上年的3.33：1扩大为3.36：1，绝对差距超过1万元，是改革开放以来差距最大的一年。第一财经日报：《2008年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距首破万元》，网易财经，http：//money。163.com/09/0116/05/4VOMUPJP00252G50.html。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与一般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经济的二元性表现为极强的刚性。
刚性的二元经济结构使得中国经济出现了扭曲式的快速发展，发展进程中农民权益大量流失，其直接结果是农业严重滞后于工业缓慢发展，以及城乡差距的重新拉大。农业的落后，城乡差距的加大直接导致了社会贫富悬殊的日益加剧，并形成严重的“三农”问题。由二元经济导致的“三农”问题已经远远超出经济层面，成为一个不得不解决的综合性社会问题。2003年1月8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国家主席胡锦涛首次提出要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由此可见中国“三农”问题的严峻性。
“三农”问题是中国工农差别、城乡差别长期累积的结果，其核心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本质是农民土地权益问题。当前，即使在农民收入呈现多元化的情况下，土地收入在农民的总收入中依然占了60%；农村劳动力尽管有1亿流动大军，有1.3亿在乡镇企业，但仍有1.7亿在经营土地，还有3000万从事畜牧业、渔业生产的也要依靠土地（张红宇，2004）。数据转引自：王景新：《农村土地制度创新——中改院改革形势分析会观点综述》，载《产权导刊》2004年第2期，第17页。因此，维护农民土地权益是提高农民收入，破解“三农”问题的关键。
我国目前正处在社会转型和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而在这一时期却面临着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刚性以及严峻的“三农”问题。这些问题归根结底就是农民权益问题，而土地权益问题又是其中最核心的问题。这些问题不及时解决，中国经济社会难以和谐发展。因此，可以说，二元经济的结构转型、“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经济的持续平稳发展、小康社会的全面实现都要求我们充分关注农民土地权益这个根本问题，以牺牲农民土地权益来发展经济的做法是极其不经济的而且是相当危险的。
四、土地权益是农民最根本的利益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最直接的、最基本的、最主要的利益始终是与土地紧密关联，对于农民来说，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土地作为农民最重要的财产权利，其收益是农民根本利益之所在。
“地者，政之本也。”管仲：《管子》曰：地者，政之本也。是故，地可以正政也。地不平均和调，则政不可正也；政不正，则事不可理也。土地问题是古今中外历朝历代社会经济中的核心和基础问题，关系着民生和社稷。在我国长期的封建农业社会里，农村土地是农民唯一的生存依托，但是由于土地私有制的束缚，农民权益长期遭受剥夺，也引发了无数的革命战争或政治变革。在中国，农民与土地浓得化不开的关系与情结已经存在几千年了，土地问题成为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也是中国农民的根本问题。毛泽东同志就曾指出的：“谁赢得农民，谁就会赢得中国；谁解决了土地问题，谁就能赢得农民。”[美]斯诺、洛易斯·惠勒：《斯诺眼中的中国》，中国学术出版社1982年版，第47页。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正是以解决中国广大农民的土地问题作为革命的中心内容。1927年后，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实行过不同的土地政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实行的是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封建剥削和债务的土地政策，农民在经济上、政治上翻了身，积极参军参战，发展生产；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有利于全民族的抗战，改没收地主阶级土地的政策为减租减息的政策，以适当调节各抗日阶层在根据地的经济利益；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实行的是没收地主土地，废除地主土地制度，按农村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土地制度；1949年新中国成立，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经过土地改革，从根本上结束了土地的私有，使农民与土地的关系达到了大同状态，为恢复国民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由于土改后的私有小农经济无法提供工业化所需的资金积累，所以开展了农业集体化运动，将土地从农民手中收归集体所有，统一分配社会产品，这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促进了中国工业化的发展。但是，以“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和“一大二公”、“一平二调”为主要形式和特征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使农民无法充分享有土地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和收益权，严重侵害了农民的土地权益，导致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受到严重挫伤与压抑，极大地限制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为了争取农民自己的土地权益，在利益诱致下，1978年，一些农民顶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分田到户”，拉开了中国以土地制度为中心的农村经济制度改革序幕。这次改革的突破口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制度曾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使中国农村的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并有力地推进了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的进程。“土地占有关系是否均衡和稳定，决定着中国社会阶级和利益结构是否稳定，这已经被从古至今的中国历史所证明。”
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于农村的当代中国改革再次证明，土地权益是中国农民最根本、最重要的权益。土地权益对我国农民之所以如此重要，是由土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功能决定的。一方面，土地是一种生产资料，农民可以通过耕耘土地，生产出各种各样的农产品，通过市场交换获取自己所需的其他生活资料，从而满足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另一方面，对于农民来说，土地就是重要的财产，土地转让可以获得转让收益，土地被国家征收可以获得征地补偿。此外，在目前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健全的情况下，土地成为为农民提供失业保障、病残保障和养老保障的社会保障资源。
“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孟子·《梁惠王章句上》）。土地历来是农民最关注、最重要的一笔恒产，这里说的土地，实质上就是土地权益。虽然当代中国农民的社会地位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但是，直到今天，我国农民仍是主要依靠土地来解决基本温饱、实现生存和发展的一个阶层，农民问题的根本仍是土地问题。
农民土地权益问题，曾经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现在又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关键问题。回顾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进程充分说明，在中国这样的农业大国里，农民土地权益问题已经不仅仅只是农民问题，更是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能否巩固和发展的基础性问题。
五、农民土地权益保护与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土地是农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根本，土地权益就是依赖其生存的农民获得自身发展并融入现代经济文明中的基本前提。农民土地权益能否充分实现，直接关系到农民收入的增加，关系到我国新农村建设的顺利推进，关系到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部门的革新、发展与竞争力的提升。保护农民土地权益是整个中国经济社会健康和谐发展的要求。
（一）农民土地权益保护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
经济发展要求资源要素合理、有效地配置。在经济发展进程中，农民土地权益的保护将会进一步促进农村土地资源和农村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最优利用。
在任何一个社会中，自然资源相对于人类的需求而言总是有限的、稀缺的。土地是民生之本，是一切经济的基础资源。随着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发展，必然要求占有大量的土地以适应新的经济发展需要。在农用地非农化、土地资源重新调整的过程中，只有在切实保护农民土地权益的原则上清晰界定土地产权，才能解决因竞争性地利用土地资源而发生的利益冲突，才能避免因竞争秩序的混乱而造成的土地资源的严重浪费，才能充分发挥农民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和趋利避害的本能，实现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达到帕累托最优，最大程度地促进经济增长。因此，保护农民土地权益对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经济学家认为，经济的宏观效益与微观效益的高低、经济发展速度的快慢、社会效益与环境效益的状况无不取决于资源市场配置的效率。农民土地权益的实现也要求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因为农民土地财产性收益只有在规范的土地市场中才能充分实现。目前，我国人口最大的群体仍然是农民，只有保护农民的土地权益，使农民成为土地市场真正的交易主体，才能形成全国统一、竞争有序、平等开放的市场体系，实现土地资源在市场机制作用下的最优化配置。
规范的土地市场体系不仅能促使土地资源向比较效益高的地方有效流转，在实现农民土地财产收益的同时实现资源的优化利用，同时，土地的流转还能释放出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促进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
事实也能充分证明，农民土地权益的保护不仅能实现社会利益的公平分配，还能大大促进土地、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推进经济快速、平稳地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农民土地权益保护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
（二）农民土地权益保护：“还富于农民”、推进经济协调增长的重要途径
投资、出口和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主要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称为外需拉动型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国内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是内需推动型经济增长。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外需的拉动作用远远大于内需的拉动作用。我国外贸依存度从1978年的9.8%提高到1990年的30%和2002年的50.2%，王晓丽：《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推动内外需协调拉动经济增长》，载《中国经贸导刊》2007年第18期，第15页。2007年已经达到70%左右，而这一阶段美国、日本的外贸依存度则维持在大约14%～20%的范围内。中国加入WTO以来，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呈逐渐增强之势，仅2002～2004年的3年间，就从1.3%增加到9.1%。中国经济增长长期过多地依赖外需拉动，这也充分反映出我国内需不足。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过度依赖外需拉动，这在促进经济快速增长、扩大就业等的同时也大大增加了经济运行成本和潜在风险。首先，过度依靠外需拉动就使得中国新增的供给结构主要是按照国际分工体系和国际需要进行布局与调整的，而中国的生产力并不十分发达，受短期利益驱动，产品结构大量集中在资源密集型、土地密集型和中低端的劳动力密集型领域，一旦国际需求结构变化或者国际金融危机，出口供给将会受巨大冲击，造成大量产能过剩。其次，经济战略上长期奉行外向型发展，鼓励出口、抑制进口，对外资实行土地、税收等优惠政策，大量外资企业利用优惠政策和廉价的劳动力，把一些高污染、高能耗、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从本国迁到中国，生产的产品最后出口返销本国。这从表面上看是增加了中国出口，对经济增长和就业有直接积极意义，但实际上这是以牺牲中国的土地、环境、资源为巨大代价的粗放增长。最后，从长期上来看，贸易顺差急剧扩大势必加剧中国对外贸易摩擦，引发贸易保护主义，导致流动性过剩和信贷扩张加剧，这不仅抑制了国内消费，加重了需求结构失衡，削弱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而且扭曲了产业结构布局，阻碍了产业优化升级。
20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出现了严重的泡沫经济现象，经济步入“失落的十年”低迷期，其中根本的原因也正是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外需，扩大出口主要依靠低价格优势。今天的中国经济状况与80年代的日本较为相似，应该对这种过度依靠外需拉动的经济增长机制充分警惕。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出口环境恶化，我国长期依赖的外需拉动的经济增长机制似乎已经运行到极限，潜在的经济危险开始放大。
中国二元经济结构日趋刚性、城乡贫富差距日益扩大、资本效率与社会公平间的矛盾加剧、经济增长减速，这些都是中国政府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当前，我国改革开放已经到了一个重要的战略调整期和机遇期，其中关键的是充分利用中国巨大的内需市场优势，统筹好内需和外需关系，形成以内需主导、内外需互动，依靠内生性增长因素、自主创新机制和市场竞争机制推动的经济增长机制，实现公平与效率统一以及经济的稳健增长。
拉动内需的重点是刺激并启动国内消费需求，这就要求扩大居民消费，因为居民消费占我国总消费的80%左右。要真正持续扩大居民消费首先要努力增加居民收入，实现“还富于民”。笔者以为，在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的中国，农民是最大的消费群体，农村是最广阔的市场，农村居民消费是我国居民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扩大内需的关键是激活农村居民消费，启动农村市场，而要实现这一目的根本在于切实实现农民增收，特别是要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实现“还富于农民”。
农民的收益主要来自于土地，农民收入的持续稳定地增加并不能依赖政府的补助，政府有限的补助平均到数量庞大的农民群体对推动农村居民消费并无持续动力。笔者以为，政府对农民的补助应该尽量落实到具体的惠农、强农的项目上，通过项目带动促进农民稳定、持久增收。我国政府必须充分认识到，农民土地权益才是农民持续增收、扩大农民消费、拉动内需的根本所在，保护农民土地权益是“还富于农民”的重要途径。在我国国情和目前世界经济形势下，农民土地权益保护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途径。
（三）农民土地权益保护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在21世纪头二十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小康社会是一个社会财富为广大民众占有，按劳分配和按资分配相结合的社会，是一个以中产阶层为主、财富分配比例合理、经济和谐发展的社会，而不是贫富差距悬殊、呈现两极分化、社会矛盾突出的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关键在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这就要求保证农民和城市居民一样能分享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成果。
对于当今我国广大农民而言，土地仍是他们最主要的生存依托，土地是农民权益的重要物质基础。因此，保护农民土地权益不仅是让农民真正成为国家经济发展成果的享受者，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因为，缺少了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小康，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失去了它本来的意义。
小康社会也应是和谐社会，“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是一鸟双翼的关系。保护农民土地权益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农民在我国人口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土地权益是农民最基本的权益，在城市化建设中一旦农民土地权益遭受到严重侵害，而这种侵害的行为又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制止，那么农民就会感到自身被现存的社会和政治秩序所排挤，从而极易产生社会和政治动荡。相反，如果农民享有合理、充分的土地权益，那么即使在经济上处于相对贫困状态，他们也会感到自己与现存的政治秩序有着直接利益关系，从而积极维护当前的社会和政治稳定。
综上所述，农民土地权益问题不仅仅是农业层面上的问题，更是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层面上的问题，必须充分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