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国金融资产配置方式不同，银行业的产业组织结构也存在鲜明的差异。与传统的完全竞争理论和传统的产业组织理论的逻辑推论及其倡导的理想境界可能完全相反，由大规模银行组成的具有相对集中的产业组织结构，相对于由小银行组成的相对分散的行业结构可能更具有竞争性。中国银行业偏高的集中率并不是影响行业竞争程度的原因，而主要在于现有的国有银行不能完全商业化，致使在政策层面难以撤除银行业的差别国民待遇。因而，加紧国有银行的体制改革，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一、引言
针对中国银行业存在的结构问题，学术界提出了多种不同的改革思路，部分学者将产业组织结构调整放在首位，认为解决行业过度集中问题（金融资产过度集中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是关键。而我们认为，在产业组织结构调整与产权结构调整两者间，后者比前者更为关键（刘伟和黄桂田，2002）。进一步的问题是，什么样的行业组织结构有利于强化竞争机制？如何提高我国银行业的竞争程度、提高竞争效率？
2003年作为中国银行业进行实质性结构调整的起步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造及其上市工作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意味着中国国有银行的产权结构调整将全面展开。与此同时，以新近成立的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第一号令”———《关于调整银行市场准入管理方式和程序的决定》为标志，监管层对现有商业银行扩充业务范围的管理方式开始发生变化，意味着现有银行主要凭借市场竞争力扩充分支机构、拓展业务范围的竞争机制开始启动。在监管层没有放松新银行进入条件的情况下，市场竞争机制的强化将可能导致现有商业银行的市场份额发生变化，有实力的银行将不断扩大规模，促进银行业新的集中。
如果说在转轨时期中国银行业的资产和市场份额主要集中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是属于特殊时期的特别现象的话，那么，由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导致的银行业集中是否对竞争和效率发生负面影响？
传统的银行竞争原理来源于传统的产业组织理论。正是基于传统产业组织理论上的认识，美国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威廉 · 普诺斯米勒（William Proxmire）认为，由于美国银行数目众多，因而，美国银行业天然地属于竞争有效率的，而每一个其他的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只有少数的银行与为数众多的企业配对。在普诺斯米勒看来，到20世纪80年代由约12000家商业银行组成的美国银行业的组织结构比那些由四五家银行拥有60%以上市场份额组成的银行业结构更趋近于传统的产业组织理论所推崇的理想境界。
问题在于，银行业的产业组织绩效能否用非金融行业的产业组织绩效标准来衡量？实现社会资源最优配置和达到社会福利最大化水平的银行业产业组织结构是否与非金融行业的产业组织结构的要求是一致的？这是产业组织理论应该解决的问题。
二、银行业绩效衡量标准的特殊性
衡量一个产业组织结构绩效，一般是考察该行业的集中程度与利润率水平之间的相关性。例如，在某一行业中，如果第i个企业的利润率为 mi （Hayand Morris，1991）：
其中，Si是第i个企业的市场份额，ε是产品的需求弹性。整个行业的利润率的加权平均，权重为企业的市场份额，那么行业利润率M为：
在单个企业市场份额较小的分散行业结构中，企业的赢利能力将受到限制；在单个企业的市场份额相对大且行业集中程度高的行业，企业赢利能力将处于高水平。
也就是说，一般行业的利润率水平反映该行业的绩效和资源配置效率。一方面，该行业利润率不能为负，否则，该行业缺乏生存和发展能力；另一方面其利润率不能高于社会平均利润率水平之上，否则，可能存在市场势力，导致社会福利水平下降。
然而，银行业的产业组织绩效的判断并不如此简单。因为银行业作为金融中介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特殊性，一国银行业动员资金及其配置资金的能量不仅仅是银行业本身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直接涉及到国民经济的发展状况和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效率问题。
因而，考核它的产业组织绩效除了行业利润率指标以外，至少要综合考虑另外两个方面的相关性，一是利润率与银行风险的相关性；二是国民经济整体的安全性和整个国民经济的资源配置效率。
银行部门的稳定性与国民经济的安全性是任何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问题在于，从产业组织的角度，什么样的产业组织结构使得整个行业的生存和发展相对具有稳定性？一国的银行部门是由为数众多的规模大体相当的中小型银行组成的行业结构即按完全竞争理论所要求的行业结构使得整个国民经济更具有安全性，还是相对集中的银行结构更具有安全性？回答这些问题仅从理论层面的逻辑推理是很难说清楚的。
例如，有些学者认为，由规模大的银行组成的高度集中的银行业可能使国民经济面对的潜在风险更大，因为一个大规模的银行由于与众多部门的众多企业及其居民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如果该银行破产，将导致连环引爆效应，使得整个经济陷入灾难性的恐慌之中。按此观点，相对分散的由众多规模较小的银行组成的行业结构更有利于保持整个国民经济的安全性。
然而，在部分学者看来（FranklinAllenandDouglasGale，2000），由众多的小规模银行组成的产业组织结构可能带来国民经济的不稳定性。他们认为，银行之间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是生存空间的竞争，也就是市场份额的竞争。他们的模型证明，按照传统的完全竞争理论假设条件，由于完全竞争性市场不存在进入和退出壁垒，随着新银行的不断进入，银行的规模不断变小，小规模的银行为了获得未来的生存空间，使得每一个银行有一种冒险的激励，也就是用高储蓄利率招揽储户，超额放贷。同时证明，在完全竞争状态中的零利润率条件下，小规模银行存在追求正利润的冒险经营动力。而由规模相对大的银行组成的相对集中的银行业，由于各个银行拥有一定的市场份额，反而不敢轻易冒险。
因而，仅从理论推理的角度就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的观点。
但实际经济活动反映出，分散型银行体系并不一定是安全的。各个国家银行业的产业组织结构由于历史的、制度的、资金配置方式等多方面的差异性因素的影响，银行业的产业组织结构也存在差异。从主要市场化经济国家来看，除了美国的银行业属于由众多规模较小的银行组成的相对分散的行业结构外，其他发达国家的银行业结构都具有较高的集中率。按资产份额排名前三位大银行资产额计算的集中率，1993年，法国为63.6%，德国为89.5%，日本为28.3%，英国为29.1%，而美国仅为13.3%（FranklinAllenandDouglasGale，2000）。并不是说德、法等国因为银行业的产业结构高度集中，大银行在行业结构中占有主导地位，这种高度集中的银行结构就一定是对国民经济的安全性更具有威胁性。反而相反，相对而言，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银行业较其他市场化国家表现出了相对高的稳定性。
从银行业的集中度与资源配置效率的相关关系来看，并不是相对分散的银行业产业组织结构就具有更高的资源配置效率。
作为银行业分散型组织结构典型代表的美国，在1992年有11461家商业银行，22%的商业银行资产不超过2500万美元；1993年全美前10位大银行的总资产只占全部商业银行资产的30.8%，当年银行资产只占GDP总量的53%。由于美国的金融资产集中在金融市场上，资本市场在资金配置及其社会资源配置中占有重要地位，银行在资金和资源配置中不占主导地位，因而，作为相对分散型行业组织结构代表的美国银行业，形式上似乎具有竞争性，但并不能说它的银行业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不仅如此，美国银行业在资源配置中的地位在不断下降。美国商业银行的信贷总额占信贷市场的资金的比例从1974年最高水平35%下降到20世纪90年代初的22%（因为在美国非商业银行性的金融公司也提供信贷业务），储蓄下降到15%左右。美国银行业的不景气也表现在银行的倒闭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45~1981年期间）是1945年前银行倒闭率的10倍（FredericS。Mishkin，1995）。
作为集中型银行产业组织结构典型代表的德国，银行数目不到美国的1%，但银行资产占GDP总量的15.2%，股票市值只占GDP的24%，相对其他市场经济国家，它的资本市场从金融资产的比例来看，是最低的。也就是说，银行部门在动员和配置资金方面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德国高度集中的银行业并不因此而属于非竞争型的，也不意味着德国因单个银行的大规模导致了国民经济的不安全性，相反，与其他市场化国家相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德国金融业和整个国民经济显现出了相对更高的稳定性。德国既是集中型银行产业组织结构的代表，也是全能银行体制的代表，其最大的三个商业银行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德累斯顿银行（DresdnerBank）和德国商业银行（CommerzBank），其服务内容几乎涵盖所有的金融领域，不仅向企业和个人提供各种类型的商业信贷，而且能够向企业投资，并且能够从事商业保险、股票投资等非银行性金融活动。
类似于德国，日本银行业也是属于集中型的产业组织结构。日本的商业银行数目不到美国银行业家数的1%，但银行业资产占到GDP总量的150%。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资本市场与银行在动员和配置金融资产上几乎是不分上下，处于对等的地位，但在战后，银行部门在资金融通上不断上升到支配地位。银行对经济活动的广泛渗透，尤其是对企业的渗透，形成了一种特殊的银—企关系（即“主银行制”）。当然，到20世纪90年代，日本银行体系出现了严重的信用问题，当然原因是复杂的，最主要的原因是政府“政策诱导性租金”效应及其政府施加的压力导致了银企关系及其信贷机制的严重扭曲（青木昌彦，2001）。日本金融体系出现的问题及其最终演变成90年代后期的金融危机，根本原因不在于日本银行业的集中型结构，更主要的原因是政府的过度干预，这是绝大多数学者一致的看法。
总之，不是从理论演绎的角度，而从经验层面显露出的事实证明，分散型的银行业组织结构并不具有绩效优势。
三、银行规模与竞争
传统产业组织理论认为，行业的集中率会导致市场势力，而集中率与行业内部的企业规模差异直接相关，行业中前几位大企业规模越大，行业集中程度越高，就越有可能产生市场势力，从而影响竞争效率（Bain，1959）。
应该认识到，银行业本身的特点决定了不可能达到严格意义的完全竞争型组织状态。根据完全竞争行业依存的严格假设条件：
第一，完全信息条件。但已有的各种信息模型表明，信贷市场是属于不完全信息市场，存在由于信息分布的非对称性而导致的逆向选择问题和道德风险问题。
第二，产品的同质性条件。即使是商业银行的主要业务属于存贷业务，但在市场化利率条件下，不同银行因客户的类型不同（存贷数量、存贷时间长短、银行面对的风险程度等）存贷业务也存在差异性。尤其是单个银行是由分布在各个地域的分支机构组成的，不同地域的分支机构面对不同类型的客户资源，决定了它们提供的服务也具有差异性，意味着由不同地域的分支机构组成的商业银行所提供服务是由一揽子不同的服务项目组成的。
第三，厂商规模无差异条件。商业银行组成的分支机构特征和经营的鲜明地域性特点，决定了每个商业银行的总体规模不可能达到无差异水平。
第四，市场均衡定价条件。完全竞争理论模型假定，如果以上三个条件得到满足，那么，处于完全竞争行业的所有厂商不可能影响市场均衡定价机制，所有的厂商都是价格的接受者。但在银行业不可能满足这样的条件。除非一国的银行利率和所有的银行服务属于非市场化的管制定价制度，而在利率市场化和服务价格市场化条件下，银行与客户之间的利率及其他的服务价格除了供求因素的影响，还受到每一笔业务所隐含的风险因素和货币时间价值的影响。
从以上四个方面可以看出，银行业的产业组织结构不可能达到理论意义上的完全竞争组织结构状态。因而，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中，每一国家的银行业其产业组织结构更多的是呈现出“垄断竞争”型行业结构或“寡头竞争”型行业结构特征。
问题在于，银行部门这样的产业组织结构是否产生竞争效率？
我们将“旅游者—陷阱”模型（卡尔顿和佩罗夫，1998）进行修改，证明拥有规模的由广泛分支机构的银行组成的行业结构比无分支机构的规模小的单一银行组成的行业结构更可能产生竞争效率。
（1）单一银行组成的产业组织结构及其绩效特作如下假定条件：
第一，假定某国的银行业是由单一的无分支机构的银行组成，一家银行只有一个营业部，在全国有n个这样的规模相当的单一银行分布在m个地区。m个地区平均分布有n/m个银行。
第二，假定每一银行提供的服务无差异。银行间不能串通合谋定价。
第三，客户每转换一个银行的成本为C。这种成本包括信息成本、签约成本等，为分析的方便，我们假定这些成本总称为搜寻成本。如果合作，每一客户与每一银行的合作内容相同并且业务量相等。
第四，将客户理解为旅游者，处于经常性的从一个地区到另一个地区的流动状态。
这一假定符合严格的完全竞争型市场结构条件。假定客户处于高度的流动状态，也就是说，客户因为旅游或经营活动的需要，经常从一个地区到另一个地区。进一步严格地假定，客户在离开某一地区后不会再回来。由于各个银行没有跨地区的分支机构，因而，客户每到一个新的地区就需找一个银行为其提供存贷服务。假定某一客户新到一个地区，客户不知道新到地区各个银行的服务定价（例如利率和其他的服务收费），只是知道价格的一般分布，即同一种服务有几种不同的价格，假定该地区存在两种服务价格，一部分银行收取一种价格，另一部分银行收取另一种价格。
我们首先考虑客户来到的这一地区各个银行收取的价格为完全信息条件下的竞争性价格PC，在客户存在搜寻成本C的情况下，是否会打破这一价格水平。
如果该地区所有的银行（n/m）中的[（n/m）-1]都按PC定价，而一家有偏离价格动机的银行就有可能利用新客户不完全的信息条件而提价。
假定该家银行因为某新客户的到来将收费提高到P*=PC+ε，（0PC。在此情况下该银行提价成功，其条件是价格增量小于搜寻成本。也就意味着，在提价的情况下，不会降低市场份额。
既然该银行提价成功，其他银行就可仿效该银行将价格都提到P*的水平。
如果该地区所有的银行将价格提到P*，那么，面对外来的新客户，该银行将价格进一步提到P**=P*+ε=PC+2ε，提价的幅度仍然是0<ε<C。正像前一位顾客一样，不幸撞到该银行的顾客再去另一定价为P*的银行是不值得的。
如此这般经过多轮的提价，每次涨价的幅度为0<ε<C，该地区所有的银行将收取垄断价格Pm。
在Pm价格水平有没有银行有降价而争取客户的动机呢？如果某一银行降价，其降价幅度至少是0<C<ε，客户才有动力去寻找这一降价的银行。如果该银行的降价能够起到增加市场份额的作用，那么，它就会采取降价策略。在此情况下会引起该地区的银行之间的降价大战，一直将价格降到Pc水平。
然而，如果该地区银行的定价降到这一水平，只要存在搜寻成本C，那么就会诱发某一银行像先前的提价效应那样，进行第二轮次的提价战。
这一模型说明，即使在一个地区存在多家规模相当的银行，在信息非对称条件下，只要存在转换成本，银行的定价不可能保持在完全竞争价格水平。
（2）由分支机构组成的大规模银行之间的竞争及其绩效。
与上述假定相反的是，有m个地区的某国只有两家大银行，即B1和B2，但每家银行有m个分支机构分布在m个地区，即每家银行在每一个地区有一家分行，每一个地区有两个分别属于B1和B2的支行。其他的假设条件与以上（1）的假设相同。
对于每一个客户，一旦选择某家银行，不管他流动到哪一地区，他都可以享受到该行在所在地的分支机构提供的金融服务。在此情况下，任何一家银行提价，都将引起客户转移到另一家银行，尽管存在转换成本C。这是因为：
假定起初两家银行及其分支机构对于同类型的无差异服务收取的价格是PC，如果B1银行有偏离该定价的动机，将价格定在P*=PC+ε，（0<ε<C），那么，对于任何一个撞进该银行的任何一个地区分支机构的新客户，都有动力去寻找定价为PC的银行B2.因为转到B2后虽然要花费转换成本C，但这种花费是一次性的投入，一旦转到B2后，该客户不论到哪个地区，都可按PC的价格享受到B2在当地的分支机构提供的服务。该客户与B2合作次数越多，起初支出的转换成本C平均到每次合作中的单位转换成本就越低。不仅如此，如果B1提价，不仅新客户会转到B2，而且B1的老客户也会转向B2.
在此情况下，任何偏离PC价格水平的行动将会导致市场份额的严重下降。
从上看出，在信息非对称性条件下，由小银行组成的行业组织结构可能产生效率锁定（theLock-inEffects）机制，而由大银行及其广泛的分支组成的行业组织结构可能产生竞争绩效。
与一般工商企业相比，银行规模则与地域分布的广度有更直接的联系。银行规模不属于“工厂规模”，而更接近于“企业规模”的组织形式。因为任何一国的大银行，都是由分布在不同地区甚至分布在不同国家的大大小小的分支机构组成的，银行规模大小与其所拥有的分支机构的多少正相关。其主要原因是：
第一，银行面对资源条件的高度分散性和强烈的地域性。银行作为金融中介，吸收社会闲散资金的能量越强，调配资金的能量就越大。社会闲置资金具有强烈的地域分布特征。而银行业内部的竞争，首先是储蓄资源的竞争，需要通过分支机构的当地化，以便捷的服务条件争取拥有闲置资金的潜在储户。
第二，银行面对的需求主体的多样性和分布地域的差异性。在信贷业务上不论是大宗批发业务还是小额零售业务，每一笔在信贷期限的长短、资金需求量的大小以及资金的使用方向上千差万别，尤其是需求方的资信情况千差万别，使得银行的贷放业务也需通过分支机构当地化。当地化的分支机构有利于把握和处理当地借贷方的资信信息，降低银行面对的信贷风险。不仅如此，银行间在贷方业务上也存在激烈的竞争，争取优质客户，需要通过银行的当地化提供便捷、灵活多样、随时随地、动态的跟踪服务。
第三，网络化的分支机构有利于银行更有效率地动员和配置资金。银行可以通过内部分支机构间资金的调度，在实现银行资金使用效率最大化的同时，使得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相应地得到提高。
四、技术创新条件下的银行业集中趋势
如果说在传统技术手段和传统操作规程条件下银行分支机构的网络化及其规模经济特点不太明显的话，那么，在现代技术装备条件下的银行业，其银行规模则成为是否能够适应现代经济发展的关键条件。
传统技术条件下银行业务主要靠人工操作，随着银行规模的扩大，银行的人力费用投入也相应地增大。与其他服务产业一样，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银行的人力资源成本在不断上升，为克服人力资源成本上升带来的行业绩效的下降，用现代快速发展起来的信息技术替代越来越贵的人工操作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并成为银行间展开新的竞争的手段。
不仅如此，现代经济的发展也推动着银行业的技术创新和构建新的网络化，主要是因为：
第一，随着数字化信息技术在非金融类产业的全面渗透，使得这些产业的经营方式、营销模式、结算方式等几乎所有方面发生着激烈的变革。作为金融服务部门的银行业，仍然采取传统的手工操作方式是远远不能满足需要的。相关产业的技术变革需要银行部门进行相对应的技术创新。通过建立新的操作平台和新的流程与相关产业的操作平台和新的流程对接。只有在相同技术基础上的对接，银行部门才能有新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第二，技术变革所导致的资金流转方式的变化，需要银行的资金配给方式随之发生变化。例如，新技术渗透使得一切经济活动的运转速度不断加快，要求银行在资金融通方面也应适用这种快节奏的变化，在金融工具上实现系列创新。
第三，随着新技术的使用带来的商业模式变化，居民的消费模式及其支付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与居民存储、支付方式紧密相关的银行业也要通过技术创新适用这种变化。例如，互联网和网上交易已经成为新的交易方式和新的消费方式的必然趋势，原有的银行服务方式将必须得到根本性的改变。新的交易方式的改变正在压缩银行原有的金融中介地位，要求银行运用新的技术直接渗透到新的交易方式中去，成为新的商业运作模式的有机组成部分。
第四，经济运作模式的转变，无疑加大了传统银行运行方式的经营风险，固有的信息收集和信息处理方式将会放大银行面对的系统性风险。银行只有通过技术创新，建立现代信息收集和处理系统，才能够防范由新技术带来的风险。
第五，非银行金融组织的发展，尤其是资本市场和各种金融公司的发展，使得银行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将不断受到挤压。非银行金融机构借助于现代技术不断推动新的金融工具产生，使之日益成为替代间接融资方式的手段。随资本市场的进一步扩充和非银行金融中介（各种金融公司、保险公司、各种基金组织等）的进一步发展，传统银行业务将不断缩减，如果不能适应技术的变化导致的对金融服务业服务要求的变化，银行的地位势必日益下降。有的观察家提出，银行地位的下降是不可避免的，主要原因是，企业融资从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将日益替代通过银行中介的间接融资方式；居民家庭持有的金融资产由银行储蓄逐步转向其他的资产持有方式（Neave，1999）。我们认为，未来银行的地位不至于那么令人悲观，因为银行也在与时倶进地创新和改革。
针对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挑战，银行业面临的竞争压力日益增强，有力地推动了银行部门在国际范围内的调整和创新，主要体现在：
第一，以引进新技术、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扩大业务范围等为目的银行间的并购及其规模的拓展活动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在现代技术条件下，金融部门的竞争与其说是技术手段的竞争，不如说是规模大小的竞争。因为只有一定的规模，才有能力承担和摊薄创新成本。因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银行业并购浪潮，正在改变着各国银行业的产业组织结构，单个银行的规模在不断扩大，行业的集中程度在不断提高。
第二，大规模的银行通过技术创新在强化大宗批发业务的同时，加强了零售业务范围的争夺。银行通过开发在线业务、自动取款业务、电话业务、社区银行、零星小额消费信贷等更快捷、更便利、服务费用更低廉的系列创新性服务内容，赢得小额顾客，争夺市场份额。
第三，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主要市场经济国家与时倶进地调整对银行业的管制政策，银行业务开始从传统的相对单一的业务领域向全能银行制度条件下的混合业务拓展。激烈的市场竞争促使各金融机构努力拓宽自己的服务领域和提供便捷的服务手段，各金融机构有实现相互融合的强烈动机，现代通讯和计算机技术的高速发展为这一融合以及通过融合降低成本提供了技术保障，金融创新的发展为突破传统商业银行单一业务的经营界限提供了可能。
为了应对新技术挑战，进入20世纪90年代，美国商业银行向全能银行发展进一步加快。1991年美国通过了《1991年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改进法》，允许商业银行持有相当于其自有资本100%的普通股和优先股，这就表明长期以来限制商业银行与工商业相互渗透的禁区已被突破。1994年美国又通过了《1994年跨州银行法》，允许商业银行可充当保险和退休基金的经纪人，从而意味着对商业银行涉足保险业的限制也被突破。1999年5月和7月1日，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相继通过了《金融现代化法案》，提议终止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分业经营。西欧和日本的商业银行已经突破传统的分业界限，业务范围向投资、保险等领域扩展，全能银行的综合化趋势日益明显。例如，欧共体曾于1992年颁布第二号银行指令，决定在欧共体范围内全面推广全能银行和分行制。日本在1996年底推出了名为“大爆炸”的金融业改革计划，该计划决定在已准许部分银行从事投资银行业务的基础上，继续推进日本银行业向全能银行过渡（王元龙，1999）。随着这些改革的不断落实，银行业务不断向证券业务、保险业务、投资管理业务等先前界定的非银行金融业务渗透，与此同时，非银行金融机构通过参股或其他形式向银行机构渗透，最终形成一些具有全能金融服务的大型金融公司（刘树成等，2001），由此决定着银行业的集中率进一步向高水平演进，单个金融机构的规模将进一步扩大。
五、中国银行业的集中与竞争机制的形成
主要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表明，如果一国的金融资产集中于金融体系中的非银行部门，那么，银行业的产业组织结构则属于相对分散型（例如美国）；如果金融资产集中于银行系统，那么，银行业的产业组织结构就属于集中型（例如德国、日本等）。
中国属于典型的集中型银行产业组织结构。从银行金融资产占GDP的比重来看，到2002年底，全部银行资产占GDP的比重约为258%。这一比例不仅大大超过美国，而且超过德国和日本。表明中国银行业在金融资源配置中占主体地位。从银行业的产业组织结构看，2002年底中国有4家国有银行、3家政策性银行、11家股份制商业银行、110家城市商业银行、449家城市信用合作社和35500家农村信用合作社，仅从银行数目与银行业集中型市场经济国家银行数目比较，银行数量并不低，市场集中程度并不太高。不论按资产总额，还是按存款额、贷款额计算的集中率，1999年底，四大国有银行占60%以上的市场份额，而按资产份额排名前三位大银行资产额计算的集中率，1993年法国为63.6%，德国高达89.5%。
集中率本身并不是问题，关键在于四大国有银行集中的金融资产和市场份额不完全是通过市场竞争机制形成的。之所以如此，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从行业进入时序上，四大国有银行建立或恢复的时间在20世纪70年代末（农行、中行、建行恢复于1979年，工商银行成立于1983年），而11家股份制商业银行成立的时间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期，较之国有银行晚进入行业近10年。城市商业银行从1996年才开始逐步设立，较之国有银行晚近20年。进入时间上的差异必然带来市场份额的差异。整个国民经济的市场化进程尤其是国有企业的市场化进程决定了银行部门的市场化进程。由于国有企业的融资主要靠国有银行提供，因而，决定了监管部门自觉或不自觉地对国有银行与其他性质的银行在分支机构的增设和业务内容的拓展上存在政策上的差别待遇。
基于前文的分析，银行业高水平的集中率不仅不会损害竞争机制，反而强化竞争程度。对于中国银行业，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行业集中率偏高，而在于银行业的商业化程度偏低。中国银行业偏高的集中率并不是影响行业竞争程度的原因，而主要在于现有的国有银行不能完全商业化，致使在政策层面难以撤除银行业的差别性国民待遇，阻碍了竞争机制的形成。因而，加紧国有银行的体制改革，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第二篇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化进程中经济增长的周期和总量调控
本篇共设5章（第七章至第十一章）。本书的基本指导思想是通过考察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之间的内在联系，来证明改革的正义性和进步性，并从中根据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要求进一步说明对体制改革的要求。因此，在第一篇探讨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化进程的特点及理论争辩的基础上，第二篇开始讨论体制改革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首先，考察了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战略目标和实现这一目标面临的挑战，从而进一步明确对于改革的历史要求和深化改革的价值取向（第七章）。然后，分析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些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特点及周期性特征，分析在这种周期性特征中存在的我国宏观经济失衡的复杂性（第八章）。进而，重点考察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制度变迁使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以及政策效应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第九章）。最后，针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特殊体制背景和我国经济发展的特殊阶段性背景，强调了在我国宏观总量调控中，在注重总需求管理的同时，针对需求管理的局限，应当同时注重总供给管理，应当注重供给管理的特殊效果（第十章）。并为有效地实施供给管理创造体制条件（第十一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