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保持了长期高速经济增长。2002年，中国提出了在20年里使GDP再翻两番的新的长期经济增长目标，到2007年又提出到2020年实现人均GDP翻两番的目标。本章从中国经济与东亚经济比较、居民可支配收入、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对中国国际经济地位的影响等方面，对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可能、趋势、增长速度及可能遇到的问题进行分析研究。
2002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突破了10万亿元人民币。紧接着，2003年，中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了1000美元。这两个数字就为我们的战略目标提供了标志性的起点。如果在21世纪初的20年里，中国实现了GDP再翻两番的战略目标（相当于每年增长7.2%），那么，到了2022年，按照2002年固定价格计算的GDP将会达到40万亿元人民币左右；人均GDP将在3500美元左右；人均可支配收入将会突破2000美元。换算到2020年的标准，中国的GDP总量大约会在36亿元人民币左右，人均可支配收入将会在2000美元以上。
与1982年中国第一次提出翻两番的战略目标时不同的是，中国现在的经济总量已经在当时的基础上翻了两番，我们是在一个高得多的起点上实现新的目标，不仅在总量而且在人均水平上实现翻两番。我们有实现这一新目标的许多有利条件，但是，也可能有很多因素制约着我们，影响我们实现这一目标。可持续的长期高速经济增长是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必备条件。中国社会和经济生活中众多的矛盾，必须通过经济增长和发展提供的空间来解决。可谓“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对未来长期增长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展开的研究，对我们实现新世纪翻两番的战略目标，是至关重要的。也正是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克服其中的困难，才特别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特别需要深化改革开放；特别需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本章的目的在于从长期发展及面临的问题出发，强调改革与发展内在统一的必要性。
一、挑战东亚模式的经济增长极限理论
从全球经济增长的格局下观察，中国在20世纪末发生的高速经济增长不是孤立的。它是20世纪下半叶整个亚洲尤其是东亚经济崛起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从更久远的历史上看，直到19世纪上半叶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从经济总量上看还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但全球经济由东向西依次兴起的新趋势，改变了世界经济的格局。在此后的长达200年的世界近现代经济发展史中，作为文明古国的中国经受重重磨难。在这一过程中，西方的英、法、德等欧洲强国首先通过工业革命迅速崛起，取代中国这一历史悠久的中央帝国成为当时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接着，这一趋势继续向西发展，美国成为世界上超级大国，并一直保持这一地位至今；再往后，这一效应继续向西传递，亚洲的经济重新开始繁荣。从这个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看，即使不发生“文化大革命”和后来的改革开放这些阻碍或者是促进中国生产力发展的重大事件，在20世纪下半叶到21世纪上半叶之间，由于各方面因素的作用，中国在世界上重新崛起或迟或早总会发生。20世纪70~80年代之交中国领导人的远见卓识，使中国抓住了的时机，推动了中国的发展。从这一大背景下考察，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东亚经济的发展是有联系的。
高速经济增长是保持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并因此改变了一个经济体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的经济增长。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或者是地区要改变面貌，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就必须经过一个高速经济增长时期。从发展上看，赶超先进水平一般要经过有四个阶段，一是从速度上赶超，二是从总量上赶超，三是从人均水平上赶超，四是在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上赶超。这就说明了高速经济增长具有两方面的特征，一是增长速度要高，一般地说，在起步期的增长速度会保持在10%左右甚至更高；二是持续时间要长，1958年中国的GDP增长是21.3%，但1961年是-27.3%，那就称不上是高速经济增长。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美国的扶持下，日本首先走上了复兴和高速经济增长的道路，并确立了它在亚洲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在国际上成为在欧洲、美国、苏联和东欧集团之后的另一大经济中心。在日本之后，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的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经济也开始加速，并因此带动了整个东南亚经济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的经济也开始起步，发展速度之快令世人瞩目。在这种背景下，对于东亚经济的研究成为经济学领域的热门课题。
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的高速增长期都持续了20年左右，并且高速增长期内的年平均增长率也都比较接近，即都在9%左右，如果将时间区间缩短，我们将会发现，起步期的增长率还要更高。但这些国家和地区在经历了经济高速增长期之后，都出现了减速的过程，这是一个普遍规律，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也都经历了类似的发展过程。但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经济减缓的程度有所不同。日本和韩国、中国香港走出了高速经济增长期后，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但新加坡和中国台湾的经济，还保持着7%的增长速度。这些国家和地区中，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属于都市经济，而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则属于区域经济。可以看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规模（人口和经济总量）越大，走出高速增长期后，要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也就越困难。这个规律在中国的经济增长中最后也会有所体现。而使一个经济体保持尽可能长时间的高速经济增长，正是各个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想要实现的目标。
1993年9月，世界银行发表了《东亚的奇迹：经济增长和政府政策》，探讨了东亚奇迹的各种成因。因而使东亚模式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一般观点认为，发生东亚奇迹的国家和地区，有以下一些特征：
第一，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经常伴随着一个强有力甚至是专制的政府。
第二，出口导向型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
第三，以银行为主的间接融资方式。如在韩国和中国台湾的经济发展中，一些大企业通过政府干预形成的银行贷款，在很短的时间里形成了迅速扩张，并在一定的时期内，对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
第四，以儒家传统文化为特征的企业和社会文化。
第五，发挥后发优势，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实现高速经济增长。
东亚奇迹的发生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对这种奇迹的前途，却有一些相反的观点。有些观点甚至认为，以上引起东亚奇迹的原因，很可能就是影响东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1994年发表的《亚洲奇迹之谜》中指出：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是“纸老虎”，它们的经济增长和50年代的苏联一样，过多地依赖大规模的劳动力和大量资金的投入，而非通过提高效率来获得，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和发达国家和地区之间，技术水平上收敛没有发生，因此，东亚之谜并不存在，亚洲新兴国家和地区的前途也不会像想象得那么乐观。在文章中，他还谈到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他认为，中国如果保持7%的经济增长，而美国保持2.5%的增长，到201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将会达到美国的82%，这无疑会使世界经济的重心发生变化，但并不会像人们所预料的那么大。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仿佛是在验证克鲁格曼的预言，引发了国内外学者对东亚模式的重新思考。尤其是亚洲金融危机引起的银行债务危机更引起了人们的重视。由于东亚模式的主要融资方式是政府主导下的间接融资，企业为了获得经营活动的资金，就必须通过政府官员向银行施加压力。在这种情况下，首先产生的现象就是政府官员的腐败。银行不是根据项目的风险和可能的回报来决定贷款，而是根据行政命令来发放贷款，到了一定的阶段，大量的呆账和坏账形成规模，就会对整个经济形成严重的威胁，进而影响经济的进一步增长。这一点，不但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得到了验证，而且在东亚各国以往的历史中也一直在发生。一些经济学家由此得出结论，认为东亚奇迹已经不复存在，进一步的高速经济增长将会遇到重重困难。
而就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提出了新的翻两番的战略目标。如果这一目标得以实现，就意味着中国以9%以上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保持了25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后，又保持20年左右的高速经济增长，把这一纪录提高到45年。这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也将是对克鲁格曼等人对东亚模式经济增长极限理论的直接否定。这一目标能够实现吗？
我们可以看到，东亚模式的几个基本特征，中国都是具备的：
中国目前的经济管理体制是从计划经济转轨而来，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对于经济生活的主导作用是至高无上的。现在，各级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主导作用仍然非常明显。
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的一大成果，如果没有中国的对外开放，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不可想象。
到现在为止，间接融资仍然是中国资本市场上占统治地位的融资方式。各东亚国家在政府主导下发生在融资领域中的现象，或多或少地也存在于我们的经济生活中。
如果说儒家文化对于东亚经济增长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那么中国正是这种文化的发源地。
赶超先进的雄心壮志和后发优势是东亚国家和地区经济起飞的重要原因。而在中国，这一特征表现得尤其明显。20世纪90年代初，广东省就制定了赶超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发展计划。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就是在赶超的背景下提出来的。
可以看出，通常总结的东亚国家和地区高速增长的原因，往往也正是使它们的经济增长减速的原因。那么，从这样一个分析逻辑看，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期也可能会结束，从此进入亚高速增长或缓慢增长。但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往往是一个更为复杂的过程，我们认为，以上几方面的分析，远远还不够对东亚经济做出最后的结论。退一步说，如果这些重要的分析在解释东亚经济增长还有一定的道理的话，那么，在将它们应用于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研究时，可能还要考虑对中国经济增长潜力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中国的经济和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相比，确实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是，也有一些自己的特征。
中国的经济体制虽然还属于政府主导的体制，但是在中国的经济生活中，政府的直接干预是随着体制转轨而逐渐减弱的。银行的间接融资带来的问题也在不断得到解决。
同时，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不同的是，中国的城市与农村之间、东部与西部之间发展水平存在巨大差距，城市化水平低。中国经济这一梯级分布的特点，使产业结构的调整可能在不同地区间实现。区域经济差异是中国经济增长中的特有的资源；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技术上的差距较大，这使得中国可以利用发展中经济的后发优势。
中国拥有13多亿人口，改善人民生活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在另一方面，这意味着中国有潜在的广阔市场，可以通过发展内需扩大需求。
从拥有的自然资源上看，中国也是其他东亚国家所不能比拟的。
因此，直接将东亚的高速经济增长以及它们后来的发展瓶颈的因素分析简单地应用于解释中国过去和未来的经济增长，再用东亚模式来证明中国经济增长不能持久，那是缺乏说服力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获得了高速增长，1978~2003年，年平均经济增长率达到9.36%。这一增长率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高速增长时期的年平均增长率大致相同。虽然这些国家和地区在经历了经济高速增长期之后，都出现了减速的过程，而且这一普遍规律也有可能在中国重演，但我们认为，由于中国的特殊情况，中国的这一过程可以被延缓，完全有可能保持更长时期的高速经济增长。2003年，中国经济在经过几年的调整后，重新跨过了9%这一高速经济增长的重要标志，从发展趋势看，中国的经济还有可能在一段时间里保持较高增长速度。在进入21世纪后，经济增长率可能会有所下调，但如果我们的政策得当，国际环境和资源条件不发生太大变化，仍然能够保持一定速度的高速经济增长。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有可能实现7.5%~8.5%的经济增长，第二个10年则有可能实现6.5%~7.5%的经济增长。在这种估计下，我们认为中国在21世纪的最初20年里，实现翻两番的目标是有可能的，甚至有可能提前实现这一目标。
二、从可支配收入看中国经济增长目标
经济增长从根本上说，是人民收入的增长。这也就是几百年前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通过“收入”来对国家实力进行比较的原因。当然，一个国家的政府可以通过牺牲人民生活的途径，使它的军事、生产能力比同等收入的国家更为强盛，但从根本上说，一个人均收入水平很低的国家，它在这一方面的努力的收效一定是有限的。所以，通过“收入”或人民生活水平对于一个国家的总体实力的衡量，仍然是经济学中进行动态或静态比较中的一种基本方法。
自1978~2003年改革开放25年的成果，就一般老百姓来说，是从他们的现实生活中感受到的。如果我们实现再翻两番的目标，或者说到了2022年，中国按2002年价格计算的GDP总量达到40万亿元左右。老百姓的收入和生活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根据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统计司的估计，那时中国的人口将达到14.4亿左右，那么，年人均GDP将达到2.78万元。
人均GDP不会全部进入居民家庭，GDP中各种初次投入经过各种复杂的分配和再分配过程形成的可支配收入，才是居民从这个经济中获得的收入。虽然居民可支配收入不会全部用于即时消费，一部分人会形成储蓄（如形成银行存款、购买保险或投资证券市场）成为居民的金融资产（而金融机构会把这些款项通过某种方式供其他人或企业使用），剩下来的部分才会形成消费。由于有了金融工具，一部分人会把自己的消费推延，另一部分人则可能通过个人信贷将未来的消费提到现在，但一般来说，居民的消费总额会低于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但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可支配收入是最重要的，至于在可支配收入中有多大的比重用于消费，那是各个家庭自主的选择。而可支配收入的获得，除了这个家庭的努力之外，还要取决于社会、经济等的多方面的因素。那么，在2022年的经济规模下，中国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将会到达一个什么水平呢？
2002年，全国的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GDP之比56.69%。假设2022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GDP的比率保持在2002年的水平。那么，那一年中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应为：2.78万元×56.69%=15758（元）。按月计算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则为：15758元/12=1313（元）。如果有一个3口之家（从目前中国的家庭调查的结果看，中国的平均家庭人口正趋近于这一数值，从统计学的观点出发，我们在下文中把它称之为典型家庭），这个典型家庭的月可支配收入将达到3939元。但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GDP的比率是有可能发生变化的，如果取这个比率的最大值1，那么，人均可支配收入就会等于人均GDP，即按月计算的典型家庭可支配收入为2.78万元/12×3=6950（元）。当然，这样的极值是不会取得的。所以，那时的按月计算的一个典型居民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可能是在3939元和6950元之间。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能够保持中国目前高速经济增长的势头，再假设生活消费的价格总水平保持不变，再考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GDP的比率间所可能发生的变化，那么到2022年，我们国家的典型家庭的收入大致会在4000~5000元。
4000~5000元的月收入，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很多家庭现在都已经达到了这个水平。他们中的很多人会直观地感觉到这个数值偏低。到了2022年，如果还是这个水平，那人民生活的改善不是太慢了吗？这个问题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
首先，到现在为止，就全国平均水平而言，中国目前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水平还很低。如果到达4000~5000元，收入将是现在的4~5倍，应该说增长幅度很大。另一方面，中国的城乡人口结构会有较大的变化，现代国家城市化的特征会更加明显。如果实现了工业化，城市人口比重应该达到80%以上。这样，生活水平得到提高的将是全国人民而不仅仅是一部分大城市的居民。
其次，典型家庭的4000~5000元收入，应该是和全国平均的消费水平相对应的。以居住条件为例，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2年末，全国的平均房价是每平方米2300元左右。而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平均房价要比这个水平要高得多，一般都在2倍以上。而一些中小城镇的房价则又要比全国的平均水平低得多。如果以房价为一个基准数字，那么，只有在平均房价在2000元左右的城市中取得4000~5000元月收入的家庭，才达到了我们说的21世纪头20年的生活水平目标。
最后，典型家庭和高收入家庭的含义是不一样的。从统计学意义上看，如果典型家庭的收入达到5000元，那就意味着有一半的家庭的收入高于这一水平。这些家庭的收入是稳定的，具有较好的安全感，收入和支出较为均衡。而这对于提高全社会的消费水平和改善人民生活，都是非常重要的。
三、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及其国际经济地位展望
目前，进行国际比较使用的方法很多，但汇率法仍然是国际间比较时最常用的一种方法。因为汇率本身也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在国际上的地位。世界银行最新资料表明，2000年，中国按汇率法计算的GDP为1.08万亿美元，超过意大利，跃居世界第六位。那么，按汇率法计算的中国GDP何时才能赶上和超过这5个发达国家？到21世纪中叶，中国人均GDP处于什么样的水平？
到目前为止，已有许多经济学家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和在国际上的经济地位问题进行过研究。林毅夫认为，美国“能长期维持3%的增长速度已经是相当不错，而中国经济则可以再维持30年左右的8%~10%的快速增长。因此，21世纪中叶前中国经济完全有可能超过美国成为全世界最大、最有实力的经济。”李京文等人利用系统动力学、投入产出、经济计量三者结合模型对2000~2050年51年的经济增长情况进行了预测，得出以下基本结论：中国51年的经济增长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00~2010年，经济增长保持平均8%的高速度；第二阶段是2010~2030年，经济增长保持在平均6%的水平；第三阶段是2030~2050年，经济增长维持在平均4%~5%的水平上，中国经济规模和实力迈入世界前列。郭道丽在美国经济增长率一直保持3%，中国经济增长率一直保持8%的假定下，得出了中国GDP将在47年后赶上并超过美国的结论。
在以上研究结果中，由于研究目的不同，李京文只预测了按人民币计算的中国经济总量，没有预测按美元计算的中国经济总量，也没有预测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的经济总量，因此没有进行经济总量的具体比较。林毅夫和郭道丽的估计过于乐观，中国经济再维持30年或更长时间8%及以上的快速增长可能性不大。
根据我们对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和德国这5个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历史资料、经济增长因素等方面情况的分析和未来情况的判断，我们假定美国未来的经济增长率保持在3%，而其他国家未来经济增长率为2.5%。而中国则从21世纪第一个10年的7.5%开始，每年下降1个百分点，由2050年开始保持在3%。那么，在价格和汇率不变的假定条件下，我们对各国未来的经济增长有以下的估计。
各国经济增长的预测结果进行比较可知，按2000年价格和1998年、1999年、2000年本国货币对美元的三年平均汇率计算，中国GDP在2005年将达到15505亿美元，超过法国（14554亿美元）；在2006年将达到16668亿美元，超过英国（16391亿美元）；在2012年将达到25248亿美元，超过德国（25150亿美元）；在2056年将达到186689亿美元，超过日本（186429亿美元）。但和美国相比，2050年，中国GDP为156349亿美元，美国GDP为433253亿美元。那时，中美两国GDP的比例由2000年的10.9%上升到36.1%，相对差额由89.1%下降到63.9%，但绝对差额由2000年的88028亿美元上升为276904亿美元。如果假定2051~2100年中国和美国的经济增长率均为3%，则中美两国GDP的相对差额不变，但绝对差额进一步增大。
但我们知道，每一个国家的价格都往往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本币对美元的汇率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因此，还有必要考虑在汇率变化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对中国未来的国际经济地位的影响。根据东亚新兴国家和地区20世纪后半叶实际汇率的变化情况，我们认为未来50年里，人民币对美元的实际汇率将是上升的，并且上升的比率不会低于50%。因此，我们做出以下两种假定，第一种假定是，2001~2010年人民币对美元的实际汇率维持在1998年、1999年和2000年三年平均汇率水平，2011~2050年提高100%，并且每年增长幅度相同，相当于人民币对美元的实际汇率每10年提高18.92%；第二种假定是，2001~2010年人民币对美元的实际汇率与第一种假定相同，2011~2050年上升200%，并且每年增长幅度也相同。第二种假定的实际汇率增长幅度接近于日本20世纪后40年的水平，相当于人民币对美元的实际汇率每10年提高31.61%。
上述两种假定相当于仍然将2001~2010年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固定在1998年、1999年和2000年三年平均汇率水平。在这些假定下，中国经济将在2005年超过法国、2006年超过英国、2012年超过德国的结论不会发生变化。我们只需将中国经济与美国经济和日本经济进行比较即可。
为简单起见，在进行中国、日本、美国间的比较时，我们假定日元对美元的汇率不发生变化。可以看到，在第一种假定条件下，中国经济将于2030年达到100935亿美元，超过日本经济（98105亿美元），在21世纪中国经济赶不上美国经济；在第二种假定条件下，中国经济将于2026年达到89405亿美元，超过日本经济（88879亿美元），将于2048年达到414459亿美元，超过美国经济（408382亿美元）。
第二种假定是一种过于乐观的假定，20世纪后50年，只有日本、瑞士等极少数国家的本国货币对美元的实际汇率上升了200%。相对来说，第一种假定实现的可能性比较大些。所以，在21世纪中叶之前，中国经济赶上并超过日本经济，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是可能的，但赶上并超过美国经济，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几乎是不可能的，到21世纪末赶上并超过美国经济，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的可能性也不大。
根据国家统计局人口社会科技统计司的预测，中国的人口在2010年将达到135926万人；2020年为143498万人；2030年为146956万人；2040年为146864万人；2050年为143229万人。
在汇率不变的假定下，2050年中国人均GDP达到10916美元，赶上葡萄牙2000年的水平；在实际汇率上升100%的假定下，达到21832美元，赶上或接近意大利、澳大利亚和加拿大2000年的水平；在汇率上升200%的假定下，达到32748美元，接近美国2000年的水平。根据前一部分论述，汇率上升100%的假定可能性比较大些，因此，2050年中国人均GDP有可能达到2万美元，达到或接近意大利、澳大利亚和加拿大2000年的水平，但很难接近或达到美国2000年的水平。
四、实现目标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挑战
目标的宏伟是和实现这一目标的难度成正比的。无论是GDP水平还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从根本上说，是要靠这个社会的生产力保证的。而将生产和消费较好地连接并在这一基础上迅速发展，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概括地看，中国要实现自己的经济增长战略目标，可能会遇到以下一些重大的挑战：
第一，城市化问题。
2002年中国城镇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为39.1%，乡村人口所占的比重为60.9%。从人口上看，仍然是一个以乡村人口为主体的传统社会。但从产业结构来看，2002年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仅为14.53%。
当然，第一产业的增加值并不都是由乡村人口生产出来的，城市的现代农业也在从事这一产业的生产；乡村人口从事的主要是农业生产，但也有一部分人口就地（如华西村）或出外（如农民工）从事其他产业的生产。但从总体上看，中国仍然是一个以乡村人口占大多数的国家，较低的农业生产率带来的是广大地区较低的生活水平。第一产业的增长由于多年的开发和受自然条件的制约，它的进一步增长受到限制。从长远看，农业人口向城市转移，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将是在工业化过程中必然发生的现象。当年的英国是通过圈地运动完成了工业革命中劳动力结构的调整，那是一个痛苦和血腥的过程。今天我们不可能通过这个方式完成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但是实现劳动力结构的调整并实现城市化这条道路还是要走的。完成工业革命后，中国的农业劳动力的比重应该在10%以下，乡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将会在20%以下。从这个目标看，中国乡村人口的40%将有可能在未来的20年里转化为城市人口。如果是这样的话，中国的城镇人口就会达到10亿以上，比8个日本或3个美国的人口还要多，那么，我们就会遇到一系列的问题，如就业问题和与之相联系的社会保障问题、大城市化的问题、环境问题等。
第二，国民经济发展的长期规划。
在中共十二大上，中国首次提出了翻两番的战略目标。和现在相比，我们当时无论是在对市场经济的理解上还是在对经济宏观调控上都相当缺乏经验。由于我们的转轨和高速经济增长同时发生，而实行的又是一种“摸着石头过河”的转轨，改革过程中的很多变数，在实际中是很难规划的。今天，我们在新的基础上，重新提出翻两番的新的战略目标，优势在于我们经历了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已经建立了新的经济体制和现代企业制度；难度在于经历了二三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国经济的一些潜能已经被释放（如20世纪80年代的农业高速增长就很难再现），一些生产要素价格上的独特优势正在失去，在这种情况下，对未来长期发展的规划就显得特别重要。以大城市化为例，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大城市化问题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在美国，国家的各种中心是多元化的，比方说，华盛顿是政治中心、纽约是金融中心、底特律是汽车制造中心、好莱坞是电影制作中心、硅谷是电脑和软件中心，等等。而东京、汉城这些城市，往往是一身数任，集各种中心为一体，使城市的负担非常重。在中国未来的城市化进程中，也应该避免大城市的过度膨胀，目前，北京和上海已经有这样的趋势，这正是我们的长期规划中应该尤其重视的问题。
第三，生产能力的短期过剩和长期不足的矛盾。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卖方市场逐渐转变为买方市场。这个市场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生产能力的过剩。在生产能力过剩的情况下，一些企业生产的产品可能会卖不出去，因而导致企业经营困难以至于破产。这些企业的产品并不是没有社会需求，而是缺少有支付能力的社会需求。换句话说，在买方市场的背景下，一方面，从长远看，社会上现存的生产能力肯定是不足的，和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存在着矛盾；另一方面，由于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限制，相当一部分企业将经常性地处于生产能力过剩的状态中，面临竞争和经营的强大压力。这就形成了一种经常性的矛盾：许多农村居民还没有用上电视，一些电视机厂生产出来的电视却严重积压；很多城镇居民缺少住房，一些房地产商的房子却卖不出去。
在这里，生产、收入和消费形成一个相互连接的环。生产要发展，就必须有需求尤其是最终需求，而最终需求的增加则取决于居民消费倾向和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则要求增加生产。问题在于这里的生产、收入和消费是由千千万万个企业进行的，社会分工和协作的发展又使得企业越来越专业化，储蓄和投资行为、政府行为、金融市场等因素又在发生作用，这就使这样一个简单的环变得复杂起来。要使这样一个环运转起来，需要有一个轴心，这个轴心现在我们已经找到了，这就是市场。货币和资金则是这个运转的润滑剂。润滑剂怎样添加，添加多少，就是政府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
短期的生产能力过剩早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就已经成为一种周期性的现象，后来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就是针对这种现象提出来的。但是在苏联的计划经济条件下，由于作为社会基本单位的企业和个人失去了的主观能动性和创新精神，虽然不再出现过剩，但不足依然存在，而且表现得更为严重。事实已经证明那种体制是缺乏活力的。那么，能否考虑建立一种体制，使这一对矛盾解决得更好一些？
第四，合理的宏观调控的实现。
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需求，有效地刺激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但是我们也知道，自从凯恩斯提出他的宏观经济理论后，财政政策是各国刺激经济、解决过剩的一个重要工具，但也出现过很多失败的案例。中国的财政政策之所以成功，是有它特定的背景的。财政政策只是众多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方面，还应该考虑其他政策的协调应用，例如，在平衡我们上面所说的矛盾时，货币政策、地区政策如何发挥作用。现在经常发生的一种现象是，一种鼓励扩张的经济政策的使用，首先会在经济发达地区发挥作用并促进了这些地区的发展，等到这些地区的经济过热了，政策开始收缩了，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却还没有启动或者刚刚启动。它们没有在鼓励扩张时得到多少益处，但却在政策紧缩时受到影响。
第五，能源和环境。
能源问题可能是中国未来经济增长中的主要瓶颈。增加的需求和消费如果以能源为代价的话，按照目前的能耗水平，未来的能源消耗对中国来说将会是一个巨大的负担。到2022年时中国那时的家庭数在5亿个左右，如果1/5的家庭拥有家用汽车，那时，家庭汽车的拥有量将会达到1亿辆以上。如果每年更新其中的1/10，中国每年的汽车需求就在1000万辆以上，这是一个很大的需求。但在另一方面，这里的能源消耗也是惊人的，中国2003年的私人轿车的拥有量为1000多万辆，原油消耗为2亿多吨，如果有1亿辆家用轿车，原油消耗将在10亿吨以上，占目前国际原油产量（30亿吨）的1/3以上，相当于美国目前的水平。中国2003年的原油消耗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日本每日消耗543万桶，中国为546万桶，1吨=7.3桶）。而中国目前的原油储量为18亿吨。那时候我们能保证中国的能源供应吗？我们知道，日本的经济停滞就是从1973年的石油危机开始的。这种情况会不会在中国重演？国内资源和国际市场能不能满足我们那时的能源需求？当然，科技革命有可能为我们带来耗能低的产品，在20年间，也可能会开发出新的能源来满足人类的需求。但是无论如何，能源开发和与之相适应的环境保护，应该是我们在实现我们的奋斗目标时应该着重考虑的问题。
第六，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比较优势。
比较利益是国际经济交往的基础。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如果发展中国家具备了一定的基础，如教育水平、基础设施等，又进行了体制创新，就有可能通过它在劳动、土地及原材料等生产要素方面的比较优势获得较快的发展。而发达国家则可以通过在资本、金融、科技等方面的优势，通过和发展中国家的交流，获得比国内更多的利益。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新兴工业化国家由于起点较低，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会快于国际经济合作的另一方的发达国家。日本、韩国等国家都走过这条道路。但随着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崛起，甚至转变为发达国家，那么它在生产要素方面的原有的比较优势就会失去，它的货币就会升值，这时，它也必须走发达国家的道路，成为资本、科技等方面输出国，以获得新的发展。日本曾经是世界上劳动力最便宜的国家，但现在它已经成为世界上劳动力最贵的国家之一。从根本上说，要解决这一问题，应该在经济增长过程中逐步解决产业升级的问题，使中国的经济在增长中逐渐由对外吸收能量转化为对外辐射吸收能量。
第七，教育和科技发展。
教育和科技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进一步发展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关系到整个民族素质和中国整体的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对中国未来20年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还应该继续加强。应该指出的是，教育和科技的发展（尤其是教育的发展），当然应该动员各方面的资源，但从根本上说，还是需要政府的投入，这样，才能使国民在受教育上有更多的机会。2002年全年，全国出生人口1647万人，20年后，进入升大学年龄的青年应该是在1500万左右，如果他们中的一半能够进入大学学习，我们的大学的招生数应该达到750万。2002年我国的普通高等教育本专科招生数是321万，如果要达到这一目标，高等教育招生规模的增长，可以低于GDP的增长。但如果将进入大学学习的比例提高到那时的适龄青年人数的80%，那么，招生数就应该达到1200万，比起目前的招生数来也要翻两番。如果再考虑其他教育方面的需求，那么，教育方面投入的增长速度，应该高于GDP的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