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技术不断改变着银行运作机制、主要发达国家的银行业的行业结构进一步向集中化发展、各个银行在努力追求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的背景下，中国银行业保持一定程度的集中率是符合国际银行业发展趋势的。中国银行业的主要问题是国有银行产权结构单一问题，而不是行业集中的问题。从行业结构的角度为突破口的改革将可能导致中国经济的震荡。正是中国银行业的资产与市场份额集中于带病的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侧重点就不能从行业结构的调整为起点，而是相反，要充分利用加入 WTO后的有限的过渡期，在国有银行的市场份额发生显著萎缩之前，坚决地进行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改革，努力避免潜在金融风险的总爆发。
在20世纪90年代，国际范围内银行间的并购风潮使得银行业的行业结构发生着显著的变化，一方面体现在主要市场经济国家银行业的金融机构数目显著下降，银行业的集中度上升。另一方面体现在单个银行的规模显著扩张。银行间的并购往往发生在大银行间，也就是90年代银行并购显现出的一个新的特点就是所谓的“强强联合”。例如1996年的东京银行与三菱银行并购、大通银行与化学银行并购；1997年的瑞士银行与瑞士联合银行并购；1998年的花旗银行与旅行者集团合并成全球最大的金融服务企业、全美排名第五的美洲银行与排名第三的国民银行合并、第一银行与第一芝加哥银行合并等等。这些并购活动所体现出的一个鲜明的事实是，银行业的规模具有不断扩大的趋势。
面对现实经济活动过程中出现的这种新变化，经济理论尤其是产业组织理论必须提供理论层面的解释。对于中国的经济理论学者来说，这更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需要提炼出鲜明政策含义的课题，因为中国银行业的改革正处在关键阶段。
近年来，部分学者从行业结构的角度对中国的银行业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理论或实证层面的研究，例如，于良春等运用哈佛学派的SCP范式即“结构—行为—绩效”分析范式对中国银行业的行业结构进行了统计分析，所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中国银行业存在高度集中和国有银行垄断低效率问题，因而放松行业进入管制是解决问题的条件（于良春、鞠源，1999；焦瑾璞，2001）。问题是：第一，认为国有银行是垄断者，并且盈利能力却显著低于非垄断者的股份制银行，这里就似乎存在一个基本的逻辑矛盾，SCP范式的基本推论是行业的一定程度集中率导致拥有势力的企业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实施策略性行为，在实现垄断利润的同时降低了全行业的整体绩效和社会福利，并不是指垄断导致垄断者的低效率，如果是这样，企业为什么有动力追求市场势力呢？第二，SCP框架是否具有一般性的解释意义？由此揭示出的问题是否是属于中国银行业存在的主要问题？易纲与赵先信的分析虽然没有使用SCP框架，但分析的内容属于中国银行业的行业结构问题，他们对国际银行业的行业集中趋势提出了批评，认为银行规模与银行的效率不是正相关的，认为中国银行业存在的主要问题也包括行业结构问题，尽快放松行业准入制度也是属于他们的主要政策建议之一（易纲、赵先信，2001）。林毅夫和李永军则从银行机构的规模与非金融性企业的规模非对称性角度对中国的银行业的行业结构与中小企业融资冲突问题进行了讨论，认为中国银行业过于集中的一个突出表现是中小型银行发展不足，金融资产过度集中于大银行，不利于中小企业的融资，其政策建议也是集中在放松行业准入上。总之，现有的有代表性的论述大都从中国银行业的结构作为切入点，并且大多将行业结构问题视作是中国银行业存在的主要问题。
虽然相当部分学者（包括上述学者）提出产权结构单一问题是属于中国银行业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但也是从行业结构调整的角度提出政策建议的，例如通过引入非国有银行，形成整个行业的产权多元化格局。我们认为，通过股份制改造国有银行的产权结构与通过引入非国有银行改造中国整个银行业的产权结构是两种不同的改革方案，其面对的风险是完全有别的。
不论是在资产规模、信贷规模、经营网点的分布，还是在贷款对象方面，中国银行业的确呈现出鲜明的集中型的行业结构特征。不仅中国银行业的金融资产高度集中于效率不足的国有银行，而且信贷资金的投向也高度集中于缺乏效率的国有企业，导致信贷资金配置低效率，这几乎是人所共知的现实。问题在于，从行业结构的角度提出命题是否准确？因为从产业组织的角度提出问题，至少需要回答两个方面的疑问：第一，从一般的意义上讲，银行业的集中是否就一定是低效率的？第二，目前中国银行业的集中与一般意义的银行业的集中是否是属于同一性质的？中国的银行业目前面对的主要问题是行业集中问题还是其他问题？
如果不分清问题的性质，可能会导致两个方面的混乱：
第一，以中国这种非正常时期的个案，推出的仅仅具有个案意义的结论，很容易将此看作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一般性的理论结论，导致理论研究的大忌———以偏概全。例如，由于历史的、体制的原因，目前中国银行业的资产和信贷业务主要集中在没有完全商业化的四大国有银行，而一般市场经济国家的银行业，其商业银行主要是私有银行（主要是股份制银行），如果出现行业集中，其意义与中国目前的状况是完全不同的。因而，中国目前的银行业的集中与一般市场经济国家银行业的集中不是属于同一层面上的问题。
第二，如果坚守逻辑一致性的推理，从行业集中度的角度解释并提炼结论，很容易推导出错误的政策含义。例如，从一般意义上，如果说银行业的集中一定会带来低绩效，那么，就是属于政府要加强干预的问题，或者对现有的大银行实施强制性分拆，或者放松行业准入制度引入竞争主体，达到稀释大银行市场份额的目标，如此等等。然而，中国银行业虽然需要通过行业准入制度的改革，引入更多的竞争主体，形成具有多元化产权结构的、大中小银行构成的、适应中国经济发展需要的齐全的行业体系，但是，从中国银行业目前存在和面对的最突出的问题来看，并不是通过这种显得相对简单的放松行业准入制度、引入多种竞争主体就能够解决问题的。
从银行业的风险特点及其对国民经济的重大影响来看，中国银行业的储蓄资产高度集中于“带病的”严重缺乏“对外”竞争力、潜存着巨大信用风险的国有银行来说，在近期盲目地放松行业准入，大规模地引进来自境内尤其是境外的竞争主体，虽然能够尽快地解决所谓的市场高度集中的问题、银行结构不齐全的问题，但是，也有可能因国有银行市场份额的稀释，其潜在问题的总爆发而导致整个国民经济出现灾乱性的后果。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累积起来的潜在的系列问题到目前为止之所以没有显性化，主要是靠得天独厚的巨大的存贷流量支撑着。因而，虽然客观地存在许多问题，但是，中国金融资产高度集中于国有商业银行这一独特条件，使得国有商业银行累积起来的潜在的系列问题甚至致命的问题没有实质性的总爆发，是因为巨大的存贷流量保证了决定银行生死命运的流动性没有出问题。
按照中国政府的承诺，对外放松银行业的行业准入，在五年后的不长久的未来，中国银行业的行业结构将会出现重大变化，因而，中国银行业的结构变化只是时间问题，并且已经确定了时间表，现在的关键问题是，现有的国有银行在行业结构经历重新洗牌的痛苦之前，在有限的时间内如何有效解决根本性的问题，极力避免因国有银行潜在的风险总爆发，引起的国民经济的大动荡。
本章认为，银行业有别于其他产业，SCP分析框架很容易引起政策误导。在现代电子技术广泛渗透到银行体制并引起银行业系统变革的情况下，一定程度的行业集中和银行机构的规模扩张，不仅不会降低绩效，而且能够产生规模经济效应和范围经济效益。根据国际银行业的变动特点和近年来发展起来的理论解释，中国银行业的行业结构变动虽然不能避免，但仍然要保持一定程度的集中率。过度分散的行业结构不利于经济绩效的提高。中国银行业目前的主要问题是国有银行的产权结构问题。在行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之前的有限时间内，集中解决产权问题及其相关的制度问题是当务之急。
一、SCP分析范式不适用于银行业
“结构—行为—绩效”（Structure-Conduct-Performance）即SCP分析框架，源于20世纪30年代张伯伦（E。H。Chamberlin）的垄断竞争理论和由梅森（Edward S。Mason）、贝 恩（Joe S。Bain）、凯 尔 森（C。Kaysen）、麦 克 尔（J。W。Mckie）、麦克海姆（J。Markharn）等人以案例形式对若干行业的市场结构的经验研究，后来由贝恩、谢勒（FredericM。Scherer）的贡献成型于20世纪70年代初。由于SCP范式的创建者及其支持者大多属于哈佛大学的经济学者，因而，将结构主义分析框架称之为产业组织理论的哈佛学派。
产业组织理论在最初之所以注重市场结构分析，甚至将市场结构与市场绩效直接挂钩，主要是基于自亚当·斯密以来的这样一个基本理念，只有竞争才能产生效率，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任何市场势力都会导致市场效率的偏离。然而，到20世纪30年代初，在张伯伦的垄断竞争理论中揭示出，现实的市场结构并不是充分竞争型的，而是属于不完全竞争状态。因为假定市场结构与企业行为、市场绩效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所以，产业经济学从开始就关注市场结构，以市场结构的分析为起点。在贝恩等人富有创建性的工作，形成SCP分析框架后，运用经验分析方法研究产业组织问题一度成为主流。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随着经济计量学方法的广泛运用、电子计算机和经济计量学软件的迅速发展，在SCP框架下进行数据处理和回归分析，几乎成为产业组织问题研究的时尚。这一分析框架也构成反托拉斯实践的基础，在反托拉斯的司法实践中，一般也是以企业占有的市场份额的大小作为考察其是否具有市场势力的指标。
问题的关键在于，市场结构、企业行为与市场绩效之间是否存在逻辑因果关系？企业的绝对规模与企业的市场势力一定是正相关的吗？企业相对占优的市场份额能否表明它一定具有相对优势的市场决定权？如果一个行业的销售额集中在少数几家企业手中，能证明就一定存在行业垄断力量和经济上的低绩效和无绩效吗？
SCP框架没有提供答案。因而，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起，施蒂格勒（J。Sti-gler）、威廉姆森（O。E。Williamson）、德姆塞茨（H。Demsetz）、波斯纳（R。Posner）、麦吉（Y。Mcgee）等学者对当时被奉为正统的结构主义分析框架进行了激烈抨击。在他们看来，SCP分析框架至少存在两个方面的重大缺陷：
第一，SCP框架主要运用经验统计和回归分析方法，所用的资料可能不具有一般性。并且缺乏理论基础和理论逻辑的一致性。
第二，政策含义不准确。他们认为，反垄断的人为政策以是否影响竞争为目标是不对的，而应以是否影响效率为标准，竞争程度与效率之间并不一定具有正相关关系。
在他们看来，问题的关键是市场的集中及其定价的结果是否提高了效率，而不是像哈佛学派那样只看是否损害了竞争。一定程度的市场集中未必反竞争，高利润率并不一定是反竞争定价的结果，而完全可能是高效率的结果。绩效或行为决定了结构，而不是相反。
他们继承了芝加哥学派的价格理论传统，运用经济学新的理论分析框架，如交易费用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博弈论等，重新构筑了产业组织研究的理论体系。例如，以威廉姆森为代表的交易费用理论分析框架认为，考虑到市场契约的不完全性、资产的专用性、机会主义行为等决定的交易费用的存在，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就不是属于正统的新古典意义的成本概念，企业及其市场绩效的衡量标准也需进行调整，企业的规模扩张（包括纵向一体化）、行业一定程度的集中率并不一定是背离绩效原则的，相反，可能是提高企业绩效、进而提升整个行业绩效的前提条件。
产业组织理论新的分析框架及其理论含义对美国反托拉斯活动及政府管制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在里根政府时期，不但有许多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或赞成其思想的经济学家成为司法部的顾问，而且有的还担任了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司法部反托拉斯局局长或最高上诉法院法官等要职。在这些人影响下，美国司法部于1982年颁布了新的《兼并准则》。该准则偏重用效率原则来指导反托拉斯诉讼，放宽了判定商业活动反竞争的标准。美国的立法、司法和执法机构对兼并活动采取了20世纪以来最为放任的立场。这也是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掀起较前四次并购浪潮规模更大、范围更广的重要条件。
当然，威廉姆森等人的研究是从一般竞争性行业的研究为出发点的，那么，SCP分析范式是否适合于银行业的绩效分析？
按照SCP范式，银行业的市场结构涉及两个方面的因素，即银行的数量和单个银行的规模。银行业的市场结构影响银行的市场行为，最终决定银行业的市场绩效。按SCP范式的逻辑推论，少数大银行占有的市场份额越多，市场集中率就越高，越有可能导致银行的垄断行为，就意味着资源配置的非效率、社会福利的下降。与此相反，低集中率的银行市场结构，属于大量的银行平均分享市场份额，这种状态将使市场更接近于完全竞争状态。按完全竞争理论，银行业在这样的结构下将产生高的市场绩效。那么，银行业的结构与市场绩效间是否存在这样的逻辑联系呢？
银行业在很多方面不同于一般生产性和流通性行业，在市场结构与行业绩效的关系上也存在很大的不同。如果说SCP框架在分析一般生产性和流通性行业存在很多缺陷的话，SCP框架更不能用于银行业的结构与绩效的分析。
1.关于银行业的集中率与市场价格
事先需要说明的是，当今不论是哪个市场国家的银行业，都不存在独家垄断的行业结构，银行业基本属于寡头竞争行业结构。即使是属于寡头结构，是否会导致严重偏离竞争性均衡价格的寡头垄断定价呢？在经济学的众多寡头竞争模型中，尤其是经典的古诺模型、伯特兰模型中得不到理论支持。
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只考察分业制度下的银行机构的主要业务。分业制度下的商业银行主要业务是一般商业银行业务即存款、贷款和结算、票据贴现等；有的还从事部分投资银行业务（限于发行金融债券，代理发行、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等）、部分保险业务（限于代理保险业务）；外汇业务、国际银团贷款等。因而，在分业制度条件下，所谓银行的市场价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存、贷价格即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二是中间业务收费价格。我们主要考察存、贷利率与市场集中率的相关性。
按SCP范式，银行业的集中率将导致拥有市场势力的银行将贷款利率控制在高水平，并且对存款人支付比低集中率条件下更低的市场存储利率。部分学者的研究结果是支持这一论点的，认为集中率高的银行业，不仅会影响存贷利率，而且银行利润与集中率正相关。而有的学者提出了“有效结构理论”，按这一理论，一些银行拥有大的市场份额主要是因为它们具有高效率，因为他们取得这样的市场份额本身就证明它们比其他份额小的银行提供的服务成本更低，所以越是市场份额大的银行，成本效率越高，收益也越大。因而，两方面的看法都存在。我们认为，后一种判断可能更符合实际。
在非市场化利率条件下，中央银行决定利率水平，因而，在非市场化利率制度中，所有的银行不论规模的大小和市场份额的高低，都是价格（利率）的接受者，而不是利率的决定者，因而，市场结构不是影响市场价格（利率水平）的因素。
在利率市场化条件下，各个商业银行当然有权决定存贷利率，但是，它们各自的定价行为严格受到至少四个方面的约束，一是市场竞争约束，也就是银行之间存贷竞争约束。二是非银行融资体系的竞争约束，主要是资本市场和直接融资的约束。三是非银行企业的利润率的约束，人为抬高利率水平，直接导致借贷者的资金使用成本上升，从而导致整个国民经济受到负面影响。四是中央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及其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的约束。不论中央银行的中间目标是选择利率目标，还是选择货币供应量目标，利率水平是任何一个市场经济国家中央银行关注的主要对象。利率是影响一个国家宏观经济走向的重要因素，也是一国政府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杠杆之一，因而，一国的银行业即使存在一定的集中度，拥有相当市场份额的银行也不容易控制价格（利率），更不可能明目张胆地实施寡头勾结，达成利率联盟。
在货币银行学中是假定均衡的市场利率水平由信贷资金的供给和需求决定的，这一假定排除了银行的共谋和利率操纵行为。在里特（LawrenceS。Ritter）等人看来，这一假定的可信度在于，“任何一个人、一个机构或一个团体组织在他的国家可以凭借市场势力任意地操纵利率水平是不可想象的。”
总之，只要不存在独家垄断，银行业的行业结构与市场价格没有必然的联系。
2.关于银行业的集中率与社会福利净损失
是否会产生社会福利净损失或导致多大程度的社会福利净损失，是产业组织理论及其政府管制政策关注的焦点。SCP范式之所以注重行业结构，是基于这样一种理念，市场集中导致市场势力，而市场势力会导致产量控制进而控制价格，在控制者获得垄断价格的同时导致社会福利净损失（例如垄断模型的几何图形中的两个表示社会净损失的三角形的面积），使得社会资源的配置不能达到最优水平。
那么，银行业的集中率是否会因市场势力导致社会福利净损失？
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常识是，企业是否具有市场势力，主要表现在是否具有价格控制能力，而控制价格关键是控制产量及其市场供给量，人为地制造市场短缺，从而抬高价格。所谓垄断条件下的社会福利净损失，实际上就是指相对于竞争性市场的均衡产量而言，垄断势力控制的产量低于竞争性均衡产量水平。按此推论，所谓银行业的集中导致社会福利的净损失，就是属于拥有市场势力的银行以抬高利率水平为出发点，减少信贷规模，从而使信贷资金发放量低于竞争性市场信贷量，导致信贷资金的部分闲置。
如果说非银行部门的集中率有可能导致价格水平在产品边际成本曲线之上的产量控制，那么，具有一定市场集中率的银行业则很难实现这种控制。这主要受两个因素的影响：第一，具有一定市场集中率的银行，难以控制市场均衡价格（即利率水平）（前文做过分析）。第二，控制市场供给会急速提升银行成本。一般商业银行的成本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利息成本（InterestExpenses），即负债业务支出的储蓄存款利息；二是真实的资源费用（RealResourceExpenses），主要是日常运行费用，包括职员薪金、设备投资费用等；三是机会成本（Opportu-nityCost）。商业银行的主要市场供给是信贷资金的供给，即发放贷款，而银行信贷资金的主要来源是借入资金即储蓄存款，但存款都具有利息成本，因而，人为缩小市场供给量（较少贷款规模）而不能实质影响市场价格（利率水平）的条件下，资金存放成本就会显著上升。因而，现实经济生活中银行总存在着超贷的动力，正是如此，各国中央银行为降低商业银行因超贷而导致的信用风险，除银行留足自由准备金外，设立法定准备率制度，用以牵制超贷行为。
当然，并不否认银行在特殊时期存在“惜贷”情形，但这种“惜贷”不是以控制市场为出发点，而是以控制银行的放贷风险为目的的。例如，在两年前部分学者认为国内银行存在“惜贷”行为，如果真是如此，也是由于在通货紧缩状态下尤其是贷款资金到期收回率下降等原因，银行为回避风险而选择的不得已的措施。
事实上，主要工业化国家银行业的集中率普遍偏高，但没有导致列宁在20世纪初所预示的结果。
二、银行规模与绩效
按传统的竞争理论，行业的低集中率及其数量众多且规模近乎相等的企业构成的行业结构是竞争有效率的。在20世纪初期的美国，这一思想也深深渗透到银行业，以为银行部门的竞争效率也是来自市场结构的分散化。但是，这一逻辑越来越显现出它的不合实际。由大量的小银行构成的行业结构与大银行构成的行业结构相比可能更导致竞争的丧失。例如美国的银行业结构与其他发达工业化国家的银行结构显现出很多方面的不同。它的商业银行的数目最多，但银行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则明显低于其他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根据里特和西尔伯（Lawrence S。RitterandWilliamal。Silber）等人的分析，在美国，面对不断变化的经济活动过程，大量的小银行受其规模限制不具备创新能力，也不可能实现成本最优化。它们的存在并不是市场自然进化的结果，而是人为地反分支机构法案使得它们逃避了市场竞争。如果不是相关法案的保护，如此众多的小型银行的存在是不可想象的。美国这样的银行结构，也使得它的经营内容及其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与其他国家相比也存在显著差异。
虽然美国的商业银行的数量最多、行业集中率低，但银行在国民经济中的参与程度也比其他几个发达国家低。根据有关研究，美国的融资渠道主要是资本市场和各种基金机构提供的融资（例如保险基金），商业银行主要对企业和消费者提供短期的融资服务（FranklinAllenandDouglas Gale，2000）。面对全球性的银行竞争和大规模经营发展趋势，相当部分的经济学家对美国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银行管制及其过度分散的银行行业结构进行批评。例如，他们构建的不完全竞争理论分析模型说明传统的竞争理论已经不合时宜（Grossmanand Hart，1979；Hart，1979；Meir，1994；Allenand Gale，1992，2001；等）。
为什么银行规模与绩效之间具有正相关性？一般从规模经济（Economiesof Scale）和范围经济（EconomiesofScope）的角度进行解释。银行之所以能够产生规模效益，主要是它的长期平均成本曲线虽然呈U形，但比一般行业可能更为平坦。
银行的成本主要是利息成本（InterestExpenses），即负债业务支出的储蓄存款利息；真实的资源费用（RealResourceExpenses）或运行成本（Operation Cost），主要是日常运行费用，包括职员薪金、设备投资费用等；机会成本（OpportunityCost）。仅从信息技术的投资与银行的运行成本来说，大规模的银行可能产生成本节约优势。
导致银行运行成本尽可能低的关键因素是技术因素（AnthonySaunders，1994）。运用于银行的现代技术包括计算机系统、视听通讯技术、便捷服务技术和其他的网络一体化技术等。现代技术运用可以说正在引起银行业的大变革，技术投资已经成为银行增长幅度最快的投资。例如在美国商业银行花费在IT系统的投资逐年增长，其中1990年、1991年每年投资于IT技术的资本额达到140亿美元，而这些投资主要集中在大银行，美国最大的35个银行在IT技术上的投资占整个商业银行投资的绝对比重。
如果说在传统的以手工操作方式为主的时代，很难说规模和范围的扩充是否能够产生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的话，那么，在电子信息技术广泛运用于银行运行的时代，大银行不仅在技术投资上占有明显的优势，而且成本节约。
信息技术的运用及其在银行内部的网络化，首先节约了人力资本。一般银行的平均人力资本费用高于其他行业，通过技术对劳动力的替代将大大降低支出。例如银行之间并购的直接动因之一就是削减职员、降低成本。巴伐利亚联合银行与抵押银行合并后就期望未来5年内每年节省10亿马克的人事业务费用，美洲银行与国民银行的合并计划裁员5000~8000人，裁减率为2.7%~4.4%，巴伐利亚联合银行与抵押银行合并计划裁减7000人，裁减率达18%，瑞士银行与瑞士联合银行合并后计划裁减9000~12000人。
其次是节约了信息处理成本和代理成本。银行的信息网络化无疑便捷了信息收集和处理，并且对数量众多分布广泛的分支机构的管理一体化，必将大大降低代理成本。
现代电子信息技术的运用不仅体现在降低成本上，更重要的是能够扩充银行的服务内容和服务范围。远程收付、电话及其网络收付、自动柜员机、家庭银行、一卡通等等传统银行业务不可能做到的新型业务内容，在今天已经成为各个银行扩充服务内容和范围争取客户的主要手段。电子银行业务的发展不仅能为客户提供快捷、简易、便利的服务，而且可以大大降低成本。与目前银行相关服务的单位成本相比，自动柜员机的成本仅相当于现有相关业务的50%，电话理财及网上银行业务的成本只有传统同类业务的10%。正如英国金融学教授埃德温·H·尼夫（Edwin H。Neave）所说的，“技术的变化已经深深地影响着世界金融机构。这个变化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扩展于整个90年代，并有迹象表明，将一直继续延伸到下一个十年，计算机和通讯成本的下降已经促成金融机构快速地向一体化和国际化方向变化。信息处理要素的普遍化正在改变着人们对传统金融功能的认识，先前传统的金融产业的分割边界已经被弱化或者终结……许多不同的金融业务被计算机更便宜和更便捷地处理……随着有效的信息处理功能的广泛扩散，先前专业化的金融中介机构将合并成多产品和多种服务的金融组织，急速变化的电脑使用和通讯环境，促使金融机构通过开发新的技术，快速增加新的产品和新的服务，以便努力保住甚至增加它们的市场份额。”
然而，用现代电子信息技术全面装备和改造银行业务，只有达到一定规模的银行才具备实力和产生绩效（AnthonySaunders，1994）。主要是因为所需投资大，必须要有相应的业务量才能摊薄成本，并且这种投资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产生效益。表明现代银行技术本身是与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直接相关的。
三、现阶段*中国银行业的改革重点
中国银行业面对的焦点问题不是国有银行规模过大的问题，也不是行业结构过于集中的问题。在一定意义上，只有保住现有的规模，尤其是保住现有的存贷流量，才能够在较为宽松的环境条件下进行实质性改革。进入 WTO后随着外资银行的进入，中国银行业的行业结构一定会发生重大变化，因而，现在的焦点不在于是否需要改变中国银行行业结构，而在于即将到来的银行业市场结构的重新“洗牌”，现有的存在问题的国有银行应该怎么办。进一步的问题是，由于国有银行集中了大部分金融资产，它们是否能够在有限的时间内实现机制转换，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安全性。存贷流量规模收缩所导致的国有商业银行潜在问题显性化，将极大地威胁国民经济的稳定和发展。
对于中国进入 WTO后中资银行尤其是国有银行将要承受哪些方面的挑战，近年来人们从多角度进行了全面揭示，而这些揭示出的系列潜在问题是否显性化，关键看在5年内尤其是5年后随着外资银行的进入，国有银行的存贷流量是否会发生显著变化，即国有银行的流动性是否会受到实质性影响。经验表明，一般竞争性企业不管潜存着多少内部问题，企业的负债率有多高，只要企业有一定的现金流量作支撑，就可以借助于卯吃寅粮的手段掩盖许多问题，如果现金流量出现急剧的收缩，企业累积起来的潜存的系列问题就会立即显化，并进入负效应放大和扩散阶段。
我国国有银行存在的系列问题集中反映在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上，一是资本充足率低，根据有关资料显示，截至2002年3月，国有银行平均资本充足率离8%的标准还有很大距离；二是不良贷款比例高。也就是“一低一高”问题。而这“一低一高”问题的相互交织，是银行作为信用机构的主要缺陷，说得严重些是属于银行的致命缺陷。因为这个“一低一高”与银行的支付危机、流动性困境只是一纸之隔，如果稍有风吹草动，支付危机问题的爆发就难以避免。
随着央行公布的银行业开放日程表中承诺内容的逐项履行，外资银行的进入使得国有银行的存贷流量规模的收缩是不可避免的，它们不仅冲击国有银行的存贷规模，而且冲击国有银行的存贷质量，进而影响国有银行的流动性，最终影响国有银行的支付问题显性化。如果说人们在事前所揭示的国有银行受到冲击的方面具有可能性，不确定性的话，那么，在存贷流量上的冲击是毫无怀疑的，通过存贷流量的冲击进而冲击国有银行潜存的实质性问题的爆发，对这种传递效应应该保持高度的警惕。
因而，如果将5年时间作为一个约束条件，在这个有限的过度期内，我国银行业的改革已经进入到倒计时的读秒阶段，只有采取一揽子改革措施，才能将潜存的主要问题在潜在的状态尽可能地解决，尤其是通过制度变迁，实质性地转换机制，才能承受住 WTO的挑战。
国有商业银行存在的问题是系统性的，但核心是产权结构问题。从银行的资本金充足率来说，实质是产权结构单一问题，由此决定着资本金的补充渠道单一。因为银行的资本金充足率作为一种比例，一个因变量，受两个基本变量相对变化的影响，一是相对于储蓄的负债规模及其变化；二是自有资本金的规模及其变化。为了保证资本金充足率，人为地压低或限制负债规模，显然是违背银行经营之道的常理的。因而，随负债规模的扩充，保证一定比例的资本金充足率，就要使银行的资本金可以根据负债的变化而变化。而资本金的补充无外乎有这样几种途径，一是所有者资本金的直接追加和新增所有者的投资；二是利润转新增资本金；三是财政无偿拨付；四是银行直接发债券。如此而已。而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现有的资本金补充渠道受现有制度的制约，资本金补充渠道太单一。因为现有的所有者拿不出钱来增加投入，现有的单一的国有银行产权结构还不存在新投资者的投入；盈利能力弱制约了利润转资本的途径；银行直接发债券用以补充资本金据说巴塞尔协议是不容许的，那么，现有的主要渠道是财政直接拨付，或者通过国债间接拨付，而面对四大国有银行庞大的资产总量，靠财政支持是难以为继的。
中国国有银行在运行机制及其效率上的种种问题，也是由单一的国有产权结构决定的。
将进入中国银行业的外资银行，一定是大规模的银行，也一定是在体制上有效率的银行。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银行之间的竞争，深层次的竞争是体制竞争、运行机制的竞争。对于中国现有的国有银行体制，只有进行实质性的产权结构调整，才能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才能留住现有的人才，也才能有足够的吸引力引进高质量的人才；才能形成健全的内部治理结构和有效的内部约束机制，降低经营风险。
面对国有银行巨大的国有资产存量和存在问题的系统性，通过股份制改造实现彻底的非国有化是不现实的，保持国家的控股地位是必然选择。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国家控股，而在于通过股份制改造，其他的投资主体是否能够形成对控股方的牵制力，进而形成有效的银行治理结构。因而，在引入一般个人投资主体和国有法人投资主体的同时，关键要引入有经济实力且规范运作的民营投资主体及其境外投资主体。因为分散的个人投资主体及其国有法人主体并不能产生对国有控股方的实质性牵制作用。引入有实力的民营经济主体和必要的境外投资主体，一方面能够保持国有商业银行在产权多元化后国家的控制股地位，另一方面能够改善单一产权结构条件下的银行治理结构及其运作机制。
运用SCP框架对银行业的结构分析及其政策含义存在显著的缺陷，不仅不能在理论上证明分散化、小规模与行业绩效存在一定的正相关性，而且也不符合国际银行业的变动趋势。在现代技术不断改变着银行机构的经营方式和运作机制的条件下，主要发达国家的银行业的行业结构进一步向集中化发展，各个银行为追求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进而提高国际范围的竞争力，在展开规模竞赛。由于历史和体制的原因，中国银行业的资产与市场份额集中于国有商业银行，虽然如此，但改革的侧重点不能从行业结构的调整为突破口，而是相反，要充分利用加入 WTO后的有限的过渡期，在中国银行业的行业结构发生显著变化和国有银行的市场份额发生显著萎缩之前，坚决地进行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改革。倒闭一个大型或特大型的国有企业与倒闭一个国有银行，对国民经济的负面影响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