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已经保持了30年9%以上的持续增长，那么未来中国经济能否保持这一持续高速增长趋势以及这一趋势还能持续多久就值得我们深刻探讨了。克鲁格曼（1994）在他的著名文章《亚洲奇迹的神话》（TheMyth ofAsiasMiracle）中就指出，大部分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要素投入的增加；技术进步没有发挥显著作用，因此，他认为东亚经济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克鲁格曼的观点引起了学术界的热烈讨论，国内外众多学者用他的观点来引证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必然性，并认为东亚经济需要调整增长路径，通过提高要素生产率来推动经济增长。具体而言，他们认为，在新古典经济学的视角下，一个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要素投入的增加；二是要素生产率——即劳动生产率或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单纯依靠要素投入扩张的经济增长以粗放式的消耗要素和资源为代价，从长期来看是不可持续的，只有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才能保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从本章研究结果来看，克鲁格曼（1994）所指出的不可持续的东亚增长模式与我国1998年之前经济增长模式是比较相似的，不过1998年之后我国经济增长模式已经越来越体现出了其自身的可持续性。
当然很多学者也认为全要素生产率并不等于技术进步，它只是核算中的残差，用全要素生产率代表技术进步是一个相当大的误解。更重要的是，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在改革和发展的最初阶段，纯粹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可能要逊色于市场化改革所带来的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改革所带来的收益可能会逐步减少，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则会慢慢突显出来。本章正是致力于论证上面这些假设。
本章试图将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变迁从要素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中分解出来，对产业结构变迁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进行横向和纵向的对比分析。通过这样的分析，本章希望研究这样一些问题：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产业结构变迁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究竟有多大？与技术进步等其他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相比，这种推动作用占据多大的份额？或者说，是市场化改革的推动作用大，还是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大？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推动作用的波动趋势是怎样的？能否做出预测，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更多的是要依靠更深入的市场化改革还是依靠技术进步来推动？
一、引言
在新古典生产函数的视角下，一个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要素投入的增加；二是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众所周知，单纯依靠要素投入扩张的经济增长以粗放式地消耗要素和资源为代价，从长期来看是不可持续的，全要素生产率才是长期经济增长中更重要的因素。其中，产业结构变迁和技术进步分别是推动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两个重要因素。
如果把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分解成技术进步和资源配置效率提升两个因素，产业结构变迁就是通过改善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它和技术进步一起成为推动经济长期增长的两股不可或缺的力量。
产业结构之所以会发生变迁，是因为经济发展存在持续的非均衡现象，某些产业的要素边际报酬高于另一些产业，而劳动、资本等要素在利益最大化目标的驱动下，从要素边际报酬较低的产业流向要素边际报酬较高的产业。因此，产业结构发生变迁表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真实的存在，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实际上就是市场制度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技术进步则更多地取决于微观企业自身的创新能力。
在现实经济中，不但产业结构变迁和技术进步之间相互影响，而且它们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也是相互交织、相互重叠的。本章希望通过分解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对产业结构变迁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进行横向和纵向的对比分析。简而言之，本章主要希望研究这样一些问题：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产业结构变迁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究竟有多大？与技术进步等其他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相比，这种推动作用占据多大的份额？或者说，是市场化改革的推动作用大，还是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大？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推动作用的波动趋势是怎样的？能否做出预测，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更多的是要依靠更深入的市场化改革还是依靠技术进步来推动？
有关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由来已久，卷帙浩繁，最早可以追溯至20世纪30年代，如费希尔（1931）、克拉克（1940）等，而库兹涅茨（Kuznets，1957）则较早地从实证角度分析和度量三次产业的产值结构和劳动力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当代最著名的关于结构变迁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来自发展经济学家，尤其是钱纳里（Chenery，1977，1979，1985）、赛尔奎因（Syrquin，1984）等结构主义学派，钱纳里、赛尔奎因等用计量实证方法和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建构了工业化进程中经济结构变迁的标准模型，为后来的研究者分析和度量结构变迁和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提供了可度量的尺度。他们在20世纪70、80年代从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和经济成长历史中挖掘出很多关于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之间相互关系的有用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及21世纪初叶的最新研究则主要出自对转型经济（中国、俄罗斯、东欧等）、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等）和不发达经济感兴趣的经济学家。例如，皮拉特（Pilat，1993）、费格伯格（Fagerberg，2000）、蒂梅尔（Timmer，2000）和派尼德尔（Peneder，2003）等都尝试了用新的方法测度在东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结构变迁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推动了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国内的相关研究文献也已经相当丰富，这些文献主要用投入产出方法和经济计量方法研究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最新的研究中以计量方法为主。刘伟、李绍荣（2002），朱慧明、韩玉启（2003）和陈华（2005）先后用经典最小二乘法、格兰杰（Granger）因果检验和协整检验等静态和动态计量方法研究了中国的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虽然研究方法不同，但研究结论基本一致：产业结构变迁确实推动了经济增长。然而由于计量方法和数据的局限性，这些文献没有对产业结构变迁的相对贡献进行深入研究。樊胜根等（2002）最早量化地测度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中的相对贡献，他们通过构造一个动态规划模型（约束条件为各部门的边际产出相等）求解一个具有理论意义的指标———有效配置的GDP，实际GDP和有效配置GDP的比值就可以表示产业结构变迁引致的配置效率提升。
本章利用劳动生产率分解式和全要素生产率分解式，实证度量了产业结构变迁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并将其与技术进步的贡献相比较。研究表明，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中，虽然产业结构变迁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一度十分显著，但是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呈现不断降低的趋势，逐渐让位于技术进步，即产业结构变迁所体现的市场化的力量将逐步让位于技术进步的力量。此外，研究也发现，结构变迁效应的减弱并不表明市场化改革的收益将会消失，某些发展和体制的因素仍然阻碍着资源配置效率进一步提高，从这个层面来看，我国完善市场机制的工作仍然任重而道远。
二、理论假设
我们首先要从理论上界定产业结构变迁和技术进步在经济转轨中的不同角色和定位。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经济增长可分为下述4个步骤。
第2步：从点F到点G。这表示劳动要素和资本要素在企业内部按照最优市场价格比例进行配置，而不再按照计划经济体制下扭曲的价格配置资源。
第3步：从点G到点H。这表示资源在不同产业部门之间的再配置，这一步骤即为产业结构变迁。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资源从一种产业转移至另一种产业，使得生产符合最优转换比率。
第4步：从点H向右上方移动。这是指当经济已经位于最优均衡点H之上时，如果假定要素和资源总量是既定的，长期经济增长只能依靠技术进步，即生产可能性边界向外推进。如果假定资源总量是不断增长的，要素投入的增加和技术进步可能同时推动长期经济增长。
在新古典的理论模型中，只有当经济处于非均衡状态，资源才会在不同产业之间进行重新再配置。如果我们将现有的资源配置效率状态和最佳的资源配置效率状态之间的差距称为资源配置效率的落差，那么这种落差将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而不断缩小。
将上文的理论演示用于中国的现实，我们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经济从改革开放初期的非均衡（厉以宁，1998）逐步演进至目前较为接近均衡的状态。当经济逐渐趋近均衡的时候，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可能会不断降低，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可能更需要技术层面的变革。下文将从实证角度验证这样的理论假设。我们将分别利用劳动生产率分解式和全要素生产率分解式，将“结构变迁效应”从所有推动经济增长的因素中分解出来，以便分析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相对贡献，并将它与技术进步的贡献相比较。
三、中国（1978~2006年）结构变迁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
1.劳动生产率分解式
本章将使用“转换份额分析”（Shift-ShareAnalysis）的方法，把结构变迁效应从劳动生产率增长中分解出来。最近将这一方法应用于新兴工业经济和转型经济的结构变迁效应的研究主要有费格伯格（Fagerberg，2000）、蒂梅尔（Timmer，2000）和派尼德尔（Peneder，2003）等。
令经济总体的劳动生产率为LPt，其中LP
是指各个产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上标t表示时期，下标i表示不同的产业部门，i=1，2，3，分别代表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LP
表示产业i的t期的劳动生产率，Sti是t期产业i的劳动所占份额。
总体劳动生产率可以表示成：
根据公式（16.1），可以推知t期的总体劳动生产率相对于0期的增长率为：
公式（16.2）分解成如下三项：
Ⅰ：公式（16.2）右边第一项被称为静态结构变迁效应，它度量的是劳动要素从劳动生产率较低的产业流向劳动生产率较高的产业所引起的总体劳动生产率的净提升。如果劳动要素流向相对劳动生产率较高的产业i，则该产业在t期内的份额变化值大于0，我们对其赋予的权重也较大，因此产业i的静态结构变迁效应较大。
Ⅱ：公式（16.2）右边第二项被称为动态结构变迁效应，它和第一项有所不同，它表现了劳动要素移动引起的动态效应，度量的是从劳动生产率增长较慢的产业流向劳动生产率增长较快的产业所引起的总体劳动生产率的净提升。如果劳动要素流向劳动生产率较高的产业i，则该产业在t期内的份额变化值大于0，我们对其赋予的权重也较大，因此产业i的动态结构变迁效应也较大。
Ⅲ：公式（16.2）右边第三项被称为生产率增长效应，它是由于各个产业内部的技术效率变化和技术进步等因素导致的各个产业内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2.结构变迁效应的计算
我们根据公式（16.2）计算出我国经济总体和三次产业的静态结构变迁效应、动态结构变迁效应和生产率增长效应。
结论是显而易见的。
第一产业的结构变迁效应是负值，因为农村劳动力不断从农业部门迁移出来，劳动份额呈现负向变化。不过，与结构变迁效应相比，第一产业的生产率增长效应更显著（x13>； x11+x12 ），即第一产业的劳动份额下降1%，而导致整体经济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则大于1%。这说明第一产业内部制度变革和技术进步共同推动了劳动生产率的提升。
第二产业的结构变迁效应是正值，但低于第二产业生产率增长效应（x23>；x21+x22），这说明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更大程度上取决于产业内技术效率变化和技术进步等因素，而不是产业间要素优化配置。换句话说，对于第二产业而言，产业内的技术效率变化、技术进步导致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大于因为结构变迁导致资源配置效率提高而引起的劳动生产率的提升。
第三产业的结构变迁效应最显著。因为，第三产业吸纳了大量从农村和农业流出的剩余劳动力，从1978年的约0.5亿的就业人口增加到2006年约2.5亿的就业人口，劳动人口份额也从12%上升到32%。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劳动生产率较低、人均产值较低的农业部门流向城市中的第三产业，这种劳动力产业间迁移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相对于剩余劳动力滞留于农村而言，农村剩余劳动力与第三产业的结合极大地提升和优化了我国资源配置效率，农村剩余劳动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连锁地引起了经济总体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从第三产业的三种效应的横向对比来看，生产率增长效应低于结构变迁效应，这表明在28年（1978~2006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中，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长主要依赖于结构变迁效应导致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而不是依靠各产业的技术效率变化和技术进步。
3.结构变迁效应的贡献率及其趋势
为了分析结构变迁效应的贡献率，需要平滑结构变迁效应的波动，我们使用的方法是将1978~2006年分割成1978~1985年、1985~1988年、1988~1991年、1991~1998年、1998~2002年、2002~2006年等六个时段，这些时段表示若干个经济波动周期，本文在每一个经济波动周期内计算结构变迁效应的贡献率。在经济波动周期之内计算结构变迁效应平滑了结构变迁效应的波动性，使得结构变迁效应的贡献率可以被度量。我们不仅计算了经济总体的结构变迁效应的贡献率，还分别计算了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结构变迁效应的贡献率。
（1）经济总体和第一产业的结构变迁效应的贡献率。
尽管结构变迁效应的贡献率受到宏观经济的影响而呈现明显的波动性，但从长期来看，经济总体结构变迁效应的贡献率呈现下降的趋势。1990年之前，结构变迁效应的贡献率为35%~50%；1990年以后，结构变迁效应的贡献率则低于30%。在第五个时段（1998~2002年）中，结构变迁效应甚至趋向于零。
20世纪80年代，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是由于1978~1985年农业的制度变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农业的劳动生产力在原有计划经济体制的藩篱中充分地释放出来，生产率增长效应达到0.195.在1985~1988年和1988~1991年两个时段中，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在原有制度变革导致增长的基础之上没有进一步的增长，生产率增长效应分别只有0.010和-0.020.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第一产业结构变迁效应的负值表明了工业化进程中，第一产业部门就业份额的降低，农业剩余劳动力持续地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转移。
在经济的低迷期1988~1991年和1998~2002年中，第一产业结构变迁效应是正数，表明了第一产业的就业份额非但没有下降，而且在上升。所幸的是，1991年以后，第一产业内部的劳动生产率仍然是显著增长的。尤其是1991~1998年和2002~2006年，第一产业的生产率增长效应基本达到甚至超过了经济总体的增长率水平。
由于第一产业的结构变迁效应和生产率增长效应的正负号不相同，我们难以计算第一产业的结构变迁效应和生产率增长效应的贡献率。在正常经济增长的情形（1978~1985年，1991~1998年，2002~2006年）中，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大于零，结构变迁效应为负，生产率增长效应为正，这表明对于第一产业而言，由于技术进步引起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大于结构变迁导致的劳动生产率的降低。和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不同，如果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大于零，就表明了生产率增长效应大于结构变迁效应，也表明第一产业内出现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变化。
（2）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结构变迁效应贡献率的趋势。
同样地，我们分别计算了1978~1985年、1985~1988年、1988~1991年、1991~1998年、1998~2002年、2002~2006年的六个时段中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结构变迁效应和生产率增长效应，以及它们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率，并绘成柱状图。
在1978~2006年期间，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结构变迁效应的贡献率都是逐渐降低的。
如果一个产业的结构变迁效应的贡献率大于50%，表明这个产业内的劳动生产率增长主要不是由于产业内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变化而导致的，主要是因为资源的优化配置所导致的。1991年之前（1978~1985年，1985~1988年，1988~1991年），第二产业的结构变迁效应贡献率大于50%，这表明改革开放的前期，由于我国市场刚刚放开，劳动生产率由于制度变革引致资源优化配置出现快速增长，加之我国正处于短缺经济时代，因此此时的经济增长基本上就是典型的短缺经济下由需求驱动的粗放式增长。当中国经济步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结构变迁效应贡献率明显下降，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的资本积累、技术研发、产业升级被提上日程，这主要是供不应求的经济状况有所改变，最终，需求逐渐被满足，而市场竞争则越来越激烈，使得企业在原有的完全粗放的增长中不再有广阔的利润空间，企业不得不另谋发展路径。这种情形最典型的例子就出现在1998~2002年的通货紧缩期间，第二产业的结构变迁效应几乎为零，而产业内生产率增长效应占据几乎全部份额。这表明，在此期间受到有效需求萎缩的影响，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几乎完全依赖于产业内的生产率提升。
1991~1998年和2002~2006年相比，其结构变迁效应贡献率较低，这和我们的直觉可能并不相符。如果不受经济周期的影响，那么结构变迁效应的贡献率应该是递减的。对此，我们有两点解释：首先，1991~1998年是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的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的基础时段，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的边际报酬是递减的，因此1991~1998年，第二产业的生产率增长效应贡献率为82%，而2002~2006年间，第二产业的生产率增长效应贡献率为64%，前者比后者高18个百分点；其次，结构变迁效应可能受到需求波动的影响，1991~1998年之间的经济波动性较大，如1994年出现通货膨胀，1998年则已经出现通货紧缩的苗头，而2002~2006年则被认为是相对平稳而健康的增长，因此2002~2006年的结构变迁效应贡献率较高。
第三产业的结构变迁效应的贡献率的波动和第二产业类似。在1991年之前，除了1988~1991年期间，结构变迁效应和生产率增长效应几乎相等以外，其他时段中第三产业的结构变迁效应大于60%。与第二产业不同的是，1991~1998年间，第二产业的结构变迁效应小于生产率增长效应，而第三产业结构变迁效应大于生产率增长效应。我们可以推断，第三产业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从1998年开始的，在1998年之前第三产业主要处于粗放式增长阶段，而1998年之后则进入以生产率增长为主的增长阶段。
从1998~2002年期间的情形来看，通货紧缩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都是负面的。有效需求的萎缩和供过于求的状况，使得企业只有降低生产成本、提高技术效率、加速技术进步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下来。因此，1998年可能是第三产业提高产业内技术效率、加快技术进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起点。
四、中国（1986~2002年）结构变迁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
1.全要素生产率的分解式
在一个非均衡（非均衡是指不同产业部门的要素边际产出不相等）的经济中，不同产业部门的要素边际生产率不相等，要素和资源在不同部门之间的流动促进经济总体的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升，这就是产业结构变迁对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经济总体的总产出增长在扣除要素投入增长之后的部分可以分成两个部分：各个产业部门的平均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结构变迁导致的增长。
因此，计算结构变迁效应的基本方法就是对照总量水平（AggregateLevel）的TFP增长率和部门水平（SectoralLevel）的TFP增长率的差异。假定生产函数是规模报酬不变和技术进步中性的可微函数：
其中i=1，2，3，分别表示第一、二、三产业，则各个产业部门的总产出增长率可以分解为：
其中G（X）=（dX/dt）/X=X·/X，G（Ai）就是i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率，αi=f（Ki）Ki/Yi是i产业的资本产出弹性，βi=f（Li）Li/Yi是i产业的劳动产出弹性。因此，用部门变量表示的总产出增长率G（Y）表示为：
其中ρi=Yi/Y，表示各个产业产值在总产值中所占的份额。然而，经济总量Y的增长率也可以用经济总体变量来表示：
其中Y=
而G（A）就是总量水平的TFP的增长率。总量水平的TFP增长率G（A）和部门水平的TFP增长率加权平均值
之间的差异就是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结构变迁效应。因此，结构总效应TSE（TotalStructuralEffect）等于：
其中ki=Ki/K，li=Li/L分别表示各产业部门的资本、劳动在资本、劳动投入总量中所占的份额。公式（16.5）中右边第一项表明各产业部门的劳动要素的结构变迁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第二项表明各产业部门的资本要素的结构变迁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在非均衡的经济中，结构变迁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可以表示为：
其中f（Ki）和f（Li）分别表示i产业部门的资本和劳动的边际产出，而f（K）和f（L）分别表示经济总体的资本和劳动的边际产出。
公式（16.6）中的A（fK）和A（fL）分别表示资本和劳动要素市场的产业结构变迁效应，即它们分别表示资本和劳动在不同部门之间流动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增加。公式（16.6）的含义简单明了：如果资本（劳动）要素在那些可以取得高于平均水平的边际报酬（f（Ki）-f（K）>；0或f（Li）-f（L）>；0）的产业中的份额增长较快，则资本（劳动）的结构变迁效应较大，反之，资本（劳动）要素在那些取得低于平均水平的边际报酬（f（Ki）-f（K）<；0或f（Li）-f（L）<；0）的产业中的份额增长较快，资本（劳动）的结构变迁效应较小。
当一个经济中不同产业部门的资本和劳动要素的边际产出都趋同时，A（fK）和A（fL ）才会同时趋向于零，结构总效应 TSE才会消失。此时，如公式（16.3）和（16.4）所示，总量视角下投入的贡献和不同产业部门投入的加权平均的贡献才会相等，而总量视角下的TFP增长率G（A）和各产业的TFP增长率的加权平均值∑ρiG（Ai）才会相等。而当不同产业的要素边际报酬不相等，那些要素边际报酬高于平均水平的产业提高了资本（劳动）要素的份额，则用公式（16.3）估计各个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就会出现低估，公式（16.4）和公式（16.3）之间的差异就是结构变迁效应TSE。
2.数据说明
为了计算结构变迁效应在TFP增长率中的贡献率，不仅要计算结构变迁效应的数值，即根据公式（16.8）计算TSE，而且要计算TFP增长率，即根据公式（16.6）计算G（A）。公式（16.8）和公式（16.6）的意义是简单明了的，但由于数据的局限性，计算结构变迁效应的贡献率并不那么容易。前者要求我们知道经济总体和各个产业的资本、劳动的存量变化量以及它们的边际报酬，后者要求我们知道经济总体和各个产业的资本、劳动的存量增长率以及它们的产出弹性。因此我们面临三个任务：①计算经济总体和各产业的资本和劳动的边际报酬；②计算经济总体和各个产业的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③计算总体和各个产业的资本和劳动的存量及其变化。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可以通过统计回归的方法直接估算，也可以通过产出弹性的公式（αi=f（Ki）Ki/Yi是资本的产出弹性，βi=f（Li）Li/Yi是劳动的产出弹性）计算得到。要素产出弹性两种方法各有利弊，本文为了保持方法和数据的一致性，使用弹性公式直接计算要素产出弹性。因此，三个任务就变成两个任务：①计算经济总体和各产业的资本和劳动的边际报酬；②计算总体和各个产业的资本和劳动的存量及其变化。
（1）我们可以在收入法国内生产总值中找到资本和劳动的报酬。其中“劳动者报酬”就是收入法国内生产总值中劳动的总报酬，“劳动者报酬”在收入法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就是劳动的产出弹性；“生产税净额”、“营业盈余”和“固定资产折旧”三项之和就是收入法国内生产总值中的资本总所得，“生产税净额”、“营业盈余”和“固定资产折旧”三项之和在收入法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就是资本的产出弹性。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统计年鉴中只有各地区收入法国内生产总值的数据表，没有全国收入法国内生产总值的表项，也没有全国分行业的收入法国内生产总值。唯一的数据来源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投入产出表（共有1987年、1990年、1992年、1995年、1997年、2002年六张表）。我们可以在这些投入产出表上找到分析所需的绝大部分数据。
（2）分析中仍缺少两项数据：劳动的存量及增量、资本的存量及增量。其中劳动的存量、劳动的增量、资本的增量（资本形成总额）很容易在中国统计年鉴上找到，或者通过简单演算得到。但是，资本存量的计算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在这里，我们引用薛俊波（2007）的结论，该文在投入产出表的基础上估算资本存量，与本书所用的数据口径一致。
3.结构变迁效应的求解和分析
为了分析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中的相对贡献，结合公式（16.4）和公式（16.5），可以把公式（16.8）重新表述为：
在公式（16.9）中，GDP增长被分成四个部分：①资本投入增长的贡献αG（K）；②劳动投入增长的贡献βG（L）；③各产业的技术进步的贡献的加权平均值∑ρiG（Ai），我们称之为“净技术进步效应”；④产业结构变迁效应TSE。其中全要素生产率被分成技术进步效应和产业结构变迁效应两个部分。全国投入产出表的“初始投入表”中有“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营业盈余”和“固定资产折旧”四项。其中第一项就是劳动的总报酬f（Li）Li，而后三项之和就是资本的总报酬f（Ki）Ki，再引入资本存量Ki和劳动力存量Li的数据，我们就能计算得出资本边际报酬f（Ki）和劳动的边际报酬f（Li）。利用这些数据。
克鲁格曼（1994）在他文章《亚洲奇迹的神话》中所说的，大部分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增加投资。不少学者对克鲁格曼的研究提出了质疑，我们认为在跨国数据比较中，虽然传统的全要素生产率计算方法不能充分地度量资源配置效率提升和技术进步，但是在时序数据对比中，仍然能表现出要素投入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一国经济增长贡献份额的波动规律，也不妨碍我们解释产业结构变迁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规律。刘伟、蔡志洲（2008）通过对中国投入产出表中直接消耗系数矩阵的动态对比分析，研究了1992~2005年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对以中间消耗率反映的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产业结构变化对以中间消耗率反映的经济增长效率没有做出显著贡献。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佐证本文的观点：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亚洲新兴市场国家一般都处于这样一个较多地依赖要素投入增加和人均资本存量增长的工业化早期发展阶段；随着工业化的深入，中国经济的增长将更多地依赖于全要素生产效率的提高。只要在未来的经济增长中能够在新技术和新产业占领一席之地，新兴市场化国家的经济增长仍然是可持续的。
在1990~2002年期间，我们可以看到两个趋势：（1）要素投入增长的贡献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率呈现此消彼长的趋势（虽然资本投入的贡献不是一直上升的）；（2）在全要素生产率内部，产业结构变迁效应和净技术进步效应呈现此消彼长的关系。前者和钱纳里（Chenery，1986）对所有工业化国家的研究有着相似的结论；后者则得出了与劳动生产率分解式分析中相似的结论，也是本章最重要的一个结论：产业结构变迁所代表的市场化的力量对我国长期经济增长的贡献正在逐渐地让位于技术进步的力量。
五、结构效率对经济增长贡献的趋势分析
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为什么正在减弱，结构变迁效应的贡献率为什么正在下降呢？如果把结构变迁效应比作资源非效率配置和资源有效率配置之间的落差形成的势能，势能的做功主体就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随着资源配置效率的落差不断缩小，产业结构变迁过程中释放的势能（结构变迁效应）也将逐渐减小。
下文的分析将表明，资源配置效率的落差确实正在缩小———不同产业的要素边际报酬正在趋同。但是，由于某些历史原因，某些层面的要素配置效率的落差短时间内难以弥合；由于某些制度的因素，要素出现“反效率配置”的现象：第二产业存在资本过度配置现象，资本正在“挤出”劳动，第三产业存在劳动过度配置现象，劳动生产率偏低。这些反效率的资源配置不仅使得已有的资源配置效率的落差没有很好地被利用，反而扩大了资源配置效率的落差。
这一结论一方面表明，中国经济现实中的资源配置效率的落差并没有消失，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仍然是十分巨大的，另一方面也表明消除反市场的因素、完善市场机制的工作仍然任重而道远。
（一）资源配置效率落差持续存在的发展和体制原因
资源配置效率的落差将持续存在的发展和体制原因主要有：
1.城乡二元结构的差异是产生资源配置效率落差的重要原因。由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持续存在，一方面，农村剩余劳动力呈现“无限供给”的状态，劳动价格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上；另一方面，社会需求由于受到人均收入增长的限制而缓慢增长，在一个较低的劳动价格水平上消化几乎无限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尚需一个漫长的过程，因此就业结构的变迁会持续存在，这对于所有正处于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的国家而言都是相同的。
2.我国的市场化改革是渐进式改革，这使得市场机制逐渐释放它的巨大作用。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先放开了产品市场，再放开要素市场，这使得市场机制的优化配置功能是分阶段、逐步发挥作用的。即便是市场完全放开了，但完全充分有效的市场也只是在理论上存在，现实中的市场总有各种缺陷和障碍。
（二）要素的反效率配置及其原因
我们利用1992年和2002年的投入产出表，计算各个产业的资本和劳动所占份额、各个产业的资本和劳动的边际报酬，以及各个产业的资本劳动比和劳动生产率。这些反效率的资源配置不仅使得已有的资源配置效率的落差没有被很好地利用，反而扩大了资源配置效率的落差。
从资本份额的变化来看，第一产业、第三产业的资本份额都在下降，而第二产业的资本投入份额在上升（第3列和第4列），这表明资本都向第二产业（主要是工业）集中，新增资本主要在第二产业中形成，甚至一部分旧有资本也在向第二产业转移。另外，经济总体和三大产业的资本边际报酬普遍都在下降，由于这里资本的边际报酬近似于毛利润率，可以认为资本的毛利润率普遍在下降，这和一些研究的结论是一致的。其中，第二产业的毛利润率下降最迅速，而且从1992年的毛利润率的第一名降至第二名，第一产业的资本边际报酬也有显著下降，但相对较慢，而第三产业的毛利润率下降幅度最小，几乎持平，但一直低于第一、二产业的毛利润率。
从资本边际报酬的变化来看，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的资本深化加速，资本产出比提高过快，导致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减过快。这一现象导致两个结果：①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减过快，导致投资需求的增长将会趋缓，产出增长率可能会下降；②如果工业部门的资本深化过快，在新增的产出中每单位资本只能带动更少的劳动，这将导致第二产业所能带动的就业份额不断下降。
第一产业的劳动份额显著下降，这表明劳动要素正在从农村流向城市的第二、三产业部门，这自然是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结果。但是，第二产业的劳动份额略有下降。
从劳动的边际报酬看，不同产业劳动边际报酬的差距在扩大，其中第二产业的劳动边际报酬增长至原来的三倍，第三产业的劳动边际报酬也翻了一番，而第一产业的劳动边际报酬上升幅度很小。
1992~2002年期间，第三产业的资本劳动比大幅上升，从低于第二产业变为高于第二产业，表明第三产业吸纳劳动的能力很强。如果说第二产业的资本挤出了劳动，那么第三产业劳动相对地“挤出”了资本。1992~2002年期间，第三产业的就业弹性为0.278，而第二产业的就业弹性为0.067，第三产业创造就业的能力大约是第二产业的四倍。
另外。结合第三部分的分析可知，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过多地依赖于规模扩张，其技术密集度和资本密集度都有待提高。
当然，出现要素的反效率配置的原因十分复杂，主要是因为我国的市场制度还有待完善。首先，从宏观层面来看，尽管普通商品的价格可以自由定价，但是资本和劳动要素的自由定价目前还受到相当程度的限制；其次，从微观层面来看，产权改革还在深化过程中。
六、结论
本章利用劳动生产率分解式和全要素生产率分解式，实证度量了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将其与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比较。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产业结构变迁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十分显著，但是，随着我国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正在不断减弱。20世纪80年代，结构变迁效应的贡献率大于50%，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甚至超过了技术进步的贡献；20世纪90年代初期和中期，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和技术进步的贡献基本持平；1998年以后，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变得越来越不显著，逐渐让位于技术进步，即产业结构变迁所代表的市场化的力量已经逐步让位于技术进步的力量。这样，克鲁格曼（1994）不可持续的东亚增长模式与我国1998年之前经济增长模式是比较相似的。不过1998年之后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一方面要素投入增长的贡献率逐步降低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率则不断提升；另一方面，在全要素生产率内部，产业结构变迁效应和净技术进步效应也呈现出了此消彼长的关系。由此可见，1998年之后我国经济增长模式已经越来越体现出其自身的可持续性。当然，从1998年开始，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增长方式，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对于中国而言已经越来越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口号，而是实现中国长期经济持续增长的必由之路。
本章研究也发现，产业结构变迁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的减弱并不表明市场化改革带来的收益将会归零。若干发展和制度的因素还会导致市场机制难以充分有效地发挥作用，这些发展和体制的因素既表明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仍然是十分巨大的，也表明中国完善市场机制的工作仍然会持续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