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区域差异的结构性特征与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一国经济区域之间存在显著的发展差异，通常被作为经济二元性的重要体现和不发达的重要标志。但对于我国现阶段经济成长来说，这种区域差异的存在，进而产生的梯度式推进的可能，从一定意义上恰恰是我国实现持续高速增长的重要资源和特有的发展禀赋。1978~2003年，我国经济保持了25年之久的高速增长，GDP年均增速保持在9%以上。到2003年，我国GDP总量已超过11.6万亿元人民币，折算成美元，约1.4万亿美元，排在世界第六位；人均水平从1978年的不足200美元，达到2003年的人均1094美元，真正实现了从低收入穷国向下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的历史阶段性转变。从经济史上看，从来没有一个新兴工业化国家能够持续保持25年的高速增长。也正是基于这种经验，西方学者针对亚洲新兴工业国高速增长曾提出“增长的22年极限论”。我们现在的目标是，在2000年的基础上，到2020年使我国GDP总量再翻两番，实现由下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向上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的转变，人均 GDP水平超过3000美元，总量达到36万亿元人民币。实现这一增长目标，意味着直到2020年之前，我国平均每年GDP增长速度将保持在7.2%以上，也就是说，我国在持续20多年高速增长后，仍要再保持20年左右的高速增长。连续40多年的高速增长，这在世界经济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奇迹。这一奇迹能否实现？除去自然、军事、政治有国际环境等方面的因素外，就我国自身的经济增长而言，关键在于经济体制性因素和经济发展性因素。体制性因素即深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这是提高各方面生产要素效率的根本体制保障，同时也是遏制腐败、遏制特权经济、遏制权钱交易的寻租的重要经济体制条件。发展性因素即由各方面经济条件规定的潜在的自然增长率。这种自然增长率既受总需求变化的影响，又受总供给特征的制约，但更为重要的在于，大国优势和区域差异为我国保持一个相对更长时期的高速增长提供了独特的条件。经过1978~2003年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增长，我国欠发达地区的经济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经济体制改革、基础设施建设等许多方面也都取得了进展。虽然这些地区的发展仍明显落后于全国发达水平，甚至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如果这些地区能够进一步加强人力资源等方面的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又有在劳动力成本、自然资源等方面的优势，它们就有可能成为今后新一轮高速经济增长的新的动力。如果说此前20多年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来自于东部沿海相对发达的区域增长带动，如果说一个不存在区域显著差异的小国，一个经济发展呈现均质状态的地区，保持高速增长20多年后，可能会出现增长速度的递减甚至停滞，那么，我国作为一个非均质、非均衡的区域差异显著的发展中大国，区域间客观存在的发展落差，却极可能形成梯度或高速推进的动力，从而使中国经济具有更长期高速增长的发展可能。这是我国在持续高速增长上优于许多新兴工业化国家之处。这一优势的存在，源于我国客观上存在的区域差异这一发展资源和禀赋。
（一）区域发展水平及增长速度的差异与梯度式推进
一般来说，人均GDP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GDP的年均增长速度则反映一个地区的经济活力，二者分别从静态和动态上反映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静态水平是动态增长的结果，动态增长则又以静态水平为基础。根据我国现阶段各地区人均GDP水平以及近年来的年均增长速度，从动态和静态水平上可以把各地区划分为以下几类：
1.静态的人均GDP水平最高，动态的增长速度最快的经济发达地区。以上海、广东、北京为顶点的经济大三角，包括：长江三角洲地区（上海、浙江、江苏）；珠江三角洲地区（广东、福建）；京津地区。从静态上看，这些区域在国内人均GDP水平排位最高；从动态上看，这些区域也是近年来发展最快的，从1997~2002年间，平均增长速度除福建省与全国平均速度（7.3%）相等外，这一类地区的其他区域年平均经济增长速度都在8%以上。
2.静态的人均GDP水平较高，动态的增长速度也较高，并且都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经济较发达地区。包括山东、河北等在内的环渤海湾地区，由于处于沿海地区，又靠近京津地区，同时具有较好的工业基础，在未来的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具有很强的区位优势。现阶段的人均GDP水平虽不如经济发达地区但却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近几年的年均增长速度也同样明显高于全国同期的平均增长速度。
3.静态的人均GDP水平较高，明显超出全国平均水平，但动态地看，近些年的增长速度却大体接近全国平均水平的东北地区。东北三省具有丰富的资源和较好的工业基础，人均GDP水平一直处于较高水平上，但近几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并不高，其中辽宁（7.66%）和吉林（7.86%）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7.3%），黑龙江（6.05%）还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最近国家开始特别强调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从而为这个地区未来加速增长提供了条件。
4.静态的人均GDP水平和动态的增长速度均处于中等水平的华中内陆地区。包括河南、山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四川、陕西等地区。
5.人均GDP水平较低，但近些年来增长速度特别迅速的少数民族聚集地区。包括西藏、宁夏、青海和内蒙古等。由于种种历史的和现实的、自然的和社会的原因，这些地区长期以来是我国经济较贫困的地区，人均GDP水平比较低，但近些年来由于国家对这些少数民族地区的大力扶持，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特别快，都高于全国同期平均水平。其中西藏近5年GDP年均增速为15.36%，成为全国增速最快的省区，高出全国（7.3%）平均速度近1倍。其他省区，如内蒙古年均增速为8.53%，青海为8.47%，宁夏为7.62%，也都高于全国平均增速。但由于这些地区的人均GDP绝对水平基础低，要赶上全国平均水平，仍需一个较长的过程。
6.人均GDP水平和GDP增长速度都处于全国最低水平的边远地区。包括贵州、云南、甘肃、广西等。从近5年来的 GDP平均增速看，广西只有3.33%，云南4.66%，属于全国增速最慢的省区。贵州6.27%，甘肃6.66%，也显著低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7.3%）。从人均GDP水平看，到2002年，贵州人均水平只有2791元，甘肃只有4064元，排在全国倒数前2位。
根据上述分类，可以看出，我国现阶段作为工业化加速时期的发展中国家，地区之间在静态的GDP人均水平与动态的GDP增速之间存在这样的内在联系：其一，除去西藏、青海、宁夏和内蒙古等具有特殊民族因素和政策因素作用的省区外，我国不同地区的人均GDP水平与GDP增长率之间的等级相关系数较高（R2=0.7283）表明，现阶段我国越是人均GDP水平高的地区，其经济增长速度一般也就越快，截至2002年，我国人均GDP排序的前9个省市除福建省增长速度等于全国平均增长率外，其余8个省市的GDP增长速度都高于全国平均增长率。而人均GDP水平低的省区，一般其增长速度也相应的低。这说明我国经济发达地区与其他不发达省区的差距仍在扩大。其二，可以说近二三十年来，中国持续高速增长主要是依靠发达和较发达地区拉动的，这两类地区的人均GDP水平高，同时增长速度又最快，而且这两类地区GDP占全国GDP总量绝大比重，因而其高速增长拉动着全国经济持续增长。这种人均GDP水平高，同时GDP增速也相应越高的状况，是工业化加速时期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在工业化加速时期，一些具备一定发展基础，人均GDP已达到一定水平的地区，但同时比发达国家和地区又有不够发达的差距，正是由于这种差距的存在，使得这些地区在经济地理、劳动力素质和成本、投资环境等方面具有更多的后发优势，从而成为投资、技术转移和吸引劳动力的经济增长热点。只有在经历一定时期高速增长之后，这些地区的GDP水平超过一定的水平之后，逐渐使之失去后发优势，尤其是失去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优势，从而改变劳动力、资金、技术在地区间流动的格局，改变各地区在竞争中的地位。从中国现阶段的区域格局来看，至少到2010年之前，即我国GDP总量较2000年再翻一番的过程中，发达和较发达地区GDP增速领先，同时成为拉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局面不可能改变。到2020年之前，即我国GDP总量较2000年再翻两番的过程中，人均超过3000美元以上时，发达和较发达地区GDP增长速度领先全国平均水平的程度可能会降低，但仍会保持领先，同时仍是拉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动力。其三，长远地看，发达和较发达地区的比较增长优势不可能一直保持下去，事实上一些产业已经开始从发达地区转移，这种变化同时也就是欠发达和不发达地区逐渐加速发展并且逐渐成为经济增长主要动力的过程。从我国目前的现实来看，伴随发达和较发达地区人均GDP水平的提高而逐渐放慢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首先可能在增长速度显著超越并领先的，同时又越来越成为拉动全国经济增长重要动力的区域应当是在现阶段基础较好，人均GDP水平较高，但增长速度较低的区域，如东北地区。预计2010年以后，东北地区增长速度将可能明显提高，2020年前后东北地区与目前国内发达地区的差距会显著缩小，其在国民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和作用将显著上升。2020年之后发达和较发达地区增长速度可能会出现持续下降，东北地区的增长势头也极可能有所放慢，到2030年前后，即中国GDP总量较2000年增长10倍，人均超过8000美元，国民经济达到高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完成以工业化为内容的现代化的过程中，华中内陆地区，即现在人均GDP水平和增长速度均在全国平均水平附近的省区的增长速度可能会出现超越，并逐渐提升其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逐渐提高其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极大地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至于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最落后，增长速度最快的边远省区，其增长速度持续超越全国平均水平，同时其发展上与发达地区的差距实质性的显著缩小，应当是在2030年之后才可能出现，成为2030年之后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新兴力量。虽然若干少数民族地区现阶段已显现超越全国平均增长速度的势头，并且在中央有关对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扶持政策的支持下，这种势头仍将保持下去，但由于这些省区目前已有的人均GDP水平太低，即使加速发展，也尚需时间才可能真正达到全国平均水平。
我国不同经济区域之间现存的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上的差异，一方面的确是中国经济非均质二元性的重要体现，但另一方面也由此形成了在未来几十年里中国经济梯度推进的可能，从而使我国具有持续高速增长的可能。
（二）区域之间产业结构高度的差异与持续发展
产业结构高度，或称产业结构高级化进展程度，即一国产业间的结构关系按照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顺向地达到的阶段。比如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优势比重的依次替代程度；劳动、资本、技术不同密集型的部门在国民经济中依次占优势比重的替代程度；初级产品、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在国民经济中依次占优势比重的替代程度。一般来说，产业结构高度是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具有不同的产业结构特征。如果说，人均GDP从量上表明经济发展达到的水平，那么，产业结构高度则从质上表明经济发展达到的阶段。因此，一国经济高速增长能够持续多久，十分重要的因素在于其产业结构达到了怎样的高度，产业结构是否处于急剧变化的加速演变期。根据对我国近些年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相互关系的分析，产业结构的演变深刻影响我国经济的生产规模，即影响经济的生产可能性曲线，比如第一产业比重缩小，则整个经济的生产规模会随之扩大。不同地区产业结构高度不同，其发展水平所达到的阶段不同，因而相应的产业结构变化的速度及特征也就不同，对经济总量增长的影响作用程度便存在差异。这是我国作为区域间发展非均衡的大国经济之所以能够保持更长时期的高速增长的重要的结构性发展原因。
从我国现阶段的情况看，全国总体的产业结构呈现出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特征，即属于较为典型的工业化加速期的经济结构，无论是与当代各国相比较，还是与发达国家经济史相比较，我国现阶段的产业结构与当代新兴工业国和历史上发达国家工业化加速期的结构最为相似。第一产业的产值比重已经降到15%以下，第二产业比重接近50%，第三产业则接近40%。从经济增长与各产业增长的相互关系来看，相关系数的测算表明，经济增长和第一产业增长速度之间的关系不明显，与第二产业增长速度的关系程度最密切，其次是第三产业。也就是说，从全国总体上看，我国现阶段属于工业化加速的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产业结构变化速度明显加快，同时这种结构变化会极大地刺激经济总量增长，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在于产业结构的迅速变化，而这一时期的产业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最突出的在于第二产业增长速度的加快，所以大力发展第二产业是工业化加速时期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内容。在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史上，工业化加速时期无论是拉动经济增长，还是提高技术进步速度，无论是吸纳就业，还是提高资本效率，第二产业的作用和贡献程度均是排在首位。从我国目前不同地区的产业结构高度来看，除去北京、上海两个直辖市外，其他经济发达的地区，包括广东、福建、天津、浙江、江苏等省市，第三产业的比重都还低于第二产业。这也从区域产业结构上表明，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增长最主要的还是依靠大力发展第二产业。但从各产业增长速度上看，则近些年来第三产业的增长速度最快，年均接近12%，第二产业年均增速为9%。这表明，虽然我国作为工业化加速的国家，现阶段经济中比重最大、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最强的是第二产业，不同地区比较中经济最为发达省份的产业结构中也是第二产业比重最高，但就总体的速度而言，第三产业的增速已开始加速并超出第二产业，这种加速和超出累积到一定时期，即到中国完成工业化目标时，第三产业比重便将超出第二产业，从而使整个经济开始具有“后工业化”时代的结构特征。按照我国的增长目标及战略步骤，大体上在2030年前后能够完成以工业化为内容的现代化。也就是说在2030年之前，中国作为工业化加速过程中的国家，总体上第二产业的发展始终是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最重要的动力，但同时第三产业将在增长速度上领先，为中国经济进入后工业化积累条件。
但是，从不同地区的结构来看是存在不同的。从我国目前（2003年）的情况看，可以分为以下五类：（1）由于发展水平较高和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在第二产业发展取得相当进展的基础上，第三产业的比重已经超过第二产业占据首要位置的省市，如北京、上海。（2）经济发达，但在结构上第二次产业仍占首位，第三产业只是在增速上超出，而在比重上仍远远低于第二产业的省份，如天津、广东、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其第二产业的比重大都在50%以上。（3）受资源等条件和以往的传统基础影响，第二产业比重较高，明显超出第三产业比重，工业基础较好，但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不太高的省份。如山西、河北、辽宁、黑龙江、湖北等省，第二产业比重也都接近或超过50%。（4）第一产业还占有较大比重，虽然第二产业所占比重排在首位，但总的来看工业化率水平并不够高，第三产业发展也较落后，第二产业所占比重只有40%左右，甚至不足40%的工业欠发达省份。如内蒙古、吉林、河南、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省区。（5）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但由于种种原因，第三产业比重却已超过第二产业的省市。包括江西、湖南、广西、海南、重庆、西藏等。这些省区第三产业比重的超出并不是在第二产业充分发展基础上实现的，而是在工业化并未有实质性进展的同时，主要依靠减少第一产业的比重实现的，因而不仅这些省区的人均GDP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且其年均增长速度（除西藏外）也低于全国平均增长速度。这也从一定意义上说明，一定地区除具有特殊条件和机遇外，在工业化未完成的工业化加速时期，在产业结构上首要依赖第三产业而不是第二产业拉动增长是远远不够的。
我国不同地区之间产业结构上的差异，表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地区间的产业结构升级的内涵和周期是不同的；从结构上看，不同地区工业化进程是不同的。产业结构高度化进程在地区之间的差异，既可能促成不同的产业中心在地区之间的转移，也可能为结构不断升级从而促使经济高速增长持续更久创造条件。当然，地区之间产业中心的转移和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区产业结构不断地升级过程，一定要符合地区经济发展的特点和可能，在体制上必须尊重市场导向。从经济史上看，以造船业为例，半个世纪以来，其中心就经历了由欧美到日本，再到韩国，又到中国的过程。在我国，上海原来是最重要的轻工业基地，但现在它已不再具有电视机、电冰箱等轻工产业优势，它在新的产业支持下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而在上海之外形成了四川长虹、青岛海尔等具有世界竞争力的电视机、冰箱生产基地。发展中的大国区域间产业结构高度上的落差，为其在国内形成区域间结构性转移和升级提供了可能，这对于其实现持续增长来说是极为重要的。
（三）区域需求水平差异与增长动力的持续旺盛
从供给方面看，经济体现为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的增长；从需求方面看，经济增长则表现为居民现期消费的增长和作为长期投入的投资的增长，经济增长的动力有多大，其相当大的程度上直接取决于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增长的能力。
从我国目前（2003年）区域之间的消费需求水平及变动情况来看（参照《中国统计年鉴》1998~2003年的数据），具有以下主要特点：（1）从全国总体上看，我国现阶段属于下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的水平，到2002年末，全国人均GDP水平为8368元（支出法计算），其中居民消费所占比重为45.26%，人均约为3765元。在这种总体人均消费水平不高的基础上，各地区之间的差异较为显著，其中最高的上海人均年消费支出已超过13699元，比全国最低的贵州省人均消费支出水平（1748元）高出8倍左右。（2）根据近些年变化的数据（1997~2002年），我国居民消费与人均GDP水平之间存在负相关。也就是说，人均GDP水平越高，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也就越少（这一关系，利用其他年份的资料也得到印证）。（3）除西藏、内蒙古、宁夏、青海等少数民族聚集地区外，从总体上看，我国各地区人均消费水平的增长是与其原有的人均消费水平相关的，原有的消费水平越高，增长速度也就越快。这表明在现阶段，我国各地区间消费水平的差距在扩大。（4）发达地区消费支出增速虽然仍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但其本身的速度伴随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开始放慢。特别是前些年经济率先改革开放、相应发展水平和居民消费支出增长较快的广东、福建地区，近年来（1997~2002年），虽然人均消费水平仍排在全国前5位，但人均消费支出速度已减慢，年均增速排序已跌出前10名，而北京、上海、浙江、天津、辽宁、山东、河北的人均消费增长速度近年来始终居前10名之列，均高于全国居民消费的年均增长速度（6.02%）。（5）少数民族聚集省区近些年来人均消费支出增长速度领先于全国平均水平，西藏年人均消费支出增长速度超过11%，内蒙古超过10%，宁夏超过8%，在排序上，分别列全国第2位、第4位和第7位，但其绝对水平较低，除内蒙古人均水平超过3600元外，其他人均水平尚不足3000元。（6）相当一批省区，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居中等或下中等水平，同时消费支出水平增长速度也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如湖南、海南、安徽、重庆、广西、四川、山西、云南、陕西、江西、甘肃、贵州等省市，近些年居民消费支出增长速度都低于全国平均增长率（6.02%），大都在4%~5%之间，有的甚至不到2%。
从以上地区之间消费需求及其变动速度来看，由于各地区之间发展水平的差异，直接导致地区间客观上存在消费水平差距，而这种消费水平的差异又与消费支出的递增速度变化密切相关：作为工业化加速期的发展中国家，我国从总体上看经济发展水平越是提升，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也越是提升，但还未到发达国家伴随经济增长而消费支出比重相对稳定的状态。这表明，现阶段消费需求对于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程度，伴随经济增长还在不断提高。从地区上看，人均GDP水平高的地区，消费支出水平也就越高，同时，消费支出水平越高的地区，消费支出增长的速度总体上也越快，但伴随发展水平的提高，消费需求增速虽仍领先，但速度本身也开始减慢。这表明，现阶段我国地区之间消费水平差距仍在扩大，但扩大的幅度开始出现降低的迹象；就拉动地区增长而言，现阶段我国国内发达地区增长中消费需求的贡献程度和拉动作用仍在不断提高，但提高的速度有所减缓。少数民族地区的消费需求增长速度领先，但由于其绝对水平较低，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程度虽在提高，但其作用程度本身十分有限。广大中等发展水平的省市，虽然从目前看受其发展水平的限制，其消费水平处于中等甚至更低些的水准，消费需求的速度也较低，因此，消费需求对其地区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仍有限，同时消费需求对其经济增长拉动作用的提高速度也较迟缓，但伴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上升，这种状况会逐渐改变。比如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山东、河北、辽宁，甚至包括天津，居民消费支出的年均增长速度并不十分突出，至少低于广东、福建，但近些年伴随经济发展，特别是京津对环渤海地区的经济及消费的带动，使这些省市年均消费需求增长速度显著提高，均已排进全国前10名。消费对这些地区的经济增长的作用程度迅速提升。
因此，作为消费水平区域差异显著的发展中大国，不仅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程度不断提高，而且区域间的差距恰恰形成消费需求拉动增长作用程度不断地保持旺盛的重要根源。这是我国保持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重要的地区消费需求结构上的原因。
就总需求中的投资需求而言，我国区域之间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增长变动的突出特点是：从总体上看，一定地区的人均GDP水平越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增长速度越快，二者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在我国1997~2002年的地区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增长速度的排序中，排在前8位的依次是：宁夏、西藏、青海、贵州、重庆、内蒙古、陕西、甘肃，都是经济相对落后地区。而京、津、沪和沿海较发达地区的固定资本形成增长速度不再领先，上海甚至列全国最后一名，1997~2002年固定资本形成年均增长速度仅为4.46%，远远低于同期全国平均10.72%的水平。而一些中等发展水平的省市，在固定资本形成的增长速度上开始显示加快势头。
固定资本形成的增长速度，是经济增长中的一个领先指标，也就是说，GDP增长的加速往往是以固定资本形成增长加速为先行条件。如果说我国前二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主要靠沿海发达地区高速增长所拉动，如果说前二十多年高速增长在需求结构上重要的是依靠投资需求的加速提升，那么，发达地区的固定资本形成规模和速度的提高，便是促使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从现阶段的情况看，发达地区的固定资本形成，投资增长速度，除个别省市（如北京）外，大都开始放慢，并且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这种固定资本形成增长速度相应也越慢，这不仅可能会影响未来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而且会影响全国经济增长速度。然而，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不同地区发展水平的不同阶段的差距，恰恰可能弥补这种发达地区伴随发展水平的提升而形成的投资需求增速放慢的损失。从我国现阶段的现实来看，一方面，经济水平相对落后的地区固定资本形成增长速度最快，尽管其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绝对水平并不高，因而可能拉动的经济增长规模有限，但其固定资本形成增长速度的领先，累积起来便是未来GDP增长速度领先的物质基础，虽然这些地区的经济规模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比重不大，但这些地区投资增长速度的领先，是保证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他们只能成为全国经济增长加速的促进者，而不可能成为减速者。另一方面，我国大量的中等水平省市的固定资本形成速度开始加快，并且已超过经济发达地区，这表明在未来的中国经济增长中，这些地区的投资需求高速增长将成为支持这些地区整个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同时，这些地区在未来的增长加速，将是对整个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支持。这种投资需求增长速度变化的区域差异，为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创造了重要的投资需求条件。
当然，在这种总体趋势下，也有一些值得重视的特殊情况，有些发达省市或许是因为特殊的机遇，伴随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投资增长速度并未放慢，而在加速（如北京），这极可能延续它们在经济增长过程中领先的优势，这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申奥成功所导致，因而这就需要考虑北京奥运之后投资需求的增速会不会如其他相对发达省市一样开始放慢的问题。更应特别注意的是，有的省份经济发展水平低，但同时投资增长速度也较慢，并未像其他落后地区开始显示固定资本形成速度的加快趋势，这就意味着，这些省区不仅现在经济增长速度慢，而且未来也难以提升。如云南、海南等。云南的人均GDP水平列第28位，同时近5年来固定资本形成增长速度列全国第26位；海南的人均GDP水平虽列中游，居第15位，但其固定资本形成增长速度却列第30位，居倒数第2位。
总之，无论是从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速度的地区差异上，还是从区域间产业结构高度的落差上，或是从地区间投资和消费需求变动的特点上，我国作为一个处在工业化加速期的发展中大国，区域间发展的非均衡既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的巨大难题，但同时，也是支持我国经济不同于发达国家、不同于一般发展中的小国、保持更长时期高速增长的重要发展性条件和资源。问题在于我们能否从发展战略、经济体制、经济政策等各方面，使这种发展性的资源和非均衡的潜在持续发展优势真正转变为财富，转变为现实的发展奇迹。
二、中国的地区经济结构与平衡发展*
本节实证分析了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经济区的经济结构对经济的影响，说明东部经济区已经出现了有利于吸纳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的初级市场经济结构，中部经济区的经济结构表现出很强的非工业化特征，而西部经济区则表现出农业化的经济结构特征。实证分析说明这些经济结构特征并不利于各个地区的经济总体规模的扩大，即不利于促进各个地区的专业化和社会分工的深化，以及高层次市场经济制度的形成。针对各个地区存在的经济结构差异，文中指出要促进各个地区的经济平衡发展，不能只依靠市场的调节力量，政府必须发挥指导性干预作用。并且政府在指导各个地区的经济结构调整时，要强调混合所有制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发展，同时在东部地区要强调第三产业的发展，特别是商业和金融性的第三产业发展；而在中部地区要强调第二产业的发展，特别是工业化发展；在西部地区要强调第三产业的发展，特别是与生态环境保护、旅游、文化和科技以及军事相关的第三产业的发展。并且这样的经济结构调整还必须配套性地从西部经济区向东部经济区和中部经济区进行有计划或有规划的劳动力转移。
（一）引言
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或平衡发展常常被经济学家以“效率与公平”的论题进行讨论，然而如果脱离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而单纯地分析经济中的效率与公平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效率与公平谁优先的问题，将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而不同。雷伯托·佩罗蒂（RebertoPerotti，1993）通过经济分析说明，不公平的程度与收入水平之间存在着倒U型的关系，他指出，在现实经济中，一个贫困落后的国家，如果实行平均主义的政策，将很难启动经济发展的步伐；相反，如果实行不平等的收入分配政策，经济则更容易在初始阶段实现高速增长，但是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到一定（或较高）水平时，不平等的收入分配方式或不平衡的经济发展将不利于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达到人均1 000美元的年收入水平，下一个目标是向人均3000美元的小康目标迈进，地区间的平衡发展和缩小要素间收入差距的问题越来越重要。可是对中国全面实现平衡地区间的经济发展确实不是一件容易之事，原因很简单，因为这种经济水平的发展差异不是一种简单的总量问题，其基础是经济结构和资源条件的差异，因而要认识和理解地区间经济的平衡发展就必须首先分析和说明地区间的这种经济结构差异的基础。
在一定的技术和资源条件下，一个经济在一定的要素所有制环境中，通过专业化和社会分工会形成一定的产业结构。库兹涅茨（Kuznets，1949）认为产业结构在一定意义上又决定了经济的增长方式，早在1949年论述国民收入的度量问题时，库兹涅茨就指出，一个国家国民收入的度量必须从产业结构的角度去衡量，而一个经济的产业结构又是由其生产方式所决定的。为此，库兹涅茨（Kuznets，1957）用50个国家的经验数据进行比较后发现，制造业部门的增加将伴随着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因此，人们认为有必要从产业结构的角度去研究和分析经济增长。为此，钱纳里（Chenery，1960）从分析部门增长的决定要素出发，并利用51个国家的经验数据说明，当一个国家处于工业化过程中的经济规模发生变化时，服务行业和农业变化最小，而制造业增长最大，由此提出产业增长的模式，并认为这种工业化模式能使资源得到最优配置。由此许多经济学家通过国别的经验数据从不同角度纷纷说明经济增长的工业化模式（Beasonand Weinstein，1996；Lee，1981；Sacks，1972；Ueno，1972），但有些经济学家（GregoryandGriffin，1974）发现存在着大量经济事实与钱纳里的经济增长模式相反，他们通过经验数据说明在人均收入水平很高时，服务行业的快速增长会降低制造业的规模弹性。然而这些研究都忽视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即不同的要素所有制在一定的技术条件和产业结构下，对经济的增长方式也将产生重要影响，我们（刘伟、李绍荣，2004）对中国经济结构中产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之间的互动影响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说明在市场化转型的中国经济中，只单方面地从产业结构或要素所有制结构进行结构调整，都不会使经济结构达到一种能合理满足良好经济增长的状态，这也说明为何当前我国的经济结构中无论是要素所有制结构还是产业结构都与目前的生产技术发展水平不相适应，因此只有对经济结构中的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进行相互协调，才能使经济结构调整到一种对经济增长最有利的状态。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在分析中国的经济增长时，忽视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之间的协调性都将导致认识的偏差，因此只有把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都作为控制变量才能正确地认识经济结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本节试图从地区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和要素所有制结构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说明各地区间经济结构存在的差异，并由此说明平衡地区间经济发展和缩小要素间收入差距的发展战略，特别是西部经济发展战略。
（二）模型设定
技术进步（含经济制度的变迁）决定了经济的长期增长，而短期经济增长主要是靠资本和劳动等生产要素所作的贡献。原因是一定的经济主要是靠经济制度把资本和劳动等生产要素组织起来进行生产，并在一定经济制度之下进行消费。因此从短时期来看，在经济制度不变的条件下，资本和劳动等要素的改变，会改变经济的总产出，导致经济的短期变化；可是从长时期看，经济制度会随着技术的变化而发生改变，特别是表征一定经济制度的经济结构会发生改变。当经济结构发生变化时，代表资本和劳动等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的产出弹性就会发生变化，也就是说经济的结构变量是生产要素弹性的函数。经济的结构变量包括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因此反映这种函数关系的Cobb-Duoglas生产函数可表示为：
其中Y表示经济的总产出；K表示资本投入的使用量；L表示劳动的投入量，xi，i=1，2，…，k表示各种经济结构的比重，包括产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的比重或份额。（15.1）式两端同时取对数可得到计量经济结构对生产规模和要素弹性产生影响的经济计量模型，于是有：
在方程（15.2）表示的经济计量模型中，γi表示在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不变的情形下，剔除对资本产出弹性和劳动产出弹性的影响之后，经济结构变量xi的变化对经济生产规模的影响，如果这种影响是正的，就意味着剔除资本和劳动的贡献外，在资本和劳动要素量不变的条件下，经济的生产规模扩大了。也就是说，资本和劳动要素的组合形式发生变化，生产规模越高，意味着资本和劳动的组合形式越有利于规模的扩大，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此时资本和劳动要素的组合形式是提高专业化和社会分工的组合形式。相反地，如果经济结构变量xi的变化对经济生产规模产生的是负影响，就意味着决定生产规模的资本和劳动要素的组合形式是降低专业化和社会分工程度的组合形式。后面我们将把中国按地域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地区，并根据各个地区中各省的经济总量数据对方程（15.2）进行计量分析，实证说明要素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对经济总量的影响，并根据这种影响关系比较分析，提出我国地区间平衡发展，特别是西部大发展的政策建议。
（三）数据说明与经济区域划分
本节主要研究市场转型过程中，中国地区的经济结构对经济增长的主要影响，因此研究的对象主要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中国地区经济，也就是研究1992年之后的中国地区经济。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各地区国内生产总值表”、“各地区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表”、“各地区资本形成总额及构成表”、“各地区按三次产业划分的从业人员表”、“国有单位分行业年底职工人数表”、“各地区私营企业年底从业人员表”，以及“各地区年底个体从业人员表”，可得出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1993~2001年国内生产总值（支出法计量的）Y、固定资本形成K、从业人员L、第一产业的产出量X1、第二产业的产出量X2、第三产业的产出量X3，国有单位职工人数L1、私营企业从业人员数L2，以及个体从业人员数L3的样本观测值。从方程（15.2）可以看出，利用这些样本观测值可以研究经济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关系，但是在研究经济结构对经济增长的这种影响关系时，一般要求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中经济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平均而言应表现出某种相似性，而中国经济中地区经济结构往往出现地域上的相似性，如人们耳熟能详的珠江三角洲经济、长江三角洲经济等，并且就经济改革或市场化发展层次、经济发展水平看，也呈现一种由东部地域向西部地域扩散或传递的发展趋势，由于这些原因，我们以地域和民族分布将中国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划分为三个大的经济区，东部经济区包括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中部经济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西部经济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内蒙古、广西、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另外，如此划分经济区域的另一个原因是，如果完全按经济结构的相似性来划分经济区将会使经济区域划分过小，在实证分析时会出现样本观测值容量和自由度过小的问题，比如东北地区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老工业基地，市场化转型以来也面临相似的经济和结构问题，从经济结构相似性，应当划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区，但是如果这样做，会出现自由度过小问题，使研究的结果缺乏一定的统计意义，因而将东北地区归入在经济结构上与其有一定相似性的中部地区，并且从地域联系的角度考虑，把北京和天津也划入中部。下面我们将按三个经济区分别研究经济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比较分析三个经济区域的经济结构差异和相应的经济发展战略。
（四）中国经济的地区经济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根据各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第一、二、三产业和国有单位职工、私营单位职工和个体户的人数在1993~2001年的样本观测值，按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经济区的划分，利用Eviews4.0的经济计量软件对方程（15.2）分别进行回归估计，可得出反映三个地区经济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济计量模型。
1.东部地区经济结构对经济的影响
X1、X2和X3分别表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产出量在总产出量中的份额，而Gyr、Syr和Gtr分别表示国有企业职工、私营企业职工和个体从业人员在总劳动人口中的比例，显然X1+X2+X3=1，但是Gyr+Syr+Gtr≠1.从定性的角度讲，中国东部的经济地区在既定的要素所有制结构条件下，第一产业份额的增加会缩小经济的总体规模，提高资本的产出效率，但同时减少劳动的产出效率，只是对劳动产出效率的影响在统计上不显著；第二产业份额的增加会扩大经济的总体规模，减少资本产出效率，并同时增加劳动的产出效率，只是对规模影响在统计上不显著；第三产业份额的增加会扩大经济总体规模，增加资本的产出效率，但同时减少劳动的产出效率。在产业结构既定的条件下，东部地区国有企业职工在总劳动人口中比例的增加会缩小经济的总体规模，降低资本的产出效率，但同时又能增加劳动的产出效率，只是对资本产出效率的影响在统计上不显著；私营企业职工在总劳动人口中的比例增加会缩小经济的总体规模，但能提高资本和劳动的产出效率；个体从业人员在总劳动人数中的比例增加会扩大经济的总体规模，同时会降低资本的产出效率，并提高劳动产出效率，只是对劳动的影响在统计上不显著；在方程中，常数项表示未进入方程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份额对经济总体规模的影响，由方程可知，在东部的经济中，产业结构既定的情形下，增加混合所有制企业职工在总劳动人数中的份额会扩大经济的总体规模。
在方程（15.3）中剔除统计上不显著的参数估计值对应的解释变量。
从方程（15.4）可以看出，剔除要素所有制结构的影响之后，在中国的东部经济区，第一产业份额每增加1%会使经济的总体规模缩小到原规模的e-8.890066%=0.914936，资本的产出效率将提高1.050641%，而劳动的产出效率没有显著性影响；第二产业份额每增加1%会使资本产出效率减少-0.000234%，并同时使劳动的产出效率增加0.000257%，对经济的总体规模没有显著性影响；第三产业份额每增加1%会使经济总体规模扩大到e15.14795%=1.163554，使资本的产出效率增加2.008182%，但同时使劳动的产出效率减少-3.704455%。剔除产业结构的影响，在中国的东部经济区国有企业职工人数在总劳动人口中的比例每增加1%会使经济的总体规模缩小到原来规模的e-32.11004%=0.72535，但却能使劳动的产出效率增加4.397588%，只是对资本产出效率没有显著性影响；私营企业职工在总劳动人口中的比例每增加1%会使经济的总体规模缩小到原来规模的e-55.11432%=0.576291，但却能使资本和劳动的产出效率分别提高4.260755%和3.008801%；个体从业人员在总劳动人数中的比例每增加1%会使经济的总体规模扩大e28.73697%=1.332917，同时会使资本的产出效率降低-3.575095%，只是对劳动的产出效率没有显著性影响。
从中国东部经济区的经济结构对经济的影响所作的上述分析来看，在现行的经济结构中，提高第三产业在产业结构中的份额，并同时增加混合所有制企业职工和个体从业人员在总劳动人口中的比例能够深化经济区的专业化和社会分工的深度，极大地提高经济的总体规模，可是在当前的要素所有制结构之下，第三产业份额的增加会提高资本的产出效率而减少劳动的产出效率，而市场化的要素分配是按要素的产出效率进行的，这意味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第三产业份额的增加会增加资本的要素收入而减少劳动的要素收入。在当前的产业结构下，个体从业人员在总劳动人口中的比例增加却会降低资本的产出效率，进而会减少资本的市场收入。因此，在市场化条件下，如果完全靠资本要素所有者和劳动要素所有者的市场逐利行为来调整经济结构，那么在东部经济区不会出现对提高社会专业化和劳动分工有利的经济结构调整，即增加混合所有制职工和个体从业人员的劳动比例以及第三产业的份额。然而由于私营企业职工人数在总劳动人口的比例增加能够同时增加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的市场收入，因此如果完全通过要素所有者的市场行为来调节东部地区的经济结构时，经济中会出现私有化的倾向，并且在经济私有化的同时还伴随着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的大量投入，也就是东部地区的私有化有助于吸引地区外资金和劳动而推动经济增长，但是这种私有化并不利于社会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深化，即不能提高经济的总体规模，因此东部地区的经济私有化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会提高和完善市场制度，恰好相反，它会阻碍深层次社会专业化和劳动分工所表示的更高层次的市场制度的形成，而市场对经济结构调整所实现的也只是能够吸引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大量投入的低层次和简单的市场组织形式。
2.中部地区经济结构对经济的影响
从定性的角度讲，中部经济区在既定的要素所有制结构条件下，第一产业份额的增加会缩小经济的总体规模，但同时提高资本和劳动的产出效率；第二产业份额的增加会缩小经济的总体规模，同时增加资本产出效率，但会减少劳动的产出效率，只是对规模影响在统计上不显著；第三产业份额的增加会缩小经济的总体规模，但会同时提高资本和劳动的产出效率。而在产业结构既定的条件下，中部地区国有企业职工在总劳动人口中比例的增加会缩小经济的总体规模，但同时会提高资本和劳动的产出效率，只是对资本产出效率的影响在统计上不显著；私营企业职工在总劳动人口中的比例增加会缩小经济的总体规模，但能够提高资本和劳动的产出效率，只是对经济的总体规模和劳动产出效率的影响在统计上不显著；个体从业人员在总劳动人数中的比例增加会扩大经济的总体规模，同时会降低资本和劳动的产出效率；而东部的经济区中，在当前既定的产业结构下，增加混合所有制企业职工在总劳动人数中的份额会扩大经济的总体规模。
在方程（15.5）中剔除统计上不显著的参数估计值对应的解释变量。
从方程（15.6）可以看出，剔除要素所有制结构的影响之后，在中国的中部经济区，第一产业份额每增加1%会使经济的总体规模缩小到原规模的e-16.61469%=0.846922，并使资本和劳动的产出效率分别提高1.139934%和1.280183%；第二产业份额每增加1%会使资本产出效率增加0.716133%，并同时使劳动的产出效率减少-0.675252%，并对经济的总体规模没有显著性影响；第三产业份额每增加1%会使经济总体规模缩小到原规模的e-17.70811%=0.837712，并使资本和劳动的产出效率分别增加1.357818%和1.220362%。排除产业结构对经济的影响，在中部经济区国有企业职工人数在总劳动人口中的比例每增加1%会使经济的总体规模缩小到原规模的e-4.250747%=0.958383，但却能使劳动的产出效率增加0.699995%，只是对资本产出效率没有显著性影响；私营企业职工在总劳动人口中的比例每增加1%会使资本的产出效率提高0.526507%，只是对经济的总体规模和劳动产出效率没有显著影响；个体从业人员在总劳动人数中的比例每增加1%会使经济的总体规模扩大e28.04306%=1.3237，并且会使资本的产出效率提高0.526507%，但同时会使劳动的产出效率降低 -1.892858%。
从中部经济区的经济结构对经济的影响所作的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在现行的经济结构中，降低第一产业或第三产业在产业结构中的份额，并且同时增加混合所有制企业职工和个体从业人员在总劳动人口中的比例可以加深中部经济区的专业化和社会分工的深度，从而极大地提高经济的总体规模，可是在目前的要素所有结构之下，中部地区的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在产业结构中份额的增加都会提高资本和劳动的产出效率，进而提高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的市场收入。而在当前的产业结构下，个体从业人员在总劳动人口中的比例虽然会增加资本的产出效率，同时却会降低劳动的产出效率，也就是增加资本的市场收入，同时减少劳动的市场收入。因此，在市场化条件下，如果完全靠资本要素所有者和劳动要素所有者的市场逐利行为来调整经济结构，那么在中部经济区不会出现能够深化社会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经济结构调整，即降低第一产业或第三产业在产业结构中的份额，同时增加混合所有制企业职工和个体经营者在总劳动人数中的比例。并由方程（15.6）可以看出，中部经济区的经济结构实际上还带有明显的非工业化特征，即还没有形成能够通过市场调节使该经济区形成工业化的经济结构，其中主要是目前的要素所有制结构还无法形成能够使市场中资本要素所有者和劳动要素所有者都实现帕累托改进的工业化过程。
3.西部地区经济结构对经济的影响
从定性的角度看，西部经济区在既定的要素所有制结构条件下，第一产业份额的增加会缩小经济的总体规模，但同时提高资本和劳动的产出效率，只是对劳动产出效率的影响在统计上并不显著；第二产业份额的增加会缩小经济的总体规模，同时增加资本和劳动的产出效率，只是对经济总体规模和资本产出的影响在统计上不显著；第三产业份额的增加会增大经济的总体规模，并同时提高资本的产出效率，但会降低劳动的产出效率，并且对经济总体规模的影响在统计上不显著。而在产业结构既定的条件下，西部地区国有企业职工在总劳动人口中比例的增加会缩小经济的总体规模，同时会降低劳动的产出效率，但会提高资本的产出效率，只是对劳动产出效率的影响在统计上不显著；私营企业职工在总劳动人口中的比例增加会缩小经济的总体规模，但能够提高资本和劳动的产出效率，只是对劳动产出效率的影响在统计上不显著；个体从业人员在总劳动人数中的比例增加会扩大经济的总体规模，同时会降低资本产出效率和增加劳动的产出效率；并且和东部、西部经济区一样，西部的经济区中，在当前既定的产业结构下，增加混合所有制企业职工在总劳动人数中的份额同样会扩大经济的总体规模。
剔除方程（15.7）中在统计上不显著的参数估计值对应的解释变量。
从方程（15.8）可以看出，剔除要素所有制结构的影响之后，在中国的西部经济区，第一产业份额每增加1%会使经济的总体规模缩小到原规模的e-4.298888%=0.957922，并使资本的产出效率提高1.562193%；第二产业份额每增加1%会使劳动产出效率增加0.612432%，而对经济的总体规模和资本的产出效率都没有产生显著性影响；第三产业份额每增加1%会使资本的产出效率增加1.754387%，同时又会使劳动的产出效率降低-1.017296%。扣除产业结构对经济的影响，在中部经济区国有企业职工人数在总劳动人口中的比例每增加1%会使经济的总体规模缩小到原规模的e-6.140145%=0.940446，但却能使资本的产出效率增加0.837373%，只是对劳动的产出效率没有显著性影响；私营企业职工在总劳动人口中的比例每增加1%会使经济的总体规模缩小到原规模的e-75.76232%=0.468779，但会使资本的产出效率提高11.41460%，只是对经济的总体规模和劳动产出效率没有显著影响；个体从业人员在总劳动人数中的比例每增加1%会使经济的总体规模扩大e25.43671%=1.289645，但同时会使资本的产出效率降低-7.482899%，劳动的产出效率提高3.365298%。
从对西部经济区经济结构的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在现行的经济结构中，降低第一产业在产业结构中的份额，并且同时减低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职工人数在总劳动人口中的比例，以及增加混合所有制职工和个体从业人员在总劳动人口中的比例可以加深西部经济区的专业化和社会分工的深度，从而极大地提高经济的总体规模，可是在目前的要素所有制结构之下，西部地区的第一产业在产业结构中份额的增加会提高资本和劳动的产出效率，进而提高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的市场收入，只是劳动收入的影响在统计上不显著。而在当前的产业结构下，降低西部经济中国有企业职工和私营企业职工在劳动总人口中的比例虽然对劳动产出效率没有显著影响，但会明显地降低资本的产出效率，进而减少资本的市场收入，而个体从业人员在总劳动人口中的比例上升虽然会增加劳动的产出效率，同时却会降低资本的产出效率，也就是增加劳动的市场收入，同时减少资本的市场收入。因此，在市场化条件下，如果完全靠资本要素所有者和劳动要素所有者的市场逐利行为来调整经济结构，那么在西部经济区不会出现能够深化社会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经济结构调整，即降低第一产业在产业结构中的份额，并且同时减低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职工人数在总劳动人口中的比例，以及增加混合所有制企业职工和个体从业人员在总劳动人口中的比例。由方程（15.8）可以看出，西部经济区的经济结构实际上还带有明显的农业化特征，即在还没有形成能够通过市场调节使该经济区非农业化的经济结构，其中主要是目前的要素所有制结构还无法形成能够使市场中资本要素所有者和劳动要素所有者都实现帕累托改进的非农业化过程。可是从数量看，这种效率的提高非常微小，对资本没有明显的影响，而对劳动从数量看也很小。可是增加第三产业在产业结构中的份额，对要素的影响非常明显，只是对资本产出效率产生正影响的同时，对劳动的产出效率产生的是负影响，但是这种负影响是劳动要素投入增加时产生的负效应，如果劳动投入要素减少，那么这种负影响就会变为正效应。因此，在西部地区只要同时伴随劳动要素的转移，那么增加第三产业的份额会明显地提高资本和劳动的产出效率，也就是提高资本和劳动的市场收入，使西部地区出现帕累托改进的市场化经济结构调整。
（五）结论
通过对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经济区的经济结构分析，我们发现通过改革开放的市场经济转型，在东部经济区现行的经济结构中，提高第三产业在产业结构中的份额，并同时增加混合所有制企业职工和个体从业人员在总劳动人口中的比例会极大地提高经济的总体规模，但是只通过市场行为无法实现这样的经济结构调整。而且在东部的经济结构中，私有化会同时提高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进而通过市场吸引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的大量投入东部地区，并增加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的市场收入，推动经济增长。但是这种私有化并不利于社会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深化，即不能提高经济的总体规模，反而会阻碍市场制度向更高层次发展。
在中部经济区的现行经济结构中，降低第一产业或第三产业在产业结构中的份额，并且同时增加混合所有制企业职工和个体从业人员在总劳动人口中的比例会极大地提高经济的总体规模，可是只通过市场的调节，在中部经济区无法实现这样的经济结构调整。并且中部经济区的经济结构实际上还带有明显的非工业化特征，即非工业化会通过市场实现资本要素所有者和劳动要素所有者的帕累托改进，而工业化只会提高资本的市场收入，但同时又降低劳动要素的市场收入。
在西部经济区的现行经济结构中，降低第一产业在产业结构中的份额，并且同时减低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职工人数在总劳动人口中的比例，以及增加混合所有制企业职工和个体从业人员在总劳动人口中的比例会极大地提高经济的总体规模，可是只通过市场无法做出这样的经济结构调整，并且西部经济区的经济结构实际上还带有明显的农业化特征，即在现行的经济结构下，如果只靠市场调节经济，那么经济会趋向于农业化，也就是形成典型的农业经济。
通过上述分析说明，中国的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经济区的经济结构存在较大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在东部经济区，出现了通过要素私有化能够大量吸纳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的初级市场经济结构特征；在中部经济区，经济结构表现出很强的非工业化特征；而在西部经济中则表现出农业化的经济结构特征。然而各个经济区的这些经济结构特征并不利于各个地区的经济总体规模的扩大，即不利于促进各个地区的专业化和社会分工的深化，以及高层次市场经济制度的形成。因此，要促进各个地区的经济平衡发展，只依靠市场的调节力量是无法实现的，并且市场的调节会倾向于向不利于各个地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经济结构转变，因而在协调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时，政府的指导性干预起到关键性的作用。政府在指导各个地区的经济结构调整时，要强调混合所有制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发展，同时在东部地区要强调第三产业的发展，特别是商业和金融性的第三产业发展；而在中部地区要强调第二产业的发展，特别是工业化发展；在西部地区要强调第三产业的发展，特别是与生态环境保护、旅游、文化和科技以及军事相关的第三产业的发展。而且这样的经济结构调整还必须配套性地、有计划或有规划地把西部经济区的劳动力向东部经济区和中部经济区转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