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主张下，创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面对日寇的大肆侵略，上海文艺界首先组成十多个抗日救亡演剧队，全国各地也成立了各种演剧团体，掀起大规模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随着形势的发展，很大一部分戏剧界人士先后抵达重庆。他们不避敌机的轰炸，不避饥寒交迫，不避特务的迫害与逮捕，演出一出出抗日救亡、反法西斯的戏剧，每年都有几十出话剧搬上舞台。
抗战八年间的重庆，话剧演出空前繁荣，广泛普及。仅在城市剧场公演的话剧就达254出，不单是数量多，质量也高。如今，璀璨于中国话剧史上的传世之作：《北京人》、《家》、《屈原》、《天国春秋》、《法西斯细菌》、《结婚进行曲》、《雾重庆》、《风雪夜归人》、《清宫外史》等，皆创作并首演于重庆。与此同时，艺术创作人员刻苦学习，努力提高思想与艺术水平，乃有话剧皇帝项堃，金嗓子耿震，话剧四大名旦舒绣文、白杨、张瑞芳、秦怡之美喻。重庆抗战剧坛，创造了如此辉煌的业绩，乃被话剧史家称之为中国话剧的黄金时代。这种局面的形成，很重要的一条，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引下，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周恩来领导下取得的。
喊出第一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七七”事变发生，重庆文化界救国联合会（即救国会）在共产党员漆鲁鱼领导下，于1937年8月12日成立了“移动演剧队”，广纳各界爱国青年，由萧崇素、高梦觉带领，赴北碚、巴县、合川、璧山、江津、长寿、涪陵、丰都等街道、乡镇、码头，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沈阳之夜》、《烙痕》等十余出话剧。以往，在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统治下，不准说“东北是我们的”；现在，被压迫的民族第一次发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吼声。
1937年9月，中共党员陈叔亮联合成渝铁路工程局、华西公司重庆发电厂的工程技术人员余克稷、章功叙、梁少侯等50余人，成立业余演剧团体“怒吼剧社”。10月1日起在国泰大戏院公演三幕话剧《保卫卢沟桥》，成百上千的青年学生、店员、工商业者受到抗日救亡的鼓舞，要求参加“怒吼”。陈叔亮、余克稷等都是来自北方有演剧经验的大学生，本地青年不会说“国语”（普通话），于是把这些抗日热情高涨的青年组成“街村演出队”，用四川话宣传抗日救亡，收到更好的宣传效果。以后文艺界领导人总结工作经验说：“乡音也是有用的统战工具。”
第一流话剧团体到重庆
1937年10月15日，由陈白尘、沈浮、孟君谋率领，拥有白杨、吴茵、谢添、路曦、施超、王献斋、龚稼农等新老电影明星的上海影人剧团抵渝，这是第一个从外地来到重庆宣传抗日救亡的演剧团体，他们在重庆演出了《卢沟桥之战》等剧。
刚刚跨进1938年，四川旅外剧人抗敌演剧队来了，在国泰大戏院公演《塞上风云》，这出在武汉来渝的轮船上抢排出来的新戏，李恩琪饰金花，吴雪饰丁世雄。抗战期间许多著名剧团演过《塞上风云》，众家评论，唯李恩琪的金花演得最好。
1938年1月28日，全国唯一的第一流话剧演出团体——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到重庆。这里面有陈鲤庭、赵慧深夫妇，宋之的、王苹夫妇，赵丹、叶露茜夫妇，陶金、章曼苹夫妇，还有顾而已、魏鹤龄、钱千里、谢添、高步霄等著名演员。这群艺术家不愿收编在国民政府门下，他们靠演出的收入养活自己，从事抗日宣传活动。被文艺界人士尊称为阳大哥的阳翰笙，因他革命资深，有四面八方的社会关系，肯为人排忧解难，受命于周恩来，在文艺界做统一战线的工作。阳翰笙尊重业余协会艺术家的选择，并把他的新作话剧《塞上风云》，拿给业余协会首先在汉口演出。
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在重庆演出《民族万岁》、《塞上风云》等拿手好戏。《塞上风云》写的是蒙、汉两族人民，清除了在他们中间制造矛盾的日本间谍，消除隔阂，团结抗日的故事。是抗战时期第一部以各民族联合杀敌题材的话剧，形象地体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作用。赵丹在剧中饰汉族青年丁世雄，叶露茜饰蒙族少女金花，陶金饰蒙族青年迪鲁瓦。他们高超的表演技艺，蓝天白云灯光布景，让重庆观众大开眼界，获得舆论界的“演得太好、太逼真、太感动人”的赞誉。
上海业余剧人协会的明星们，他们不仅在国泰大戏院演出，更走上街头作抗日救亡的宣传。上海电影明星谢添、陶金、章曼苹、高步霄、刘郁民、田烈等上街演戏，这一消息马上传遍大街小巷，成千上万的群众追着看演剧的队伍。明星们从七星岗演到夫子池（今405电车起点站），沿都邮街（今民权路）演到较场口。观众们连声夸奖地说：“这些明星没得架子，上街演戏给老百姓看，这样的明星我们看得起，合得来。”
剧坛总动员纪念戏剧节
1938年10月10日是中国第一届戏剧节，适逢国共合作得比较好的时期。这时先后来渝的戏剧团体还有国立戏剧学校师生、上海戏剧工作社、中央电影摄影场剧团、中国电影制片厂的怒潮剧社。重庆群众性的演剧团体犹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著名的有中大剧社、青年剧社，南开中学就有三个演剧队。话剧演出的普及，极大地鼓舞了人民抗日爱国的热情，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影响广泛，正如一首歌曲中所唱的“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
戏剧界第一次纪念自己的节日，外来的、本地的，海派的、京派的，新剧与旧剧，专业的与业余的戏剧工作者共1500余人，组成25支演出队，在市内和郊区持续上街演出20天。最后的压轴戏，由话剧界二百余人通力合作，演出四幕国防剧《全民总动员》。
话剧史家说，《全民总动员》也是话剧界的总动员。当时的话剧界人士，政治上不论左中右，艺术上不论造诣高的或普通一员，年龄上不论老中青，都要求为该剧演出尽一份力，哪怕上台跑个龙套也好。因此，《全民总动员》说明书上扮演角色的名单，是一份过于奢侈的中国第一流演员大荟萃的名单。他们是赵丹、白杨、舒绣文、顾而已、魏鹤龄、施超、高占非、王为一、英茵、章曼苹、叶仲寅、潘孑农、凌琯如、江村、耿震、沈扬、戴浩。
那时，张瑞芳刚到重庆，只演了个街头卖香烟的难民。赫赫有名的戏剧家曹禺只在戏里演了个配角，宋之的演了个只有一句台词的新闻记者。国立戏剧学校校长余上沅演了个看门老头。
在《全民总动员》满台演员中最令人注目的是国民党文化界首领张道藩，他在南京曾经指使流氓把痰盂砸上舞台，破坏正在演出的进步戏剧。这次他却和进步戏剧界人士同台演戏，演一位出场不多的将军。张道藩在国外学过戏剧，懂表演。他洋洋得意地说，这个角色只有我演的下来，我熟悉高级将领（他当时是教育部次长）。他对在这次有重大意义的演出中扮演高级将领十分兴奋，他在戏中演这个角色模仿蒋介石，他自己花钱做了件质量极好的黑披风穿在身上。他高兴之余，还和许多著名的男女演员合影留念。
这次演出，国民党官员张道藩任演出委员会主任委员，吴漱予任总干事，中国电影制片厂厂长郑用之、中央电影摄影场场长罗学濂任演出委员。同时，中共党员与进步人士担任重要职务的有：章泯担任演出委员会委员，沈西苓任导演团成员，赵铭彝负责宣传组，梁少侯任票务组长，带着地下民先的组织关系的张瑞芳在剧中演难民芳姑。因此，《全民总动员》的演出，称得上是国共两党人士通力合作的一次胜利演出。
这出戏五天连满七场，最后一天，没有买到票的观众冲破五道防线，挤破了国泰大戏院大门，涌到剧场内看戏。这出戏的荣誉券50元一张，合当时黄金一两。孔祥熙买了20张荣誉券，表示支持演出。
周恩来是戏剧运动的主帅
进入1939年，抗战初期如火如荼的抗日潮流逐渐平静下来，戏剧要谋求深层次发展。中共中央南方局于1月成立，周恩来为书记兼管统战。
当时重庆虽在国民党统治下，但戏剧运动一直是在南方局和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国民党有几个大剧团，但他们缺少戏剧家，话剧一向是左翼力量占主导地位。比如：赵丹、白杨、魏鹤龄等参加了中宣部的“中电”剧团；陶金、舒绣文、周峰、孙坚白（石羽）、江村参加了军委会的中国万岁剧团；三民主义青年团的中央青年剧社主要力量是剧校毕业的耿震、沈扬、吕恩、刘厚生等。党对参加国民党剧团的进步戏剧工作者，不要求他们和剧团坚决划清界限，也没有放弃戏剧为抗战服务的要求，更没有放弃同国民党不民主做法的斗争。
周恩来是戏剧运动司令部的主帅，参加指挥的先有阳翰笙，1942年后又来了夏衍、于伶、司徒慧敏同志。对于戏剧工作，周恩来最重要的指示是：进行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站到党的路线、方针上来。最具体的方法就是交朋友。南方局首先结交的年轻朋友有周峰、孙坚白、江村等，由他们又结交了一大堆朋友，中年的朋友有曹禺、张骏祥等人。不仅是南方局工作人员关心他们，周恩来是很忙的，对以上年青的和中年的朋友都会见过，约他们到红岩村、曾家岩、新华日报社来晤谈，吃饭。这样，进步的坚决跟党走；中间的团结过来了，靠拢我们党；落后的提高了认识，比较出共产党比国民党好。我们的队伍越来越壮大。
拿编剧来说，抗战时期统率重庆舞台的有十大编剧，他们是：郭沫若、阳翰笙、夏衍、曹禺、陈白尘、宋之的、袁俊（张骏祥）、吴祖光、于伶、老舍，他们或是共产党员或是我们的朋友。国民党没有哪一个剧作家的作品，能和这十大编剧中任何一位相比的。至于导演、演员、舞台美术方面人才，国民党也都居劣势，甘拜下风。
这一时期有两出话剧的创作与演出，堪称是重要成果。一是1940年4月5日中国万岁剧团演出老舍、宋之的合作的《国家至上》，写的是我国北方地区、汉回两族人民团结抗日的故事。老舍、宋之的虽是党外人士，他们的作品自觉地体现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剧中魏鹤龄饰张老师，孙坚白饰黄子清，张瑞芳饰张孝姑。张瑞芳以她北方姑娘朴实的气质，又刻苦钻研角色，演出取得卓越成就，在剧坛一举成名。重庆回民同胞对她喜爱不已，称她为“我们的张孝姑”。
再一出话剧则是流传至今的《雾重庆》，也是中国万岁剧团演出。剧作者宋之的在该剧中，揭露战时国民党统治区的腐败，致使一些流亡的大学生在这大染缸中走向堕落。冲破迷雾的青年则投向西北抗日战场。
《雾重庆》赢得观众强烈反响。周恩来看了演出后说：“这个戏很好，好就好在批判、揭露了国民党。尽管还不深刻，但开了一个很好的头。”争看该剧的观众，头一天晚上就在国泰大戏院门前排队候票，剧团登报吁请“已看过《雾重庆》者，把机会让给其他观众。”这使剧团的国民党方面负责人高兴不已，对进步戏剧工作者倍加看重。
重庆创造中国话剧黄金时代
“皖南事变”发生，国统区一片白色恐怖。党的统一战线工作，面临更加复杂艰苦的境地。一方面要保护党员和民主人士的安全，进行疏散工作；一方面要冲破国民党在政治上、文化上的法西斯统治。
戏剧界由阳翰笙提出，周恩来同意，组织民间职业话剧团中华剧艺社，从戏剧方面打开黑暗统治的突破口，动员中共在各个剧团（主要是国民党官方剧团）积蓄的力量，开展“雾季演出”。这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力量在戏剧界的大检阅。从1941年10月开始，到次年5月，7个月时间内，重庆戏剧界凭借自己的力量，竟演出34出话剧和大歌剧《秋子》。不仅是数量多，质量也好。其中《北京人》、《棠棣之花》、《天国春秋》、《屈原》、《结婚进行曲》流传至今，成为传世之作。这一业绩不仅在我国话剧史上是空前的，一个城市凭借自己的力量，在戏剧上创造出这样辉煌成果，至今没有任何城市做到过。在以后三年的雾季演出，加上1946年戏剧演出依然繁花似锦，盛况不衰，乃被话剧史家称之为中国话剧的黄金时代。
重庆“雾季公演”所以取得这样巨大的成绩，首先是有党的南方局和周恩来的正确领导，更加周恩来在戏剧上是内行，统战工作上是表率。他不仅研究剧本、观看演出，有的演出看好几遍才发表意见。他的领导方法是，思想领导重于组织领导，不把自己意见强加于人；社会方式重于行政方式，采取交朋友，谈心的办法解决问题。周恩来在1943年6月赴延安筹备党的“七大”工作之前，在戏剧界做了大量重要的、细致入微的工作，用他的汗水与心血灌溉了抗战戏剧花。
1941年10月，《北京人》在抗建堂上演。这是曹禺新作，由一群刚出国立剧专大门不久的青年演员挑大梁任主演，为中央青年剧社闯天下，十分卖力，看戏的观众也很踊跃。然而这个戏却受到一些文艺评论家的非议。主要说曹禺写了反映抗战内容的《蜕变》，又去写与抗战无关的剧本，这是倒退。这些评论大多是来自进步阵营的文艺家，其中包括著名的党员文艺家荃麟。他的批评文章说：“这剧本给予我们的印象，多少还只是一个家庭悲剧，要从这个家庭悲剧去看社会的悲剧命运，却是不够明确与具体。”周恩来不避抗建堂二百多级高坡，一遍又一遍观看《北京人》演出，他看到《北京人》反对封建主义的深刻内涵及其艺术上的巨大成就。
他和南方局文委的同志对该剧进行认真的讨论后，让他们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关于枙北京人枛》一文。文章说：“抗战期间固然应该多写活生生的英勇战绩和抗战人物，但也不妨写些暴露旧社会黑暗面的剧本，去惊醒那些被旧社会束缚得喘不过气来的人物，助之走向太阳，走向光明，走向新生活。”这就回答了对《北京人》与抗战无关的批评。对于这些来自进步阵营或党员的批评家，南方局和周恩来不因为他们是“自家人”而护短，劝告他们“收起他们抗战八股式的批评”。与此同时，周恩来再去抗建堂观看《北京人》的演出，并到后台看望了导演张骏祥和演职员们。之后，又在曾家岩周公馆与曹禺晤面，交谈对《北京人》的看法。
周恩来为《北京人》拂去罩在上面的尘土，深深地打动了曹禺和张骏祥的心灵，看到在重庆有周恩来这样的领导，从事戏剧事业一定大有可为。他们两人本有去上海和黄佐临一起发展小剧场话剧艺术的打算，这时改变了主意，坚定地留在重庆抗战剧坛。接着曹禺又有著名话剧《家》的创作。抗日大后方剧坛为拥有戏剧大师曹禺及其作品更加光华四射。
张骏祥继之写出剧本《万世师表》，导演了《安魂曲》、《牛郎织女》等名剧而享有盛名，成为重庆抗战剧坛民主斗士和导演艺术权威。周恩来在统战工作上，切实地实践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为大家做出表率。
《北京人》从此演遍香港、桂林、成都、西安、洛阳、兰州、贵阳、昆明、迪化（今乌鲁木齐）、上海、北京、台湾等地，连延安都有演出。新中国成立后国内上演《北京人》的剧团不计其数。最近几年，菲律宾、新加坡、美国等地都有演出，成为国内外舞台上的经典剧目。
在贯彻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中，既要勤交朋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还要勤学、勤业，当自己这一行中的佼佼者，共产党员更要勇挑重担。
1941年11月，庆祝郭沫若50寿辰并纪念他创作25周年，上演郭老的《棠棣之花》就遇到难题。作为文坛一代宗师的郭沫若，原先并不擅长写剧本。《棠棣之花》稿本拿出来之后，先后找应云卫、史东山、陈鲤庭、马彦祥几位著名导演排练，他们都说：“《棠棣之花》有诗，没有戏。”婉言推辞了。这不仅使郭沫若自惭，剧本若不能演出，纪念活动也失去光彩。这个难题摆在了周恩来面前，他深知艺术创作决不能强人所难，经过深思熟虑，周恩来找到党员戏剧家石凌鹤谈心，动员他担起该剧导演重担，诚请那几位著名导演协助。郭沫若也表示请导演和演职员们对剧本大胆修改。既有石凌鹤承当导演重担，其他人也乐于献计献策，排演中对剧本作了重要修改，仅周恩来就写了两千多字修改意见，请郭沫若斟酌。这样经过个别的交换意见，开小型座谈会再改，再试演等办法，不仅救活了《棠棣之花》，并取得观众争看该剧演出，途为之塞的效果。
排演《屈原》时，屈原一角本来是请江村担任的，江村是著名演员又是诗人，富文学修养，气质演技都很适合。《屈原》剧本出来，一段《雷电颂》近两千字，屈原在台上迸发出无边无际的怒火，一次又一次呼唤雷电爆炸吧，震出霹雳似的轰响。江村是肺病之躯，还在吐血，他的身体能够承受得了吗？大家正为难时，金山从东南亚宣传抗日归来，屈原一角交给他承担。这位共产党员立即攻读《楚辞》，晨昏吟诵在嘉陵江畔，废寝忘食地钻研角色，出色地完成演出任务。
张瑞芳是周恩来直接联系的党员。周恩来要求她，党员当了演员，首先把戏演好。在1941年10月到次年4月雾季公演的六个月内，她排练并演出六出大戏，在《北京人》、《棠棣之花》、《大雷雨》、《屈原》四出大戏中，都是主要角色。创造了话剧史上演出新纪录。她每天上下午排练，晚上进剧场，这半年时间几乎没见到过太阳是什么样？且不说在台上她要殚精竭虑地把戏演好，像这样持续地无休止工作，单是体力消耗也是常人难以承受的。
做统战工作，还要经得起委屈，承受住误解。1942年底，因太平洋战争爆发，大批抗战剧人撤退到重庆，南方局决定再办一个民间话剧团体——中国艺术剧社，接替即将撤退到川西去的中华剧艺社的工作。组织上派与官方有社会关系的金山筹办其事。这时，国民党领略到话剧宣传力量的厉害，限期国泰大戏院不准再演话剧。为此，中国艺术剧社申请成立、找演出场地都极困难。金山利用他在上海时期与杜月笙的关系，请杜月笙向官方为之据理力争，剧社成立了，有了位于道门口的银社剧场，还拉来国民党方面的张道藩等挂名当剧社理事。这种有团结有斗争、以斗争求团结达到我们的目的，本是统战工作一大胜利，然而金山却受到一些左翼人士的责骂，“文革”中更被“四人帮”诬之为“叛徒”。堪为告慰的是，中国艺术剧社成立后三年间，演出《家》、《戏剧春秋》、《芳草天涯》、《春寒》等15出话剧，担起抗战后期重庆话剧运动的重任，为抗日救亡、争取民主、创造中国话剧黄金时代作出令人难忘的贡献。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政治上、艺术上都有了很大提高的重庆抗战戏剧队伍，随着形势的需要，移师上海和全国各地，开展影剧工作。很快就拍摄出《一江春水向东流》这样享誉世界的影片，以及一大批其他优秀电影，并为解放后新中国戏剧电影事业准备了人才。抗战时期的重庆，是孕育这些作品和人才的沃土。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和我们敬爱的周恩来领导下创造出的这些光辉业绩，将永留史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