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朴初吟诗时，众人笑着聆听，寂然无声。怕众人中有不解者，赵朴初又一一解释。“千家诗唱不尽”，指千家驹；“难怪周郎爱上了”的“周郎”，指“全国著名物理学家、全国政协副主席周培源”。昨天晚上，深圳市长设宴，大家推年龄最尊的周培源代表大家发言，周培源说：“我来深圳已经5次，我已深深地爱上了它。”周培源和王昆仑同龄，大赵朴初5岁，今年85岁。
“说与曹公，不须雷雨”，指曹禺写《雷雨》、《日出》驰名中外。曹禺是一个充满艺术激情的戏剧家，23岁写《雷雨》，25岁写《日出》，此外，还写了《原野》、《北京人》、《家》等许多戏，脍炙人口。
“问佛心也不异凡夫”，不仅指席中赵朴老自己是佛教居士，还因为来宾中有著名的释本焕老法师。“请杨婆婆画一张西丽湖图”，指雅园宾馆开业三周年同时，举行齐白石入门弟子杨秀珍和其弟子赵甲栋两人的画展。“不妨沈醉情人扶”，指沈醉；西丽湖风景优美迷人，沈醉有句“人间神仙境，深圳西丽湖”。“西丽湖图”还含有谐音“稀里糊涂”的意思。
“好！”赵朴初每解释一句，就引来一阵欢笑声。在众人连连叫好声中，千家驹说：“昔日草圣王羲之集宴兰亭，群贤毕至。少长成集，传为美谈。但今日是祖国前途如花似锦，非王羲之所处时代所可比拟。朴老何不书此诗于宾馆，流传于世？”
一时群贤举杯称赞，叫好声不绝。赵朴老以茶代酒，应接不暇。
谈笑间，满堂雅士，喜乐融融。
此情此景，不仅叫人想起王羲之集宴兰亭，也叫人想到当年胡适做生日，赵元任写了一首纯白的白话诗予以祝贺，文人欢聚的场面，居然可以隔时重现。
饭后，赵朴初将诗写在宾馆纪念簿上。同时，公推千家驹题长“跋”，以记此日盛事。千家驹对赵朴老的即兴诗大加赞赏，写道：“此皆朴老居士神来之笔，妙语天成，令人拍案叫绝。”在“跋”的最后，千家驹写道：“朴老诗中竟令：周郎与曹公友好登台，《日出》《雷雨》变排上场，杨婆沉醉稀里糊涂。我信其必可流布万方，传为佳话。是为跋。”
千家驹写跋后，由书法家黄苗子将朴老的诗，书写在宾馆纪念簿上。
4月23日，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在中国佛教协会所在地北京广济寺内正式挂牌成立。赵朴初任名誉所长，所长为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周绍良。
这天，梁漱溟先生第一个到会场。大家到齐后，梁漱溟第一个发言，他非常高兴，说：“我今天郑重地告诉大家，我是一个佛教徒，而且，前身就是一个禅宗和尚。”
赵朴初听了，高兴地插话说：“梁老一生刚正不阿，从来不打诳语，所言必有根据。”
熊十力和梁漱溟都是相信有前生的。1965年5月，陈铭枢去世后，熊十力在哀悼时说“其来似有因，其去极自然。吾不能不伤感，而又不必伤感也……漱兄谓其诗，殊不自知，此大误，说得明明白白。”熊十力的意思，陈铭枢“其来似有因”，至于是什么“因”，因为是天机，道不出，说不明了。梁漱溟说，陈铭枢写诗“殊不自知”，诗写出来，连自己也不知道其中的禅意，可谓也是有前生的了。所以，熊十力说：“说得明明白白。”的确，读陈铭枢诗的人，常生晦涩不易解的感慨。
吴立民接替了周绍良任佛教研究会所长后，听赵朴初谈起梁漱溟说他前身就是一个禅宗和尚，十分感兴趣，但遗憾的是，梁漱溟居士已经去世，无法了解其由了。
不懂佛学就不懂中国文化
1987年夏天，赵朴初应邀在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第二期讲习班作《诗歌及其佛教关系漫谈》。
演讲结束后，一位青年人请赵朴初谈谈佛教和研究中国历史的关系。
赵朴初说：“有一位我国当代著名的史学家早年曾对佛教文化采取过虚无主义态度，但到了晚年却开始系统地钻研佛经，表示自己需要补课。这位史学家对人说，在中国历史上，佛教和文化关系如此之深，不懂佛学就不懂中国文化。可是现在人们还是不重视研究佛教，把它看成粗俗的宗教迷信。”
这个史学家，指的是范文澜。
1986年夏天，赵朴初在中国佛学院本科生毕业典礼上也说：“有一位历史学家，过去没有研究佛教，他的书上批判了佛教。不过他声明由于自己不懂，书中有关佛教的部分是找别人代写的。”这个史学家，也是指范文澜。
范文澜是当代历史学家，在他主编的《中国通史》中，曾经否定了一切宗教，认为佛教是“迷信”、“蠡国殃民”。因为《中国通史》影响大，特别在“文化大革命”中，范老的思想占据了统治地位。——实际上，范文澜虽然主编了该书，但该书的全部内容，并不都是范文澜执笔，因此，也不都是范文澜一个人的观点。关于该书中的佛教的这部分内容，恰好是他人执笔的。但在一般读者眼里，该观点就是范文澜的观点了。
对于范文澜主编的书中强调佛教是迷信思想，赵朴初是不同意的。譬如禅宗，它本身就是最反迷信的，禅宗历史上有许多破除迷信的故事，它表现了中国人独特的骨气。因为范文澜的话与马克思关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话有关联，所以赵朴初并没有就范文澜的书，直接提出商榷。
马克思关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话，是马克思在资本主义时代，就统治阶级利用宗教来维护自己的统治而言的。但马克思关于宗教的一般的结论，是否符合世界各地区各时期宗教的性质，特别是是否可以说明社会主义时期宗教的性质，显然就是一个新的问题了。赵朴初不主张不分时代和地区，照搬照套马克思的个别结论和语境。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范文澜无事可干，读起了佛经。他发现自己以前书中的关于佛教的观点未必恰当，有点后悔，想重新写。但当时的环境和条件，都不允许他写书了。
一天，范文澜对邻居周建人说：“我正在补课。”范文澜住在北京北太平庄，和周建人住在一起。两人朝夕相处，经常见面。
周建人问他：“补什么课？”
“读佛书……不懂得中国佛教就不能真正懂得中国的思想史、中国的哲学史、中国的文化史。”范文澜说。
1968年7月，毛泽东曾派女儿给范文澜传话：“中国需要一部通史，在没有新的写法之前，还是按照你那种方法写下去。”毛泽东的话使范文澜十分兴奋，不仅是因为毛主席肯定了自己的观点，还因为自己有机会修改以前的观点了。高兴之余，他不顾身体有病，夜以继日地工作，不幸劳累过度，加上其他原因，于1969年7月29日去世。
1976年，粉碎了“四人帮”，范文澜已去世七八年了。周建人一直不忘范文澜和自己说的话，两次给赵朴初写信，说：“你们要赶快研究佛学。”此时，周建人双目已经失明，他将范老的这几句话写成斗大的字，交给赵朴初看，也是希望人们由此对佛教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赵朴初看了周建人写的信以及范文澜关于佛教的话，非常高兴。对宗教怎么看，自己对他人说还不如范老自己说的好，因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佛教的评价，比自己和一切槛内弟子的话更有说服力。赵朴初称赞“范老是真正的学者”，意在真正的学者总是在追寻真理，不会停止探索的步伐，勇于改正错误。
周建人告诉赵朴初，范文澜当时一边读佛书，一边做笔记。赵朴初想，范老去世了，他的这些笔记不知道散落到哪里去了，如果整理出来，一定很有价值！
在许多会议上和谈话场合，赵朴初反复提到范文澜晚年的反思。说明朴老非常关注马克思主义者对佛教性质的界定。这个问题涉及佛教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地位和意义的问题，因此，不是小问题。
与郭沫若的唱和
1987年夏的一天，赵朴初应邀在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第二期讲习班演讲《诗歌及其佛教关系漫谈》。因为谈的是自己喜欢的话题，赵朴初放开思路，谈起许多诗词大家。其时，郭沫若已经去世，朴老在演讲中表达了赞成郭沫若关于诗的观点：
1956年郭沫若同志写了一篇文章谈诗歌问题，他指出自己以前犯了错误，低估了我们民族的优良传统……我和几位新诗运动的倡导者是相识的，我和胡适先生不认识，但我与郭沫若同志、沈尹默先生、俞平伯先生是相识的，他们几位先生都比我年长。我与郭、沈老都有唱和。
“我与郭、沈老都有唱和”，赵朴初说这番话，也是很尊重郭沫若的，其中包括他关于新诗的观点。早在1957年年底和1958年年初，赵朴初和郭沫若等出席亚非团结大会，两人即有诗词唱和。记得初到埃及的一个月夜，飞机飞过沙漠时，赵朴初吟诗《和郭沫若先生》，其诗云：
大漠成银海，清光照满天。
艰难思老马，辽阔谢飞船。
已见乾坤转，能教陵谷迁。
清溪流到处，荷叶自田田。
“艰难思老马”，指古人依靠马作为旅行工具，不如现在的飞机，因此非常困难。“已见乾坤转”，指新中国代替了旧中国，反映了赵朴初的豪迈心情。“荷叶自田田”，是借人间的荷叶，寓意佛教的事业蒸蒸日上。
在这次演讲中，赵朴初也提到了闻一多批评郭沫若的《女神》，“句子是欧化，用的典故也多半是西方的典故”。对此，赵朴初是赞成的，认为我们的诗歌不应该丢掉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有趣的是，几十年前，胡适在医院读曹禺的剧本《雷雨》时，也认为戏剧的情节不是中国式的，而是欧化的。
7月21日，赵朴初给茗山写了一封信。
本月8日，栖霞寺住持茗山来信，谈到自己辞职一事，同时邀请赵朴初暑假期间到南京，检查栖霞山佛学院的情况。茗山想辞职，与佛学院内部复杂有关，是他辞职的一个原因。但赵朴初一时去不了南京，也不同意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辞职。国家刚刚恢复佛教活动不久，像茗山这样的人，可是不多的啊！
赵朴初在信中说：“敝意可暂时休养，住锡焦山，小谢尘劳，再莅栖霞。”
接到赵朴初的信，茗山忧喜交加，喜的是朴老对自己的信任，忧的是自己“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给茗山写信后，赵朴初放心不下，请中国佛教协会副秘书长游骧到南京，和江苏省宗教局谈谈茗山工作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