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1911年湖南、湖北、广东、四川人民反对清政府向帝国主义出卖路权的爱国运动。在收回利权运动中，粤汉、川汉铁路已收回商办，铁路所经省份绅商以至人民群众已经筹集相当数量的股金，有的路段且正在修筑。但帝国主义不甘心失去对中国铁路的控制权，千方百计要夺回已归商办的铁路，其主要方式就是迫使清政府借债筑路。而清王朝为解决严重的财政危机，也只有以路作抵举借外债。1908年，英、德分别要挟张之洞签订粤汉、川汉铁路的借款合同。次年，英国汇丰银行、德国德华银行、法国东方汇理银行组成三国银行团，与张之洞签订湖广铁路借款草合同。美国不甘落后，一方面与英、德交涉，一方面对清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参与借款；英、德在相互对抗中，都想争取美国的支持，于是经过多次谈判，三国银行团变成四国银行团，并于1910年5月23日与清政府订立协定，规定清政府向四国银行团借款600万英镑，修筑粤汉、川汉铁路。1911年4月，清邮传部尚书盛宣怀与四国公使议定了借款合同细节，俟各该国政府批准后正式签字。但要批准这个出卖路权的合同，清廷必先将商办铁路收归官办。于是清政府在5月9日即皇族内阁成立次日，正式下达铁道干路国有的“上谕”，规定“干路均归国有，定为政策”，所有1911年以前各省分设公司集股商办之干路，延误已久，应即由国家收回，赶紧兴筑。12日，盛宣怀与四国银行团正式签订《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粤汉铁路、湖北省境内川汉铁路借款合同》，首先劫夺了粤汉、川汉两大干线。清政府所谓“官办”，即是官卖，“国有”实为帝国主义所有的真面目暴露无遗。首先起来反抗的是湖南人民。“铁路国有”的消息传到长沙，湖南商办铁路公司即致电军机处、外务部、度支部、邮传部，表示湘路“力能完全自办，毋庸另借外债”。长沙各界连日集会，一致反对“铁路国有”政策，要求湘抚杨文鼎代奏，望清政府收回成命，否则将“全力抵抗”。湖北谘议局紧接湖南之后，召开了有数千人参加的大会，与会者纷纷演说路权丢失之利害关系，“大呼救国”。革命党人詹大悲主编的《大江报》发表以《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为题的“时评”，揭露清政府的卖国罪行，鼓吹革命。湖北境内数万名川汉铁路工人也群起响应。在广东，粤汉铁路公司于6月6日召开有千余人参加的股东大会，议决“万众一心力争商办”，在公司内设立争路机关部，致电邮传部要求“撤销国有令，以昭大信”。市民们拒用官发纸币，挤兑现银，以此抗议广东地方当局的阻挠破坏。海外华商会馆致函粤路公司，声明“粤路国有，誓死不从”，“政府虽欲卖国，我粤人断不能卖国”。
争路斗争最为激烈、规模最大的是四川。起初立宪派绅商还试图通过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奏请清廷收回成命，但清廷不仅置若罔闻，反而于6月1日由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和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联衔致电王人文，声称川汉铁路公司已用之款和现存未用之款，一律换发国家铁路股票，概不退回现款，若川省表示异议，则“必复借外债，必以川省财产作抵”。这不仅是剥夺商办铁路的权利，甚至连商办公司的股金也要加以吞并，因而深深地激怒了四川广大人民。6月17日，川汉铁路股东代表1000余人集会成都，决定组织四川保路同志会，推举立宪派蒲殿俊、罗纶为正副会长，确立以“破约保路”为根本宗旨，派员分赴各州县宣传鼓动，发起成立保路同志分会，于是四川保路运动蓬勃发展起来。
当时全川142个州县的工人、农民、学生和市民纷纷投身于运动。不到半月，保路同志会会员已逾10万人，及至“夏秋间，保路同志会遍布全川”。立宪派力图将斗争局限在集会请愿的“文明争路”范围内，规定了诸如“防止暴动”、“不可自由行动”、“不应怨枉朝廷”、“不必集矢外人”等种种清规戒律。但是在同盟会影响下，人民群众很快冲破了这些禁令，不断将运动推向深入。
7月以后，对保路运动持同情态度的王人文被清廷革职，素有刽子手之称的赵尔丰接任四川总督。他一上任即强行收回川汉路宜（昌）万（县）段路权。消息传开，群众异常激愤。8月24日，保路同志会在成都举行大会，通过全城罢市罢课的决定。传单一出，成都万众一心，百业停顿；接着，四川南自邛雅，西迄绵州，北近顺庆，东抵荣隆，千里内外，府县乡镇，一律闭户。风潮波及全川，捣毁经征局、自治局、巡警分署、外国教堂等事件接连发生。9月1日，四川人民宣布不纳正粮、不纳捐税、不负担外债。在铁路公司股东大会上，有人发出《川人自保商榷书》，提出川人“共同自保”、“共挽时局之危”的号召。
在清廷一再严责下，赵尔丰以《川人自保商榷书》中有“隐含独立”的思想，于9月7日诱捕蒲殿俊、罗纶等人。两天后又查封了保路同志会、铁路公司、铁路学堂和鼓吹保路的报刊。赵尔丰的蛮横手段，激起了成都人民的强烈反对。就在蒲、罗等人被捕的同一天，数万群众有的头顶光绪牌位，有的手握香烛，潮水般涌向总督衙署，要求放人。赵尔丰竟然命令卫队开枪扫射，当场击杀30余人，伤者不计其数，制造了著名的“成都惨案”。
为了向全川人民揭露清廷的残暴行径，号召人民起义，同盟会员龙鸣剑等裁制数百木片，上书：“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保自救。”然后在木板上涂以桐油，制成“水电报”置人锦江。水电报“乘秋潮顺流，不一日几传遍川西南”。各地群众闻警，纷纷揭竿而起。
本来保路运动兴起后，革命党人即积极投人运动，并乘机加速革命在四川的发展。7月6日，同盟会员邀哥老会各路首领在资州罗泉井召开秘密会议，决定组织武装起义，改同志会为同志军。“水电报”传警之后，各地同志军相继响应，只有几天，逼近成都周围的起义军已达一二十万之众。赵尔丰惊慌失措，连电清廷求救；清廷急调鄂、湘、陕、黔、滇、粤六省军队援川，命端方率鄂军迅速兼程西上，加派前两广总督岑春煊会同赵尔丰“剿抚兼施”。但是已成燎原之势的革命烈火，再也无法扑灭了。同志军围攻成都10余日，因装备不足，缺乏统一的组织，最后决定撤围，分兵攻略各州县。
9月26日，哥老会著名首领侯宝斋率南路同志军自成都回师，与反正倒戈的新军周鸿勋部在新津会合，在这里坚持战斗半个多月，抗击和牵制了四川清军主力，推动了全川革命形势的发展。哥老会首领、同盟会员秦载赓统率的东路军从成都转向华阳中和场一带，有众20余万，与新津遥相呼应。除这两支主力同志军外，整个四川几乎处处有同志军起义，汇成了推翻清廷在四川反动统治的巨流，其中同盟会员吴玉章在荣县宣布独立，成为全川独立的先导。
吴玉章，原名永珊，字树人，四川荣县人。1903年赴日留学，先后参加拒俄义勇队、同盟会和共进会，创办《四川》杂志，鼓吹反清。1911年，他奉命回川开展革命工作。当荣县同志军向成都进军时，吴玉章在荣县发动群众，训练民团，筹集粮饷，为夺取荣县政权打下了基础。当同盟会员、四川东路民军副统领王天杰从成都转战返回荣县后，吴玉章不失时机地提出了推翻旧政权的建议。9月25日，王天杰召集各界开会，吴玉章发表演说，宣告荣县独立，是为革命派在全国建立的第一个县级政权。此后，四川各州县纷纷效法，从而促进了全省的光复。
保路运动揭露了清政府媚外卖国的罪行，有力地推动了革命运动的发展，最终导致了武装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运动。而鄂军人川，则削弱了湖北的兵力，有利于革命党人在武昌举义，促成了辛亥革命高潮的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