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项族有自己的语言，但没有自己的文字。随着党项族社会的发展，先进的文化形态在生产发展的孕育以及与其他民族文化的撞击中有了最新的胎动。而文字的创制，正是这种胎动的显著表现。为了巩固民族语言，增强民族意识，西夏建国前夕，李元昊令大臣野利仁荣主持创制西夏文字。
野利仁荣根据汉字与藏文的若干特点，专心研修，不分昼夜，终于在短短几年时间里，演绎出西夏文字12卷，共约6000多字。西夏文字模仿汉字，字形方正，结构复杂，笔画较多，但没有一个字和汉字一样，正如清代学者张澍所说：“乍视，字皆可识；熟视，无一字可识。”西夏字的基本笔画，有同汉字一样的横、竖、撇、捺、点、折等，但没有汉字中的竖钩和排法。字体也有楷书、行书、草书、篆书之分。西夏文字是一种表意文字，它基本上吸收了汉字“六书”的某些方法，也还有自己独到的构字方法。西夏文字的构成以类似汉字的会意、形声字为主体，这两种文字占所有西夏字的绝大部分。汉字的会意是指合二字、三字之意，变成另一字之义。而西夏文字大部分也是由二字、三字，个别字甚至由四字组成一个新字。西夏字有类似汉字的形声字和转注字，象形字和指事字在西夏字中极为少见。这是因为西夏文字不是从图画文字的象形文字发展而来的，而是半路上借鉴了汉字创制的，因此象形字、指事字极少。就是西夏文的形声字也与汉字源于象形字的形声字不同，西夏文的表意部分并不表形，而汉字是表形的。所以说西夏文的构成基本上来源于汉字“六书”而又不能等同。西夏文字也有自己构字的特点，如由两字合成一字，新字的读音为前两字读音的反切，这种类似拼音构字法的构字方式，是西夏文构字的一个特点，也是由表意文字向表音文字方向发展的一种尝试。
西夏文字在不太长的时间里被创制出来，既是党项民族富有智慧的表现，同时也为西夏政治和文化的发展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西夏文字创制出来后，元昊于广运三年（1036年）颁行境内，并尊为“国字”。元昊规定，国内所有艺文诰牒，一律都用新制文字书写。为了推广本民族的文字，弘扬本民族的文化，野利仁荣派人到民间教习讲授，帮助他们使用西夏文字记事，并不辞辛劳，亲自到各地传授解惑。西夏学者在官府的支持下，编纂了大量的西夏文辞书，除了已经公之于世的大型辞书《文海》（含《文海杂类》）《同音》外，还编辑刊刻了各种专用辞书，其中有：音韵学专著《五音切韵》，同义词字典《义同一类》，双解对照语汇《番汉合时掌中珠》《番汉语要集》，初学识字课本《杂字》以及综合性类《圣立义海》等。西夏学者编纂的这些辞书，其水平之高，品种之全，都是可以和并存于世的其他民族文字的辞书相媲美，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元昊和学者们的大力推行下，西夏文字便广泛地使用和迅速流行起来，上自官方文书，下至民间日常生活方面，都用新文字作为使用的工具。现在留传下来的西夏文献十分丰富，单从近百年前沙俄探险家柯兹洛夫从哈拉浩特（黑水城，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旗）盗走、现收藏于俄罗斯彼得格勒的文书就有8000多个编号。①除上面提到的西夏学者编纂的大量西夏文辞书外，还有西夏《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猪年新法》等法律著作；有《太祖继迁文》等历史著作；有属于西夏诗歌、格言、谚语的《新集金碎掌直文》《圣立义海》《新集锦合辞》等文学著作；有《治疗恶疮要语》等医学著作；有西夏文历书、占卜辞、乐器图样等；有《论语》《孟子》《孝经》《孙子兵法三注》等汉文古籍的西夏文译本；还有大量译自汉文和藏文的佛教经典。此外，传世的还有民事审判记录、土地卖契、报告文书、汇款单等官私应用文书。西夏文字还广泛地应用在碑刻、题记、钱币、官印、铜牌上等。总之，用西夏文书写、刻印的文献十分丰富，是中古时期除汉文文献外，保存文献种类、数量最多的一种民族文字。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西夏在活字版印刷术的使用和流传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宋朝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成为印刷史上的伟大里程碑，然而宋朝的活字印刷品无一件流传下来。令人欣慰的是，到目前为止已经发现了西夏时期的活字印刷品至少有7种，共数十卷册，其中有泥活字印刷品，也有木活字印刷品，有世俗文献，也有佛教文献。其中一套九卷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就发现于宁夏贺兰山拜寺口的西夏方塔中。这套佛经被考证为目前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木活字印刷实物，它对研究中国印刷史和古代活字印刷术具有重大价值。
由上可知，西夏文是一种被充分使用的文字。西夏文字以它独特的风格充实了我国古代文化的宝库。西夏灭亡后，元代称西夏文字为河西字，仍用其刻印佛经。明代中叶，仍有个别地方使用西夏文字。有人推论，西夏文字的使用至少有460年的历史。后来渐废，不为人们所知。自清末起，始逐渐被发现，但已成为一种无人认识的“天书”了。迄今已发现的6000余字，绝大多数已释读，尚有少数未被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