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名士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竹林七贤”，他们是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和王戎七位名士的合称。这个名称的来历，一直有争议，一般根据东晋史学家袁宏的《名士传》而习称（《世说新语·文学》注引），尽管后来人对此尚有不同看法，但可以肯定在东晋时已经这样叫开了。东晋文学家，玄言诗代表作家孙绰作《道贤论》直接将七位高僧比附“竹林七贤”，著名隐士戴逵作《竹林七贤论》，可见当时“竹林七贤”之名已经被普遍接受。
从“竹林七贤”所处的历史实际看，虽然他们生活的时代与“正始名士”基本相同，但是稍后的社会情势却是变化很大，因此他们与“正始名士”的思想观念、人格特征有着非常明显的不同，而“七贤”本身也是一个很复杂的组成，七人的出身、地位、与曹马的关系以及各人的价值观、政治态度、人格等都有明显差异。他们是正始名士与后代名士之间的转折点，对西晋乃至以后各代的文人都有很深刻的影响。
何晏、王弼、夏侯玄等人属于“正始名士”，其活跃的时段主要是魏正始年间，其玄学理论在中国思想史上被称为“正始之音”；“竹林七贤”的“竹林之游”大抵在正始后期至嘉平年间，他们中阮籍与嵇康的文学作品在文学史上也被称为“正始之音”。这是很有趣的。
他们两股人生活的时期有一段重合的时段，但是正始后何晏被杀，王弼当年也去世了，夏侯玄不久也被杀。其后，“竹林名士”仍然在世。正是这个不大的不同，使他们成了两个不同时代的人，袁宏的《名士传》就很明智地把他们分为两类不同的名士。
那么这两股人到底有些什么不同呢？首先是“出道”的时间不同，与统治核心的关系也不同。虽然山涛（205-283）出生于建安十年，与曹丕子魏明帝曹叡同年，比何晏（约194-249）略晚，而比夏侯玄（209-254）和王弼（226-249）都早，但在社会上成为举足轻重人物的时间明显较晚。何晏在魏初曹丕及其子曹叡时已经名声不小，只是被他们父子人为地压制才难以出头。曹叡死，曹芳继位，曹爽执政，何晏就主持吏部，何晏的名士集团就成为曹爽阵营的骨干力量。他们大力开展清谈，正始年间是他们最活跃的时期。随着曹爽的被杀，何晏他们也先后死去。在正始前，“竹林七贤”中除阮籍与嵇康有一定的名声外，其他人还默默无闻。正是在正始年间的“竹林之游”之后，他们作为集体才在社会上有了很大声望。司马懿发动“高平陵政变”后，“天下名士减半”，他们才自然性地在士林成了当时最显著的人物。显然，在魏国的社会上层影响，两拨人只是相续，而不是“同时”。
其次，前后时间相续，但是政治形势与他们的处境大异。正始年间是曹马斗争最为激烈也是最关键的时期，当时何晏他们不仅已经是社会名流，而且已经相当确定地成了曹马两个政治集团中曹氏阵营。可是“竹林名士”刚刚开始崭露头角，还没有成为统治中心人物最为关注的对象。加上作为局外之人，非常清醒地看到两大阵营的斗争鹿死谁手还很难确定，因此他们还可以作“竹林之游”，一方面静观情势的变化，另一方面做好应对的准备。但是“高平陵政变”后，政治形势似乎豁然开朗，司马氏等待的只是篡位的时机和准备好扑灭随时可能出现的反抗，易代之势已经难以阻挡。如果说何晏他们是没有选择的机会的话，那么对于“竹林七贤”来说面临的是痛苦的抉择。没有抉择时他们还可以作壁上观，局外人，到了必须选择的时候，他们就面临着生死、人格、道义、理念等等现实与精神各方面的问题。他们的灵魂在经受着煎熬与鞭打。是为生而弃人生准则，还是保持人格而弃肉体生命？是坚持理想信念，还是服从现实生存原理？这些本来可以暂时不想的问题现在必须立刻拿出答案！
其三，他们面临的紧要课题以及他们的思想发展状况不同。何晏、夏侯玄、王弼他们的玄学思想显然是他们政治思想的集中表现，他们在曹魏政权长期崇尚法术，继之以儒术之后，欲以道家思想改造儒家思想，改变曹魏统治者的政治思想。因此他们的玄学思想与其说是哲学思想，还不如说是政治思想。因此，他们想用儒道调和的方式来作为曹魏政权新的统治纲领。随着他们的消失，自然其理想也就化为泡影。“竹林名士”则与他们的情况相异。最早，他们或许玄学思想，或者政治思想与何晏他们相去不远，阮籍的《乐论》等既儒且道的论文可以为证。但是，“正始名士”成为历史之后，他们的观点也就成了与统治者相对抗的思想。而司马氏表面标榜以“孝”治天下，实际所行的是阴毒残酷的统治，这样使“竹林名士”不得不调整思想。再说，对他们来说，最为紧迫的恐怕还不是学术思想问题，而是自己的出处问题，生死问题。所以，他们与何晏他们面临的社会课题与自身课题不同。何晏他们很快作古，没有时间调整和变化，但是“竹林名士”却处在不得不变化的情境中。司马懿发动政变后，形势虽然已经有所明朗，但是曹氏并不是完全垮掉，还有翻盘的希望，政治形势更加扑朔迷离了。阮籍、嵇康他们的心理压力更大，思想更加复杂，思考的中心已经从调整政治思想转为自身的内心，自己的人格，自己对客观社会形势的应对等问题。余敦康先生说：“就本质而言，玄学是一种阐发内圣外王之道的政治哲学，它力求与世界协调一致，为当时的不合理的政治局面找到一种合理的调整方案。但是，当现实变得更加不合理，连调整的可能性也完全丧失时，玄学就从世界分离出来而退回到自身，用应该实现的理想来对抗现有的存在。玄学发展到了这个阶段，给自己涂上了一层脱离现实的玄远之学的色彩，由政治哲学变为人生哲学，由外向变为内向。”这种转变是深刻的，巨大的，其因就是思想的主体面临的紧要课题发生了变化。
“竹林名士”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硬是被推上魏晋易代之际的历史舞台的，由于各人的家族背景，与曹马的关系、各人的价值观等等相异，所谓的“竹林七贤”因种种主客观原因聚合在一起作“竹林之游”，又在曹马斗争显出明显的雄雌之后很自然地飞鸟各投林，走上了分化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