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庄是一个依山临水的小村子，滔滔滚滚的嘉陵江水日夜从村边山脚下流过。史语所在山上安营扎寨，营造学社则安顿在山下一座农家院落。营造学社的办公、住宿，思成、徽因的家都在这座农舍里。
这座农舍有一个大院子，院子里有几间构造十分简单的平房。房子的墙壁是用篾条扎成骨架后，在两面再抹上一层泥。最大的一间屋子当做工作间，里面摆了两排用木板钉成的简易工作台和几排条凳，供营造学社的人员画图、写作之用。大屋子的对面是3间小房间，其中一间是3个年轻的研究人员——莫宗江、刘致平和陈明达的卧室，一间是个小仓储室，还有一间是女佣的房间。从一条狭窄的走廊穿过去，就是思成、徽因的家。一共三间房，宝宝和外婆住一间，徽因和思成住一间，另一间是书房兼小弟的起居室。刘敦桢一家租了村里另一处民房。
他们回到了自然经济状态下的生活，这里几乎与世隔绝，和外界的往来联系全靠水上交通，生活条件比在昆明时更差。没有商店，没有医院，没有现代文明的气息，没有娱乐设施，没有任何地方可去，学社的这座院落，就是他们的全部活动空间。
到李庄不久，徽因就病倒了。
四川气候潮湿，秋冬时节阴雨连绵，加上路途的颠簸劳累，诱发了徽因的肺病。她这次病来势汹汹，连续高烧40度不退。
李庄没有任何医疗条件，思成这时在重庆为营造学社申请和筹集研究经费。得知徽因发病的消息，他用当月薪水买了些药品匆忙往回赶。尽管心急如焚，也要在水上漂流三天才能到家。
徽因病得很重，思成回到她身边时，她已烧得昏昏沉沉睁不开眼睛。无计可施的思成担当起了医生兼护士的角色，他学会了肌肉注射和静脉注射，每天给徽因打针。看到徽因咳喘成一团，嘴唇憋得发紫，半天透不过气的痛苦情形，思成的心紧揪在一起，从不信神的他，情不自禁地向冥冥之中祈祷：“神啊，请救救她，救救她吧！”
徽因一天天挣扎着，煎熬着，体温反反复复降不下来。宝宝和小弟放学回家，总是懂事地呆在一边，不给大人找任何麻烦。外婆端来一盆清水，一遍遍地把湿毛巾搭上徽因的额头。思成默默地握着徽因的手守在徽因身旁，他隔一段时间为徽因量一次体温，仿佛这样可以减轻徽因的痛苦。
每当晨光透过窗棂，院子外的树丛中响起鸟儿的鸣噪，徽因的烧就会退一些。这时，她总是极力平稳着咳喘，生怕吵醒了娘和孩子，她目光中流露出对守候在身边的思成的心疼和歉意，但她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只有这时，思成才会松一口气，倒头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
徽因这次患病，起因还是上次犯病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和休养。战时艰辛的生活消耗了她的体力和精力，所以她这次病复发得特别严重。
从此，徽因再也没有像正常人一样健康地生活过。
如今，医学可以轻而易举地消灭人体内的肺结核病菌，但这只是近三四十年的事；在此之前，它是肆虐世界的不治之症。无数的人，包括许多能够深刻体察人类痛苦的最优秀的人——契诃夫、卡夫卡、高尔基、鲁迅……都因患上这种疾病在饱受折磨后死去。
林徽因在写给沈从文的一封信中，谈到了自己身患肺病所感受到的痛苦和无奈：
如果有天，天又有旨意，我真想他明白点告诉我一点事，好比说我这种人需不需要活着，不需要的话，这种悬着的日子也不都是奢侈？好比说一个非常有精神喜欢挣扎着生存的人，为什么需要肺病，如果是需要，许多希望着健康的想念在她也就很奢侈，是不是最好没有？……
春天到了，天气渐渐暖和了起来。尽管四川的天气仿佛总是湿漉漉的，但太阳毕竟一天又一天地升起。
徽因烧了几个月，一点一点地退了烧。她仍然十分虚弱，每天只能靠在被子上坐一会儿。长期的疾病使她失去了一向的美丽，显得苍老了许多。她消瘦得厉害，颧骨突了出来，双颊陷了下去，苍白的面容毫无血色，太阳穴处的青色血管清晰可见，那双晶莹的秀目没有了光彩。
不管怎样，徽因总算活过来了。思成因此而心怀感激。他毫无怨言地承担起所有家务，尽心竭力地照顾徽因。
思成让徽因朝着院子躺在一张帆布行军床上，这是家里惟一的一张软床。这样即使她不起身，也可以关照一些事情，还可以晒到太阳——在偶尔有太阳的时候。
随着战争的旷日持久，战时经济陷入半瘫痪状态。国统区物价飞涨，思成好不容易从教育部为营造学社申请来的经费，待变成每月领到手的薪金，已经贬值得如同一堆废纸。米、面、油及一切食品和日用品愈来愈贵，梁家的生活也越来越差。孩子们和李庄农民的孩子一样，赤脚穿着草鞋，衣服上缝着补丁，到冬天才能穿上外婆做的布鞋。一次，小弟不小心打碎了家中惟一的一支体温计，很长时间里，徽因就无法量体温，因为再也买不起也买不到一支体温计。
徽因胃口很差，吃得很少，一直十分消瘦。偶尔有人从重庆或昆明送来一小罐奶粉，就是徽因难得的高级补品。
外婆是福建人，不会做面食，思成学会了蒸馒头。当地只能买到土制红糖，思成把橘皮切碎和土制红糖一起熬制，戏称之为“甘蔗酱”，让孩子们抹在馒头上吃。有时实在没有钱用了，思成就得乘船到李庄附近的宜宾典当行去典当家里所剩无几的衣物。他和徽因的手表、派克钢笔等稍微值点钱的物品都这样被“吃”掉了。每次离家去宜宾，思成总是苦涩地开着玩笑：“把这只表‘红烧’了吧！”“这件衣服可以‘清炖’。”
思成的弟弟思永也在李庄病倒了。他也是肺结核病，病情与徽因非常相似。抗战前，思永曾主持过安阳小屯后冈及山东龙山镇城子崖的第二次发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他曾在第六次太平洋学术会议上全面总结了龙山文化，是中国考古界公认的近代考古学和考古教育的开拓者之一。他的工作提高了中国考古发掘的科学水平，使之纳入了近代考古学的范畴。
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山上，思成有时会上山去看望思永。他们在一起时，思成总是会想起，1931年，思永还不到三十岁，正在安阳小屯主持殷墟的发掘，自己专门跑到安阳去看这一考古界的盛事。那时思永调遣着一二百人的考古队员，上上下下安排得井井有条。那时他们多年轻啊！
如今，也不过才十年的时间，思永病倒了，徽因病倒了，他们是思成至爱的亲人，他们都病势沉重。而思成自己的老毛病这时候也犯了，阴冷的气候、艰难的生活使他的脊椎软组织灰质化的病情日益严重。他的背越来越驼，体质和精力下降得厉害，但他必须勉力支撑。
1941年的春天是个多灾多难的春天。
徽因的弟弟林恒在保卫成都的一次空战中，被一架日机击中头部而牺牲。林恒聪明而要强，1940年以全校第二名的成绩从飞行学校毕业。作为空军飞行员，他的飞行历史十分短暂，但他了结了自己的心愿——牺牲在对日空战中，消逝在无垠的蓝天里。
思成没有在当时把这个噩耗告诉徽因，他自己到成都去处理了林恒的后事。三年后，徽因才得知弟弟的死讯，迟来的悲恸仍令她肝肠寸断。她写了《哭三弟》，以悼念林恒和那些和林恒一样牺牲在对日战争中的年轻飞行员：
…………
弟弟，我已用这许多不美的语言
算是诗来悼念你，
要相信我的心多苦，喉咙多哑，
你永不会回来了，我知道，
青年的热血做了科学的代替；
中国的悲怆永沉在我的心底。
…………
你相信，
今后多少人的幸福要在
你的前头，比自己要紧；
那不朽中国的历史，
还需要在地上永久。
你相信，你也做了，最后一切你交出。
我既完全明白为何我还为着你哭？
只因你是个孩子
却没有留什么给自己。
…………
在这些贫病交加、凄清痛苦的晦暗日子里，他们所钟爱的古代建筑艺术、他们耗尽半生心血所从事的关于建筑史的学术研究成了照亮他们生活的星辰，这是他们为饱受蹂躏的中国能倾尽全力的事业，是他们寄托自己苦难灵魂的惟一支撑。
抗战以来，辗转数省颠沛流离的逃难途中，从北京带出的私人用品丢的丢了，当的当了，而战前思成和营造学社的同仁们到各地考察所得到的各种资料——数以千计的照片、实测草图、数据、大量的文字记录等等，他们却无论何时都带在身边，寸步不离。只有那些不便携带的照片底版、珍贵的文献、图册等，他们存放在天津的一家外国银行的地下保险库。谁想到1939年天津发大水，银行的地下室被淹，存放在那里的资料几乎全部被毁，这个消息两年后才传到李庄，徽因和思成闻讯后禁不住痛哭失声。
在李庄简陋的农舍里，他们摊开了那些用性命保全下来的资料。思成、徽因和营造学社的同事们决定，就在这里，就从这时开始，全面系统地总结整理他们战前的调查成果，着手撰写《中国建筑史》。同时，用英文撰写说明并绘制一部《图像中国建筑史》，这也是思成和徽因从留学美国时就埋在心底的夙愿。
徽因让思成从史语所给她借回来许多书，虽然不能像正常人一样活动自如，但她想，躺在床上也可以帮思成翻阅典籍，查找资料。她读了大量的汉代历史，想给思成研究汉阙、岩墓以帮助。她翻译了一批英国建筑学期刊上的学术论文，还准备撰写关于住宅建筑的论文。
在给费正清和费慰梅的信中，思成描述他们在李庄的生活：
……很难向你描述也是你很难想像的：在菜油灯下做着孩子的布鞋，购买和烹调便宜的粗食，我们过着我们父辈在他们十几岁时过的生活但又做着现代的工作。有时候读着外国杂志看着现代化设施的彩色缤纷的广告真像面对奇迹一样。……我的薪水只够我家吃的，但我们为能过这样的日子而很满意。我的迷人的病妻因为我们仍能不动摇地干我们的工作而感到高兴。
思成称徽因为“我的迷人的病妻”。尽管徽因长期卧病，尽管生活这样艰难，但思成对徽因的爱以及视徽因为自己的骄傲的感情仍然溢于言表。
徽因依在床上，靠着被子半躺半坐。这样，她可以看书，还可以垫着书写作。这些日子里，她对汉代的历史入了迷。有人来看她时，无论谈到什么话题，她都能联系到那个遥远的朝代去。她讲起汉代的一个个帝王将相、皇后嫔妃，就像在讲自己最要好的朋友一样熟悉。她把汉代的政治经济、礼仪习俗、服饰宴乐与建筑壁画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做了大量的摘录和笔记。她甚至想就这段历史写一部剧本。
夏天到了。嘉陵江水湍急而浑浊，前山后山绿成一片。
四川的夏天潮湿闷热，低气压的天气让人有透不过气来的感觉。
西南联大放暑假了，老金来到了李庄。老金瘦多了，头发脱落，视力减退。虽说从昆明到李庄路途遥远，交通不便，但10年来，老金已习惯了和思成、徽因一家在一起的生活。他曾对朋友说：“离开了梁家，我就像没了魂一样。”他跋山涉水来到李庄，只为了能和最亲密的朋友在一起呆上一段时间。他的到来，给闭塞的李庄带来了外面的消息，给李庄的人们带来了西南联大老朋友们的问候，给思成、徽因和孩子们带来了友情和欢乐。
老金以他一贯的幽默大度及清晰的逻辑看待生活，他说：“在这困难的年月里，重要的是要想一想自己拥有的东西……人们将会觉得自己已很富有，同时人们一定要尽可能不去想那些必须购买的东西。”
老金在李庄也不清闲，他正在撰写他的又一部哲学论著《知识论》，此前，他在昆明刚刚完成了《论道》一书。每当思成和徽因一边讨论《中国建筑史》的写作问题，一边用一台老旧的、噼啪乱响的打字机打出提纲和草稿时，老金就安静地坐在工作间角落的一张桌子旁，开始了伏案著述。他曾对徽因和思成谈及写作《知识论》的构想，他说他研究《知识论》是为了解决英国哲学家休谟关于归纳问题的理论难点。在这部著作中，金岳霖对休谟和罗素进行了科学的批评，既吸取了他们哲学著作中的积极成果，也指出了他们的哲学中存在的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就成为金岳霖哲学著作的出发点。
思成写作《中国建筑史》需要绘制大量英汉对照并加注释的插图，这任务由他和莫宗江来完成。徽因则靠在床上翻阅“二十四史”和各种资料典籍，对书稿进行修改、补充、润色。
下午四五点钟，一天的工作告一段落。大家放下手中的事情，聚在林徽因支着帆布床的那间起居室里，一壶粗茶，大家一边喝一边聊，仿佛又回到了当年北总布胡同喝下午茶的时光。
在李庄，徽因和思成格外想念那些留在昆明的老朋友，他们大多在西南联大执教。徽因、思成常要求老金谈昆明的生活，谈他们共同的朋友。
那天，他们由飞涨的物价谈到昆明的各种食品，谈到徽因最爱吃的“过桥米线”。老金笑道：如今在昆明，教课的那点钱已是什么都吃不起了。一个月的薪金发下来，常常是两个星期不到就花光了。大家通常吃的都是白米饭拌辣椒，偶尔吃顿菠菜豆腐汤就算是改善生活。为了补贴家用，教授们只好变卖家中衣物，到了卖无可卖的地步，便出去打小工或做些手工活儿挣钱。中文系的闻一多挂出了刻章治印的招牌，清华校长梅贻琦的夫人跟别的教授太太一起织些围巾、帽子拿出去卖。梅太太年岁比别人大些，视力也不是很好，织得比较慢，大家就让她做做围巾上的穗子。后来，学校的庶务教她做上海式的米粉碗糕去卖。每天，由潘光旦太太在昆明郊区的乡下磨好七成大米、三成糯米的米粉，梅太太把米粉加上白糖和在一起，用一个银锭形的木模子做成糕。蒸熟后，取名“定胜糕”，就是抗战一定胜利的意思，然后挎着篮子到昆明冠生园去寄卖。卖糕时梅太太脱下旗袍，穿上蓝布褂子，只说自己姓韩。没人知道，这是国民党中央委员、堂堂名牌大学校长的夫人。……
林徽因听着，眼里盈满了泪水。
她和思成在昆明时也曾见过梅太太，那是一位温良、娴雅的夫人。她想像着这些自己熟悉的人们的生活，再想想自己的生活，又想到无数中国人的生活，心中充满了无可名状的悲伤和感动。这混乱的世界该有多少未知的痛苦、有多少不为人知的眼泪啊！是怎样的信念在支撑着人们度过这些时日？应该说，所有的中国人经受的苦难都是为抗战献上的牺牲，就像闪烁的星星辉映了无边的夜空。
老金继续着自己的讲述。
西南联大成立后，学校的领导机构是清华、北大、南开三校校长组成的“联大常委会”。原定常委会主席由三校校长轮流担任，但北大校长蒋梦麟和南大校长张伯苓长期在重庆担任政府职务，所以联大的一应事物实际上都是梅贻琦先生在主持。联大师生见了梅先生都称他“梅常委”。
思成满脸肃然地感叹道：“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各有自己的历史传统和治校风格，经济条件也不相同。清华因为有庚子赔款，经济实力较其他两校强些。如今在战乱中联合办学，能够彼此团结，精诚合作，为国家保存实力，梅先生所为实属不易。”
他们在一起，常常想念北京，怀念北京的生活。离开北京才四五年时间，可回想起那时的一切，居然有恍若隔世的感觉。
一想到北京，他们的脑海里浮现出来的居然是种种熟悉的声音和气息：暑热天气，胡同里卖雪花酪卖冰的挑担人铜碟敲击出“锵锵”的声音；寒冬时节，剃头担子的铁夹发出“噔——噔——”的声音；还有黄昏时卖“酱豆腐、酱萝卜”的声音，天黑时“萝卜赛梨”的声音，半夜时卖“硬面儿——饽饽”的声音；赶大车的骡夫们“叭——叭——”耍鞭子的声音；春季的天空中“嗡——嗡——”放风筝的声音，冬季的狂风中驼铃“叮咚——叮咚——”缓慢而悠长的声音……
最深沉的记忆是这些从来不需提醒就会自己苏醒的记忆，最深刻的思念是这些和生命的过程融为一体的思念。
什么时候才能回到北京呢？他们盼这一天盼得心痛。
从美国到重庆，从重庆到宜宾，从宜宾到李庄，战时的邮路曲折而漫长。费正清和费慰梅的信经过三个月时间，终于到了他们手中。徽因、思成和老金喜悦地传阅着。在这里，每收到一封信，就像过节一样令人高兴。
徽因给费正清和费慰梅写回信那天，大队日本轰炸机正从李庄上空飞过。她写道：
……尽管我百分之百地肯定日本鬼子肯定不会往李庄这个边远小镇扔炸弹，但是一个小时之前这二十七架从我们头顶轰然飞过的飞机仍然使我毛骨悚然——有一种随时都会被炸中的异样的恐惧。它们飞向上游去炸什么地方，可能是宜宾，现在又回来，仍然那么狂妄地、带着可怕的轰鸣和险恶的意图飞过我们的头顶。我刚要说这使我难受极了，可我忽然想到，我已经病得够难受了，这只是一时让我更加难受，温度升高，心跳不舒服地加快……眼下，在中国的任何角落也没有人能远离战争。不管我们是不是在进行实际的战斗，也和它分不开了。
……我们很幸运，现在有了一个农村女佣，她人好，可靠，非常年轻而且好脾气，惟一缺点是精力过剩。要是你全家五口只有七个枕套和相应的不同大小和质地的床单，而白布在市场上又和金箔一样难得，你就会看到半数的床单和两个枕套在一次认真地洗涤之后成了布条，还有衬衫一半的扣子脱了线，旧衬衫也被揉搓得走了形而大惊失色。这些衬衫的市价一件在四十美元以上。在这个女佣人手里，各种家用器皿和食物的遭遇都是一样的。当然我们尽可能用不会打碎的东西，但是看来没有什么是不会碎的，而且贵得要命或无可替换。
思成是个慢性子，愿意一次只做一件事，最不善处理杂七杂八的家务。但杂七杂八的事却像纽约中央车站任何时候都会到达的各线火车一样冲他驶来。我也许仍是站长，但他却是车站！我也许会被碾死，他却永远不会。老金（正在这里休假）是那样一种过客，他或是来送客，或是来接人，对交通略有干扰，却总是使车站显得更有趣，使站长更高兴些。
…………
徽因写好信，叫思成和老金过来看，问他们要不要给约翰（费正清）和维尔玛（费慰梅）写几句话。
老金看了徽因的信，接着写了几行附言：
当着站长和正在打字的车站，旅客除了眼看一列列火车通过外，竟茫然不知所云，也不知所措。我曾不知多少次经过纽约中央车站，却从未见过那站长。而在这里却实实在在既见到了车站又见到了站长。要不然我很可能把他们两个搞混。
梁思成读了徽因的信和老金的附言，在信的末尾写道：
现在轮到车站了：其主梁因构造不佳而严重倾斜，加以协和医院设计和施工的丑陋的钢板支架经过七年服务已经严重损耗指梁思成因车祸脊椎受损，一直穿着协和医院为他特制的钢马甲。，从我下面经过的繁忙的战时交通看来已经动摇了我的基础。
…………
费正清和费慰梅在华盛顿收到了徽因的信，读着信，费慰梅哽咽得说不出话来。她难过，不仅仅因为信的内容，她觉得这封信所传递的信息比信的字面所讲述的要丰富得多。
信写在不同质地、大小不一的信纸上，这些纸不仅薄，而且发黄发脆。费慰梅猜想，也许这些纸是包过肉和菜，从街上带回来的。信纸上的每一小块空间都充分利用了，没有天头，没有地脚，甚至也不分段，字写得小而密集。最后一张只有半页，看得出，那余下的半页纸被裁下来留做别的用途了。这样一封信，封面所贴的邮票却贵得令人瞠目。可以想见，为了寄这封信，一定用去了徽因家一大笔开支。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个问题）。
在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特》中，这是忧郁王子哈姆雷特一句著名的内心独白，这也是内心激烈冲突的人类永恒的内心独白。
林徽因从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借到了几张莎士比亚话剧的英语原版唱片，她听了一遍又一遍，其中大段的台词她烂熟于心，偶尔，她会清晰而富于激情地背诵起来，这时，思成和一双儿女就会高兴地鼓起掌来。
徽因精神好一些的时候，喜欢让女儿和儿子坐在床前，给他们背诵和讲解古诗词。她讲杜甫的“可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讲陆游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勿忘告乃翁”，讲辛弃疾的“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而全家最喜欢的是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这首诗无论谁起个头，大家都会一齐接着背下去：“……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背诵着这样的诗句，他们期待着这样的日子尽快到来，这是他们流亡岁月中从来不曾泯灭的希望。
徽因还给孩子们读罗曼·罗兰的《米开朗琪罗传》和《贝多芬传》。她读的是英文版，常常读一章讲一章。她特别详细地讲述米开朗琪罗为圣彼得教堂穹顶作画时的艰辛。她和思成去过圣彼得教堂，当她讲述这一切时，那铺满穹顶的“创世纪”仿佛又历历浮现在眼前。
读《贝多芬传》时，她对贝多芬耳聋致残之后肉体和精神的痛苦感同身受：“……当我旁边的人听到远处的笛声而我听不到时，或他听见牧童歌唱而我一无所闻时真是何等的屈辱！……是艺术，就只是艺术留住了我。啊！在我尚未把我感到的使命完成之前，我觉得不能离开这个世界。这样我才挨延着这种悲惨的——实在是悲惨的生活。这个如此虚弱的身体，些少变化就会使健康变为疾病的身体！……”
与其说林徽因是在读给孩子听，不如说是在读给自己听。这些传记中的人物，他们生命的过程就是受难的过程，如同罗曼·罗兰所说：他们“并非以思想或强力称雄，而是只靠心灵而伟大的人”。“不幸的人啊，切勿过于怨叹，人类中最优秀的和你们同在。汲取他们的勇气做我们的养料吧；倘若我们太弱，就把我们的头枕在他们膝上休息一会吧。他们会安慰我们。在这些神圣的心灵中，有一股清明的力量和强烈的慈爱，像激流一般飞涌出来。”
徽因用自己的心灵去聆听和感受这些伟大心灵发出的声音，这是她精神的氧气和维他命。
战争、灾难、疾病、痛苦和死亡蛮横地叩击着命运之门。在李庄，在徽因身边，死亡的消息接二连三地传来。中央研究院陶孟和先生的妻子、徽因的朋友沈性仁因肺病去世了，她死在四川潮湿、阴冷的冬季。李济先生的两个女儿因肺病相继死去，她们都尚未成年。徽因辗转于病榻上，在痛苦的折磨中，一日日地挺了过来。
罗曼·罗兰在《米开朗琪罗传》的前言中说：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识生活的真相之后还依然热爱生活。
嘉陵江昼夜不停地奔涌，李庄后山的树木荣荣枯枯。思成和徽因关于《中国建筑史》的研究和写作坚韧地进展着。
在一个饱受战争摧残的国度里，建筑师和建筑学者的创造力很难在建筑方面有所表现，因为建筑需要和平，建筑需要金钱。但是，思成他们在对古代建筑艺术的研究中给自己的创造力找到了出路。尽管生活中充满着穷困、痛苦和忧患，但他们的工作一直没有停止。
徽因仍然靠在床上写作。她长时期来，一直注视着英国和美国的现代住宅建筑。她以一个建筑师的眼光看到，抗战胜利后，房屋将成为人民生活中的重要问题。现代建筑运动的先驱柯布西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看到德国人民居住着老旧破烂的住宅时说：“……那是我们的蜗牛壳，我们的住宅，每天跟它们接触都会使我们感到压抑。他们是腐败的，它处处糟蹋家庭……使人们的道德堕落。”徽因与思成不止一次地谈论这些思想。建筑的本意，就是要为孤独地面对整个世界的人们提供庇护，提供人们休养生息的处所。人们提到“家”，首先想到的是自己家的房屋，是那房屋窗口的灯光，是那房屋门口倚门盼望的亲人。这样的“家”让人们有安全感、归宿感。经过长期战乱、流离失所的人们，更需要拥有这样的“家”，这样的住宅。
作为一个建筑师，让广大老百姓拥有适合自己生活的居住空间，比建一百座宫殿大厦更有意义。拥有这些想法的林徽因在平时阅读英美建筑学期刊时，特别注意收集其中有关住宅方面的实验设计。美国印第安那州实验建造城市贫民住宅的全过程，英国的工业城市伯明翰的住宅调查，美国伊里诺州市关于“朝阳住宅”的设计——她对这些资料进行了分析，翻译整理为一篇四万多字的论文——《现代住宅设计的参考》。
这篇文章刊载在李庄印行的《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七卷2期上。
因为《中国建筑史》的绘图任务量很大，营造学社通过招考，聘用了一位年轻人罗哲文，另外还有两名中央大学建筑系的毕业生——卢绳和叶仲玑也来到学社实习。年轻人的到来使营造学社不大的院落里充满了勃勃的生机。
学社院内有一棵大桂圆树，硕大的树冠在院子里撑起了浓密的凉阴。思成让人在桂圆树上拴了一根粗粗的竹竿，他领着几个年轻人每天练习爬竹竿，为了将来有机会进行野外考察测绘时，不丢掉爬梁上柱的本领。
几个年轻人中，罗哲文只有18岁，脸圆圆的看上去像个稚气未脱的孩子。没事时，他爱和梁思成的儿子从诫和刘敦桢的儿子叙杰趴在地上打弹珠玩。大学生卢绳看到后就写了一首打油诗贴在桂圆树上：“早打珠，晚打珠，日日打珠，不读书。”卢绳的同学叶仲玑很瘦，也写了一张字条贴在树上：“出卖老不胖半盒。”梁再冰看见了，觉得很好玩，因为她常常感冒，就写了“出卖伤风感冒”的条子贴在树上。桂圆树下，总是洋溢着笑声。
在这样艰难的岁月里，营造学社不仅挣扎着生存了下来，而且在学术研究上有了新的进展。思成和全体同仁想办法，在一些朋友的捐助支持下，恢复了营造学社汇刊的编辑发行。在李庄简陋的条件下，他们自己动手，用药水在纸上手写石印。文字好写，可相关建筑的平面、立体和剖面墨线图就要费很多工夫，特别是照片，也要用手绘图代替。学社全体成员抄写、绘图、石印，家属们帮助折页、装订、包装。营造学社汇刊第七卷一二两期在抗战最艰苦的年代里印行了，每期各印200本。当然，这已经让他们倾尽了全力。当思成、徽因和学社的同仁们看到装订完成的期刊时，他们的欢喜是无以言表的。
这些刊物在连天的炮火中从李庄寄到了全国、全世界的建筑学界，全国、全世界建筑学界都知道了这些中国同行们坚苦卓绝的努力以及他们最新的研究成果。
做这一切事情，徽因仍然斜靠在床上。她的床周围堆满了思成从史语所图书室给她借来的大量文学及建筑史方面的书籍，其中很多是外文原版书。她在给费慰梅的信中写道：
……顺便说起，我读的书种类繁多，包括《战争与和平》、《通往印度之路》、《狄斯累利传》、《维多利亚女王》、《元代宫室》（中文的）、《北京清代宫殿》、《宋代堤堰及墓室建筑》、《洪氏年谱》、《安那托里·费朗西斯外传》、《卡萨诺瓦回忆录》、莎士比亚、纪德、萨缪尔·巴特勒的《品牌品牌品牌》、梁思成的手稿、小弟的作文，和孩子们爱读的《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的中译本……
看书时间长了，徽因头晕得厉害。这时候，她会找出思成的衬衣、宝宝和小弟的破袜子来缝补。所有这些东西都旧得不成样子了，可是他们没有钱购买新的。孩子们除了冬天能穿上外婆做的布鞋，其余的时间都是穿草鞋。为了家人尽可能穿得像样些，徽因穷尽了自己的想像力。尽管她很清楚，她并不擅长做这些事情，她觉得做一天这样的事比让她写一章宋、辽、清的建筑发展史还要费劲。在思成正在写作的《中国建筑史》中，她承担了这些部分的写作和绘图工作。
天又阴了下来，会下雨吗？孩子们还没放学呢。徽因凝神望着窗外，外面传来了山歌声：“……夏天热，冬天冷，这边出太阳，那边起灰尘，你说怄人不怄人……”四川的山歌高亢而凄凉，有川江号子的味道，听着让人想流泪。
孩子们放学回来了，院子里响起了他们的脚步声。徽因心里像是射进了阳光，一下子明亮了起来。
让徽因感到欣慰的是，尽管生活这样艰苦，孩子们却成长得健康、可爱。女儿再冰14岁了，她的性格中既有思成的温和，又有徽因的敏感。她每天要踩着长长的泥巴路去上学，中午还总是吃不饱，但她的学习成绩却十分出色，与同学们和周围所有人都相处得友好而融洽。看到她明媚笑脸的时候，就是徽因、思成最快乐的时候。儿子从诫11岁了，晒得黑黑的，赤脚穿着草鞋，和本地同学在一起时，说一口地道的四川话，猛一看，和李庄土生土长的孩子没什么两样。他又活泼又聪明，操心着妈妈的健康，喜欢自己动手制作各种有趣的小玩意儿，从不要大人为他劳神。
这个时期，林徽因真正地脱离了文学界，全身心投入到了对建筑学的研究之中。而在抗战之前，徽因对文学和建筑学都难以割舍，可以说文学和建筑学各占了她一半的精力和时间。抗战爆发，时代的变化，导致个人命运、个人选择发生变化。这之后林徽因仍然还写诗，但这些诗作完全是内心痛苦的流露，而过去则多多少少还有些“为赋新诗强说愁”。战时“大后方”知识分子的生活，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忧虑及个人的病痛，反映在她的诗作中；早期那种空灵、婉约、飘逸的风格转变为悲怆、沉郁以至苦涩；诗的内容也不再局限于个人不可捉摸的心绪和情感，而代之以一种尖锐的内心冲突和社会性主题。
徽因放弃了她一直非常热爱而且也表现出卓越才华的文学创作，固然是因为长时间与文学界失去了联系，失去了交流与共鸣，也就失去了创作的兴致和动力；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徽因自觉的选择。
林徽因从事文学创作的时期，正是以“新月派”为代表的“京派”文人在文坛十分活跃的时期。“新月”作家力求回避让文学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政治责任和理性负笈，其创作较多地表现个人的性情修养和趣味，作品多流露出贵族、名士的气息，属于追求趣味、性灵的一派。
尽管林徽因从不认为自己是新月派诗人，但她无论是早年经历，还是后来的创作风格，都与这个团体的许多重要成员有相同之处。抗战爆发后，她真正走到了“窗子以外”，颠沛流离、贫病交加的生活经历，使她“告别了创作的旧习惯”。她的艺术天赋、她的创作激情在对古建筑艺术的研究中寻求到了庇护，她多方面的知识和才华在这个领域得到了展示——文艺和哲学、科学和工程技术、东方和西方、古代和现代——因此，即使在李庄这样封闭、清苦的环境里，她仍然还能保持精神世界的完整和丰满。
思成又要去重庆了。
隔一段时间思成就要到重庆一趟，向行政院和教育部申请学社的经费。因为学社是个民间学术团体，没有正式的编制，所以向国家行政机关要钱很不容易。好不容易要来一点钱，也只能够维持很短时间的开支。后来教育部与中央研究院等单位协商，将学社主要成员分别纳入了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和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编制内。
长时间的伏案工作，思成的颈椎病更厉害了。颈部的疼痛折磨得他抬不起头来，他在案上放个小花瓶，画图时用来支撑下巴。这次到重庆去，思成准备看看颈椎病，还要为徽因弄点药。
思成去重庆，一走就是半个多月，徽因觉得日子过得特别慢。外婆坐在院子里慢慢地纳一只鞋底，四周安静得能听见树叶落下的声音，能听见寂寞在空气中游走的声音，结核病菌蚕食着徽因的体力和健康，孤独忧郁啃噬着她的心。春天是万物复苏的日子，而对病人来说却是乍暖还寒、最难将息的日子。思成走时，徽因怕他担心，没有告诉她这几天觉得特别不适，胸闷气促，几乎整夜不能入睡，白天头晕得厉害，看一会儿书就觉得累，眼前冒金星，耳鸣。
她厌恶这种整日躺在床上、一日日挣扎着活下来的状态，这种状态损伤了她的骄傲。
她静静地躺着，一动不动地望着窗棂，阳光在上面变动着深浅不定的色泽，漫长的一天又从她的生命中溜走了。
一些诗句从心底浮了上来：
今天十二个钟头，
是我十二个客人，
每一个来了，又走了，
最后夕阳拖着影子也走了！
我没有时间盘问我自己胸怀，
黄昏却蹑着脚，好奇地偷着进来！
我说，朋友，这次我可不对你诉说啊，
每次说了，伤我一点骄傲。
黄昏黯然，无言地走开，
孤单的，沉默的，我投入夜的怀抱。
——《一天》三十一年春李庄
这些诗行，如同从林徽因的哀愁中滋生出的花朵，凄清、惆怅，具有一种独特的、寂静的美。诗句从心中自然流出，毫无矫饰，简单纯净。可是，假如让林徽因选择，假如她能够选择，她一定愿意选择健康，选择在阳光下轻盈地行走，选择自由自在地生活，哪怕让她用自己的全部诗作、全部才华去换取。
这一天，徽因收到了一封信，信函封得严严实实，信封上漂亮的章草写着“梁思成林徽因亲启”，寄信人落款为傅斯年。傅斯年，字孟真，历史学家。时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
这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1942年4月18日写给教育部长朱家骅的一封信。信中谈到梁思成、梁思永兄弟的身体状况和生活状况，谈到思成、思永的家世和学问人品；请求朱家骅代表政府有关部门为梁家兄弟拨款予以帮助。傅斯年把信的抄件寄给思成、徽因，以让他们知道事情的缘由。
骝先朱家骅，字骝先，时为重庆国民政府教育部长。吾兄左右：
兹且一事与兄商之。梁思成、思永兄弟皆困在李庄。思成之困，是因为其夫人林徽因女士生了T。BT。B为肺结核病的英文缩写。，卧床二年矣。思永是闹了三年胃病，甚重之胃病，近忽患气管炎，一查，肺病甚重。梁任公家道清寒，兄必知之，他们二人万里跋涉，到湘、到桂、到滇、到川，已弄得吃尽当光，又逢此等病，其势不可终日，弟在此看着，实在难过，兄必有同感也。弟之看法，政府对于他们兄弟，似当给些补助，其理如下：
一、梁任公虽曾为国民党之敌人，然其人于中国新教育及青年之爱国思想上大有影响启明之作用，在清末大有可观，其人一生未尝做坏事，仍是读书人，护国之役，立功甚大，此亦可谓功在民国者也。其长子、次子，皆爱国向学之士，与其他之家风不同。国民党此时应该表示宽大。即如去年蒋先生赙蔡松坡即蔡锷将军。夫人之丧，弟以为甚得事体之正也。
二、思成之研究中国建筑，并世无匹，营造学社，即彼一人耳（在君丁文江，字在君。著名地质学家，曾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语）。营造学社历年之成绩为日本人羡妒不置，此亦发扬中国文物之一大科目也。其夫人，今之女学士，才学至少在谢冰心辈之上。
三、思永为人，在敝所同事中最有公道心，安阳发掘，后来完全靠他，今后写报告亦靠他。忠于其职任，虽在此穷困中，一切先公后私。
总之，二人皆今日难得之贤士，亦皆国际知名之中国学人。今日在此困难中，论其家世，论其为人，政府似皆宜有所体恤也。未知吾兄可否与陈布雷先生陈布雷，蒋介石侍从室主任。一商此事，便中向介公指蒋介石。一言，说明梁任公之后嗣，人品学问，皆中国之第一流人物，国际知名，而病困至此，似乎可赠以二三万元（此数虽大，然此等病症，所费当不止此也）。国家虽不能承认梁任公在政治上有何贡献，然其在文化上之贡献有不可没者，而名人之后，如梁氏兄弟者，亦复甚少！二人所做皆发扬中国历史上之文物，亦此时介公所提倡者也。
此事弟觉得在体统上不失为正。弟平日向不赞成此等事，今日国家如此，个人如此，为人谋应稍从权。此事看来，弟全是多事，弟于任公，本不佩服，然知其在文运上之贡献有不可没者，今日徘徊思永、思成二人之处境，恐无外边帮助要出事，而此帮助似亦有其理由也。此事请兄谈及时千万勿说明是弟起意为感。如何？乞示及，至荷。专此
敬颂
道安
弟斯年谨上四月十八日
弟写此信，未告二梁，彼等不知。
因兄在病中，此写了同样信给泳霓翁文灏，字泳霓。时为重庆国民政府经济部长兼资源委员会主任。，泳霓与任公有故也。弟为人谋，故标准看得松。如何？
弟年又白本信来源：《朱家骅档案》NO。73—936，文中重点符号皆信中原有。该档案目前尚未正式出版，为台湾王汎森先生提供。见《林徽因文集·文学卷》395页。
徽因读信后，禁不住百感交集。她早就听说傅斯年在学界以性情无伪、敢于秉公直言著称，没想到他会将思成兄弟的情形直陈最高当局。思成一向不愿以个人的事情求助于人，但傅斯年的确是一番好意。徽因本不想由自己来回这封信，但思成此时还在重庆，对此事一无所知。她担心以思成的性情，如果在哪里听说了此事而又不知事情的原委，定会不知所措。
徽因从来没有因为回一封信而如此犯难。踌躇再三，她还是提笔写了一封回信：
孟真先生：
接到要件一束，大吃一惊，开函拜读，则感与惭并，半天作奇异感！空言不能陈万一，雅不欲循俗进谢，但得书不报，意又未安。踌躇了许久仍是临书木讷，话不知从何说起！
今日里巷之士穷愁疾病、屯蹶颠沛者甚多。固为抗战生活之一部，独思成兄弟年来蒙你老兄种种帮忙，营救护理无所不至，一切医药未曾欠缺，在你方面固然是存天下之义，而无有所私，但在我们方面虽感到lucky中文“幸运”之意。，终增愧悚，深觉抗战中未有贡献，自身先成朋友及社会上的累赘的可耻。
现在你又以成永兄弟危苦之情上闻介公，丛细之事累及泳霓先生，为拟长文说明工作之优异，侈誉过实，必使动听，深知老兄苦心，但读后惭汗满背矣！
尤其是关于我的地方，一言之誉可使我疚心疾首，夙夜愁痛。日念平白吃了三十多年饭，始终是一张空头支票难得兑现。好容易盼到孩子稍大，可以全力工作几年，偏偏碰上大战，转入井臼柴米的阵地，五年大好光阴又失之交臂。近来更胶着于疾病处残之阶段，体衰智困，学问工作恐已无分，将来终负今日教勉之意，太难为情了。
素来厚惠可以言图报，惟受同情，则感奋之余反而缄默，此情想老兄伉俪皆能体谅，匆匆这几行，自然书不尽意。
思永已知此事否？思成平日谦谦怕见人，得电必苦不知所措。希望泳霓先生会将经过略告知之，俾引见访谢时不至于茫然，此问
双安！
随着1943年的到来，抗日战争进入了第六个年头。长时间蜗居一隅、封闭单调的生活，长时间贫困短缺而无望的日子，使居住在李庄的人们再也不能平静地生活下去，在这里避难的研究人员及他们的妻子像得了传染病似的争吵不休。这些受过高等教育、做着学术研究的人群在令人绝望的处境中，变得困兽般的暴躁和易怒，鸡毛蒜皮的小事就可以导致撕破脸皮的愤怒和谩骂。他们与当地老百姓的关系也十分紧张，争执、冲突时有发生，他们的到来使物价高涨，当地农民对他们满怀敌意。当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把安阳出土的甲骨成箱装运到李庄时，当地人都传说这是一群吃人生番，拒绝把这些箱子挑上山去。
徽因家里的日子也不太平。徽因的母亲身体不好，家里许多事情她做不了，可她又看不上请来的女佣。她总是在女佣做事时去干涉指责，为此徽因常常和母亲争吵，吵过后又常常自责和后悔。她知道，母亲很寂寞，母亲在这里惟一能交流的人只有自己。可自己既不能接受母亲的观念，又不能忍受母亲的唠叨，因此，她们之间只要开口说话，就会伴随着争执。
思成最近的心情也很不好。营造学社因经费短缺，又一次陷入了困境。思成的老友、学社的骨干刘敦桢为了全家的生计，决定离开学社到中央大学建筑系任教。刘敦桢为人沉稳，责任心强，学社的许多事情思成都很倚重他。如今他要走了，思成的心很沉很沉。
夜凉如水，一灯如豆，在营造学社简陋的工作室里，思成与刘敦桢促膝长谈，谁也不愿意离去。自1932年共事以来，学社从默默无闻发展到今天，他们一同走过那么多路，吃过那么多苦，有过那么多艰辛和欢悦的时刻，这一切点点滴滴记录着他们的人生追求，11年是他们最好的年华。说到伤心处，两个男子汉忍不住失声痛哭。
刘敦桢走后不久，另一位学社的同事陈明达也为生活所迫，告别了学社，到西南公路局就职。
1943年春天，李约瑟博士来到了李庄，他的造访使单调枯寂的李庄生活短暂地兴奋了几天。
李约瑟是英国的生物化学家，以热爱和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而闻名。抗战期间，他是英国驻重庆大使馆的科学参赞。他访问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央博物院和中国营造学社，这些机构的研究领域，都是他感兴趣的领域，他到学社时，还去看望了徽因。在给费慰梅的信中，林徽因写道：
李约瑟教授刚来过这里，吃够了炸鸭子，已经走了。开始时人们打赌说李约瑟在李庄时根本不会笑。我承认李庄不是一个会让人过分兴奋的地方，但我们还是有理由期待一个在战争时期不辞劳苦地为了他所热爱的中国早期科学而来到中国的人会笑一笑。终于在这位著名教授和梁先生及夫人（当时卧病在床）见面时露出了笑容。他说他非常高兴，因为梁夫人的英语竟有爱尔兰口音。而我从不知道英国人对爱尔兰还有如此好感。据说最后一天下午，在中央博物院的院子里受到茶点招待时他更为活跃。可见英国人爱茶之甚。
在李约瑟博士到中央研究院作讲演的会场上，梁思成以他一贯不动声色的幽默风趣，成功地使平素有隙的中央研究院的两位著名学者陶孟和与傅斯年当众握手言和。研究院的学者们开玩笑说，应该授予梁思成诺贝尔和平奖。
李约瑟透露，他离开李庄将前往昆明，代表英国有关机构帮助西南联大的中国学者，商讨中英科学家合作的有关项目。
国际社会关注着中国，西方各国在中国混乱的战时都加紧了对中国的影响和渗透。
思成和徽因的老朋友费正清这时期也来到了中国，他以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特别助理的身份，到重庆的美国大使馆任职。他在美国乘飞机经过大西洋中部的复活节岛，穿过非洲和埃及到达印度，然后飞跃“驼峰”抵达昆明，在昆明短暂停留后，飞到了重庆。
在重庆上空，费正清看到，这座山城作为战时的陪都，在日本战机的轰炸下，很多地方已完全变成了废墟。
费正清在中央研究院招待所见到了梁思成。
中央研究院招待所位于重庆上清寺，这里的条件十分简陋。来这里投宿的都是中国最高学术机构的专家，可几间大房子里一张挨一张地摆满了帆布行军床，房间的地上乱糟糟的扔着橘子皮，跑来跑去的孩子和各种喧闹的声响，使这里看上去更像个难民营。
分别七八年后相见，又是在这样的非常时期，两位老朋友格外激动，他们紧紧地握着手，久久不肯松开。费正清这时已经是美国华盛顿政府里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中国问题专家，而梁思成尽管显得很疲倦瘦弱，体重只有102磅，但在费正清眼里，他却“具有在任何情况下都像贵族那样的矜持和魅力”。
费正清想立即去李庄看望徽因和中央研究院的一些老朋友。
思成告诉他，从重庆到李庄乘船上水要走三天，回程下水要走两天，没有任何办法可以缩短行船时间和改善交通方式，船也不按班期运行。如果费正清确定了到李庄的日期和船只，可以先打电报通知一下，尽管说不准电报是在这之前收到还是之后收到。
费正清由社会学家陶孟和做伴到了李庄，他在路上患了感冒，到李庄的头几天一直躺在床上发烧，和徽因的病床隔着一间过厅。思成则在两张病床之间忙着量体温拿药品。费正清目睹了梁家的困境，看到了失去了昔日美丽容颜的徽因仍然强撑着病体做各种事情，他更看到了思成和徽因的书案上、病榻前堆积如山的资料和文稿。他们在这样近乎原始的生存环境中坚持从事学术研究，费正清被深深地打动。
他想起前些日子在昆明看到的情形：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博士显得精疲力竭；金岳霖严重的神经衰弱，视力锐减；张奚若、钱端升、陈岱荪等人都处境不佳，而他们都是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
回到重庆后，费正清立即着手进行美国政府援助中国学者的三年计划。在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他指出，清华的教授及曾经留学美国的中国学术界各领域人才，是中国学术界中的精华，是美国在中国的有形投资。但是，他们正经受着贫困和营养不良的折磨，国民党政府腐蚀一切的道德低下和使社会丧失活力的通货膨胀置他们于令人绝望的境地。所以，他吁请美国政府进行干预，帮助他们，他认为“这种干预是合乎政治和道德的双重需要的”。保罗·埃文斯《费正清看中国》87页。
此时，思成和徽因迫切需要费正清帮助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把他们绘制的关于中国古代建筑的80幅图纸做成微缩胶片。这样，首先保证了出版之前这些正规的、耗费了他们大量心血的绘图至少有一套复制品；其次，在这战乱频仍的年头，微缩胶片便于携带和保管。他们可以随身带着它，期待着战争结束以后出版他们的著作。
这件事对费正清来说并不难做到。他当时在美国大使馆协助执行中美文化交流计划。由于当时飞机飞越驼峰限制重量，各种出版物的往来都必须以微缩胶片的形式运送，费正清专门从美国雇请了一个技术助手来完成这方面的工作。因此，他给徽因和思成回信，答应给他们以全力支持。
在李庄营造学社简陋的工作室里，在夜晚昏黄的菜油灯光下，在半饥饿的状态中，思成完成了《中国建筑史》的写作。在这部著作里，营造学社12年来对中国古建筑的研究和考察得到了系统的归纳总结。全书共八章，梁思成把中国三千五百年的历史分为六个建筑时代，并对每一个时代的建筑遗存进行了清晰的介绍和论证。他认为建筑是文化的记录，建筑史并不是罗列和堆砌各时代的有关史料和建筑遗存，而应该注意各个时期的建筑思想、建筑特征及其演变、发展的条件和规律。通过建筑史的研究，使后人增进对自己国家建筑传统的理解，“在传统的血液中，另求新的发展。”
与此同时，思成受国立编译馆的委托用英语写成了《图像中国建筑史》。这部著作以图版和照片为主，加以文字介绍说明。他写这本书，是为了向世界介绍中国的古代建筑的成就，以完成自己开始建筑学学习时就埋藏在心底的夙愿。
思成所做的这一切，都融入了徽因的心血。徽因在测量、绘图和系统整理资料方面缺乏思成的严谨、细致和耐心，但在融会材料、描述史实的过程中能融入深邃的哲思和审美的启示。思成的所有文字，大多经过她的加工润色。这些文字集科学家的理性、史学家的清明、艺术家的激情于一体，常能见人所未见，发人所未发。梁思成在《图像中国建筑史》的前言中表达了对徽因的热爱和敬重：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同事和旧日的同窗林徽因。二十多年来，她在我们共同的事业中不懈地贡献着力量。从在大学建筑系求学的时代起，我们就互相为对方“干苦力活”，此后，在大部分的实地调查中，她又与我做伴，有过许多重要的发现，并对众多的建筑物进行过实测和草绘。近年来，她虽罹重病，却仍葆其天赋的机敏与坚毅；在战争时期的艰难日子里，营造学社的学术精神和士气得以维持，主要应归功于她。没有她的合作与启迪，无论是本书的撰写，还是我对中国建筑的任何一项研究工作，都是不能成功的。
在费正清的帮助下，中国建筑史绘图的微缩胶片完成了，看上去效果极好。思成在重庆欣喜地看到了胶片，这是对他和徽因的莫大慰藉。
1944年，世界范围的反法西斯战争出现了重大转折。在苏联战场，德国侵略军被阻挡在列宁格勒城下，开始了节节溃败；在法国，英美联军成功登陆诺曼底，开辟了第二战场；在太平洋地区，美国开始了对日本本土的大规模轰炸，中国的抗日战争由长期的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
这时期，梁思成被任命为战区文物保护委员会副主任。盛夏时节，他带着营造学社年轻的工作人员罗哲文来到了重庆。
罗哲文到营造学社三年多了。他师从梁思成，从最基础的绘图技艺学起，如今已能熟练地胜任描图绘图工作。自从到学社工作，他从未离开过李庄一步，如今能跟着梁思成到大都市重庆去，他高兴极了。
重庆号称中国的三大“火炉”之一，夏天的日子最难过。罗哲文到了重庆，和梁思成住进了中央研究院。每天，他的工作就是把梁思成交给他的标有各种符号的图纸绘制成正规的地图。这些图纸上绘制的大多是日本人占领的区域，图纸上的符号，标注出了这些区域中的古城、古镇和古代文物建筑。其中有一些是外国的城市，罗哲文特别注意到，这些城市包括日本的古城京都和奈良。
这时期，梁思成还负责组织编绘了一套沦陷区的文物建筑资料。资料为中英文对照并附有图片，其中包括寺庙、宝塔、博物馆等等，所有这些文物都在军事地图上注明了位置，以防止它们在战略反攻中被毁。这套资料发给了奉命轰炸日军基地的美国飞行员，还被送给了当时在重庆的周恩来。
罗哲文跟着梁思成在中央研究院呆了一个多月。
此后，在以美国为主的盟军对日本本土的大规模轰炸中，日本的所有重要城市都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只有京都、奈良这两座古城奇迹般地毫发未损。
梁思成对此中内情缄口不言，年轻的罗哲文也从未把这事与自己的工作联系在一起。直到四十年后，在日本奈良召开的保护古代文物建筑的国际学术会议上，梁思成超越国界保护人类文化财富的行为被人称颂。他被日本人民称之为“古都的恩人”。罗哲文这才明白当年在重庆那些挥汗如雨的日子的特殊意义。刘东平《文物保护专家罗哲文谈恩师梁思成》，《人物》2001年第1期39—40页。
进行了七年的战争，把人们拖得奄奄一息。林徽因的病情在恶化，她时常感到膀胱部位一阵阵剧痛，这剧痛令她绝望。1944年，她写了《忧郁》一诗——
忧郁自然不是你的朋友，
但也不是你的敌人，你对他不能冤屈！
他是你强硬的债主，你呢？是
把自己灵魂押给他的赌徒。
你曾那样拿理想赌博，不幸
你输了；放下精神最后保留的田产，
最有价值的衣裳，然后一切你都
赔上。连自己的情绪和信仰，那不是自然？
你的债权人他是，那么，别尽问他脸貌
到底怎样！呀天，你如果一定要看清
今晚这里有盏小灯，灯下你无妨同他
面对面，你是这样地绝望，他是这样无情！
1945年夏天，费正清的妻子费慰梅作为美国大使馆的文化专员来到了重庆。思成在重庆见到了她，和她一起亲历了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那个难忘的狂欢之夜。
胜利消息传来的时候，人们毫无思想准备。那是1945年8月10日晚8点左右。重庆的仲夏夜热极了，思成和费慰梅在美国大使馆共进晚餐之后，坐在使馆门前的小山上乘凉。江对岸沿山的建筑一层层的灯亮了，璀璨的灯光倒映在江面上，恍惚中有一种天上人间的感觉。思成正对慰梅讲述着老早以前泰戈尔访问北京的事情，忽然间，四周一下子静了下来。人们静静地谛听，远处传来了经久不息的警报声，不，这不是通常的防空警报，江上的汽笛长鸣了起来。人们一开始是压抑地嘁嘁喳喳，接着有人在大街上跑，再接着是“胜利了！胜利了！”的欢呼声、喊叫声，轰然炸响的鞭炮响了起来，全城的人都跑到了大街上。
思成和慰梅也来到了大街上。到处都是欢笑着的人群，到处都是挥舞着的旗帜和V型手势，焰火的红光和探照灯的白光在夜空中交织成炫目的光带，满载欢庆人群的吉普车、大卡车和客车自发地形成了游行的车队。人们在车上互相握手共庆胜利。
当思成回到中央研究院招待所的时候，夜已深了，他看到聚集在那里的学者们正在高兴地笑啊、说啊，喝着一瓶存了许久的白酒庆祝胜利。
思成忽然觉得怅然若有所失，苦苦盼了8年，等了8年，可是当胜利来临的时候他却不在徽因身边。
费慰梅理解思成的心情，在她的努力下，一位美军飞行员答应驾驶一架C-47运输机把思成和她送到宜宾，从那里去李庄就近得多了。
徽因躺在床上，又苍白又消瘦，她和费慰梅相拥而泣。她们相互诉说着离别10年来各自生活中的事情。艰辛的生活和长时期疾病的折磨使徽因的感情和思想深沉多了。费慰梅不由得感叹道：三十年代初，聚会在北总布胡同的那些知识分子到哪里去了？当初，他们距离中国的现实差不多和外国人一样遥远，在经历了这么多年动荡艰难的生活之后，他们的变化多大呀！
第二天，徽因下床了。尽管她衰弱得厉害，但她决定和费慰梅一同到镇上的茶馆去庆祝抗战胜利。徽因坐在一乘轿子上，她掀开轿帘，贪婪地呼吸着户外的新鲜空气，喜悦地看着外面的一切：蓝天、田野和沿途清新的景色、陌生的面孔。
费慰梅给徽因带来了治疗肺病的药品。她离开了李庄，和徽因相约在重庆见面。
徽因渴望离开李庄，到重庆去。她在给费慰梅的信中写道：
……我上星期日又坐轿子进城了，还坐了再冰的两个男朋友用篙撑的船，在一家饭馆吃了面，又在另一家茶馆休息，在经过一个足球场回来的途中从河边的一座茶棚看了一场排球赛。
有一天我还去了再冰的学校，穿着一套休闲服，非常漂亮，并引起了轰动！但是现在那稀有的阳光明媚的日子消逝了和被忘却了。从本周灰色多雨的天气看，它们完全不像是真的。
如果太阳能再出来，而我又能恢复到那样的健康状况，我就会不管天气冷不冷，哪怕就是为了玩玩也要冒险到重庆去。因为我已经把我的衣服整理好和缝补好准备走，当气氛适合的时候我收拾行装找你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天一直在下雨……而且也没有船。显然你从美国来到中国比我们从这里去到重庆要容易得多。
终于，徽因在思成的陪伴下到了重庆。这是五年来她第一次离开李庄。她的身体十分虚弱，到重庆后也不能到处走动，只能在中央研究院招待所里呆着。费慰梅有时候开着吉普车带她去重庆郊外，去接在南开中学上学的儿子从诫，有时候带她去大街上兜风。在大街上，徽因的目光就离不开那些五光十色的人流，离不开那些好看的衣物，五年了！她又重新回到了有现代气息的生活中。
慰梅还带徽因去了她和费正清在美国新闻处的宿舍。那是不大的两间房子，外间有一个小小的壁炉，墙上挂着一幅美丽的唐马拓片。慰梅把窄窄的帆布床靠墙摆放，上面蒙一条手工毛毯，就成了一张漂亮的长沙发。站在这房间里，徽因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这简直像走进了一本杂志！”
那是个阴雨霏霏的日子，思成准备陪徽因外出看病，想等雨停了就走。这时，门口出现了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子，正在问询梁思成和林徽因的住处。思成迎上前去接待了她。原来，这是中共驻重庆办事处的新闻联络员龚澎。周恩来从费慰梅那里得知了思成和徽因的情况，特地派龚澎前来看望。龚澎直言不讳地告诉思成和徽因，她是一个有多年党龄的共产党员。她说，共产党愿意结识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希望了解他们的想法，征求他们对时局的看法和意见。
这是思成和徽因第一次近距离和共产党人交谈。这个共产党人给他们夫妇留下了美好而深刻的印象。龚澎战前毕业于燕京大学，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衣着淡雅入时，微笑真诚动人，与以前他们从报纸上看到的对共产党的描绘和宣传完全不同。
后来，他们在美国大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又见到了龚澎和她的同事。徽因和思成注意到，许多美国记者和美国使馆工作人员更喜欢和共产党人而不是和国民党政府的官员打交道。他们待人接物的友好热忱、忘我的工作态度和对未来充满美好希望的精神状态具有极强的感染力和吸引力。费慰梅介绍说，这些人中有的是清华和燕京大学的毕业生，能说极好的英语并理解西方的思想。他们在一起的时候，规范地学习、生动地讨论问题并进行自我批评，很像上世纪的一种宗教社团。保罗·埃文斯《费正清看中国》104页。
为了营造学社的事，思成回李庄了，徽因留在重庆治病和休息。
乔治·马歇尔将军访华期间，在美国大使馆战后新闻处总部举行了一次晚宴。国民党、共产党及苏联等各方在重庆的代表都得到了邀请。徽因带着儿子从诫和费慰梅一起出席了晚宴。当晚宴进行到高潮、人们频频举杯共庆胜利的时候，在座的苏联代表开始唱起歌来，一种非官方的轻松愉快的气氛弥漫在夜空中。国民党官员和共产党人也互相祝起酒来，他们中的一些人，原来就曾是黄埔军校的同学。这时，邻座的冯玉祥将军看见了徽因身边的从诫，他弯下高大魁伟的身躯逗着这个漂亮可爱的小男孩。林徽因只顾得礼节性地和他寒暄了几句，她的全部注意力都被酒宴上热烈友好的气氛所吸引。她由衷地感到欣慰：经过这么多苦难的日子，看来真正的和平就要到来了。
星期天，从诫从南开中学来到中央研究院招待所陪伴徽因。母子聊着天，随意而轻松。从诫提起了1944年日军攻占贵州都匀，直逼重庆，重庆城内人心惶惶的情形。从诫问道：“妈妈，如果当时日本人真的打进了四川，你们打算怎么办？”徽因若有所思地说：“中国念书人总还有一条后路嘛，我们家门口不就是扬子江吗？”从诫急了，禁不住追问：“我一个人在重庆上学，那你们就不管我啦？”徽因紧紧地握着儿子 的手，仿佛道歉似的小声说：“真要到了那一步，恐怕就顾不上你了！”听到妈妈的话，从诫的眼泪夺眶而出。他流泪不仅是因为自己受了“委屈”，更重要的是，儿子被母亲那种以最平淡的口吻所传达出的凛然正气所震动。在这一时刻，从诫觉得坐在他身边的不再是妈妈，而变成了一个“别人”。
费正清和费慰梅的朋友里奥·埃娄塞尔博士是美国著名的胸外科专家，当时正在战后重庆的中国善后救济总署工作，他为徽因做了检查。他告诉费慰梅：林徽因的双侧肺部和一侧肾均已被结核菌严重感染，根据他的诊断，徽因的生命最多还能维持五年。这个诊断结果，费慰梅没有告诉林徽因。她说：“我没有告诉她，她也没有问。我想她全知道。”
徽因在重庆期间，回李庄的航道中断了。
抗战胜利后，长江航运局为了治理长江的暗礁险滩，沿途正在施工爆破、清理河道，重庆到李庄之间的航班停运了。
金岳霖等老朋友知道了徽因的病情，想接徽因到昆明住一个时期，养养病。他们商量着，只要能让徽因快乐，即使冒一下风险也值得。老金在张奚若家附近找到了一处房子，这房子有很大的窗户，正对着云南军阀唐继尧故居的大花园。花园里有几株高大挺拔的桉树，婆娑的枝条随风摇曳。老金住着其中的一间，徽因到昆明后可以住在这里。
1946年2月，徽因和思成商定后，启程飞往昆明。
飞行的疲劳，高海拔地区的不适，徽因到昆明就病倒了。但与朋友相聚的幸福感使身体的不适显得微不足道。张奚若夫妇坚持让徽因头几天住他们家里。徽因在这里见到了许多朋友，彼此都有劫后重逢、死而复生的感觉。徽因在给费慰梅的信中诉说了自己快乐兴奋的心情：
这次重逢所带给我的由衷的喜悦，甚至超过了我一个人在李庄时最大的奢望。我们用了11天，才把在昆明和在李庄这种特殊境遇下大家生活中的各种琐碎的情况弄清楚，以便现在在我这里相聚的朋友的谈话能进行下去。但是那种使我们相互沟通的深切的爱和理解却比所有的人所预期的都更快地重建起来。两天左右，我们就完全知道了每个人的感情和学术近况。我们自由地讨论着对国家的政治形势、家庭经济、战争中沉浮的人物和团体，很容易理解彼此对那些事为什么会有那样的感觉和想法。即使谈话漫无边际，几个人之间也情投意合，充溢着相互信任的暖流，在这个多事之秋的突然相聚，又使大家满怀感激和兴奋……
直到此时我才明白，当那些缺少旅行工具的唐宋时代的诗人们在遭贬谪的路上，突然在什么小客栈或小船中或某处由和尚款待的庙里和朋友不期而遇时的那种快乐，他们又会怎样地在长谈中推心置腹！
我们的时代也许和他们不同，可这次相聚却很相似。我们都老了，都有过贫病交加的经历，忍受了漫长的战争和音信的隔绝，现在又面对着伟大的民族奋起和艰难的未来。
此外，我们是在远隔故土，在一个因形势所迫而不得不住下来的地方相聚的。渴望回到我们曾度过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的地方，就如同唐朝人思念长安、宋朝人思念汴京一样。我们遍体鳞伤，经过惨痛的煎熬，使我们身上出现了或好或坏或别的什么新品质。我们不仅体验了生活，也受到了艰辛生活的考验。我们的身体受到严重损伤，但我们的信念如故。现在我们深信，生活中的苦与乐其实是一回事。
当徽因感觉身体好了一些的时候，她搬到了朋友们为她安排的住处。
徽因十分喜欢守在窗前，望着那个美丽的花园，望着云南特有的如洗的碧空和远处青翠的山峦。她觉得这一切很像早年在美国戈登·克雷教授的工作室学习舞台设计时所熟悉的效果。午后的阳光明媚，窗外的树影斑斑驳驳地映洒在天花板上，随着阳光缓缓移动。
老金一如既往地对这一切视而不见。由于目疾，他即使在室内也总是戴着一顶遮阳帽，背对着光线，伏在一张小圆桌上专心写作。他在重写他的《知识论》。几年前他去李庄时就在写这部著作，回昆明后书稿已近完成。一次空袭警报响起，他带着书稿跑到昆明北边的山上躲空袭。把书稿放在地上，他坐在书稿上。这次空袭持续时间很长，待到警报解除，天已黑了下来，他又饿又困，站起身就走，却忘了地上的书稿。等他想起来再回去找时，书稿已不见了。数年的心血毁于一旦！一本六七十万字的书是不可能完全记得住的，他只好再从头写起。在抗战后期最艰苦的岁月里，他几乎一直不停地在赶写这部著作。在西南联大，金岳霖重写《知识论》的事情一直传为美谈。
林徽因和朋友们在一起，在昆明明媚的季候中，身体一点一点地有了好转的迹象。
徽因静静地倚在窗前看书。天上铺了一层乌云，忽然就下起雨来。雨下得很急，伴着隆隆的雷声，五月的雷雨中，有青蒿的气息，有泥土发酵的气息。徽因觉得有点凉，但她不舍得离开窗口，她被这一切所打动：“……昆明永远那样美，不论是晴天还是下雨。我窗外的景色在雷雨前后显得特别动人。在雨中，房间里有一种难以言状的浪漫氛围——天空和大地突然一起暗了下来，一个人在一个外面有着寂静的大花园的冷清的屋子里。这是一个人一生也忘不了的。”《林徽因致费慰梅》，《林徽因文集·文学卷》384—385页。
徽因的状态使思成感到宽慰和放心，他在李庄给费慰梅写信表达自己的谢意：
河道工程几天以前才刚刚完成。但是只有很小的船才能从重庆上来。有舱的轮船要到五月下半月才能上来。所以徽因去昆明是惟一的解决办法……在从昆明写来的第一封信中，她谈到知道内心的祷告实现了的几近宗教的感觉。她为我们那些老朋友给她的欢迎而十分感动，并表示遗憾说她“得到”太多而“奉献”太少。
你和费正清到李庄做客打破了她五年来在一个房间呆着的单调生活，在你们走了很久以后她还能保持情绪高涨。而且，要是你们不来，她到重庆去就连想都不要想。心理的好效应是很大的。
尽管昆明的海拔高度对她的呼吸和脉搏会有某种不良影响，但她在那里很快活。她周围有好多老朋友给她做伴，借给她的书都看不完。老金和她呆在一起（他真是非常豪爽），她还有一个很好的女仆，因此她得到了很好的照顾。我没有什么可担心的。费慰梅《梁思成与林徽因——一对探索中国建筑史的伴侣》178页。
这时期，思成忙着和同事们把营造学社的书籍、各种图片、图纸、资料、手稿和工具装箱打包，准备着一旦交通恢复正常就立即离开这里。
终于盼到了北归的消息，徽因回到重庆，和全家一起住在中央研究院招待所里等待回北京。和他们一起等待的还有西南联大和各研究所的几十个家庭。八年过去，他们苍老了许多，他们也坚韧了许多。尤其是那些教授太太，各个都成了持家过日子的好手。
他们还需要在重庆等待一段时间，因为战后的陪都有太多的机构、官员及其眷属急于还乡。所有飞机和船只统一管理，为了避免混乱，需要搬迁的机构都按顺序编了号。高校和学术团体中，中央大学排在第1号，营造学社和中央博物馆排在47号。他们只有等待，他们已经等待了八年，他们还要继续等待。在等待中，他们逐渐失去了耐心。
这期间，在昆明、在重庆、在内地的许多城市，知识分子中弥漫着浓烈的幻灭和失意的情绪。国民党官员在战后大肆掠夺钱财，加速了政权的腐败，不可遏制的通货膨胀和持续的贫困使广大老百姓和知识分子看不到希望。在昆明，西南联大的学生和教职工上街游行，抗议国民党政府对民主运动的镇压。大批军警、特务出动，造成四人死亡、二十余人受伤的“一二·一”惨案。惨案发生后，学生罢课月余，全国各地纷纷声援。从此以后，学生运动在国统区此起彼伏，形成了燎原之势。特别是闻一多先生被特务暗杀于昆明街头，更激起了全国反独裁、争民主运动达到高潮。
无处不在的绝望、穷困和落后，无处不在的腐败、无能和混乱，使得一贯坚持自由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们开始了对国民党政权的否定和背弃。
费正清被华盛顿政府召回了美国，他在返回美国前后，经常与张奚若、钱端升、思成、徽因就一些有关中国的问题进行讨论和争论。
对于美国政府对中国的一些政策和做法，许多知识分子持一种批评的态度。他们认为：中国有中国的传统，中国人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美国政府没有权力也没有道理用西方的标准来判断彼此的优劣。世界上各种不同的问题可以在完全不同的方式中得到解决。
费正清谈到：他完全理解这种观点，而且过去一段时间里他自己也持这样一种立场，因为这是一种良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非常适合于对过去的研究。但是，他认为：现代世界无所不包，现代世界中的现代中国必须在所有方面与世界进行比较。将来不再会有与世界分离的中国的生活方式。由于中国人的早期文化有所不同，因此可以以不同的方式行事，但现代历史学家必须把它们当做现代的事物来考虑，并用现代的标准去衡量……保罗·埃文斯《费正清看中国》100页。
费正清分析着中国的情形，他说：“一般地说，人们试图去寻找一种摆脱困境的办法。就像得了一种病就有一种治愈的希望一样，罪恶导致对美好的希望，首先是承认这些苦难事出有因。第二步，是寻找一种解除苦难的方法，即选择治疗的方法。
“变革是惟一的希望——不是对旧衣服的重新剪裁，也不是残汤剩骨的再装盘，而是一种能出现一些新东西的真正的变革。”
他对那种“新东西”虽没有清楚的把握和认识，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种变革确实不能由国民党一党来实现，因为它的政权已经没有能力带领中国走向现代化。
类似的观点和讨论此前在埃德加·斯诺、阿洛尼丝·史沫特莱的著作和文章中已出现过，他们的这些观点与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观点有相通之处。各种传媒中，有关共产党人不拘礼仪、平等主义、个人美德、人道主义和社会民主改革的报道激发了知识分子们理想主义的向往，他们渴望着变革，渴望着过上和平安定的生活，他们盼这一天盼得太久了。保罗·埃文斯《费正清看中国》102、103、114页。
林徽因在这时期写给费慰梅的信中明确表达了对现实的失望和不满：
正因为中国是我的祖国，长期以来我看到它遭受这样那样的罹难，心如刀割。我也在同它一道受难。这些年来，我忍受了深重的苦难。一个人一生经历了一场接一场的革命，一点也不轻松。正因为如此，每当我觉察有人把涉及千百万人生死存亡的事等闲视之时，就无论如何也不能饶恕他……我作为一个“战争中受伤的人”，行动不能自如，心情有时很躁。我卧床等了四年，一心盼着这个“胜利日”。接下去是什么样，我可没去想。我不敢多想。如今，胜利果然到来，却又要打内战，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我很可能活不到和平的那一天了（也可以说，我依稀间一直在盼着它的到来）。我在疾病的折磨中就这样焦躁烦躁地死去，真是太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