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7月，林徽因、梁思成全家乘飞机北归。
飞机飞临北平上空时，机上的人们全都扑到了两边的舷窗旁，他们热切地、贪婪地辨识着这座日思夜想的锦绣城池……香山、玉泉山、万寿山、昆明湖……山坡上小院里有人家围坐着吃饭，有女眷惊呼起来，接着几个女人就他们吃的什么猜测起来。正是盛夏时节，肯定喝的是绿豆稀饭，就着切得细细的芥菜丝儿，还有烫手热的芝麻酱烧饼……和平的生活多么好哇！有人抹起了眼泪。
转眼间，飞机到了西郊机场，陈岱孙先生早已在机场安排好了接人的车辆。陈岱孙是著名的经济学家，同时还具管理才能，梅贻琦校长委派他提前回清华做学校北返的准备工作。梅先生的安排十分必要，日军侵占北平期间，军队驻扎在清华园，教师宿舍成了马厩，“水木清华”的学府变成了一座军营；陈岱孙先生回京后，迅速组织人员收拾校园，使学校尽可能地恢复了原貌。
徽因和思成一家由西郊机场乘车进城，这是思成青年时代在清华读书时星期天回家往返常走的路，二十多年的时间过去了，黄土道路两旁的景物依旧，杨柳依依。他兴奋地对徽因和孩子们一一指点着——这里的饽饽铺是老字号，各样满汉饽饽俱全，最有名的是“薄脆”和“破边缸炉”饽饽；这是老式客店，白粉墙上描着大字“四合老店，安寓客商”；这里是车马店，院子很大，院子里有很多喂牲口的食槽和拴马桩……汽车渐渐驶进箭楼，进了瓮城，然后进了西直门。徽因兴奋地指点着让思成看，西直门城门洞靠墙的石头架上，那个古旧的大木桩依旧安然无恙地倚靠在那里……
恍惚中，徽因觉得过去所经历的一切仿佛是一场噩梦。可再定神看去，离开北平时稚气可掬的一双小儿女，倏忽间已长成了大姑娘和小伙子，思成的鬓边已有了苍苍白发，自己更是病骨支离。满眼青山未得过，镜中无那鬓丝何。无论如何，总算又回到了北平，这是离别十年，魂牵梦萦的北平啊！
回到北平，梁思成被聘任为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
在李庄时，思成和徽因就商量过战后的工作。他们想，随着抗战的胜利，战后重建的问题将会十分突出，作为建筑学者，应该使自己的工作走上更有生机的发展道路。
从1930到1945年，徽因、思成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建筑艺术和中国建筑史的研究。15年中，他们走遍中国15个省，二百多个县，测量、摄影、分析、研究的古建筑和文物达二千余处。他们认为，虽然中国古建筑还有很多课题有待深入研究，但是从建筑发展史的角度看，他们已基本理清了各个时期的建筑体系沿革、历史源流，勾勒出了建筑历史发展的脉络，所以对古建筑的研究可以告一段落。而战后国家重建更急需建设人才，特别是建筑师，因此，在西南联大北返之前，梁思成向梅贻琦先生建议在清华大学增设建筑学院，首先在工学院开办建筑系。梅贻琦先生正有此意，他们可谓不谋而合。
北返后的清华大学从此有了自己的建筑系。梁思成是第一任系主任。
梁思成对清华大学有特殊的感情。从少年时代起，他和弟弟思永就一起在这里学习，那还是清华大学的前身——清华学堂。八年的时光，他熟悉这里的每一处庭院、厅堂、小径、荷塘，他深爱这里幽静的环境和葱茏向上的气象。20年代初，父亲开始在清华授课，后来又任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导师。父亲曾与思成兄弟谈起，在与校园外的各界打交道时，他往往因不堪其混浊而感到愤懑抑郁。但“一诣兹校，则常览一线光明横吾前，吾希望无涯涘也”。他还记得，父亲授课时，他和思永总是坐在前排听讲。黑板上写满了，父亲就会叫：“思成，擦擦黑板。”
如今，他又回到了清华。创办建筑系，工作千头万绪，责任和压力都很大。
他为建筑系带来了与他在营造学社共事多年的助手刘致平、莫宗江、罗哲文，又陆续聘请了吴良镛、程应铨、汪国瑜、朱畅中、郑孝燮、胡允敬，还有美术家李宗津、雕塑家高庄等。
他非常重视学术群体的优势互补，这些教师在建筑学、建筑设计、外语、绘画、历史等方面各有专长，他选贤任能，不拘一格。别人向他推荐美术家高庄时说：高先生为人耿直，业务水平没话说，可就是脾气不大好。思成道：“只要水平高，脾气不好，从我开始让他三分。”罗检秋《新会梁氏——梁启超家族的文化史》380—381页。
1946年夏，清华大学工程院建筑系招收了第一届学生15人。
也在这一年，思成、徽因全家搬进了清华园新林院8号，这是清华的教授楼，院落幽静，住房宽敞。老金和几个老朋友离得都很近。
一切尚未就绪，思成接到通知，教育部和清华大学委派他赴美国考察战后美国的建筑教育。同时，他收到了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邀请函。耶鲁大学邀请他作为1946—1947学年的客座教授到纽黑文讲授中国建筑和艺术，普林斯顿大学则邀请他参加“远东文化与社会”国际研讨会。此间，他又被外交部推荐，出任联合国大厦设计顾问团的中国代表。
临出发前，思成交代系里的年轻教师，有事可与林徽因商量。
徽因20年代在沈阳与梁思成一起经历了东北大学建筑系白手起家的全过程。如今，虽然她没有在清华担任教职，但她视建筑系的事情为自己的事情，义不容辞地帮思成做了许多工作。在建筑系成立和运转的初期，她所做的这些工作，是别人不能替代的。
建筑系刚成立，资料室的图书资料不够丰富，徽因把自己家里的书推荐给年轻教师，由着他们挑选、借阅。梁家的藏书成了建筑系的财富，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谁都可以到梁家去借书看，那些珍贵的善本书、绝版书，整天在系里传阅。徽因很开心，她认为这些书被充分利用了，总算体现了它们的价值。
翻着梁先生和林先生的藏书，一位年轻的助教感叹如今他们的薪水勉强只够糊口，连想也不要想用这点钱去购买外文原版的专业书。有人打断他道：在如今的时局下，清华教师的待遇就算是不错了，没听人说吗？“北大老，师大穷，清华燕京可通融。”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着，这些日子，又有北大、师大的年轻教师或者设法出国，或者设法往清华、燕京调动，哪怕舍弃原来所学的专业。
听到这里，徽因对他们说：“还有句话不知你们听说过没有？‘北大大，清华清。’能在清华、北大做事，就值得珍惜。当然，前提是不能被饿死。”
徽因虽然足不出户，但作为家里的主妇，她知道如今物价飞涨，时局维艰。大米由他们刚刚回到北平时的900元一斤，涨到了2600元一斤，常听说有学生在食堂门口典当衣物。
徽因组织建筑系一些人成立了工艺美术设计组，他们承接了外边一些活儿。徽因用所得收入购买了颜料、纸张、文具，供建筑系生活困难的学生使用。
建筑系的年轻教师喜欢来林先生家，他们在这里无论是请教教学中的问题，还是谈生活、谈艺术，都觉得精神上十分放松和自由。而且，和林先生谈话是那么有意思，在那一时刻会忘记现实世界的烦恼和喧嚣，心里感到纯洁而安静。
那天，几个人来徽因家还书。一位年轻助教谈起了他刚读过的一本关于文物保护的著作，他说：“西方文化之所以从古至今发展得比较均衡，与他们从来就重视维护、保护古代艺术分不开。”
徽因摆摆手说：“其实这只是人们的想当然。19世纪以前，西方古代艺术被毁坏是常事，幸存下来的多半是靠工料的坚固或命运的偶然。直到19世纪中期以后，欧洲兴起了艺术考古热，保护古代文物包括古代建筑的意识才由此而大兴。听说，这次遍及欧洲的战场上，盟军各部队里，都跟随着文物建筑方面的专家，以指导军队保护占领区的文物建筑。我国在这方面一直缺乏研究，欧洲也是近代以来开始重视的。”
“将来中国肯定会大量采用西洋现代建筑材料与技术，”另一位年轻人说，“如何谈得上保护和发扬我们民族建筑艺术的特点呢？”
“一个东方国家的城市，如果在建筑上完全失掉自己的个性，至少是文化衰落的表现。近几十年来，几个通商大埠如上海、天津、汉口等城市，在建筑上大多模仿欧美的商业城市建筑，这种建筑看不出多少复兴中国文化艺术的迹象。
“艺术创造不能脱离以往的传统，艺术上的发展创新也建立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即使接受外来艺术的影响，也仍然要表现出本国的精神。如南北朝的佛教雕刻、唐宋的寺塔，都是来源于印度，但由于融入了中国的传统，就形成了中国的风格。如今，在接受现代科学技术材料的基础上，怎样发扬我们民族建筑艺术的特点，的确值得当代建筑师好好探讨。哦，你们不知道，你们的梁公梁公：即梁思成。当时建筑系对教师通称某某公。多么讨厌那些不伦不类的建筑。一次我们去江南，那里是著名的风景区，可就在景区的一边，盖起了一幢火柴盒子式的大高楼。这位梁先生认为它破坏了整个景观，一直背对着那幢建筑，不愿意扭过头去。”
大家都笑了起来，林徽因也笑了。一口气说了这么多话，她有些气促，她勾着头，尽力平息着咳喘。年轻人这才意识到，林先生是身患重病的人。他们抱歉地道了再见，一一离去。
他们想不到，一旦他们走后，刚才还滔滔不绝的林徽因就会呻吟着躺下，浑身冒虚汗，半天喘不过气来。即便如此，待到下次家里来了人，她依然如同没事人一样兴致勃勃，谈笑风生。她仿佛是以此作为补偿，为自己无法挽留、所剩无多的生命岁月。
这样的情形已经持续好长时间了。
每天夜里，她在床上辗转反侧，一次次地剧烈咳嗽、咯痰、喝水、吃药……她憋得气喘吁吁，生怕吵醒了熟睡的亲人。她常想，也许一口气上不来就过去了，要是那样倒也痛快。这样长时间无望地挣扎，真是太折磨人了。只有她自己知道，当肉体背叛着精神、当生命一点一点被凌迟的痛苦。
她眼睁睁看着窗户一点一点发白，室内一点一点亮起来。女佣进厨房了，母亲小声地说着什么，孩子们走动着，屋内充满了清晨忙碌的声音。这时，她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
上午九点多钟，阳光照进了她的房间，橙黄的光铺满了窗前的写字台，文竹疏疏落落挺拔多姿的影子映在窗帘上。徽因醒了，四周一片寂静，光线麻酥酥地扎着眼皮。她轻轻地眯起了眼睛，享受这宁静的时刻。她觉得生活的渴望又重新回到了她的心中，生命的活力又渐渐地回到了她的身上。
在长时间卧病的日子里，徽因对人生、对生与死已想过无数遍。
生命的意义难道是为了承受无休止的苦难？如果忍受痛苦是生命不得不接受的事实，如果人度过了一重重磨难最后仍不得不面对那个黑暗的终点，那么，这种承受和忍耐的意义何在？
可是，既然最终的结局已经写好，既然到达那终点只是迟早的事情，那么，何妨坦然地面对生命的每个过程，何妨一天天从容地走过。活着，就尽情浏览生命旅程中的“田野、山林、峰峦”，而一旦死去，就将这人生的负载交给“他人负担”。
《人生》是她写于这时期的诗，在这首诗中，她抒写了自己对人生的眷恋和热爱，以及平静面对人生终点的坦然。
人生，
你是一支曲子，
我是歌唱者；
你是河流，我是条船，一片小白帆
我是个行旅者的时候
你，田野、山林、峰峦。
无论怎样，
颠倒密切中牵连着
你和我，
我永从你中间经过；
我生存，
你是我生存的河道，
理由同力量。
你的存在
则是我胸前心跳里
五色的绚彩
但我们彼此交错，并未彼此留难。
…………
现在我死了，
你，——
我把你再给他人负担。
徽因收到了思成从美国写回的信。徽因很欣慰，思成的美国之行收获颇多，心情不错。
思成除了在耶鲁讲学，还参加了普林斯顿大学建校200周年的庆祝活动，那主要是一系列的学术活动。他在“远东文化与社会”研讨会上，作了《唐宋雕塑》与《建筑发现》两场学术报告。
普林斯顿大学因他在中国建筑研究方面的贡献，授予他荣誉文学博士学位。获得这一学位的中国人还有清华大学哲学系的冯友兰教授。
作为联合国大厦设计顾问团的中国代表，梁思成参与了工程方案的讨论，提出了自己的意见。顾问团里汇集了勒·柯布西埃、尼迈亚等当代建筑学界的权威，思成在与他们的交流交往中，更清晰地把握了国际建筑学界在建筑学理论和建筑实践方面的探索和发展。建筑的范畴，已从过去着眼于某一具体的建筑物的建设，扩大到了对人们的居住“体形环境”的考虑。思成非常赞同这样的观点：作为一个建筑师，规划、设计的目标是体现对人的关怀。
依照徽因的嘱咐，思成在美国全面检查了身体，重新为伤病的脊椎定做了轻型材质的支撑架，更换了假牙。他还看望了美国的亲友，抽空和费正清、费慰梅在一起呆了几天。
许多朋友劝他留在美国，中国内战的消息令人不安。
“这时候别人都是往国外跑，你干吗还要往回跑？你完全可以把家人接出来嘛。”朋友们十分不解。
思成说：“不管内战结局如何，我和家人都想留在北京。”经过抗战八年的颠沛流离，那么多苦都吃了，如今好容易刚刚安定下来，他们真是不想再折腾了。
“教授，你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吗？”美国友人劝说思成道：“当‘泰坦尼克’号的锅炉爆炸时，一名船员被气浪抛到了大海里。他获救后有人问他：‘你怎么离开那条船的？’这名船员回答说：‘我从来没有离开过船，是船离开了我。’”
思成的眼中闪过忧郁的笑意：“谢谢你，我的朋友。谢谢你的好意。”
无论如何，思成的决心已下。长时期的专业生涯使他和徽因的政治兴趣和经验都很少。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他们很难相信事情还会变得更糟。他们认定，无论谁掌握政权，自己的专业都能派上用场。
思成离开北京一年了。
1947年夏，思成得知徽因病情加重，医生建议她手术摘除被结核病菌感染的一侧肾，他真正着急了。眼下对他来说，尽快回到徽因身边比一切事情都更为重要。好在他在美国的主要使命已基本完成。普林斯顿大学“远东文化与社会”国际研讨会已结束，耶鲁大学的课也基本上完，联合国大厦咨询委员会的会议还在继续，但思成已做了自己该做的事，他赞同的尼迈亚设计方案正在获得多数支持。给清华大学建筑系选购的书籍资料也已经安排好了船运。他收拾整理着回国的行装，购买了一些送给家人的小礼品，这些礼品大多是些美国家用小型电子产品。
徽因一直发着低烧，因为发烧，医生建议手术时间后延。尽管建筑系的诸多事物缠身，思成还是尽可能地抽出时间陪伴徽因。思成的归来使徽因喜悦而心安，她感觉身体状况好了一些。她发现，这么多年来，她每次病情加重的时候，都是思成不在她身边的时候。她把自己的这一发现告诉了思成，思成诙谐地笑道：“那当然，我是林小姐最好的私人护理和心理医生嘛！”
初秋的天蓝得纯净，阳光依然绚丽，但已消失了热度。徽因有许多日子没有出过门了，星期日，宝宝和小弟都在家，思成建议孩子们陪徽因出去走走。徽因和孩子们商定去颐和园后，思成给徽因雇了一乘负责往返的滑竿。
颤颤悠悠的滑竿一直把徽因抬到了颐和园的后山。
人们到颐和园一般喜欢逛前山，颐和园前山湖光山色，风景旖旎，湖岸上的排云殿、长廊和佛香阁争奇斗巧，移步换景。但徽因嫌这些景致不脱俗气，是皇家园林模仿“仙山蓬岛”的格局而建造。她独爱颐和园的后山，尤其爱万寿山北坡和坡下的苏州河。北坡上全都是蓊郁的松柏，土路旁盛开着野菊花，坡下面苏州河曲曲折折，河水清澈，自然柔和。尽管这些景致多年疏于管理，有些荒凉零落，但石回路转间别有一种可爱的真实和幽静的美。
头天夜里刚下过一场雨，空气清爽而通透，四下里可以望到很远的地方。再冰和从诫一左一右护佑在徽因的滑竿旁，他们快乐的说笑声感染着徽因。徽因好久没这么开心了，美好的景物和亲人的爱让她觉得自己像个大贵族一样富有，她为自己拥有这一切而心怀感激。她感激思成如此体贴，答应她做这些被大夫视做“不必要”的活动；还有老金，陪着思成看家，鼓励她出来散心。她感激这晴朗的秋日和这动人的风物景致，使她暂且忘却了缠人的病痛。她深情地眷恋着这一切，正是这一切，让她感受到活着、生活着有多么好！
“没有这些我也许早就不在了，”徽因自己说，“像盏快要熄的油灯那样，一眨、一闪，然后就灭了！”《林徽因致费慰梅》，《林徽因文集·文学卷》387页。
从美国托运的行李终于到了，思成得意地向徽因和家人展示他精心挑选的礼物。
徽因在给费慰梅的信中调侃思成的礼物和这些礼物给她带来的快乐：“……在一个庄严的场合，梁先生向我展示了他带来的那些可以彻底拆、拼装、卸的技术装备。我坐在床上，有可以调整的帆布靠背，前面放着可以调节的读写小桌，外加一台经过变压器插入普通电源的录音机，一手拿着放大镜。另一手拿着话筒，一副无忧无虑的现代女郎的架势，颇像卓别林借助一台精巧的机器在啃老玉米棒子。”
思成打开了那台录音机，转动的磁带上，录下了许多朋友们的问候。让全家人感到十分有趣的是，播放出来的这些声音全都失了真：“……我们确实听到了录在磁带上的各种问候，但是全都不对头了。思成听起来像梅贻琦先生、慰梅像费正清，而费正清近乎保罗·罗伯逊。其中最精彩的是阿兰的，这当然在意料之中。我非常自豪，能收藏一位专业艺术家的‘广播’录音。不过迄今我还没有按这机器应有的用途来做什么，只是让孩子们录些闹着玩的谈话。我觉得好像乾隆皇帝在接受进贡的外国钟表。我敢说他准让嫔妃们好好地玩了一阵子……”
1947年10月初。林徽因住进医院进行手术前的全面检查。在病房里，她给费慰梅写信：
我应当告诉你我为什么到医院来。别紧张，我只是来做个全面体检，做一点小修小补——用我们建筑术语来说，也许只是补几处漏顶和装几扇纱窗。昨天下午，一整队实习和住院大夫来彻底检查我的病历，就像研究两次大战史一样。我们（就像费正清常做的那样）拟定了一个日程，就我的眼睛、牙齿、肺、肾、饮食娱乐和哲学建立了不同的分委员会。巨细无遗，就像探讨今日世界形势的那些大型会议一样，得出了一大堆结论。同时许多事情也在着手进行，看看都是些什么地方出了毛病；用上了所有的现代手段和技术知识。如果结核菌现在不合作，它早晚也得合作。这就是其逻辑。
……这医院是民国初年建的一座漂亮建筑：一座“袁世凯式”、由外国承包商盖的德国巴罗克式四层楼房！我的两扇朝南的狭长的前窗正对着前庭，可以想像1901年时那些汽车、马车和民初的中国权贵们怎样装点着那水泥铺成的巴罗克式的台阶和通道。
徽因在信中表现出的心态是乐观的、放松的。
而医院的生活则是单调乏味的。每天照例的查房、检查、量体温、服药。白色的病房、白色的走廊就是徽因活动的全部空间，这白色的空间让日子变得单调而缓慢。再加上徽因的病情十分不稳定，时而发烧，时而又检查出别的并发症，手术的时间一拖再拖。最后病情终于稳定了，天气却又冷了，还要等到医院来暖气才能决定手术时间。徽因感到极度的烦闷和焦躁，她希望无尽的折磨尽早有个结果，无论结果是好是坏。
她在诗中宣泄了自己的心情：
我病中，这样缠着忧虑和烦扰，
好像西北冷风，从沙漠荒原吹起，
逐步吹入黄昏街头巷尾的垃圾堆；
在霉腐的琐屑里寻求安慰，
自己在万物消耗以后的残骸中惊骇，
又一点一点给别人扬起可怕的尘埃！
吹散记忆正如陈旧的报纸飘在各处彷徨，
破碎支离的记录只颠倒提示过去的骚乱。
多余的理性还像一只饥饿的野狗
那样追着空罐和肉骨，自己寂寞的追着
咬嚼人类的感伤；生活是什么还都说不上来，
摆在眼前的已是这许多渣滓！
我希望：风停了，今晚情绪能像一场小雪，
沉没的白色轻轻降落地上；
雪花每片对自己和他人都带一星耐性的仁慈，
一层一层把恶劣残破和痛苦的一起掩藏；
在美丽明早的晨光下，焦心暂不必再有，——
绝望要来时，索性是雪后残酷的寒流！
——《恶劣的心绪》
在这首诗的最后，林徽因注上了时间：“三十六年十二月病中动手术前”。
她的诗很少这样郑重其事地详细注明写作的时间。在这里署上时间，实际是一个注释，是为自己的生命刻下的一个标识。
这一年的12月24日，林徽因做了一侧肾切除手术。手术前，许多人来看望她，金岳霖、张奚若、沈从文、莫宗江、陈明达……他们之间的了解到了一个微笑、一个动作彼此都能心领神会。他们宽慰着徽因，嘱咐着徽因，但又都揪着心：徽因的体质那么弱，她能承受这样的大手术吗？
徽因却显得十分坦然，她像平日一样和朋友们开着玩笑，关切地问询着各种各样的事情。
她用轻松的口吻向远在美国的好友费慰梅诀别：“……再见，最亲爱的慰梅。要是你能突然闯进我的房间，带来一盆花和一大串废话和笑声该有多好。”
徽因的手术成功了。只是她的体质实在太差，术后伤口长时间不能愈合，让医生伤透了脑筋。
时间进入了1948年，北京的早春寒冷而凋零。商品奇缺，物价飞涨。学生把标语贴到了校门口的墙上：“饿死事大，读书事小！”“向炮口要饭吃！”“反饥饿、反内战！”的呼声从校园到社会，越来越强烈。
思成惦记着建筑系的工作，关心着动荡不安的时局，更操心着徽因的身体。
刚刚动过手术的徽因缺乏治疗的药品和补养的食品，思成常常开着车跑出北京城，到百里之外的郊县去采购。运气好的时候，花高价能买到一只鸡，运气不好时，只得空手而归。不得已，思成向费正清和费慰梅求援，请他们从美国寄些链霉素来。同时希望他们能寄一盒500张的打字纸，因为在北京买一张打字纸要一万法币，一盒打字纸需花去半月的薪水。
人们的不满情绪在增长。徽因在给费慰梅的信中表达了自己对现实的看法：
……右派愚蠢的思想控制和左派对思想的刻意操纵足可以让人长时间地沉思和沉默。我们离你们国家所享有的那种自由主义还远得很，而对那些有幸尚能温饱的人来说，我们的经济生活意味着一个人今天还腰缠万贯，明天就会一贫如洗。当生活整个乱了套的时候，我在病榻上的日子更毫无意义……
徽因住院期间，思成每天从清华到医院跑得十分辛苦。手术后的低烧消退后，徽因就要求出院，回到了清华园自己的家中。
清华住宅区的房间高大宽敞，但是却没有暖气。徽因体弱怕冷。室内温度的高低冷暖关系到徽因的健康和术后恢复。思成在家里生了三个约有半人高的大炉子，这些炉子很难伺候，收拾不好就容易熄火。添煤、清除煤渣，事情烦琐细致，思成怕佣人照顾不好误了事，所以他总是亲力亲为。他遵医嘱每天为徽因配营养餐，为徽因肌肉注射和静脉注射，给徽因读英文报刊。每次去系里之前，他总是在徽因身边和背后放上各种大大小小松软的靠垫，让徽因在床上躺得更舒服些。
思成从学校回来，喜欢讲学校和系里的各种事情，他知道这也是徽因渴望了解的。
在美国考察讲学的时间里，思成用很多时间和精力研究国外的建筑教育。早期学院派的建筑理论强调理性和规范，后来的现代主义建筑思想尊重个性和自然，他反复比较美国各大学建筑系的教学计划和课程设置，选择、取舍与吸收，由此形成了他自己的建筑思想。他认为，现代建筑教育的任务，不仅仅要培养设计建筑物的建筑师，更要造就依据建筑美学思想规划环境的人才。
根据这一教学体系的要求，他将建筑系改名为营建系，对教学计划做了大幅度的修改，在营建系设置了“建筑学”和“市镇规划”两个专业。其中“市镇规划”是我国高校第一个城市规划专业。
1948年，苦难的中国烽火连天，忧患连年。建筑学家梁思成在构想着中国建筑教育的未来，这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构想。
他想得很长远。他设想着将来把营建系办成营建学院，下设建筑系、市镇规划系、造园系、工业技术学系。
“建筑师的知识要广博，”思成说，“要有哲学家的头脑，社会学家的眼光，工程师的精确与实践，心理学家的敏感，文学家的洞察力……但最本质的他应当是一个有文化修养的综合艺术家。这就是我要培养的建筑师。”
梁思成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思想，得到了林徽因最忠实的拥护。徽因绝不是盲从，她平时和思成讨论问题时，从来不保留自己的观点，他们经常因不同的认识发生激烈的争执。但对思成的建筑教育构想，她却给予了高度的肯定和支持。这是两个理想主义者的和谐共鸣，思成感到了满足和幸福。
理想主义的存在是这个世界最令人欣慰的存在，在它的光耀下，创造的激情奔涌不息，鲜花盛开；生命之树常绿，郁郁葱葱。
1948年春节过去了。徽因的身体缓慢地恢复着，一天天有了起色。她能在房间里活动了，开始整理抗战时期一些诗作。老金支持鼓励她把这些诗作送出去发表，“把它们放到适合的历史场景中，这样不管将来的批评标准是什么，对它们就都不适用了。”
老金太了解徽因了，他对别的朋友谈及徽因时说：“她倒用不着被取悦，但必须老是忙着。”
思成对徽因做这些事情则是既担心又高兴。他在给费慰梅的信中写道：“她的精神活动也和体力一起恢复了，我作为护士可不欢迎这一点。她忽然间诗兴大发，最近她还从旧稿堆里翻出几首以前的诗来，寄到各家杂志和报纸的文艺副刊去。几天之内寄出了6首，就和从前一样，这些诗都是非常好的。”
林徽因这些诗发表在1948年杨振声主编的《经世日报·文艺周刊》和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上。它们是《昆明即景》、《六点钟在下午》、《年轻的歌》和《病中杂诗九首》。
新学期开始了，思成除了负责系里工作，还要讲授中国建筑史和世界建筑史，另外还有每周两次的评图课。
就思成的性情来说，他喜欢搞研究，而不太喜欢教书，尤其不喜欢那些烦琐、庞杂的事务性工作。每当他摆脱了一切杂务，坐在书桌前，看自己想看的书，写自己想写的文章，他就感到宁静而充实。但建筑系的事情都需要他一件一件去做，而这些事情又永远也做不完。每当他为不能潜心学术研究而懊恼时，学生的成长和进步又会带给他喜悦和安慰。
思成忙得不可开交时，金岳霖一声不响地帮助着他和徽因。每天下午3点半，老金准时来到梁家，他为徽因带来了各种书刊，主要是新近出版的英文书刊。坐下来后，他就会挑选有关部分读给徽因听，其中有哲学、美学、城市规划、建筑理论，还有英文版的恩格斯著作。当女佣送上茶点，徽因会打断老金的诵读，就书刊中的观点和他讨论起来。
有时候张奚若、陈岱孙及建筑系的一些朋友也会陆续来到。多年来，他们只要在一起，都保持着喝下午茶的习惯，而梁家是他们的茶会中心。
一天，徽因收到了一封来自福建的信，信中说老家一位叫林洙的姑娘想进入清华大学先修班学习，请徽因帮助她。
一个晴朗的秋日，林洙走进了梁家。她怎么也没有想到，十几年后，她会成为这个家庭的女主人。
林洙从小就知道林徽因，因为老家人聊天时，总是会提到这位福建籍的才女。他们津津乐道她与梁思成的良缘。
当林洙站在梁家门前时，心情既兴奋又忐忑不安。她一生都清晰地记得第一次迈进梁家的印象和感受：
我来到清华的教师住宅区新林院8号梁家的门口，在院门口看见那儿竖着一个木牌子，上面写着“这里住着一个重病人，她需要休息，安静，希望小朋友们不要在此玩耍嬉闹。”我一下子怔住了，不知道是该进去，还是后退，终于我定下心来，走上前去，轻轻地叩了几下门。开门的刘妈把我引进一个古色古香的起居室，这是一个长方形的房间，北半部作为餐厅，南半部为起居室。靠窗放一个大沙发，中间放一组小沙发。靠西墙有一个矮书柜，上面摆着几件大小不同的金石佛像，还有一个白色的小陶猪及马头。家具都是旧的，但窗帘和沙发面料却很特别，是用织地毯的本色坯布做的，看起来很厚，质感很强。在窗帘的一角缀有咖啡色的图案，沙发的扶手及靠背上都铺着绣有黑线挑花的白土布，但也是旧的，我一眼就看出这些刺绣出自云南苗族姑娘的手。在昆明、上海我都曾到过某些达官贵人的宅第，见过豪华精美的陈设。但是像这样朴素而高雅的布置，我却从来没有见过。
林洙被书架上的一张照片吸引住了，那是林徽因和她父亲的合影。当时的徽因只有十五六岁，眉若春山，睛似点漆，肤若凝脂，她依偎着父亲，一只胳膊轻轻地搭在父亲的肩上，她的面容、神情、身姿真是美极了，这种美是自自然然地流露、呈现出来的。
林洙正目不转睛地看着，只听卧室的门“嗒”地一声开了，林徽因轻咳着走了出来。她微笑着握住林洙的手自嘲地说：“对不起，早上总要咳这么一大阵子，等到喘息稍定才能见人，否则是见不得人的。”
林徽因的自然轻松使林洙紧张的情绪顿时松弛了下来。她后来描述道：
我定睛看着她，天哪！我再也没有见过比她更瘦的人了。这是和那张照片完全不同的一个人，她那双深深陷入眼窝中的双眼，放射着奇异的光彩，一下子就能把对方抓住。她穿一件浅黄色的羊绒衫，白衬衣的领子随意地扣在毛衣上，衬衫的袖口也是很随便地翻卷在毛衣外面。一条米色的裤子，脚上穿一双驼色的绒便鞋……我承认一个人瘦到她那样很难说是美人，但是即使到现在我仍然认为，她是我一生中见到的最美、最有风度的女子。她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都充满了美感，充满了生命，充满了热情。她是语言艺术的大师，我不能想像她那瘦小的身躯怎么能迸发出这么强的光和热。她的眼睛里又怎么同时蕴藏着智慧、诙谐、关心、机智、热情的光泽。真的，怎能包含这么多的内容。当你和她接触时，实体的林徽因便消失了，而感受到的则是她带给你的美，和强大的生命力，她是这么吸引我，我几乎像恋人似的对她着迷……
第一次到林家，林洙不知不觉呆了两个多小时。徽因关切地询问林洙报考大学的情况。林洙告诉她，自己认为数学、化学、语文尚好对付，物理、地理不行，最头疼的是英语。
徽因说：“你和我们家孩子相反，再冰、从诫都是怕数学，你为什么怕英语？”
“我怕文法，”林洙说，“我简直搞不清那些文法。”
“英语并不可怕，再冰中学时在同济附中，学的是德语，英语是在家里学的，我只用了一个暑假来教她。学英语就是要多背，不必去管什么文法。一个假期我只选了一本《木偶奇遇记》做她的读本，她读一段背一段，故事读完了，英文也基本学会了，文法也就自然理解了。”
接下来的时间里，徽因了解到林洙在住宿上有困难时，立即答应帮她解决。她还向林洙介绍清华的情况和北京的名胜。当林洙起身告辞时，她笑着说：“我也累了。每天下午4点我们喝茶，朋友们常来坐坐，欢迎你也来。”
在后来的日子里，林徽因帮林洙安排了借宿的地方，林洙在清华选修了一些课程。她听梁思成讲授中国建筑史和西方建筑史，每周二五下午到梁家上课，林徽因亲自辅导她的英语学习。上完课，徽因总是邀请她一同喝下午茶。在这里，林洙认识了清华园里大名鼎鼎的金岳霖先生、陈岱孙先生、张奚若夫妇、周培源夫妇，还有常来梁家的一些北京大学的教授和营建系的教师们。
林洙注意到，梁家茶会的话题十分广泛。各种有趣的人和事，政治风云、学术前沿、科学发现、艺术见解——这是一个温暖的寄托心灵的场所，每个人在这里都敞开了自己，他们热爱这种纯精神的交流。
徽因是茶会的中心，她对艺术的清澈见解，她对丑恶的彻底轻蔑，她自由凝静的仪态，无一不具有强烈的吸引力。思成虽然话不多，但偶尔谈起什么来，却十分诙谐幽默，富有情趣。
一天，林徽因谈起了苗族的服装艺术。她从苗族的挑花图案，谈到建筑的装饰花纹，联想到中国古代装饰图案中卷草花纹的产生、流变。她认为这些卷草花纹图案来源于印度，而印度这些图案最初则由亚历山大东征传入。她指着搭在沙发上的那几块挑花土布说，这是她花高价向一位苗族姑娘买来的，那姑娘本来是要把这几块挑花布做在嫁衣的袖头和裤脚上的。
说到这里，徽因的眼睛一亮，指着依在沙发上的思成说：“你们看思成，他正躺在苗族姑娘的裤脚上呢。”梁思成和大家一同笑着，讲起了他到川滇地区调查古建筑的趣闻。在云南楚雄，他被一户人家请去吃喜酒，看到新房门上贴着一副对联，上联是“握手互行平等礼”，下联是“齐心同唱自由歌”；然后他拖长了声音笑着说：“横额是‘爱——的——精——诚’。”
客人们都哈哈大笑起来。
还有一次，林徽因讲起了当年她和思成逛太庙的故事。
徽因说：“那时我才十七八岁，第一次和思成出去玩，我摆出一副少女的矜持。想不到刚进太庙一会儿，他就不见了。忽然听到有人叫我，抬头一看，原来他爬到树上去了，把我一个人丢在下面，真把我气坏了。”
梁思成挑起眉毛调皮地一笑说：“可是你还是嫁给了那个傻小子。”他深情地望着徽因，握着她的手轻轻地抚摸着。林徽因苍白得几乎透明的脸上泛起了一层红晕。
林洙禁不住在心里赞叹道：“他们是多么恩爱的一对！”
费慰梅曾经这样谈到过林徽因：“她的谈话同她的著作一样充满了创造性。话题从诙谐的逸事到敏锐的分析，从明智的忠告到突发的愤怒，从发狂的热情到深刻的蔑视几乎无所不包。”
但是，在这种几乎无所不包的谈话里，林洙说：“我几乎从没有听到过他们为自己的病情或生活上的烦恼而诉苦。”
梁思成后来这样谈及他们聚会时海阔天空的聊天：
不要轻视聊天，古人说，“与君一夕话，胜读十年书”，从聊天中可学到许多东西。过去金岳霖等是我家的座上客。茶余饭后，他、林徽因和我三人常常海阔天空地“神聊”。我从他那里学到了不少思想，是平时不注意的。学术上的聊天可以扩大你的知识视野，养成一种较全面的文化气质，启发你学识上的思路。聊天与听课或听学术报告不同，常常是没有正式发表的思想精华在交流，三言两语，直接表达了十几年的真实体会。许多科学上的新发现，最初的思想渊源是从聊天中得到的启示，以后才逐渐酝酿出来的。英国剑桥700年历史出了那么多大科学家，可能与他们保持非正规的聊天传统有一定联系。不同学科的人常在一起喝酒、喝咖啡，自由地交换看法、想法。聊天之意不在求专精，而在求旁通。林洙《困惑的大匠——梁思成》162—163页。
清华园里的生活一如既往，巨大的社会变革却正在逼近。共产党在东北战场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对国民党主力部队的包抄和围剿的大网在慢慢收紧。古老的北京城里，观望和期待的情绪如一股潜流，在人们的心头涌动。
国民党在军事上节节溃败，开始做南撤的准备。教育部派员到北大、清华传达政府关于学校南迁的意见。
思成、徽因和他们的朋友张奚若、钱端升、金岳霖、陈岱孙、周培源等早已决定，哪里也不去，就留在北京、留在学校里，静观待变。对国民党的统治他们由不满到绝望，再也不愿意相信这个政府的承诺。
他们认为，新政权同样需要懂技术、有专业的人。用梁思成的话说：“共产党也要盖房子。”更何况，他们所接触的共产党人曾给他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们的等待中有茫然、有不安，但更多的还是希望。
这一年，思成和徽因的老朋友费正清在美国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作——《美国与中国》。这本书被称为“最好的单卷本中国史”，经多次再版，成为西方最畅销的关于“中国问题”的著作。
思成和徽因很快收到了费正清寄来的赠书。一段时间里，这本书成了梁家茶会的中心话题。书中涉及的一些问题，他们过去曾和费正清讨论过，也是眼下他们所关注的。
《美国与中国》由三大部分结构而成。第一部分概述了19世纪中期西方入侵之前中国的社会、政治特征；第二部分考察了由这种入侵所产生的各种社会力量以及他们与中国传统的互相影响；第三部分则思考了中美关系的发展过程。全书的论点基于这样的看法：“今天的中国革命和国共两党的战争，是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直接产物。”
费正清认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核心就是由独裁主义构成的。在独裁的统治者们的共同作用下，中国社会始终处于两极分化之中。宗法制度的权力、乡绅对农民的控制、阻碍文化普及的繁难的文字，以及商人对官场的依赖，支配着这个社会并成为这个社会的特征。独裁主义渗入到政府的体制，构成了严密的组织、控制和管理，形成了独特的有组织的贪污和重用亲戚的状况。
西方入侵给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古老王朝以强烈的冲击。当西方的制度和思想随着炮舰进入通商口岸和中国内地的时候，中国和西方的条约关系取代了朝贡关系，中国社会的政党政治取代了王朝政治，深层次的永久性变化取代了传统的周期性变化。中国的近代史基本上是一部对西方的入侵做出反应的历史。历史的发展有其必然的趋势，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趋势已不能被逆转。它要求政党、政治制度必须与这一趋势相适应。
根据这一历史观，费正清对中国的几大主要政治派别的纲领和前途做了评估。他认为，虽然国民党满足了革命对民族主义政党提出的要求，但它已证明没有能力满足继之而来的在民生、民主方面提出的要求。国民党之所以无能力这样去做，有着根深蒂固的组织上、思想上的原因。中国社会是一个农业社会，农村中的苦难是中国社会制度、社会关系的产物。没有土地所有制方面的真正改革，贫困不可能被根除。而国民党政权为了自己政治集团的利益牺牲了人民大众的利益，它已经失去了统治中国的资格。
他认为，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政治前景同样凄凉。在中国，自由主义面临着一系列明显的障碍，包括独裁主义的政治传统，他们本身的个人主义（这使得集体行动几乎不可能），以及国民党政府针对他们的严厉的镇压运动。在他看来，尽管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思想将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成为一种重要而且持久的因素，但是作为一种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它已经不起作用。
对于中国共产党，他认为，中国共产党事实上已在这个国家中成功地赢得了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广泛支持。他分析道：民族主义和农民的生计是赢得这种拥戴的关键。生活问题，指导土地革命并提高生活水准的能力，是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得到广泛支持的原因。包括通过诸如减租、建立合作社和组织政治团体等改善经济的措施来唤起普通中国农民，由当地干部树立起公正的榜样从而产生了道德威望。他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做了这样的评论：“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我们不能否认它提出了一个前后连贯、适合中国国情的纲领。”他承认，中国共产党人正是为老百姓着想，了解他们面临的问题，才能把农民大军动员起来，以食物供养自己，并以群众性的支持使自己获得胜利。保罗·埃文斯《费正清看中国》。
…………
林徽因就费正清的书专门写了一封信，这是林徽因写给费正清和费慰梅的最后一封信。以后不久，中国大陆与美国就中断了任何往来。从这封信也可以看到，即使是谈论一本政治历史著作，林徽因所持的也是一个艺术家和诗人的眼光：
谢谢你们寄来的书，费正清自己的杰作，多好的书啊！我们当然欣赏、钦佩、惊奇和进行了许多讨论，大家都对这本书有非常非常深的印象。有时我们互相以热情赞美的话说，费正清显然是把握了我们华夏臣民的复杂心态，或知道我们对事物的不同感觉，所以，这不是那种洋鬼子的玩艺儿；张奚若热情地说，他喜欢费正清的书，“没有一处是外人的误解……他懂得的真不少”等等。老金说这是对我们的一个“合理而科学的”总结，费正清“对有些事情有着基本的理解，他和别的外国人真是不一样”。而我和思成非常惊讶，它真的全然没有外国人那种善意的误解、一厢情愿的期望或失望。我尤其欣赏费正清能够在谈到西方事物时使用西方词汇，谈中国事物用中国词汇，而同一个西方语言却既能让美国读者以自己的语汇来读关于中国的事，又能让中国读者用另一种语汇来读关于自己国家的事。我们对这一点都特别欣赏。
此外，我们还常常以最大的钦佩而且毫不感到羞耻地互相指出，有许多关于中国的事实我们竟是从他这里才生平第一次知道（！）例如，有趣的是，我从不知道玉米和白薯是这么晚才来到中国的；还有特别是那些关于中西方关系的事件。
换句话说，我们都极为赞赏费正清的这本得意之作。自从费慰梅重建武梁祠以来，梁氏夫妇还没有这么高兴过呢。
我惟一的遗憾，如果说有的话，是在这本总结性的著作中没有涉及中国艺术，尽管我也看不出艺术与国际关系何干。即便如此，艺术是我们生活中那样重要的一部分。如果要一般地谈论我们的话，艺术也是不可少的，那是我们潜意识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当我提到艺术的时候，当然也指诗，但可能也指由我们的语言、我们特有的书法、构词、文学和文化传统所引发的情感和审美情趣。我们特殊的语言实际上由三部分组成：修辞、诗、只有一部分才是直截了当的言语！……我想说的也许是，正是这种内涵丰富的“语言——诗——艺术的综合”造就了我们，使我们会这样来思索、感觉和梦想……
简言之，我认为艺术对我们精神的塑造和我们的饮食对我们的身体的塑造一样重要。我深信，我们吃米饭和豆腐会不可避免地使我们同那些大块吃牛排、大杯喝牛奶、外加奶油蛋糕或馅饼的人有所不同。同样，坐在那里研墨耐心画一幅山水画的人，肯定和熟悉其巴尔扎克风格或后印象主义画派和晚期马第瑟和毕加索，住在巴黎拉丁区的叛逆青年（或专程到墨西哥去旅行以一睹墨西哥壁画的年轻人）全然不是一个类型……
以上全是我私下里的一点书评，不过是为了想争论一下，而费正清对善意的争论总是很来劲的。寄这封信得花我一大笔钱了！
说到政治观点，我完全同意费正清。这意味着自从上次我们在重庆争论以来我已经接近了他的观点——或者说，因为两年来追踪每天问题的进展，我已经有所改变，而且觉得费正清是对的。我很高兴能够如此……
也许我们将很久不能见面——我们这里事情将发生很大变化，虽然我们还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变化，是明年还是下个月。但只要年轻一代有有意义的事可做，过得好、有工作，其它也就无所谓了。
林徽因信中所说的“变化”，很快就到来了。
1948年12月，北京城战云笼罩。
中国人民解放军围城月余，傅作义部坚守城池，不战不和。
清华园地处西郊，与城内交通隔绝。校园内流传着各种消息，有人说城内的北大、城外的燕京已经停课多日，许多教授离京南迁。有人说，东单商场一带改筑机场，周围房屋拆掉很多，北京饭店屋顶掀了一层。还有人说，清华将迁入城内，与北大合并上课。学生中各种反应都有，进步学生为迎接解放做着各种准备工作；大多数学生已不能安心上课。
国民党政府拟就了北京各大学欲“抢救”的教授名单，梁思成也在被“抢救”之列。接他们的飞机停在南苑机场，胡适夫妇走了，梅贻琦走了，陈寅恪走了，但梁思成、林徽因留了下来，更多的人留了下来。
他们留下来，在自己熟悉的土地上，在自己熟悉的校园里，他们充满了期待。
物价飞涨，物质奇缺，金圆券贬值，教职工生活无保障。校长梅贻琦南行后，学校事物由校务会议的一干人维持。清华园内，人们对代理校务的人员意见丛生。校务会议主席冯友兰借清华人的一句老话发牢骚：“教授是神仙，学生是老虎，办事人是狗。”
没有人管理的清华处于“无政府”状态。
夜里，徽因睡不着，只听到平绥路上车辆声隆隆不断，那声音自北向南，彻夜不停。思成说，那一定是国民党军队在向南撤。
12月13日下午，清华园北边炮声响成一片。国民党中央军炮兵团开进了清华，在校园内的气象台安放了三尊大炮，学校体育馆以西一带戒严。
停电了。入夜，静谧的夜空里弥散着紧张不安的气息。一些教职工携儿带女卷着铺盖住进了学校的图书馆。因为图书馆的建筑坚固，可防炮弹的轰炸。
这一夜月色如水，新林院的人们虽然安居如故，但却忧心忡忡，彻夜难眠。
思成站在家门口，一边听着密集的枪炮声，一边自言自语道：“这下子完了，全都要完了！”他想起当年营造学社的创始人朱启钤先生说过的话：从历史上看，历代宫室，都难逃五百年一轮回的大劫之灾。传统建筑的木结构是经不起兵燹炮击的。
大战将至，他和徽因为北京城那些古建筑而忧心如焚。
12月19日，国民党空军出动，轰炸北京西郊解放军炮兵阵地。清华园多处中弹，燕大蔚秀园亦中弹。第二天，学校停课。在科学馆召开的教授会通过了校园遭轰炸抗议书。
学校大门口贴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三兵团政治部的告示，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将保护人民生命财产不受损失，保护学校寺院文物古迹不遭破坏。
这天早晨，女佣刘妈从自己的家里回到梁家，头两天她因家中有事回了远郊的成府村。
她一到梁家就讲起了她早上遇到“八路军”的事。
刘妈早上开门，看见村子里到处都是穿着草绿色军装的队伍。听邻居们说，队伍是半夜开进村子里的。可这么多人居然连一条狗都没有惊动，莫非真是天兵天将么？大冷的天，走在外边连手都伸不出来，可他们就依着胡同的土墙睡了半宿。看上去，他们的人马都很瘦。村里人看着不落忍，请他们进家，没人进，请他们喝粥，没人喝。就连喝碗开水，也是谢了又谢才接过去。
刘妈兴奋地对思成和徽因说：“我活了六十多了，可没见过这样的队伍。人家都说八路好，往常我就是不相信，今儿个我算是亲眼瞧见了。我出村儿的时候，瞅见一些城里人正排着队举着旗子欢迎队伍呢！”
徽因和思成兴奋地听着刘妈的讲述，好奇地向她询问有关这支军队的各样事情。
那是一个让人觉得要发生什么事情的夜晚，空气中流动着紧张和不安。张奚若领着两位身穿灰色军装、头戴皮帽子的军人来到了梁家。他们向梁思成、林徽因行着标准的军礼，自我介绍说：“梁教授，我们受解放军攻城部队的委托，来向先生请教，城里哪些文物建筑需要保护。请你在这张地图上标示出来，以便我军攻城的炮火能够避开。”
梁思成和林徽因激动了，他们顾不上多说什么，在两位军人带来的那张军事地图上一一标出北京市重要的文物古迹和建筑群落，那是他们视为生命一般宝贵的文化遗存。他们珍爱和熟悉那一切，几乎用不着多加思索和查阅资料，一处处需保护的文物古迹位置便被准确而详细地标示了出来。
临走时，一位军人对他们说：“请你们放心，只要能保护文化古迹，我们就是流血牺牲也在所不惜！”
看着两位不速之客匆匆的身影消失在夜色中，童年读过的《孟子》章句在思成的脑海里浮现了出来：“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他突然想起忘了询问来人的姓名。
夜深了，他和徽因长时间不能入睡，两位军人带给思成和徽因的感动长久地留在心里。“这样的政党，这样的军队，值得信赖，值得拥护！”
这是1948年12月。这一年，梁思成47岁，林徽因44岁。
§§万古人间四月天
我们的雄鸡从没有以为
自己是首领
晓色里他只扬起他的呼声
这呼声叫醒了别人
他经济地保留这种叫喊
（保留那规则）
于是便象征了时间！
——林徽因《我们的雄鸡》
